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夜班保安招聘:《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之 靖国神社中的“三羽乌”

　　三羽乌，日语是三只乌鸦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会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是：陆军大学校23期军刀组成员：永田铁山；同期军刀组成员：小敏四郎；陆军大学校25期毕业生：冈村宁次。

　　又是一年的岁末，那个充满着耻辱、哀痛和悲愤的日子，再次穿越历史，来到国人的身边。72年前的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当每年凄厉的警报声不绝于耳，当30万同胞的累累白骨，时时在眼前浮现时，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在此时此刻，就是这一惨案的始作俑者，他们，仍然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Yasukuni Jinja，靖国神社，一处坐落在日本首都，受万生唾骂之地。尽人皆知，在这里，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4名甲级战犯；在这里，经常会上演日本政坛人物前来参拜的闹剧；在这里，日本的右翼势力每年还在鼓噪“大东亚共荣圈”，试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与此同时，也许，还有您不知道的。

　　在靖国神社“供奉”着许多日本战犯的照片。比如关东军总司令、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酒井直次中将。这个酒井直次是谁？他就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第一个被干掉的日军师团长级军官，第13军第15师团的师团长。

　　酒井直次是在浙赣会战中，被地雷炸死的。

　　还有大家都不陌生，日本海军大将，偷袭珍珠港的幕后黑手——山本五十六。他是在所罗门群岛的上空，被美军战机揍下来的。

　　酒井直次、山本五十六这些指挥战役的日本高级军官，战后被划归为乙级战犯。实际上，除了14名甲级战犯以外，还有2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同样跻身于靖国神社。那么，丙级战犯，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最令人发指的一篇报道：南京大屠杀当天的《东京每日新闻》头版——两个日本军官手拄军刀，狰狞而立。配图标题是“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对野田105”。这两个人，就是在南京展开杀人竞赛的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战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被处以极刑，同时被划归为丙级战犯。而就是这么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们的名字，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之中。

　　也许很多人认为，所谓供奉，指的是设置死者的骨灰或者牌位。这些，靖国神社里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一个写在《祭神簿》中的名字，一个名字为“一柱”。那么，在这个标榜着祭祀“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的地方，到底有多少柱呢？2466532柱。而其中，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死者人数，就占到了将近235万！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靖国神社一向被东亚各国视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为什么靖国神社被军国主义分子视为精神圣地和招魂所？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军国主义的幽灵卷土重来！

　　军国主义，Militarism，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个字眼，总会自然而然地用到Infamous：臭名昭著这样的形容词。但是，到底什么是军国主义？这样一个给日本人民、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疯狂体系，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在日本获得了存活，并攫取到自身发展的空间和土壤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军国主义这头血淋淋野兽的面纱。

　　日本目前面额最大的纸币一万日元上面印着的这个身穿和服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这位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游历欧美的私塾教师，其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思考，正是以追求“尊王、开国”为目的，全盘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的最好注脚。

　　《文明论概略》这本小册子，是福泽渝吉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福泽渝吉指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则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到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这种思想，很快就演变成为了日本的“战争合理论”。也正是在这一年，日本入侵琉球。 　　1885年，福泽谕吉又发表了一部名篇《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直到今天在日本仍然大受推崇。其核心观点就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

　　当时的西洋文明是什么？殖民主义和侵略政策！在这篇文章中，福泽谕吉直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那么，邻国指的是哪里呢？福泽谕吉生怕说的还不够直白，他赤裸裸地指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行动上追求全盘西化，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近代社会呈现出的一个典型特点。20世纪初的日本，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西方学术机构相继建立，鹿鸣馆的权贵名媛们正以说英语、听歌剧、喝咖啡、吃西餐、与欧美人士通婚为骄傲。有历史学家曾经尖锐地指出，福泽谕吉的著作，不仅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达了揪着头发也要脱离亚洲的决心，同时更显现出了“吞亚”的狼子野心。

　　这种野心，很快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这场变革，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一直是国家的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1869年，明治维新的第二年，日本就开始正式建军。当福泽谕吉写出《脱亚论》的时候，日本军部的10年扩军计划已经实施完毕，现代化的陆海军初现轮廓，一整套军事教育体系已经建立完毕。其中最著名的军事院校，是两座：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74年正式建立，是初级的军官学校。注重向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忠君思想，以严格方式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学制三年。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这所学校培养的是高级参谋，以及将军、大佐，也就是大校级的高阶军官。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获得由天皇钦赐的军刀，所以又称“军刀组”。

