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世纪花城房价: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 作者：韩 军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
作者：韩 军 /清华大学附中特级教师
【本站按语】 本站转载的韩军老师另一篇《反对“伪圣化”》，即为中国语文教育两大痼疾之一。本文与上篇有部分重合，应是韩军老师认识上的 变化、进步或曰整合思维而成。为保留原貌，这里未作删节。
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所有痼疾，归结到一起，无非两个，一个是“伪圣化”，一个是“技术化”。
前者是“精神专制主义”，后者是“精神虚无主义”。前者使语文教育为政治思想所箝制，以专制思想驱逐人的自由精神、自由意志；后者使语文教育异化为纯粹语言文字训练，以精神虚无驱逐人的真实精神、真正个人意志。一言以蔽之，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的真实、自由的精神！而真正的母语语文教育，本质是以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为表征，以培育人的个性、人的自由精神为根基的教育。
伪圣化——精神专制主义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唯一的“群性话语”“公共思维”模式，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用专制色彩的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它走向“精神专制主义”。
第一种表现 —— 求统一
禁绝个人语言、多元解读，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师生的表达（说写），有大体统一的套子。主题统一要求，理想、爱国、奉献、积极、上进为主。选材统一要求，写人，以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为或工农兵为主；写物，青松、石子、小草等为首选，它们的一致特点是，坚强、普通、平凡、顺从、听话、不求索取、默默奉献。教材上的动植物几乎很多带有过强的政治色彩－－如燕子，是《海燕》，迎接暴风雨，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象征；松树，《松树的风格》，是奉献者的象征；杨树，《白杨礼赞》中是北方农民和民族的象征；《天山景物记》《风景谈》也带有极其浓烈政治色彩。写青松，要想先烈；写石子，要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春雨，要想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要想解放军等等。实际是一套早在七十年代就被动摇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和写作理论的残留。
现在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沉静地深入想想，通过上千堂语文课的“循循善诱”的“训导”，我们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组合的——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中国、旧社会；光明、温暖、幸福与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社会等等。在说话、写作中，惟如此相联，方才合格，积极，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比方，你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不能写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你总被面命耳提地告诫，要“升华”，要“昂扬”，写光明，写理想，写本质，写积极，写精神追求，莫写物质追求，莫消沉，莫涉及阴暗面，等等。做学生时，是老师面命耳提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成了大多人的潜意识！
本来，孩子是能够写出个性来的，是有自己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维、个性语言的。可日久天长，被一些语文老师磨灭了，扼杀了。我们总一致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　那些课文也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否只有唯一的解读？可否允许师生做出自我的、多元的合理解读？一位高中生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作文课了。
……所谓练习议论文是怎么个练法呢？论点还有要求，必须是靠近理想、奉献、爱国等重大主题。有一次老师要求评述《祥林嫂》一文，我评论的是她的几个希望的首先产生与幻灭，自以为文采等都还可以，没想到被判为零分，并被勒令重写。原因是评述本文最佳角度是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学生不能说真实的内心感受，不能说有独立精神体验的个性的话。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面命耳提，一节一节课地熏染，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场合，揣摸不同的人的需要，说顺耳的话，甚至假话、套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孩子的精神被纳入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你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主题提炼，谋篇布局，到语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出极有个性的文章。孩子们有着千万张不同的脸孔，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套路、言语方式，大体一样的大脑！学生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学生的“精神底子”（钱理群语）就是如此坍塌的！
一位年轻教授痛愤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辞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思。……说得再严重点，它对作者和读者的灵性都是一种扼杀。
