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区面积:（毛泽东）渡江战役阻止美国出兵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49年4月20日至6月2日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三军联合组成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以及苏南、皖南、浙江大部、闽北、赣东北、鄂东南的广大地区。渡江战役的胜利，不仅宣告了蒋介石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还宣告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和利益”已成定局。顾忌于美国为挽救蒋家王朝的覆灭并维护其在华利益而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战争，我军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战前存有过分的顾虑和恐美情绪。在战役的进行中，由于美国出于国际环境和中国战场形势的考虑，也顾忌到其直接出兵导致的巨大困难，更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实施了正确的战争指导，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出兵干涉的图谋，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本文试就毛泽东在渡江战役中对阻止美国出兵所实施的战争指导加以分析和论述。
    政略上指导：扩大革命战争的胜利，迫使美国放弃“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的政略选择
    战略服从于政略，政略决定战略。善于从政略的高度，从高于战争本身的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经营、谋划和指导战争，是毛泽东战争指导的一大特征。渡江战役中，毛泽东也是从政略的高度进行战争指导，谋划制止美国出兵之策。他在1949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行这样的战争指导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判断。一是中国革命已经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一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在美苏对抗的世界背景下，中国人民只有壮大革命力量，不断取得革命胜利，才能使美国顾忌苏联反应而不敢出兵。二是断定帝国主义国家离开其在中国的走狗就不能进行战争，因为如马歇尔所言那样，“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付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在这样大的地区内，我们会卷进去继续付出可能更加巨大的代价，……我们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因此只有把美国的走狗和代言人——蒋家王朝及其军队坚决彻底地消灭干净，帝国主义才能“静待尘埃落地”而不敢出兵干涉。三是判断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忌惮于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中间蕴藏着巨大力量，认识到“中国人对侵犯主权之强烈及其民族主义思想，……皆使吾人不能采取上述途径。”根据解放战争几年来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毛泽东判断美国“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认为“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扩大革命胜利，才能使美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基于三点判断和理由，毛泽东大胆地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提出以扩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方式来阻止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企图的政略思想。
    在进行渡江战役时，毛泽东把这一政略指导思想贯彻到了战争指导的全过程。他在5月23日的作战电报中指出：“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要求主动攻击，扩大革命胜利，以我之进迫敌放弃出兵的企图。我军渡过长江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如何应对和阻止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毛泽东在5月28日做出的关于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中，第一条就要求：“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仍然要求扩大革命战争胜利成果，以壮大革命力量和实施坚决的作战行动来阻止美国出兵企图。
    战略上部署：预置足以造成震慑的应对力量，挫退美国出兵干涉的胆气和企图
    凡事预则立，弗预而废。“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是毛泽东战争指导思想的一贯体现，也是其制止美国出兵的战略指导的出发点。虽然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估计，“美国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在1949年初部署渡江战役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毛泽东认为这种准备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可能的美国干涉，“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另一方面是为了震慑敌人，阻止美国出兵图谋，“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渡江战役预想中，要求第二、第三野战军协力经营东南，第二野战军两年之内留于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四野战军1949年只经营湘鄂赣三省，暂不向两广前进，一旦华东有事，便于向东策应。认为通过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方式，预先准备好了对付美国直接出兵在长江交手的作战部署，就可能有效地震慑和阻止敌人出兵的企图。同时，为了防止美军在我后方袭击扰乱，在2月28日的作战电报中要求“第二十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特纵亦开该两处布防。”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我军做了严密的防范准备，使敌人产生严重的忌惮心理，在实际战役开始时美军没有出兵干涉。
    在渡江战役进行过程中，毛泽东更是特别强调在做好能够震慑敌人出兵准备的情况下再扩大胜利成果，要稳扎稳打。在5月23日的电报中，他要求“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但“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因为“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毛泽东十分重视二野这种震慑力量的作用，要求它不要过早地向南推进，只有当“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已消失”时，“则二野就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当“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时，毛泽东在5月28日的作战电报中要求“预防美帝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特作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正是由于作了严密的部署，使美国产生了忌惮，才有效地阻止了其出兵的图谋。
    策略上运用：据理而又审慎地处理涉外军事和侨民问题，不给美国以扩大事态的藉口
    正确的政略战略确定后，需要有策略上的配合。在有理有利有节基础上，坚持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的原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的一贯策略思想。渡江战役中，毛泽东对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是非常谨慎的，认为要阻止美国出兵干涉，既要采取不示弱的原则，以坚决的回击震慑敌人，以阻止其把擦枪走火的个别战斗行为扩大为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也要“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给美国军事干涉造成口实。他在5月20日答复总前委关于如何对待进入黄浦江的外舰的作战电报中指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同时也指：“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由于在渡江时美国军舰早已从长江沿线撤走，毛泽东这一策略思想没有在与美国军事冲突上体现出来，但在处理和英舰“紫石英”号冲突事件时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21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进入我渡江作战区域之后，毛泽东在作战电报中指示：“我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装作不知道是外舰”，要求以坚决的回击显示我之作战决心，震慑敌人，阻止敌人扩大事态的企图，同时也强调“但如该外舰对我渡江在实际上无妨碍，则可置之不理，不去打它”，要求掌握策略，不扩大事态。在事件发生后，他在给总前委的指示中指出：“英军紫石英号事件，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在后来英国有把事件升级，威胁“派遣航空母舰作有效之反击”时，毛泽东针锋相对发表《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严厉的驳斥了丘吉尔的战争威胁，以我之坚决决心遏制其扩大事态出兵干涉的企图，使英国人认识到“在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前几小时，英政府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驰，显然是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愤怒的”，“派遣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
    为了阻止美国出兵干涉，毛泽东不但从策略出发要求部队“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还要求正确处理和对待美侨，不给美国以扩大事态，进行军事干涉的藉口。渡江战役开始后，在毛泽东首肯下，周恩来在一份作战电报中规定，“在战场上，由于外国军队、军舰、空军及手持武器的外国人参加战斗行动，我们应该实行自卫，但同时，必须报告野战军前委转报中央，请求指示”，同时也要求“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要求“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毛泽东认为把处理外侨问题的权限放在中央军委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策略上的失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侨民问题上处理失当而给美国出兵造成藉口的机会。在随后4月28号一份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对于我军官兵在处理外侨过程中出现的失当行为，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加强教育，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美国也不会轻易地扩大事态的，“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来配合政略和战略上的行动，就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出兵干涉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