　　今天，但凡是我们叫得出名字来的战犯，无一不是陆大毕业，其中很多还都是“军刀组”的成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陆大一期优等生代表：东条英教。

　　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儿熟吧？没错，这个东条英教就是东条英机他爸，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官拜至中将。而他的儿子东条英机，则是陆大27期的毕业生。

　　今天，当大家在探讨日本近现代史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引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作品《菊与刀》，来描述当时日本奉行的社会准则：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代表着“忠君”和隐忍；军刀，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代表着“尚武”和扩张。而从天皇向日本陆军大学的优等生赐发军刀这样的现象来看，菊与刀，还分得开吗？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这实际上，是把幕府时期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将军尽忠的原则，兑换成了军队对天皇的尽忠。1890年，皇室又颁布了《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军队扩展到了全体国民。要求国民，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而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以求“玉碎”。

　　这样的原则，荼毒了整整一代日本人。孩子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残酷的军事化教育，而到了战场上，为天皇尽忠的“玉碎”场面更是随处可见。美国的随军记者在琉璜岛战役中真实地记录许多玉碎的照片，在不可逆转的战败命运面前，多少日本士兵和平民，都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但这样的“玉碎”，难道不是毫无意义吗？

　　在行动上追求西方式的船坚炮利，一心向外扩张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建设方面，可绝没有那么迅速。1885年，内阁制在日本确立，但直到明治维新50年之后的1918年，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内阁才正式成立。

　　而日本的政党内阁，从建立之初，就注定只是一个摆设。因为在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体制内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只能由现役军人担任，外务大臣不得由执政党安排。也就是说，政府中三个最重要的职位，政府却没权作主。而即便就是这样的摆设，也没能维持多久，1921年，首相原敬被刺身亡。

　　原敬，日本第19任首相，但与之前18任首相都具有军方背景不同，他是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学法律的，一心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讲究遵守契约精神。他为什么被杀？我们在靖国神社关于对《九国公约》的介绍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靖国神社中对于《九国公约》是这样介绍的：1921年，由美国出面，邀请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达成《九国公约》。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注意下面的这句注解：该公约无视中国的时局和须履行的外交义务，成为日后引发诸多问题的诱因。

　　这完全是强盗的逻辑！所谓诸多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从而引发了国内强硬派的坚决反对。当年的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一刀捅死。

　　凶器，是在车站旁边的五金店里买来的一把白鞘短刀，凶手是铁路雇员中岗艮一。一个普普通通的铁路职工，光天化日之下刺杀政府首脑，他哪儿来的胆子？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政治谋杀，背后指使的人是谁，原敬自己其实很清楚。在日记中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之外，参谋本部的军人们，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不论什么事都反复强调统帅权问题，这还不足以令人忧虑吗？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

　　只可惜，原敬是没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口了。他还没来得及扫除弊端，自己先丢了性命。刚刚在日本冒头的民主政治，就被这样一把白鞘短刀斩杀。那么，原敬在日记中提到的参谋本部中的军人们，都是些什么人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到德国的温泉疗养胜地——巴登巴登。

　　温泉中不可能飞出真的乌鸦，但却孕育出了比乌鸦更加不详的军国主义组织——“巴登巴登集团”。这是一个由11名日本驻外武官组成的军阀集团，为首的是三个陆军少佐，人称“三羽乌”。

　　三羽乌，日语是三只乌鸦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会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是：陆军大学校23期军刀组成员：永田铁山；同期军刀组成员：小畑敏四郎；陆军大学校25期毕业生：冈村宁次。

　　乌鸦，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作灾难，而在日本文化中，却代表着精英。这三个年轻的日军少佐，正是当年日本陆军的骄子。就在原敬首相在国内遇刺的前一周，他们就这样光着屁股，泡在外国的蒸汽浴室里指点江山，侃侃而谈。为了防备“隔池有耳”，浴室外面还有个放哨兼递烟的。这个跟班儿的又是谁呢？陆大27期毕业生：东条英机。

