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乔坤彩印多少人:考古出土的明代玉带之形制工艺

（二）带板标准形制及分型

    那么，大约在何时明代玉带形成了其标准形制呢？把66条玉带按加工工艺可以分为素面玉带、雕花玉带、包金玉带（含鎏金铜托玉带）和宝带四种类型，即A、B、C、D 四类。把每一类中符合标准形制的玉带视为标准型群体，当然不能单纯以带板数量为参考，而主要以带板形状为依据，看玉带是不是由长方形带板8块（七排方和一块中心带板）、长条形4块（辅弼）、桃形6块（圆桃）和圭形尾2块，并将异于标准型的玉带挑出来再分型。

    1、A 类素面玉带

    A1 型2 副：

    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洪武十五年（1382年）吴良墓出土玉带1副②，青白玉质，有素面带板18块，长方形3块，圭形2块，带委角长方形7块，半月形1块，各式玉带扣5块。

    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永乐五年（1407年）西宁侯宋晟墓出土素面玉带1副③，共15块带板。长方形7块，圭形尾2块，委角长方形4块，框形带扣2块。

    这两副玉带除长方形带板、圭形尾之外都有带委角长方形带板和长方形带扣。

    A2型1副：

    南京太平门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仇成墓出土玉带1副④（图2），共19块带板，形状有方形带板7块，圭形尾2块，桃形带板6块，长条形带板2块，委角长方形带板2块，带板虽为素面，但每块带板均留有边框。此件玉带可以说是明代标准形式玉带的雏形。

    A3型1副：

    南京戚家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俞通源墓出土素面玉带1副⑤（图3），共见素面玉带板21块，其中长方形带板8块，桃形带板5块，圭形尾2块，玦形带环2块，带扣2块，钉形2枚。带板形制较为特殊。

    A 标19副：

    素面玉带的数量最多，其中共有19副符合标准形制，即带板形状为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和圭形，带板数量为20块的，以及现存带板数量不足20块，但仍可以按照带板排列位置补齐后达到20块的。例如南京郊区郑强墓出土玉带1副⑥，共18块带板，圭形尾2块，长方形7 块。小长方形4块，桃形5块。从排列位置可以看出长方形和桃形分别缺失1块，补齐后便是20块的标准形制。

    另外，在定陵出土了带板数量为13块和12块的玉带⑦，带板形状以桃形和椭圆形为主，这种形制的玉带仅见于皇帝墓中，故视为个例。

    2、B 类雕花玉带

    B1型1副：

    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墓出土琥珀腰带1副⑧（图4），共见带板20块，皆以琥珀雕刻而成。其中圭形尾2块，长方形8块，小长条形及带委角小长条形各2块，桃形6块。带板呈紫红色，减地浮雕人物舞狮图案，每块带板上的纹样均不相同，狮子作卧、蹲、跑、回首等不同姿态。人物在狮子旁边做各种牵引姿势。主体纹样之外还雕有火珠、宝锭、珊瑚等杂宝，雕工精致，线条流畅。

    这类纹样的带饰在宋代被称为“狮蛮带”。这是明代出土的唯一一件琥珀带板革带。墓主身份不详，但从其出土位置东距明岐阳王李文忠墓约150米，西南距中山王徐达墓约200米来推断，墓主可能为李文忠或徐达后代。从墓中出土铜钱最晚为“隆庆通宝”可推知此墓为明代晚期墓葬，但从此带形制和《明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皇帝常服。

    洪武三年定， ......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永乐三年更定，......带用玉...... ”⑨来判断，此带可能为皇帝赏赐之物，时代在明代早期。

    B2型1副：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继妃孙氏墓（万历十年，1582年）出土的一副雕花玉带⑩较为特殊（图5），系由不规则的长方形、桃形、瓜形、吊兰形的16块带板组成，带板上刻画出牡丹纹样并描金，背面有穿孔。这副玉带形制与官带差别甚大，推测可能为命妇的燕居之带，故不具代表性。

