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天亿马 林明玲:胡风的五封告别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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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1966年2月
不同于上述的徐冰、乔冠华，陈家康是胡风在抗战时的武汉、重庆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与自己相交甚欢的一位中共友人。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陈家康早年肄业于武汉大学，1934年冬在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担任周恩来秘书、中英文翻译等工作。重庆时期，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委员，此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科长等。1944年他曾在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1945年又以董必武秘书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负责中共中央外交工作委员会联络处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发言人等，他还是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康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和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埃及和也门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时陈家康被迫在五七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后因心脏病发作，于1970年7月7日去世。
陈家康除从事统战、理论工作外，还多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的夫人徐克立也是一位具有娴熟外语能力的才女，曾担任英文《中国妇女》社长兼总编辑。
一如乔冠华，陈家康也是中共的一位才华过人的“才子”；也一如乔冠华，陈家康在从事党的工作时，也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颇具研究的水平，如他对冯友兰等的“新理学”的批判。当时在后方的理论界，陈家康还以尊崇墨子出名，其笔名即是“归墨”，当时他还曾对乔冠华流露出希望有机会从事著述的想法。
在重庆时，有一次路翎拿着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送给胡风看，胡风因为自己不懂墨子哲学，就转请陈家康审阅。陈看了后马上与乔冠华一齐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遂引舒芜去见了陈、乔两人。此后，为了响应中共的整风，反对教条主义，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杨刚等都撰写了不少文章，并与胡风等形成一支“友军”，引起了舆论界极大的反响。后来舒芜回忆说：“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名单中有陈家康，就特意去重庆看了他一次。他很忙，我们还是挤时间交谈了一点情况。我介绍了与胡乔木谈话的情况，他的态度和乔冠华大不一样，当即表示出对胡乔木不以为然。胡乔木曾说像我那样的错误不是个别的，指名道姓说在陈家康的文章中就发现有类似问题。陈家康说：‘我们是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呀！想骑到我的脖子上拉屎可不行！>陈家康认为胡乔木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结果连主观也反对；提倡客观，结果提倡到客观主义。我们谈得很亲切，他请我到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然后才分手。”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方反对教条主义的人中，陈家康是个中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他也与胡风结下了浓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与陈家康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陈家康还起着中共联系人的角色，在胡风的日记中，也不时有对陈的记载，而胡风信中所说“糊涂人难有自知之明，记忆不易全消更为一大憾事”，似就是指的他和陈家康之间的往来。
如胡风1950年11月21日的日记：“和家康谈了一次，他劝我（一）不要得罪人，（二）多写应景文章。”“不是一般的朋友，不会说这样不一般的话。”
1951年12月27日，胡风写道：陈家康来闲谈，似是“海阔天空”，“但还可以看出，还是有所为而来的：一、现在，文艺所走的几条路，都死了。二、还是要照五四的路子摸。三、劝我和军师（似指领导人——笔者注）接近，介绍了他的性格和接近办法。四、劝我暂不写大论文，也可以写写文艺性的政治论文之类。五、何必不多住几天，看一看大势>>”胡风又写道：“约他再作一长谈，但他不敢约，怕没有时间失了信，而且说，现在父周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是在父周桌子脚边长大的），父周顶信任的是两个乔，云云。这小鬼，机灵得很。”这里的“父周”，就是暗指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已经与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陈家康有所隔膜，“两乔”，则是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了。继之，胡风又写道：“刚才家康告诉了我许多做人‘秘诀>，我想，要用起来，我也并不是不会的。”所谓“知我、助我”，包括陈家康这种政治舞台上的“做人‘秘诀>”，胡风对此虽并不陌生，奈何秉性耿直（正如鲁迅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用”了。