　　需要有人给把风，说明这是一次秘密的聚会。而这三只“乌鸦”，的的确确地是在“认真”地讨论着国家的未来，酝酿着一场“革命”。那么，他们都酝酿出什么了呢？

　　什么都没酝酿出来。三个只凭一腔热情，而毫无政治概念的年轻军官，泡得都快虚脱了，只提出了两条见解：一、陆军人事有派系，长洲藩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二、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打破。

　　就这么两条不伦不类的见解，何以成就了“三羽乌”？关键在于，就是在这次聚会上，这三个少佐还笼络了其他8个驻外武官，组成了巴登巴登集团。除了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之外，还有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和矶谷廉介。

　　清一水儿的战犯，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阀集团，核心骨干都在这里了，后人称为昭和军阀集团。请注意“昭和”二字——巴登巴登聚会的内容如此浅薄，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却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全因为在这个军阀集团的背后，有天皇在挺它。 　　1921年3月，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出访欧洲。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日后巴登巴登集团名单上的驻欧武官，都在受邀之列。而也正是在这次出访中，裕仁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其他的东西，他什么都没买。

　　这尊拿破仑的半身像，就一直摆在裕仁的书房，这个个头不高的皇太子，就这样天天盯着个头同样不高的拿破仑塑像，打着自己的算盘。此时，在他的手下，已经笼络了一批野心勃勃，狂热好战但又缺乏思想的少壮派军官。没头脑不要紧，裕仁已经替他们想好了。

　　1921年11月，裕仁顶替病重的大正天皇，当上了摄政王。新年刚过，1922年的一月，裕仁就在皇宫东面的宫廷气象台，开设“大学寮”，集中起“愿意为理想而献身”的少壮军官，听取有关大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课程。讲师，是有“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之称，战后被判为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而教材，则是一本小册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也叫《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这部大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列为禁书，但是今天，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易地下载到它的日语全文。如果以通常的五号字来显示，是34页，一部中篇小说的长度。但就是这样不长的一份纲领，却成为了日本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圣经”。而它的完成地，是在中国的上海。

　　1919年1月18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操纵的巴黎和会召开，会上，列强们不仅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正义要求，还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同年5月4日，北平爆发大规模学生游行，抗议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迅速席卷全国，6月6日，上海工人罢工、紧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各地相继相应，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被罢免，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的和约上签字。

　　而这一切，把当时正在上海居住的一个日本人吓倒了。他用颤抖的手写道：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还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这个人，叫作北一辉。

　　北一辉，原名辉次郎。1911年受辛亥革命鼓舞，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进程。这个时候的辉次郎崇尚的是民权革命，他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名字也改成了北一辉。在他死后，他墓碑上的刻字，还是蒋介石的幕僚长张群题写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五四运动中，蜕变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1919年8月，大川周明来到上海，见到了北一辉。眼前的景象，让大川周明吃惊不小，在上海的一个狭窄、阴暗的亭子间里，北一辉喝着清水，就着米饭团，正在苦心炮制着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就是《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天，两个人深谈了一夜。第二天，大川周明带着已经完成的七卷《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返回日本。次年，北一辉带着新鲜出炉的大纲第八卷《国家的权利》回国，加入了大川周明成立的法西斯组织“犹存社”。那么，在这第八卷中，北一辉写了些什么呢？

　　“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1920年7月，北一辉的这些理论，刊载上了犹存社的机关杂志《战争呼声》，并演变为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

　　而刺杀原敬首相的凶手中冈艮一，就是《战争呼声》杂志的狂热读者。1922年，由日本皇室出版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皇宫的“大学寮”。北一辉疯狂鼓吹的“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合理”等等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迅速派上了用场。

　　1923年9月1日，日本本州岛中东部发生里氏7.9级大地震，死伤20多万人，财产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关东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地震发生后，中国迅速伸出援手，捐助了大量的赈灾物品，连梅兰芳都举行了义演，为日本灾民募捐善款。但是，中国对于关东大地震灾区提供的无私帮助，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换来的，却是日本关东军的蠢蠢欲动。而此关东可非彼关东！

