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达芙妮专卖店:唐代的特种工艺镜 文物考古论文 中国期刊资讯网

　一. 小 引
　　唐代，特别是从高宗至德宗（650～805年）的一百五十余年，铜镜艺术灿烂辉煌。玉成唐镜的因素自有种种，关于造型的丰富、构图的自由、题材的纷繁、原料的精纯、铸造的考究{1}，本文不再缕述，以下，要讨论的是施之镜背的特殊装饰方法，包括螺钿、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背、银背等镶嵌的做法和鎏金。对于唐镜艺术的灿烂辉煌，它们至关重要。
　　在当代中国业界，习惯将制作精细的工艺美术品类称为“特种工艺”，故而，本文把以上述方法装饰的铜镜称为“特种工艺镜”。
　　
　　二. 螺 钿
　　螺钿即在装饰面上，先髹涂大漆，再于漆地上贴嵌蚌片以为图案，然后打磨平滑。这本是古老的漆器装饰方法，已见西周的实物。但若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用螺钿之法装饰铜镜，不仅应当是唐人的创举，而且恐怕也只见于唐代。在河南与陕西，纯嵌蚌片的螺钿镜已经屡有出土，如三门峡唐墓（安禄山圣武元年，756年）的盘龙镜（封二，图一）{2}、 洛阳涧西唐代合葬墓（乾元二年、兴元元年，759年、784年）的人物镜{3}、 西安郭家滩唐墓（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人物镜{4}。其中，名气最大、也最精美的是洛阳涧西合葬墓里的那面（封二，图二），其图案为二高士弹阮、饮酒，他们携女侍，坐在花树之下、山石之间，天上有皓月当空，前后有鸟鹊起舞，形象刻划细腻，意境清幽深远，显示出唐代螺钿工艺的高水平。
　　这几面螺钿镜的年代仿佛，说明纯粹的螺钿镜的流行应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唐代的螺钿图案虽会在嵌片上以利器刻划细部，制作已经相当考究，但所嵌蚌片依然较厚。今见薄螺钿最早实物为元代作品，而薄螺钿的出现应当不晚于南宋，可惜，目前这仅是文献提供的知识，还有待实物的确证{5}。
　　
　　三. 宝 装
　　“宝装之镜”怎样制作？因有古人记录的实物今已不存，如果仅靠铜镜，显然无法解说。好在考古文物工作提供了宝装漆器的实例。1987年，在浙江湖州的飞英塔塔壁，发现了一件残损的螺钿黑漆经函（封三，图二），函外布满镶嵌的装饰，嵌物以蚌片为主，还有水晶珠和绿玻璃片{6}。“宝装”的信息是由函底的朱书题记披露的，据题记，它是广顺元年（951年）吴越国王太后施舍给天台山广福金文院的四只“宝装经函”之一{7}。 如此看来，所谓宝装就是加嵌了玉石、玻璃之类高贵材料的螺钿。
　　这样的唐镜如今尚多，国内已有出土，海外还有传世。出土者如偃师杏园王嫮墓（大历十年，775年）的花鸟镜，其嵌饰材料除蚌片以外，还有绿松石、玛瑙{8}。类似装饰的铜镜在西安唐墓中也有发现，它仍是花鸟装饰，在螺钿装饰的空隙，“嵌有绿、蓝、红色宝石颗粒”，墓葬的年代相信为玄宗至代宗时期{9}。在国外还有收藏，如不列颠博物馆也有嵌红色琥珀之类的花鸟螺钿镜（封二，图三），其直径不超过10厘米，从图案面貌判断，它也是8世纪的作品。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花鸟螺钿镜（封二，图四），琥珀出现在花心，而花鸟纹样之外，则以绿松石为地{10}。
　　在这类铜镜中，已知形体最大、图案最繁丽的几面珍藏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它们基本为繁满的花卉图案（封二，图五），也会辅以鸟兽（封三，图一），拼嵌图案的材料有蚌片，还有红色的琥珀、黄色的玳瑁、蓝绿色的青金石等，珠光宝气，华美之极。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平螺钿”，这个名词记录在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的《东大寺献物帐》里。然而，按湖州飞英塔经函的题记，在那时的中国，这些加嵌琥珀、玳瑁、青金石之类的铜镜装饰应属宝装，而非单纯的螺钿。这应当又在提示，尽管当时的中国、日本文化联系紧密，一旦具体而微，术语还会不同。自然，这个差异不仅体现于螺钿、宝装等名词，还表现在器形，如被日本专家认定为帐内宝物的平螺钿镜（见封二，图五，直径27.2厘米），被《献物帐》记为“八角”形，但在唐代中国的文献里，尚未见这样的名称，现在，这种造型的铜镜被专家称为“葵花镜”。
　　
　　四. 宝 钿
　　宝钿采用的也是镶嵌工艺。宝钿镜的确切实物在中国尚未闻发现，不过，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寺塔地宫里，获得了有被咸通十五年（874年）石刻《衣物帐》登录的宝钿舍利函，即“金筐宝钿真珠装”的“珷石函”和“真金函”（封三，图三）{11}。观察“真金函”可知，若在金属器物上做宝钿装饰，则应为以扁金丝编出纹样轮廓，而后焊接到器壁，再镶嵌饰物。至于“金筐”，则指在花纹边缘一周焊接的细巧金珠。同样做法的装饰还有一例，即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那只金把杯（封三，图五），据此可以推测，所谓宝钿应为“金筐宝钿”的简称。唐代文献中，“宝钿”被常常说起，但对金筐，记录较少，不过，唐诗里还有“瑟瑟蹙金匡”的句子{12}。“金匡”显为“金筐”的异写。