    B 标13副：

    按照A 标的划分标准，在雕花玉带中符合标准形制的有13副。如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之妃王氏墓（崇祯七年，1634年）出土的玉带1 副，共见带板17块，有圭形尾2块，长方形7块，长条形3块，桃形5块，除圭形外，其它形状各缺失1块。带板透雕带翼麒麟、山石、松枝、花卉纹，镂刻精细。


    3、C 类包金玉带（含鎏金铜托玉带）

    C1型1副：

    汪兴祖墓（洪武四年，1371年）出土包金雕花玉带1副（图6），共见带板14块，均为新疆和田白玉质，纹饰玲珑精巧，背面还托以金片。呈葵瓣形带板4块，镂雕云龙戏珠纹，其中有2块葵瓣形带板一侧还作出垂环状，应为蹀躞带形制。另8块呈半葵瓣形，雕镂流云纹，圭形尾2块，雕镂云龙纹。

    C2型1副：

    南京吴祯墓（洪武十二年，1379年）出土包金素面玉带1 副，带板20块。有方形、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半月形等多种样式，侧面和下部镶有0.05厘米厚的金皮。

    C3型1副：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鲁荒王朱檀墓出土包金雕花玉带1副（图7），由20块白玉带板组成，带板多作各种大小的长方形及带委角的长方形。带板全部透雕灵芝纹，并由金片包镶，金片也镂雕花纹。

    C4型1副：

    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徐钦墓出土包金素面玉带1副，由16块带板组成，圭形尾2块、长方形7块、带插销的长方形1 块、带委角小长方形2块、桃形2块、带扣2块。带板托为金质，上镶白玉，玉质洁白无暇。圭形尾的金托上各雕一麒麟，麒麟昂首张口，周围饰云纹，雕工精细。

    C5型1副：

    南京郊区出土鎏金铜托雕花玉带1副，带板17块，其中圭形尾2块，带委角椭圆形5块，半月形4块，桃形2块，小椭圆形2块，长方形1块，带插销椭圆形1块。形制较为特殊。带板为铜鎏金，上嵌青玉，除圭形尾雕琢瓜果纹外，其余皆雕琢花叶纹。

    C标5副：

    为定陵万历皇帝、南京魏国公徐墓、南京守备司太监怀忠墓、江西戴贤夫人徐氏墓和梁庄王墓出土的5副玉带。


    4、D 类宝带

    定陵出土了嵌宝石的大碌带和宝带各一条，从用料到工艺都体现了帝王之尊贵。由于地位上的差别，在此不用皇帝的宝带与其他人做比较。除皇帝的宝带外，梁庄王朱瞻垍墓、王文渊墓、沐睿墓各出土一条宝带。

    D1 型1副：

    梁庄王朱瞻垍墓（正统六年，1441年）出土的宝带，带板形状符合标准形制，但其数量为24块，多出2块长方形和2块长条形。

    D 标2副：

    正德七年（1512年）入葬的王文渊墓出土宝带1 副，带板20块，与形制相符。每块带饰表面镂刻缠枝莲，并嵌色泽、大小各异的宝石，最少的一块嵌3颗，最多一块上嵌11颗，共嵌宝石142颗。

    沐睿墓出土嵌宝石金镶玉带1副（图8），这是已知宝带中唯一既镶嵌宝石又嵌玉的革带。形制标准，共见带板20块，金质外框，用垒丝法制成金质地纹，中间镶玉，四周相间嵌有红、蓝宝石和珍珠。现存红宝石70颗，蓝宝石61颗，珍珠风化不存。其中圭形尾2块，长方形8块，长条形4块，桃形6块。

    此外，梁庄王墓中也出土有标准形制的宝带。综上所述，这些异于标准形制的玉带的出现年代主要集中在洪武和永乐年间。这个时期玉带带板的形式呈现多元化的面貌，不但有长方形、圭形、长条形、桃形，还有葵瓣形、带委角的长方形、半月形等多种形式的组合。汪兴祖墓、俞通源墓出土玉带的形制都极为特别，说明明代早期玉带的形式尚未统一。如果说洪武时期已经有了明代标准形制玉带的大致形式——洪武二十一年仇成墓出土的玉带，但从这种形制玉带的出土数量来看并没有形成制度化。