　　关东大地震的关东，指的是日本东京、横滨、神奈川一带；而日本关东军所盘踞的关东，则是不折不扣中国的领土——辽东半岛。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夺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1919年正式成立了关东军。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垂涎已久，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扩大满蒙利益”更是在日本的政界、军界内部甚嚣尘上。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对于自然灾害的反思就是：日本国土太小，资源太少，自己没有的，就要到国外去抢！而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正是抢掠的最佳地点，甚至，化为己有！因为北一辉在他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早就指出：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

　　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米饭泡出来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流毒深远，从1919到1929年的十年间，以军人为骨干的法西斯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日本疯长。1926年12月25日，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由皇室豢养着的少壮军人势力，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迅速崛起，“乌鸦”们的羽翼已经丰满，即将给世界笼上灾难的阴云。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列车，被日本关东军炸为两截。挑动战争的大棍就此举起，而这一棍，连带就扫翻了日本的田中义一内阁。

　　田中义一这个名字，中国人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1929年，南京《时事月报》上披露了一份文件：《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在这份《田中奏折》中，赫然写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

　　《田中奏折》一出，举世皆惊。欧美的评论界直接认为：这就是日本版的《我的奋斗》。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国内，却仍有很多史学家跳出来说：这份《田中奏折》不存在，是伪造的，因为奏折中的行文格式，不符合昭和时代的公文规范。这，可真是有些掩耳盗铃，弄巧成拙了。

　　田中义一，日本陆军大学校8期毕业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当首相之前官至陆军中将。早在1907年，他还是少佐的时候，就参与制定了当时的《日本帝国国防指针》。

　　这份指针里是怎么说的呢？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8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那些一叶障目的日本史学家们，你们可以说田中义一没写过那篇奏折，但是，看看军界一脉相承下来的战争思想和实际行动，有哪一条和奏折当中的方针不吻合呢？

　　1927年，南京北伐革命军武力回收了英国租界，田中内阁马上召开长达11天的东方会议，商讨对策。因为“南京事件”在他们看来，对于日本在满蒙的殖民经营，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不过，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商讨出来的《对华政策纲要》，并没想过要炸死张作霖，而是正好相反：要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起亲日政权。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但关东军可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武力解决，干掉张作霖，趁乱一举夺占全东北。

　　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衔。皇姑屯事件的直接策划者。东方会议召开的时候，他也在场，不过身份只是时任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的随员。

　　河本大作是陆军大学校26期毕业生，当年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的时候，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但就是这么一个在东方会议上连发言资格都没有的跟班儿，居然擅自行动，坏了田中义一的全盘计划。难怪事后田中义一会骂出了巴格牙鲁——愚蠢的混蛋这个词，他说河本大作“简直是竖子不懂父母之心”。

　　而河本大作的回应也简单：田中老贼出卖了军部！

　　皇姑屯事件让田中义一恼羞成怒，他跑到天皇那里去告御状，并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他就发现，这保证根本兑现不了。因为河本大作的后台，不仅是关东军，而且是整个军方。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站出来说：炸死张作霖和大日本帝国陆军没关系，谁说有关系，就是往陆军脸上抹黑！

　　当过陆军中将的田中义一，怎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他只能重新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

　　1929年7月2日，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同年9月，这位内阁总理大臣就死了，大家都说，他是被吓死的。不过，也许他到死也不知道，围绕在天皇身边的那个军阀集团，在巴登巴登泡澡的时候，就定下了扳倒长州藩的目标，而田中义一，正是长州藩的代表人物。

　　一个河本大作，一个看似独立的阴谋，就这样掀翻了整个内阁。自皇姑屯事件起，日本军部左右国内政治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下克上”成为了日本政治、军事领域的常态。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军国主义”的含义了。在《辞海》中，对这个词是这么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而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在日本的辞典中就变成了“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田中义一“不战而屈人之兵”一类的幻想，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根本行不通了。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最真实的表现。

　　还记得那个一直担心军部独立统帅权问题的首相原敬吗？他没有来得及清除弊端，就死在了狂热右翼分子的刀下，身后只留下了东京车站里面的一块纪念牌匾。而离他遇刺还不过十年，东京站里，又多了一块牌匾，这回死的，是田中义一的继任者——日本第27任首相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经在日本大藏省工作，历任大藏大臣、内务大臣，是沿着政党政治的模式，一路走上来的。