　　金筐宝钿的技法早见于纪元前西徐亚人的饰物{13}，隋唐人采用它，大约也是从西方民族学习来的。唐代文献里，出现较早的宝钿器物也往往同西域有关，如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时，著名番将阿史那社尔因清廉受赐的“高昌宝钿刀”等{14}，它当是史籍记录的最早“宝钿”器物。开元初，已占据中亚的大食也曾献来“钿带”{15}，而唐代的宝钿带也被用来赐番客{16}。
　　与其他宝钿器物比较，载籍记录的宝钿镜稍晚，已知最早的当推玄宗赐安禄山的宝钿镜，那是在天宝九载（750年）的天长节{17}。伴随盛唐奢风的弥漫，到8世纪中叶，宝钿极盛。显然是由于太奢华、太糜费，且又形成了装饰风气，至德二载（757年），肃宗便要禁它{18}，广德二年（764年）、大历三年（768年），代宗还要禁它{19}。但是，这种诏令的持久效力实在让人生疑，禁绝已不可能，就连若干年后的减少也难指望。这不仅因为上述禁令的间隔时间太短，还因为宝历二年（827年）岁尾，文宗刚刚即位，就下诏停造以金筐瑟瑟宝钿装饰的宫禁床榻{20}，宝钿的滥用已及床榻，这肯定是帝王禁令并无长效的证明。
　　宝钿装饰虽然风靡，但考古学提供的宝钿镜却绝少，如今仅知一面。1954年，在西安韩森寨，出土过一枚直径不及5厘米的“错金镶料镜”{2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小镜，被称为“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封二，图六），应当就是它。从图像判断，它以金筐镶嵌的工艺做出装饰，虽然嵌物脱落已多，但当年的风采仍不难体会。若从制作工艺的角度，其做法应属宝钿。

　　应当是因为装饰材料的高贵，特别是制作的繁难，金银平脱在至德二载（757年）和大历三年（768年）分别被肃宗、代宗禁过，但终唐之世，历久不衰，尤其是以之装饰漆器。而用于饰镜，则主要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可五代后晋的宫廷里，又有了御用的玉平脱的双葡萄镜{26}。玉平脱或许是在金银平脱中，又添加了玉片，也可能其工艺一如螺钿，唯所嵌系真玉片而已。
　　金银平脱镜海内外发现已多，其中的六面出土在纪年墓，它们是洛阳关林卢夫人墓（天宝九载，750年）的花鸟镜{27}、济南项承晖墓（天宝十载）的宝相花镜{28}、偃师杏园王嫮墓（大历十年，775年）的三雁花枝镜、郑洵墓（大历十三年）的对鸟镜与蝶花镜，韦河墓（大和三年，829年）的蜂花镜，最后这一面图案简化，工艺粗陋{29}。此外，国内的博物馆还藏有几面，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羽人双凤花鸟镜{30}、花瓣纹镜{31}，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天马鸾凤镜{32}、四鸾衔绶镜（封二，图七）{33}，上海博物馆的花鸟狩猎纹镜（封二，图九）{34}，洛阳博物馆的花卉镜{35}。收藏在域外的也有，如正仓院的花鸟镜、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鸾兽花鸟镜、不列颠博物馆的四兽花鸟镜（封三，图四）、纽约大学的花鸟镜{36}。
　　8世纪初的中宗时代，金银平脱镜似乎已经出现，那时，扬州所造方丈镜在桂树上做出金花银叶{37}，用的大约就是平脱技法。然而，制作的昌盛还要晚到8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因为前述的传世品大都具备那时铜镜的种种特征，而出土实物也基本获得在那时及稍晚的墓葬里。蜂花镜制作简率，它所在的韦河墓较晚，尽管墓葬的年代未必与蜂花镜的制作时间相同，但8世纪中叶以后，金银平脱镜艺术的衰微还是能够据以推断的。其实，衰微之象早已显露，出土在代宗时期纪年墓的金银平脱镜有三面，其数量虽多，但镜背显花的纹片较大，制作稍粗，与卢夫人墓中的收获和登录在天平胜宝八岁（756年）《东大寺献物帐》上的正仓院藏品比较，差距相当明显。看来，最精美的金银平脱镜还是玄宗时代的作品。由于庋藏的严格、保护的妥善，正仓院里的一面金银平脱镜（封二，图八）依然完好如初，它装饰精细华美，连镜钮四周都花团锦簇，纹片金银交辉，富丽华美之极。
　　唐人吟咏过金平脱镜，说它“黄金缕画双凤背”{38}，在今见的金银平脱镜上，也大都饰有禽鸟，这很难视为巧合。金银平脱镜可以极小巧，洛阳博物馆所藏花卉图案的那面，直径仅4.2厘米，但典型的似乎是大型镜，在今见的实物中，至少有四面直径在30厘米左右，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羽人双凤花鸟镜还超过了36厘米。这样的大镜自然价格不菲，天宝中，直径尺余的“漆背金花镜”，扬州市场售价3000到5000钱{39}，当时，这实在是个大数目，因为，开元时，一匹绢价格才大约200钱{40}。
　　
　　六. 金背、银背及其他
　　贞观年间，高季辅做吏部侍郎，他审查官员很公道，于是，太宗便赐金背镜一面{41}。金背镜应当就是把整块金片嵌在背面做出装饰的铜镜。有专家指出，金背镜与背嵌银片的银背镜汉代已见，并认为，其镜身全无铸纹，花纹是在金片、银片上制作的，突起的采用“压印”，阴线的为錾刻{42}。这种铜镜当年应该不少，在洛阳的唐墓里，就至少出土过两面，镜纹为鸾兽花卉{43}，不列颠博物馆也曾展览两面，一为鸾兽纹，一为瑞兽纹（封二，图一一）。这四面都很小巧，图示者虽稍大，但直径也仅7厘米左右。已知最大的一面是2004年出土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唐墓，为八出菱花形的海兽葡萄镜（封二，图一○），直径大约20厘米，其花纹清晰满密，金光灿灿，极其华美。承主持发掘的西安考古研究所专家见告，经检测，此镜的金背上的花纹为实心。