我总回想起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写作文都必须按一种固定格式、用一套固定的语言来写，最后还必须归结到一个固定的主题上去。比如写松树吧，就必须写松树坚贞的品格，写草地就非得写小草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奉献不可。要是写松树不像红枫和银杏那样好看因而自己不喜欢松树行不行？不行，老师会给不及格。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我想那时候肯定有过抗拒，肯定有过挣扎，然而学生再较劲也强不过老师的教鞭。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作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写作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写作源于一种生命觉醒，源于苏醒的心灵对世界、对人的惊喜和感悟，源于对自身经验、自身情感的一种珍惜；因而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一个人灵魂的确证，是一个人个性与人格创造，这其实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不管他的语言多么惊异，他的感受多么与众不同。实际上越是与众不同才越有价值，人生因为众各不相同的感受而显得意味深长、社会因为人们不同的个性和色调而显得丰富多采。”（《为什么远行》108页，李书磊著，珠海出版社）从这个意义上，不客气地说，有些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扼杀学生独立自由自我精神的刀斧手，成了独立思维、独立言语的禁锢者！深入地说，这当然不能全怪广大语文教师，他们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
第二种表现 —— 求神圣
蔑视真实人生、人情，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社会大力倡导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不少语文教师的理解中却变异了、“伪圣化”了。不少教师把这些思想，同学生自我个性的多姿多彩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精神的自由舒展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童稚纯真的率性情趣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生活的丰富多元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言语对立起来；集体与个人对立，爱国与爱家、爱亲人对立，主义情、阶级情与个人情、亲情对立，大情与小情对立，等等。总之，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跃动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以上思想的理解，已然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伪圣化”的烙印。“伪圣化”，成了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析文解诗，教导学生写文说话，动辄往“主义”上靠、升华，甚至对诸如《背影》中的父子情，也要批判为“小资”情调。
学生稍有率性言语、个性意念，就可能被一些教师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无意义”、“不深刻”“偏激”。我当然认为，“积极”、“进步”、“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的价值规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最理想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一、不能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不积极、不进步、无意义等；二、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性为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
生活化、平民化、率性、天真、朴实、浅白与神圣、崇高、庄严、进步、深刻、有意义，自我与集团，个性与共性，自由与纪律，家人情与天下情，等等，它们并非冰火。很多时候，它们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体的。很多时候，一个人，若不懂得前者，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后者。因为后者是深深扎根于前者基础上的。我执着认为，孩子率性写生活、朴实写自我、不假虚饰地描摹与诉说，这本身就是神圣、崇高、庄严！
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
总之，“伪圣化”，就是脱离人的真实生活、脱离人丰富多样的精神体验、脱离人的生命本身，以专制的公共意识取代人独立的自我意识、自我精神，一句话，就是脱离真实的、现实的人，脱离丰富多采个性的人！把全体师生都统统“纳入”一个统一的专制话语套子之中，让大家通用一套“公共精神”生活，通用一套话语来思维和表达。
技术化——精神虚无主义
何谓“技术化”？是在另一个极端上以反击“伪圣化”的姿态出现的——就是，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无视人文涵养、人文积淀、人文价值之于语文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把语文教育降低为纯粹语言形式的技术操作手段，把深具人文精神内涵的语文教育异化成纯粹语言文字训练。认为语文教育就是语言训练，是与人的精神无涉的形式训练。它走向“精神虚无主义”。
第一种表现 —— 造程式
把强调教师心性涵养、强调教师人文底蕴语文教育，化简为几课型、几步法、几段式的纯粹程式化的操作。
语文教育可以划分成几课型、几步法、几段式，这有利于具体操作、经验推广。但这种划分，只是一种外在表征，不是语文教育的根本所在。