    洪武之后的出土玉带资料显示，从正统六年（1441年）的梁庄王墓开始，标准形制的玉带成为主要形制。虽然梁庄王墓中所出宝带的带板数量为24块，但参考所发表的梁庄王墓出土的近十条革带的文字资料可以看出，除宝带外，其余8副为20块带板、1副为18块带板，而且所有革带的带板皆符合标准形制，这副宝带带板数量只是其中的个例。而与梁庄王墓年代相差七年的宁王朱权墓（正统十三年，1448年）所出土的玉带也为标准形制，说明标准形制的玉带在此时已占主流。

二、玉带纹饰及雕琢工艺分析

    在出土的明代玉带中，素面玉带占大多数，并贯穿明代始终。玉是古代人们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载体，在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中，玉带具有传统象征意义的礼仪功能。因此，玉带上有无纹饰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其来传达一种关乎礼制的信息，并成为辨等级的工具。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使用的玉带全部为素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具体从出土玉带的纹饰来分析，明代早期的玉带以素面为多，雕花玉带数量较少，仅有汪兴祖墓和朱檀墓出土的两条雕花玉带。66副出土玉带中有19副为雕花玉带或包金雕花玉带，而嘉靖以后的雕花玉带就占了15副，说明在嘉靖前后玉带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纹饰

   《明史·舆服志》中对玉带的纹饰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对文武官公服的要求中有这样的叙述：“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 。但毕竟玉带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在纹样的使用上会有一定的限制，例如五爪为龙，为皇帝专用之纹饰；四爪、三爪为蟒，供一定品级的官员使用。

    出土的雕花玉带中纹饰主要有：云龙纹、麒麟纹、螭虎纹、狮蛮纹，还有灵芝纹、秋葵纹、牡丹纹以及带喜字的花卉纹等等。《天水冰山录》所记载的202条玉带名称，对于还原当时的玉带面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通过这些名称，我们能够对嘉靖时期玉带纹饰的种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出土的纹饰题材大都在名录中出现过。现将名录中玉带名称所反映的纹饰品种总结一下，其中涉及动物类的纹饰有：鹿、仙鹤、麒麟、斗牛、蟒、狮子、孔雀、螭虎、飞鱼、犀牛、凤鸟、海青天鹅、鹊、月兔、鹰熊；花卉类纹饰有：松、灵芝、牡丹、竹节、葵花、松竹梅。其中，相当数量的纹饰是以组合形式出现的，如松鹿阔白玉带、灵芝麒麟阔玉带、牡丹蟒阔白玉带等等。这些纹饰大都是寓意吉利祥瑞的，如牡丹寓意富贵、灵芝和仙鹤寓意长寿、鹿代表“禄”、雀鹿隐喻“爵禄”、鹰熊为“英雄”的谐音等等。从这些玉带上的纹饰，我们不难看出明代喜用吉祥图案作为纹饰题材的特点。

    明代的玉雕工艺受到了当时绘画的影响，出现了参考文人画的构图，力图表现清新脱俗的书卷气，如竹节、松竹梅等纹饰，还有反映历史典故的“八仙庆寿”、“五老图”等，具有文人化的倾向。另外，在明代获得极大发展的雕漆工艺对玉器也有一定的影响，雕漆作品中常见的在凹陷的底部漆层大面积采用多种锦纹以衬托上面的纹饰的做法，被广泛借鉴并运用到玉带纹饰的雕琢工艺中。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明代云龙纹玉带（图9），其底纹采用直线回转相连的横丝锦纹表现天空和云朵，用以烘托之上的龙纹，这与雕漆工艺中锦纹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雕琢工艺

    玉器从雕琢形式上可以分为浮雕和圆雕。浮雕只从前方（或兼顾到左、右方位）表现物像的半立体感，而圆雕则是全方位的表现立体感。玉带板这种在较薄玉料上进行雕琢，主要以其正面形象示人的器物，主要采用浮雕手法。在浮雕工艺中，为突出主题纹饰，会剔除非主题纹饰，根据所剔除非主纹部分的深浅程度，又可将浮雕分为深浮雕、浅浮雕。另外，在浮雕作品中保留凸出的主纹部分，而将地子进行局部镂空的工艺称为透雕，是浮雕技法的延伸。出土的明代雕花玉带所采用最多的雕琢方法就是透雕和深、浅浮雕。这些雕琢技法虽不是明代所特有，但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风格。