　　与金背镜相比，嵌银片的铜镜数量更多，有些是纯银背的（封二，图一二）{44}，有些是鎏金银背的{45}，甚至会在主要纹样上鎏金，一如金花银器{46}。它们中的两面出土在偃师杏园的纪年墓里（神龙二年，706年；开元二十六年，738年）{47}，另有一面刻了“长寿元年”（692年）的纪年铭{48}。嵌银片的铜镜虽然常常较小，但也有些形制颇大，直径在20厘米上下的不在少数，于日本有传世，在中国有出土{49}。现存最大的一面在正仓院（封三，图六），直径超过了44厘米，所嵌为金花银片，但图案（封三，图七）无明显凸凹，故镜身应无铸纹，纹样靠银背上的錾刻形成。其装饰分为三区，内区有海上仙山、高士抚琴、吹笙引凤、辅以云龙翔鸟等，外区为缠枝花鸟，边缘饰八卦等，还由坤卦开始，錾刻双钩楷体五言律诗一首：“只影嗟为客，孤鸣复几春。初成照瞻镜，遥忆画眉人。舞凤归林近，盘龙渡海新。缄封待还日，披拂鉴相亲”。此镜图案布局繁满而有章法，刻纹精细而又流畅，十分精彩。
　　关于嵌银片铜镜的流行期，专家认为，主要在武后至玄宗开元时期{50}，这是可以信赖的。如今，嵌金片、银片的铜镜或被称为贴金镜、金壳镜、贴银镜、银壳镜等，假如嵌金片的铜镜确系唐人所谓的金背镜，那么，称嵌银片者为“银背镜”显然更加妥当。
在作者的闻见里，金背镜均做菱花形，银背镜大多为菱花形及葵花形（仅知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面鸾兽纹金花银背镜为圆形）。除圆镜以外，金背镜、银背镜无论取菱花形抑或葵花形，形体较小者皆六出，形体在14厘米以上者则均为八出。它们基本不取造型合规中矩的圆形、方形，究其原因，二维空间变化较大的镜形宜于固定嵌片直接联系。而之所以小镜六出、大镜八出，当因制作的难易。
　　唐代社会喜新尚奇，奢侈相夸，因此，特种工艺镜不仅上述几种，如铅花镜，它出土在洛阳邙山，其纹样以铅丝镶嵌而成{51}，其年代不该晚到8世纪中叶。铅花镜发现极少，鎏金镜比它多，在偃师杏园会昌三年墓（843年）出土过{52}，西安纬十八街出土过{53}，不列颠博物馆还有收藏（封三，图八），这后两面应当都是唐前期的作品。
　　唐玄宗降诞在八月五日，开元十七年（729年），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千秋节里，勋亲贵戚等要进“金镜”{54}，玄宗又向四品以上的达官赐“金镜”{55}。有专家推测“金镜”是贴金镜、金背镜、或纯金镜{56}，但这里的“金”应当取的是古义，“金”即铜，所谓金镜就是铜镜。
　　
　　七. 余 论
　　1. 特种工艺镜的繁荣期。在上文揭举的资料里，唐代特种工艺镜大多出现在8世纪，而于玄宗时代（712~756年）或其稍后尤其集中，8世纪以后的例证虽然也有，但制作水平已经逊色（显例为金银平脱镜）。这应表明，8世纪，特别在玄宗时代，是特种工艺镜的繁荣期。其实，不仅特种工艺镜，其他铜镜乃至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的繁荣期也大都在这个时间段。究其原因，应当不仅是国家富足、奢风鼓荡，还应有国家的强盛引出了蓬勃的艺术创造力。
　　2. 特种工艺镜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唐是特种工艺镜种类最多的时代，且其种类之多远非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特种工艺镜不仅制作考究，除螺钿一种外，其他都使用了贵金属或玉石等高贵材料。不过，使用高贵材料体现的世风不仅有对侈靡的追逐，还应注意其色彩的意义，因为，高贵的材料本身已有华美的色彩，而如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花银背由于两种以上的高贵材料同时并用，又令装饰色彩格外斑斓华美。唐人对色彩格外迷恋，唐代工艺美术提供的是一个彩色炳焕的世界{57}。不过，在今见的其他工艺美术品类，或因易腐难存（如丝绸、漆木器），或因数量甚少（如玉器、象牙器），或因技术未甄完善（如瓷器），对色彩的体现不及铜镜突出。因此，若后世了解唐人的色彩观念

　　3. 特种工艺镜的用途。理妆鉴容固然是铜镜的主要用途，但这又是各时代人们的共同需求，因而，无法用以解说缘何唯独唐代特种工艺镜尤其发达。特种工艺镜在唐代尤其发达还另有重要原因：大量用以装饰建筑。典型是长安的清思殿，宝历元年（825年），敬宗为清思殿院新殿等耗费铜镜三千片（或作“镜铜三千余斤”）、金银薄十万番{58}。如今，在西安的清思殿遗址中，也确实出土了不少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残片{59}。那时的寺院也要张挂铜镜，这既用于供养，又是装饰，如开成五年（840年）五月，在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日本求法僧人就看到了逐年敕送和官私布施的大小“宝装之镜”无数{60}。这些“宝装之镜”显然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观礼的外国和尚绝不致唐突到翻转铜镜，以验看装饰的地步。以铜镜装饰建筑，唐即便不是唯一的时代，也是表现最突出的时代。若以铜镜做装饰，色彩华美的特种工艺镜自然效果最好。
　　
　　
　　
　　注释：