成功的语文教育，根本依赖于执教者丰富的内在涵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过硬的基本功力。杰出的语文教师正是凭着这些，才深入到言语作品的内蕴、学生的心灵，才把语文课上得出神入化、荡气回肠。假如没有这些东西垫底，那么越玄妙的所谓课型、方法、段式，越不过是“花拳绣腿”、“绣花枕头”。但现实中，一些教师，舍本逐末，醉心于创编自己的几课型、几步法、几段式。语文教育界也过度“炒作”这些东西。以为这就是语文教育的灵丹、语文教育的真谛！其实，课型、方法、段式的“繁荣”，决非语文教育界的幸事，说透了是一种“学术泡沫”！是学术心态“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语文教育中少不得这些东西，但绝不能强化和推崇这些东西。那样，客观上就越把语文教育异化成工匠式的“活计”，就越淡化语文教师的人文涵养，削弱语文教师的人文底蕴。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质量不高、现状堪忧、操练成风，就跟几代语文教师群体上人文底蕴不厚、内在修养单薄，有着最为根本的关联！今天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弃末回本、返朴归真！
第二种表现 —— 练形式
把注重感性内化、注重内蕴的语文教育，潜意识地理解为“纯粹形式”的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甚至所谓思维学、信息论、控制论等大量“西学”的堆砌，高举纯理性大旗，抽筋剥骨、狂轰滥炸地进行纯粹语言形式“操练”。
语言表达，就是一种生命舒张。不少人却以为，上语文课，无非就是运用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甚至思维学、控制论等形式手段，对课文进行解剖、分析，由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概括总结出课文的造句、用词的特点，由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概括总结出课文的章法、结构的特点。让学生纯粹理性地把握。议论文就弄成“立论、驳论—论点、论据、论证—事实论据、理论论据、正面论证、反面论证”模式，记叙文就弄成“记人、记事—顺叙、倒叙、插叙—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模式，等等。以为这就是语文教育。其实一个有着渊博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知识的教师，不一定是好的语文教师。
不顾及文章内在神韵，进行形式主义的机械化的所谓阅读训练，进行分子、原子、原子核、质子、中子一样的分解，由篇至段，由段至层次，由层次至句，由句至成分、至词、至字，分解了再分解，一直分解到词根、字根。不顾及人的精神与情感，进行程式化的“八股”般的写作，字法、词法、句法、段法、章法等等，层层技术化。教学实践中，“技术化”的事例举不胜举。
总之，中国语文教育中的所谓“技术化”倾向，就是，力图把语文教育变成一种程式化的、形式主义的技术工作，力图把语文教师变成一种技术工人；把言语作品，看成为一架架的用零件装配起来的机器；而对待学生们呢？就是把他们训练成技术娴熟的拆卸工匠和装配工匠！
伪圣化和技术化都是科学主义
“伪圣化”和“技术化”——前者，是用一种集权专横精神统辖所有人（师生）的自由精神、多元精神，是“精神专制主义”；后者，是否认和蔑视人的精神的真实存在，力图从语文教育中剔除人的精神，是“精神虚无主义”。它们是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个极端。它们都在反对“人（文）的精神”，反对语文教育中自由、蕴藉的人的真实精神。只不过，它们反对的端向不同。一个以“专制”去反对，一个以“虚无”去反对。
百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中一直有三股思潮，“文以载‘道’”思潮、“文‘道’合一”思潮和“文以交际”思潮。“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思潮（道，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它是狭隘的伪圣之“道”），是中国语文教育被异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是产生“伪圣化”的根源。“文以交际”思潮，是中国语文教育被异化为纯粹语言文字训练、题海战术的根源，是产生“技术化”的根源。
起初，以语言文字训练为标榜的“技术化”，是以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思想课、反对精神“专制”、反对“伪圣”的姿态而立世的。但，它却是以“精神虚无”反对“精神专制”，最终走向“精神虚无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人文精神”的真正涵义是什么？相当多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不但反对“人文精神”的人不理解，甚至连频繁使用并呼吁“人文精神”的人也并未真正理解。他们大都把“人文精神”当成了思想、政治、情感、人格的代名词。以为在语文教育中加强“人文精神”，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情感、人格的教育。
其实，请大家特别注意，“精神”和“思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感性的、灵动的、活跃的，是每个人的生命本质，每个人一定有、也必须有。后者是理性的、板滞的、凝固的，是精神的高级阶段，但决不是每个人的生命本质，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有、必须有。
“人文精神”就是真实人的真实精神、自由人的自由精神，是一种平民化倾向的生命精神；它以“人”反对“神”，以“真”反对“伪”，以“俗”反对“圣”。它坚决反对把语文教育异化为“伪圣”的政治、思想、情感、人格等等的教育，更反对把语文教育异化为工具化的“技术”操练。它认为语言就是人的精神、人的生命，不是工具；语文教育（语言、言语教育），就是一种精神教育、一种生命塑造，语文教育本身就是用“语言”构筑人的精神世界、构筑人的生命本身。许多人反对人文精神，就是混淆了精神与思想的基本区别；有的人主张人文精神，也是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试图以思想教育纠偏语言训练。
“伪圣化”和“技术化”，都是科学主义。
什么是科学主义？本质上就是建立一种统一的毫无自由意志的“钢性秩序（套子）”，反对人的真实精神，反对人的精神自由，或者驱逐人的真实精神的存在，或者使人的真实自由精神嵌入一个套子中无从逃逸。例如，以“精神专制”为特征的“伪圣化”，建立了一种“钢性秩序”：使所有人的多元的、个性的精神都定于一，构筑了一个假大空的“伪圣”的套子；以“精神虚无”为特征的“技术化”也建立了一种“钢性秩序”：驱逐出人的一切精神意志，构筑了一个又一个“空洞、虚无”纯技术操作的套子。－－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又名“唯科学”、“科学绝对论”，它同“科学”、“科学精神”是截然相反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以上意义上，我们不只在语文教育中“限制科学主义”，而是更进一步“清除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