1952年7月28日，胡风写道：“晚上，又与家康作了长谈。上次谈话的结果，归纳成了这一点：上策，静听他们批评，是错的地方检讨，不错的地方不理，也不反驳；中策，一句话不说，另外做什么工作或做研究去；下策，公开讨论，成一对立的形势。他说下策万万不可取。昨晚，他改取了劝服的口吻了，要我不消极，并且说，‘反动的唯心论>，不过是几个下面有成见的人如此想而已。显然地，上次谈话以后，他是和谁商量过的，谈话口气中也偶然露了风。还有，对我过去没有处好人事，说了很多。不用说，是一个人事问题。但谁也不肯承认是人事问题。就是如此。上次谈话中，他说，你向来批评人，现在就是要你也认一次错。也就是所谓拿下架子的问题。”
显然，作为挚友，陈家康对胡风仍然授以“秘诀”，即所谓上、中、下的三策，顺带又带出了好心人的看法，并且嘱其“不消极”，同时在性情和待人脾气上要有所缓和。真是“前尘如梦，对我的种种关怀和规劝，致由衷的感谢，我对你的种种打扰和辜负，请大度地原宥”，胡风最后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情不能已的感动和感伤。
此后8月15日的胡风日记说：“昨天打电话家康，说是无时间，他一有时间就约我云。很可能，他也要去请示，因为我和他说话随便些，而且，他对这事也很关心。如约去玩，这次谈话当特别谨慎。我也要通过他透露一些东西出去的。”再后10月30日：“他透露了不应随便认错，也透露了以后慢慢谈也好的。情形如此，看得出来是冷静一些了。但也很难说，看这些时的发展如何。”这些文字都说明在胡风事件之中，陈家康不是若有若无的，但在那种氛围下，他能起的作用，也只能是“受命”的传达者而已。
在后来胡风漫长刑期的日子里，胡风一直想念着陈家康。在狱中，胡风写了许多旧体诗，其中不乏是怀人之作，在《记往事——九》中，胡风写的标题是“抗战中期。并借以沉痛地追悼用党性精神教育过引导我的陈家康同志”。诗云：
羞闻盗世营三窟，誓为匡时执一端；
是是非非邀智者，蝇营狗苟斥昏官；
昂头午夜豺狼叫，跣足隆冬水土寒；
偶摘长虹悬户壁，遥瞻北斗倚栏干。
胡风后来批注道：此诗的第一联上句指的是“看风使舵的中间人越来越多了”；第二联上句则是指“国民党破坏统战越来越顽固，共产党不得不进一步采取通过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了”，下句则是指“国民党的一般政治情况”；第四联的上句是指“在被逼得几乎不能工作的处境下，我也不得不对自己的工作做点小结”，而下句是指“虽然过去的工作也有一点收获，但都是仰仗党的政治领导(北斗)取得的。陈家康同志就是在周副主席的授意下长期引导了我的一个。”
胡风出狱后，陈家康早已不在人间，胡风沉痛地写道：“陈家康毫无消息，（我）常常怀念他。>>20多年来，我就是靠吮吸生平中助我惠我者的精神奶浆而苟活了过来的。>>他是我多年来最担心的关系人之一，但一直无消息。如果他也因我而受祸，对党的事业说来，那我造的孽就太大了。当我精神变态的那两年间，梦里以至白天都常常出现形象，听到声音，说他因我受了奇冤惨祸。加上其他的精神变态，我差不多日夜都陷在疯狂状态里面。后来中央来人调查，乔冠华堕落到了投靠‘四人帮>、反对总理的那种可耻地步。对家康我的看法相反。也许他受到了‘四人帮>的谋害，那和我的友谊就可能是口实之一。但愿不致如此，也许他在为党做不出面的重要工作(他是不以权、位、名为念的人)。如果如此，你又能和他见面，他也想了解我的情况，就把这信和诗稿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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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
不同于上述的徐冰、乔冠华，陈家康是胡风在抗战时的武汉、重庆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与自己相交甚欢的一位中共友人。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陈家康早年肄业于武汉大学，1934年冬在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担任周恩来秘书、中英文翻译等工作。重庆时期，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委员，此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科长等。1944年他曾在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1945年又以董必武秘书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负责中共中央外交工作委员会联络处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发言人等，他还是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康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和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驻埃及和也门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时陈家康被迫在五七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后因心脏病发作，于1970年7月7日去世。
陈家康除从事统战、理论工作外，还多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的夫人徐克立也是一位具有娴熟外语能力的才女，曾担任英文《中国妇女》社长兼总编辑。
一如乔冠华，陈家康也是中共的一位才华过人的“才子”；也一如乔冠华，陈家康在从事党的工作时，也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颇具研究的水平，如他对冯友兰等的“新理学”的批判。当时在后方的理论界，陈家康还以尊崇墨子出名，其笔名即是“归墨”，当时他还曾对乔冠华流露出希望有机会从事著述的想法。