　　{1} 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第196～205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2}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七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
　　{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16工区76号唐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
　　{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图版126，北京，文物出版社，1955年。
　　{5}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第26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陈晶：《三国至元代漆器概述》，《中国漆器全集·三国——元》，第11~12页，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8年。
　　{7} 湖州市飞英塔文物保管所：《湖州飞英塔发现一批壁藏五代文物》，《文物》1994年第2期。函外底的朱书题记为：“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氏谨拾（施）宝装经函肆只入天台山广福金文院转轮经藏永充供养时辛亥广顺元年十月日题纪。”
　　{8} 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9} 王九刚：《西安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文物》1992年第9期。
　　{10} 《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图版11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1} 《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95~9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12} 白居易：《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彭定球等：《全唐诗》卷454，第5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3} 《苏联各民族艺术史》第9卷第2册，第347~348页，莫斯科，造型艺术出版社，1976年。1971年乌克兰奥尔尼忠启则大墓出土公元前4世纪西徐亚人金项圈。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5}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第11405页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
　　{16} 《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少府》，第1268页。
　　{17}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8} 肃宗：《收复两京大赦文》，董诰等：《全唐文》卷44，第212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9}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80《条流葬祭敕》，第463页；卷69《广德二年南郊赦》，第3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20} 刘昫：《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上》，第5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1} 《陕西省出土铜镜》图版125。其装饰被描述为“用金银错工艺制出花卉图案，叶脉间镶嵌绿松石”，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22} 《汉语大词典》第1册，第168页，成都、武汉，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
　　{23} 肃宗：《收复两京大赦文》，《全唐文》卷44，第212页上；《唐大诏令集》卷80《条流葬祭敕》，第463页。
　　{24} a.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第16页，东京，文求堂，1941年；b.张广立、徐庭云：《漫话唐代金银平脱》，《文物》1991年第2期。
　　{25} 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10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26} 陶穀：《清异录》卷下《器具门·玉平脱双葡萄镜》，第903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1年。