　　滨口雄幸上台的时候，正赶上经济大萧条横扫全球。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滨口内阁决心紧缩财政，协调外交，而这一政策，也就成为了他的死亡判决书。 　　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美国强调日本海军的大型舰只，只能是英美两国的60%。而日本军界则一直要求，把这个比例提高到70%。

　　经济灾难当头，哪儿有那么多钱来养军舰？滨口雄幸是公务员出身，他很想借这个机会达成裁军的协议，来缓和处于灾难中的日本国民经济。但现实也要求他必须小心翼翼，照顾军部的情绪。当时参与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写给内务大臣牧野伸显一封30多页的信，一点儿一点儿的解释在会议上的讨价还价。

　　伦敦海军会议上的谈判异常艰苦，最终，滨口内阁与美国达成了日美妥协案，美国同意，日本拥有舰只的总吨位，可以达到美国的69.75%。

　　就差0.25个百分点啊，日本军部就炸了，指责滨口内阁轻率决定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是明目张胆地“侵犯统治权”。对于这种全然不顾事实、不理时局的发难，滨口内阁顶着压力，还是签订了《关于限制和缩减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伦敦条约》。要知道，伦敦海军会议，本来目的就是要裁军的。

　　于是滨口雄幸只能死！1930年11月14日，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遭遇枪击，次年8月26日，因伤口感染而死。

　　刺客是右翼青年，法西斯团体“爱国社”成员佐乡屋留雄。但这样一个刺杀政府首脑的凶手，却并没有受到惩罚——1933年，他收到了死刑判决，但不立即执行，第二年就减刑到了无期。1940年，这个人居然就被放了，直到1972年病死。

　　根本无法想象吧？但如果揪出佐乡屋留雄的后台，就好理解了。给黑龙会撑腰的，是日本皇族，东久迩宫亲王。而这个东久迩宫亲王又是什么来历呢？他是陆军大学校26期毕业生，与南京大屠杀幕后主使朝香宫鸠彦亲王是同期，与河本大作，也是同期！

　　一个首相被吓死了，一个首相被打死了，昭和时期的头两任内阁就这样完蛋。没有办法，只能请出大正时期最后一任首相若槻礼次郎，再次组阁。这个若槻礼次郎倒是个“聪明人”，两个前任的命运告诉他，军部的事儿，你内阁最好别问。反正军队有什么决定，也肯定不会问你。果然，若槻礼次郎上任不久，关东军再度自作主张起事，这次的事件，叫做“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夜间10点20分，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距奉天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段不到一米的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尸体放在现场，作为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爆炸的同时，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不到半年，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九一八”事变，在西方被称作是“一夜战争”。这个行动，日本内阁肯定事先是不知道，更出格的是，连日本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不知道，这完全是关东军自创的行为。幕后主使是谁呢？“三羽乌”的绰号再次显现。而这一次登场的是“关东军三羽乌”。

　　陆军大学校24期毕业生土肥原贤二；28期毕业生板垣征四郎；30期毕业生军刀组成员：石原莞尔。

　　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但石原莞尔却没有受到追究。而且非常不可思议的是，石原莞尔曾经冲到了法庭，要求把自己定为战犯，但是没人理他。但实际上，这个石原莞尔，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首犯！

　　今天，在日本皇宫的秘密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一份《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这份被列为“最高机密，应急计划”的提案，曾让天皇裕仁赞叹不已。提案的原件我们搞不到，但其要点我们很清楚，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份提案的要点已经作为国策，列入了修订的《帝国国防指针》：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

　　这份提案的作者，就是当时的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日本琢磨满蒙不是一天两天了，从石原莞尔提案的要点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是，这份提案的确不一样，因为它有根据、有计划、有目标。

　　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被调任到关东军做参谋。一踏上东北辽阔而又肥沃的土地，石原莞尔就傻了。一连8个月，他把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和与关东军老兵聊天上面。而为了制定提案，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足迹踏遍东三省。各种复杂的作战方案，都慢慢理出了头绪。而最终目标，也逐渐清晰。