在重庆时，有一次路翎拿着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送给胡风看，胡风因为自己不懂墨子哲学，就转请陈家康审阅。陈看了后马上与乔冠华一齐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遂引舒芜去见了陈、乔两人。此后，为了响应中共的整风，反对教条主义，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杨刚等都撰写了不少文章，并与胡风等形成一支“友军”，引起了舆论界极大的反响。后来舒芜回忆说：“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名单中有陈家康，就特意去重庆看了他一次。他很忙，我们还是挤时间交谈了一点情况。我介绍了与胡乔木谈话的情况，他的态度和乔冠华大不一样，当即表示出对胡乔木不以为然。胡乔木曾说像我那样的错误不是个别的，指名道姓说在陈家康的文章中就发现有类似问题。陈家康说：‘我们是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呀！想骑到我的脖子上拉屎可不行！>陈家康认为胡乔木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结果连主观也反对；提倡客观，结果提倡到客观主义。我们谈得很亲切，他请我到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然后才分手。”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方反对教条主义的人中，陈家康是个中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他也与胡风结下了浓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与陈家康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陈家康还起着中共联系人的角色，在胡风的日记中，也不时有对陈的记载，而胡风信中所说“糊涂人难有自知之明，记忆不易全消更为一大憾事”，似就是指的他和陈家康之间的往来。
如胡风1950年11月21日的日记：“和家康谈了一次，他劝我（一）不要得罪人，（二）多写应景文章。”“不是一般的朋友，不会说这样不一般的话。”
1951年12月27日，胡风写道：陈家康来闲谈，似是“海阔天空”，“但还可以看出，还是有所为而来的：一、现在，文艺所走的几条路，都死了。二、还是要照五四的路子摸。三、劝我和军师（似指领导人——笔者注）接近，介绍了他的性格和接近办法。四、劝我暂不写大论文，也可以写写文艺性的政治论文之类。五、何必不多住几天，看一看大势>>”胡风又写道：“约他再作一长谈，但他不敢约，怕没有时间失了信，而且说，现在父周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是在父周桌子脚边长大的），父周顶信任的是两个乔，云云。这小鬼，机灵得很。”这里的“父周”，就是暗指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已经与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陈家康有所隔膜，“两乔”，则是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了。继之，胡风又写道：“刚才家康告诉了我许多做人‘秘诀>，我想，要用起来，我也并不是不会的。”所谓“知我、助我”，包括陈家康这种政治舞台上的“做人‘秘诀>”，胡风对此虽并不陌生，奈何秉性耿直（正如鲁迅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用”了。
1952年7月28日，胡风写道：“晚上，又与家康作了长谈。上次谈话的结果，归纳成了这一点：上策，静听他们批评，是错的地方检讨，不错的地方不理，也不反驳；中策，一句话不说，另外做什么工作或做研究去；下策，公开讨论，成一对立的形势。他说下策万万不可取。昨晚，他改取了劝服的口吻了，要我不消极，并且说，‘反动的唯心论>，不过是几个下面有成见的人如此想而已。显然地，上次谈话以后，他是和谁商量过的，谈话口气中也偶然露了风。还有，对我过去没有处好人事，说了很多。不用说，是一个人事问题。但谁也不肯承认是人事问题。就是如此。上次谈话中，他说，你向来批评人，现在就是要你也认一次错。也就是所谓拿下架子的问题。”
显然，作为挚友，陈家康对胡风仍然授以“秘诀”，即所谓上、中、下的三策，顺带又带出了好心人的看法，并且嘱其“不消极”，同时在性情和待人脾气上要有所缓和。真是“前尘如梦，对我的种种关怀和规劝，致由衷的感谢，我对你的种种打扰和辜负，请大度地原宥”，胡风最后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情不能已的感动和感伤。
此后8月15日的胡风日记说：“昨天打电话家康，说是无时间，他一有时间就约我云。很可能，他也要去请示，因为我和他说话随便些，而且，他对这事也很关心。如约去玩，这次谈话当特别谨慎。我也要通过他透露一些东西出去的。”再后10月30日：“他透露了不应随便认错，也透露了以后慢慢谈也好的。情形如此，看得出来是冷静一些了。但也很难说，看这些时的发展如何。”这些文字都说明在胡风事件之中，陈家康不是若有若无的，但在那种氛围下，他能起的作用，也只能是“受命”的传达者而已。
在后来胡风漫长刑期的日子里，胡风一直想念着陈家康。在狱中，胡风写了许多旧体诗，其中不乏是怀人之作，在《记往事——九》中，胡风写的标题是“抗战中期。并借以沉痛地追悼用党性精神教育过引导我的陈家康同志”。诗云：
羞闻盗世营三窟，誓为匡时执一端；
是是非非邀智者，蝇营狗苟斥昏官；
昂头午夜豺狼叫，跣足隆冬水土寒；
偶摘长虹悬户壁，遥瞻北斗倚栏干。
胡风后来批注道：此诗的第一联上句指的是“看风使舵的中间人越来越多了”；第二联上句则是指“国民党破坏统战越来越顽固，共产党不得不进一步采取通过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了”，下句则是指“国民党的一般政治情况”；第四联的上句是指“在被逼得几乎不能工作的处境下，我也不得不对自己的工作做点小结”，而下句是指“虽然过去的工作也有一点收获，但都是仰仗党的政治领导(北斗)取得的。陈家康同志就是在周副主席的授意下长期引导了我的一个。”
胡风出狱后，陈家康早已不在人间，胡风沉痛地写道：“陈家康毫无消息，（我）常常怀念他。>>20多年来，我就是靠吮吸生平中助我惠我者的精神奶浆而苟活了过来的。>>他是我多年来最担心的关系人之一，但一直无消息。如果他也因我而受祸，对党的事业说来，那我造的孽就太大了。当我精神变态的那两年间，梦里以至白天都常常出现形象，听到声音，说他因我受了奇冤惨祸。加上其他的精神变态，我差不多日夜都陷在疯狂状态里面。后来中央来人调查，乔冠华堕落到了投靠‘四人帮>、反对总理的那种可耻地步。对家康我的看法相反。也许他受到了‘四人帮>的谋害，那和我的友谊就可能是口实之一。但愿不致如此，也许他在为党做不出面的重要工作(他是不以权、位、名为念的人)。如果如此，你又能和他见面，他也想了解我的情况，就把这信和诗稿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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