诸暨市网上车管所: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看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一)

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看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一)
万光碧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为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完善的。
      （一）萌芽与形成时期
      中国共产党“二大”到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萌芽时期。由于这时共产党还不是全国性执政党，因而这段时期的政党制度还处在理论层面，是在批判国民党一党专制基础上进行理想化探讨阶段，未经国家政权建设层面的实践检验，因而处于萌芽时期。
      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从学习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模式开始的,然而最初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尝试在中国的实践以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党专制，独揽国家一切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时代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专门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关系从过去的排斥其他党派而走向了主张与其他党派的联合与合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这表明共产党的党派合作由理论走向了实践。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作指导。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精辟的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提出了多党派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为党进一步正确处理和发展党派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的党派关系。
      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在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之时，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给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开辟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道路。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这种对政权中的党派作用进行原则性规定表明共产党对党派合作已经由理论探讨上升到地方政权实践层面了。毛泽东曾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由中共和各民主、进步的政党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建立新型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显然，共产党已经开始考虑把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由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策略层次，上升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性质的层次上来了。
      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经过充分的筹备，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层面进行合作的实践正式开始。新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理论上、法律上、实践上宣告了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党制度的正式形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原来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各界对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分歧很大，民主党派中又有人认为自身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无存在必要而预备宣告结束。毛泽东同志注意到苏联政党制度的弊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他说：要向大家讲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对民主党派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的口号，随后提到“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的概念，在中央统战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多党合作”的词语。随后中共“八大”宣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表明，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希望和切实重视同民主党派的合作的；同时也表明，各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反对党而存在的，而是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政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形成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二）曲折发展时期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理论的曲折发展时期是指1956年10月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到1982年9月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历史时期，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不断受到“左”的干扰又不断得到纠正，我国政党制度在曲折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时期。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但是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存在的社会基础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往往将其看成社会改造的对象而不是依靠对象。特别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民主党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组织也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民主党派存在的政治依据只是为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其政治作用大大地削弱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日趋紧张。随后，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与党外人士的紧张关系，并着手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各级政府机构中党外人士不断减少甚至“清一色”的现象。
      “文革”期间，社会阶层结构被打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遭到破坏，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力量也受到严重冲击，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相继被查封，致使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都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多党合作制度名存实亡。但中共领导人仍然坚持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的政策，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此后他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了这个精神。“文革”后期民主党派机关开始解冻，民主党派活动开始恢复，民主党派的政治命运有了一定改观，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即指导思想上、从理论上对民主党派和我国的多党合作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国建国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针对人们对民主党派性质及作用的分歧，邓小平在1979年第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的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首次对民主党派性质作出的科学概括，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多党派合作”这一政治命题，把多党合作提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认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多党合作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同时，中央要求全党“要认真地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切实地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使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从理论上全面恢复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

来源：《重庆行政》2009年第12月号
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网站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