　　在提案中，石原莞尔提出了“七总督统治中国”的方略，即：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由西方总督，广东由南方总督，重庆由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

　　疯狂吗？疯狂之至。虚无缥缈吗？从抗日战争艰苦的历程来看，日军侵略中国的方向，正是沿着这个提案进行的。就连西方的军事专家也承认：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更是日本陆军中最为刻苦、最为拼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正如金一南少将在他的著作《苦难辉煌》中所指出的：这些日本法西斯分子，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三呼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日本有个著名的指挥家，叫做小泽征尔。音乐迷们可能都知道，这位大师出生在中国沈阳，因此，有的媒体总爱说：小泽征尔跟中国有缘。但是在我看来，话咱以后还是别这么说的好。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当年是伪满洲国的官员。他为什么给儿子起名叫小泽征尔呢？因为他崇拜关东军里面的两个人，所以从这两个人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来给孩子命名。尔：就是石原莞尔；那么征呢？板垣征四郎。

　　作为关东军“三羽乌”中的灵魂人物，板垣征四郎曾经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形象不怎么样，阴险狡诈，一脸狞笑。不过，据接触过板垣征四郎的人回忆，板垣平时非常注重形象，讲话细声细气，总会给人以温文尔雅的形象。但实际上，在侵略扩张的实施方面，板垣所扮演的，永远是“急先锋”的角色。关东军中，有“石原之智、板垣之胆”的说法。九一八事变之前将近一年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就向上级申请过两门准备轰击沈阳城的巨炮。那拨给他这两门炮的上级是谁呢？就是巴登巴登三羽乌的老大、昭和军阀集团的头目永田铁山。

　　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就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不扩大事态的决定，并把电话打到了板垣征四郎这里，指责他犯上。而板垣当场就给了一句硬邦邦的答复：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是军部真的要打吗？没有。九一八前的三天，日本军部还召开了陆军三长官会议，讨论满蒙问题。会议的结论是：全面出兵满蒙，国内外的时机都还不成熟。为此，会议特别派出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中国东北，安抚关东军要“隐忍自重一年。”

　　但这个建川少将是怎么走的呢？他有飞机不坐，而偏要先坐船，再坐火车，晃晃悠悠地去东北。与此同时，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太郎已经给石原莞尔发了电报：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一切都清楚了，这批少壮派军人早就谋划着要自行起事，9月21日，驻朝鲜日军司令林铣十郎又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派兵支援关东军。日本军队中等级制度森严，对于不听话的下属，上级是动不动就要抽大嘴巴的。但对于这样“出于”爱国心，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下克上”，日本军部只敢和那位慢吞吞的建川少将一样，睁一眼闭一眼。而至于天皇本人，更是乐得让这些年轻军人去冒头，而他自己，则躲在皇宫的书房中，望着拿破仑的半身像出神。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9月21日，国际联盟正式接受了中国代表的申诉，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满洲调查。而日本军部捅下的娄子，只能由日本内阁来擦屁股。因为没能阻止国联派出调查团，若槻礼次郎内阁在12月11日就集体辞职，改由70多岁的老臣犬养毅出山，担任首相组阁。而过了不到半年，犬养毅就死于非命。日本电影《动乱》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事件。

　　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着另外十名青年军官，闯进内阁总理大臣官邸，把首相犬养毅团团围住。犬养毅刚讲了一句：你们要干吗？有什么事都可以说一说。军官们就扣动了扳机。犬养毅当场被乱枪打死。

　　据日后这些青年军官的交代，挨了第一枪之后的犬养毅没有马上死，挣扎着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把皮鞋脱了吧。但这些青年军官是来要他命的，谁会想到进屋要脱鞋呢？

　　犬养毅，号木堂，是历经过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三朝老臣。他首次入阁的时间是在1898年，那个时候，这11个来杀他的青年军官，还都没生出来呢。

　　谁曾想，在这些个娃娃面前，犬养毅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居然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凶手们受到了日本国民的举国称颂，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军官们宽大处理。11万多封表示支持刺杀行动的信件，雪片一般地飞到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其中还不乏很多姑娘们的求爱信，表示“嫁就要嫁这样热血的人”。