　　{27} 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唐墓》，《考古》1980年第4期。
　　{28} 杨东梅、桑鲁刚：《漫话唐代金银平脱铜镜》，《收藏家》2001年第9期。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第137、21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30} 沈令昕：《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的几面古镜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传此镜1951年出土在郑州。
　　{31} 中国历史博物馆：《华夏之路》第3册图版123，北京，朝华出版社，1997年。
　　{32} 刘向群：《唐金银平脱天马鸾凤镜》，《文物》1966年第1期。或以为此镜系仿制，见王世襄：《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前言》，第54页注18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33} 珠葆：《唐鸾鸟绶带纹金银平脱铜镜》，《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34}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图65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35}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图11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48}、{50}、{52} 《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37} 张鷟：《朝野佥载》卷3，第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8} 王建：《老妇叹镜》，《全唐诗》卷298，第3377页。
　　{39}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34《鬼十九·韦栗》，第26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40} 杜佑：《通典》卷7《食货典七·历代盛衰户口》，第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1} 《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第2703页。
　　{42} 《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第28页。
　　{43} 《洛阳出土铜镜》图115、116。
　　{44} 又如《中国铜镜图典》图660、661。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河南偃师市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46} 如《洛阳出土铜镜》图116。
　　{47} 《河南偃师市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432~433页、445~446页。
　　{49} 日本传世者见《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图版118~120、123、124，中国出土者见上书图版121、122、125～128。
　　{51} 《洛阳出土铜镜》图118。
　　{53} 《陕西省出土铜镜》图版157。
　　{54} 王溥：《唐会要》卷29《节日》，542~5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55}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195页。
　　{56}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17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57} 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236~237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58} 《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二》，160页下。
　　{59} 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60}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281~282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