    1、透雕

    透雕即镂空雕法。镂空浮雕是玉器雕琢中经常采用的工艺。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采用镂雕技法，在出土的所有明代透雕玉带中雕工最为精美。以这条玉带上的雕琢云龙纹的葵瓣形垂环带板为例（ 图10）， 其中心部位厚于边框，这种厚度使多层次立体镂雕成为可能。边框之内满布纹饰，表现一条龙穿越于云层中间，龙身的中段为朵云所遮挡。龙发、龙须、云朵等等都采用镂空雕刻，每个云朵上还雕出似灵芝的纹样，整体表现得层次分明，饱满而不失玲珑。对比西安、无锡出土的两件宋元时期玉雕作品（图11） ，不难看出在这副玉带上仍有宋元时期玉雕遗风。

    朱檀墓出土的雕灵芝纹玉带也采用透雕方法，厚度与层次都不如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徐达五世孙徐墓（正德十二年，1517年）出土雕花玉带带板为透雕秋葵纹饰，在枝叶上再以阴线表现脉络，线条婉约流畅，雕工十分精美。 这副玉带最大的特点是带板没有边框限制，系以花叶的自然形状与其间的起伏错落形成带波折的长方形、长条形、桃形和圭形。嘉靖以后透雕玉带的数量增多，采用钻孔穿透碾磨法，俗称锼眼技术。将纹饰错落统一安排钻孔位置，钻孔后拉丝斜锼，可根据图案，锼出多层纹饰。明代玉器中所谓“花下压花、枝下压枝”的雕琢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较多使用。这种“花下压花”的雕琢方法主要应用于明代玉带板等装饰用玉上，在平面片状的玉器上镂雕出多层花纹，表现出较好的透视关系。这种雕琢方法与明早期汪兴祖墓出土玉带的雕琢方法有明显不同，工艺上显得粗糙草率。彭泽夫人吴氏卒于嘉靖元年（1522年），墓中出土透雕金瓜枝叶花纹玉带和透雕花鸟纹玉带。花鸟纹玉带（图12）用透雕的方法表现鸟儿在花丛中嬉戏，但是雕琢出的花梗的线条显得纤细零乱，不似之前的雕工精细。

    在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中出土了两副透雕玉带，都体现了“花下压花”的特点。明代御用监董姓太监墓（万历时期）和明代御用监总理太监滑永形魂墓（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各出土云龙纹玉带1副（图13）。带板采用双层镂雕方法雕琢出云龙纹，龙纹为主题纹饰，云纹和杂宝纹在主题纹饰之下，起到衬托作用。其正面及侧面都带有较强的玻璃光泽。

    2、深、浅浮雕

    浮雕工艺中采用减地的方法剔除非物像部分，使主题纹饰高于地子，以达到突出表现的目的。

    浅浮雕，又可称剔地平雕，将主纹以外的地子碾磨降低，降低的深度较浅，以此来表现主题纹饰。出土的明代玉带中有不少带板采用浅浮雕的方法来表现纹饰，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减地不深，纹饰凸起不明显。例如江西宁康王朱觐钧墓（弘治十年，1497年）出土的一副云龙纹玉带，带板除边框外减地浮雕出云龙纹。龙作游走状，龙发斜上前冲，角似鹿角。龙身粗壮，无鳞，龙为五爪，龙之四周还浅浮雕有朵云和火焰珠。此副玉带的碾工特殊，每块带板以麻点做地，与纹饰表面经打磨抛光后所形成的光亮效果形成对比。

    中山王徐达家族墓出土雕花白玉腰带1 副，带板正面浅浮雕螭虎纹。圭形尾的弧形两端还分别刻“辅”和“弼”字。

    明代御用监太监赵芬墓（万历十年，1582年）出土寿桃纹玉带1 副（图14）。带板有边框，并采用剔地平雕的方法雕琢出寿字、桃花、灵芝纹。背面光素，有对钻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