　　还有更狂热的。陆军省收到了11个酒精瓶，里面泡着11根手指头。随瓶附有信件一封：这些军官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而真正“牺牲”了的犬养毅，不仅在77岁挨了枪子，命丧黄泉，而且还晚节不保，被骂成了卖国贼。为什么？还是为了满蒙问题。

　　日本经常会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搞搞动作，在日本教科书中有一张照片。照片最右边的是孙中山，而坐在正中的，就是犬养毅。站在犬养毅身后的，是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南方熊楠，他是通过孙中山的举荐，成为犬养毅的助手的。

　　孙中山在亲笔举荐信中，尊称犬养毅为犬养木堂先生，可见十分尊重。两个人的确是好朋友，每当孙中山落难，犬养毅就会为他在日本奔走斡旋，为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因为此，犬养毅在当上首相的时候，仍旧和南京政府中的很多要人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

　　通过多年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和对中国的了解，犬养毅深知军部那种妄图“蚂蚁吞象，夺取满蒙”的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组阁之后，犬养毅决心玩一次悬的，他向南京秘密派出了特使。

　　派特使干吗呢？与南京政府谈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向南京方面摊牌：本届内阁不会承认于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犬养毅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方案是：承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形式领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实质性地支配东三省。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犬养毅当年不遗余力地结交孙中山，助力中国革命，其目的，无非就是为日本在中国多争夺一些利益，实质上控制满蒙地区罢了。但是，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忘了，他所要面对的，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只知道用刀枪讲话的军部，以及一个被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了很久的国家。他自己的内阁。就不干净。派往南京特使向日本国内发回的所有电报，都被当时的内阁官房长扣下了，随后，这些电报的内容，又被迅速地通报给了少壮派军官。如此一来，“五一五事件”发生已是必然。

　　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军衔是大佐，掀翻了一个田中义一内阁；九一八事变，悍然出兵的板垣征四郎是大佐，石原莞尔是中佐，搞垮了一个若槻礼次郎内阁；而到了五一五事件的时候，居然是一帮尉级军官，就把犬养毅内阁连锅端掉。到了这个时候，日本政界已经没有什么人还能拦得住昭和军阀集团了。就连天皇自己也没了主意，只能求助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

　　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提供的西园寺公望备忘录里面，记录了在五一五事件之后，天皇要求他帮助推举新内阁人选的要求：首相要是一位正直、能力突出的人，内阁由一党掌控，或是多党联合执政，都无所谓。

　　这叫什么要求？西园寺公望本人曾经担任过日本第12、14任首相，他在日本政界的资历比犬养毅还要老，但那又怎么样？五一五事件中，他的官邸和私宅也都受到了攻击。面对天皇扔过来的烫手山芋，西园寺公望最终举荐了一名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的内阁呢？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

　　举国一致干吗呢？举国一致发动战争而已。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以40票对1票通过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九一八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日本应退出满洲。可想而知，对于这份声明投出反对那一票的，只有日本。当时的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冒出一句日语：撒油那拉，就走出了会场。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后来，这个松冈洋右当上了日本外相，与德意签订轴心国条约的是他，公开发表“大东亚共荣圈”言论的也是他。1933年，由于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表现，松冈洋右在回到日本后，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欢迎。对于五一五事件后的日本，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日本全国都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气氛，那将导致政府走向极端的形式,最后是整个国家的自杀。

　　《青年日本之歌》就是刺杀犬养毅首相的凶手、三上卓中尉写的，是著名的右翼歌曲。而就在这首歌几乎成为了当时日本的励志歌曲，全民虚张声势的时候，1936年，这首歌被禁了。因为天皇急了，“你们还要再杀多少人，才肯罢休？”

　　任何人，哪怕是军方的，只要对侵略扩张的政策稍有一点阻碍，都会被这台战争机器碾得粉碎。后浪总会推前浪，一心要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飞扬跋扈的少壮派们，已经习惯了用刀子解决所有问题，小乌鸦们要对老乌鸦们动手了。

　　1935年8月12日，日本陆军第43联队中佐相泽三郎，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闯进陆军省军务局长办公室，几刀砍死了“三羽乌”首领永田铁山。

　　当年裕仁即位，身后全靠着以永田铁山为首的巴登巴登集团，帮他掌控着军队。而当永田铁山被杀的消息报来的时候，这位天皇连眼睛都没有眨，平静地问了侍从一句：“我今天照常游泳，你看行吗？”

　　如此重要的乌鸦，怎么突然之间就如此的不招待见？原因很简单：永田铁山认为日本还远没有做好和西方对抗的准备，军部不应该总是把“和苏联决一死战”这样的蠢话挂在嘴边。作为军务局长，这种消极的态度“很该死”。军队是这个意思，天皇也不便反对。

　　但天皇裕仁很快就尝到了这种纵容行凶的苦果。1936年2月26日凌晨5点，以陆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一、三连队、近卫兵团第三联队为主，近1500名青年官兵高唱着《青年日本之歌》，对首相官邸等几处政府枢要部门，同时发起了攻击。杀死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首相冈田启介躲过了一劫，原因是袭击官兵们认错了人，杀了他的女婿松尾传藏。那一天，东京下了30年未见的大雪，那一夜，血红雪白。

　　军官们打出的旗号是“尊皇讨奸”，清君侧。这一清倒是彻底，把君侧给清干净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除了杀人，军官们还发表了《崛起宣言书》，宣称天皇的身边都是腐败误国的阁僚，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为此，他们希望以此行动，上达天庭，与天皇对话。

　　“对什么对！”裕仁盛怒，“如此残暴的军官，杀害朕的股肱老臣，马上镇压！”又一幕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圣命已下，军部居然不行动。陆军高级将领们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然后拿着会议结果去和叛军谈判，会议的结果即《陆军大臣告示》。

　　告示分为五点，其中开篇就是：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云云。告示最后提醒，诸位还是赶紧带兵，各自回营吧。

　　要不是因为叛乱军官们太过嚣张，声言新内阁不产生，他们不撤兵，二二六兵变的这些元凶们，可能还真被陆军放跑了。这回天皇拍了桌子：“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快快备马！”拍完桌子，裕仁又狠狠地加了一句：“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统帅叛军的一共有17名少壮军官，其中最高官衔的只是大尉。他们口口声声地要“尊皇讨奸”，但实际上，以他们的身份，是连见这些“奸臣”的资格都没有的。这些被讨伐的，到底都是什么人呢？

　　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支持裁军；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不主张与西方动武；藏相高桥是清，致力于削减陆军预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兵变发生后，海军在第一时间派遣舰队进驻东京湾和大阪湾的原因。而陆军之所以不敢妄动，是因为在这些兵变军官的背后，有“大日本皇军”说法的缔造者荒木贞夫大将、原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原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大将等等的支持，而这些军官所苦苦追求的是什么呢？军部独裁。

　　说到底，二二六兵变，其实只是昭和军阀集团内部的不同派别，为了争权夺利，掌控军部而导致的一次“狗咬狗”。有这些青年军官们冲在前面，真正的乌鸦们却躲在暗处，清除异己，攫取利益，当叛乱青年军官们的皮靴，踏过一具具尸体的同时，他们自己实际上都成为了军阀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兵变很快被镇压，叛乱军官们不是自杀，就是被处以极刑。而和这些年轻军官们一块儿被枪毙的，还有他们的精神领袖，“呕心沥血”想要改造国家的北一辉。

　　二二六兵变，被定为谋逆。但兵变的目的，却已经达到了。通过之后的肃军运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基本结束了派系倾轧，开始集中全部力量对外扩张。被杀掉的高官们血还未冷，1936年3月，日本就废除了政党内阁，政治权力完全被军阀、官僚和财阀垄断，形成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次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侵略者们幻想了几个世纪的“八紘一宇”，终于随着疯狂的“大东亚圣战”，把日本带上了一条不归路。

　　今天，当我们在控诉军国主义累累罪行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在近现代史中，能够被冠以军国主义头衔的，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在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封建统治、藩阀割据、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理论相互混杂，最终养出了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怪胎。

　　而当和谐、友好在新世纪中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全世界都应该警惕军国主义的阴魂，在日本还远远没有消散。战犯们依然堂而皇之地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军方、政界美化侵略战争的叫嚣，仍旧此起彼伏。怪胎没有消灭，其中是否还会飞出“乌鸦”呢？

　　值得人们深思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