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申电动三轮车车架:龙应台：中国文化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

　　她生于台湾，学成于美国，嫁给德国人，任公职于台北，现在香港做教授。

　　她属于中华文化，也属于整个华人文化圈——今天能同时在两岸之间及新、马及美国华人世界中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文人，鲜有能与她比肩者

　　本刊记者/黄艾禾

　　台湾作家龙应台已经在香港安了自己的新家。9月，她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任该校的客座教授。

　　2003年，龙应台圆满干完一届台北市文化局长。她决定重回文学生涯。先是应聘香港城市大学，后来是香港大学。让她分外欣喜的是，这回，不是她只身一人在此安家，15岁的小儿子华飞从欧洲赶来陪她，留在香港念书。这回的家，才更有家的感觉了。

　　龙应台为华飞选择的，不是香港的“国际学校”，而是正规的德国学校。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这样道出自己的深思熟虑：孩子是在德国长大的，“既然我们生活在德国，我就让孩子做个快快乐乐的德国人，认同他们生长的地方。你把歌德的文学、马丁路德的宗教、康德的哲学都吸收消化成你自己的人文素养系统后，再去欣赏莎士比亚或者海明威或者屠格涅夫、川端康成，但不是在你自己空无所有的时候，到处漂浮。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厚重的锚，船有了锚，就可以放心地启航，万里飘荡。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锚。”

　　龙应台分外珍重一个人的文化根基。这可以从她自己的文化经历中找到缘由。

　　哪里是你家？

　　在此之前，龙应台在多少个地方，安过多少次家？

　　当年，23岁的龙应台赴美留学，一待就是8年，在那里与德籍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她的心里却没有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1983年，夫妇二人一起返回台湾。

　　她向记者这样解释当年她回台湾的动机：“我选择离开美国，一方面应该是深受胡适、罗家伦、蒋梦麟等五四前辈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是有责任的。当时觉得，如果我留在美国，那么我就应该加入美国文化，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如果对美国没有这样的热情或承担，我就应该离开，回到自己的本土，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那时更直接的念头是，23岁离开台湾之前，我对台湾只有幼稚的了解。我必须回去，以比较成熟的眼光、国际的参考系，去重新认识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台湾的现实与从美国带回的“参考系”反差如此之大，令龙应台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她投书《中国时报》，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写《野火集》，一开始当然是一股天真的义愤，美国的‘参考系’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化里的陈腐面和政治体制的荒谬面。”龙应台说。

　　龙应台本以为这次她可以真正安下家，但他们在台湾只住了3年。因为在台湾丈夫事业上没有多少空间发展，1986年，他决定赴瑞士应聘，龙应台随夫同行。当时，“野火”正在狂烧，龙应台的隐退，一时还引起“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的谣言。

　　实际上，龙应台自己说，她决定去瑞士“应该有性别的因素存在。如果龙应台是个男人，他比较可能趁着‘野火’巨大的成功去‘开创事业’，写更多的评论，或者加入反对运动，成为政治活动家。”而她“其实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要专心做母亲。从34岁到47岁，龙应台在欧洲度过了相夫教子的13年，一路随着丈夫从瑞士搬家到德国，把两个儿子带大。

　　然而，尽管龙应台在欧洲的温暖小家离故乡非常遥远，但她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土。所以，当1999年去台北担任文化局长的机会到来时，她无法拒绝，只身返回故乡。

　　现在，她决定，不再回欧洲，要把家安在香港了。

　　你是哪里人？

　　龙应台出生在台湾，但却是个祖籍湖南的“外省人”；她在美国留学时，绝对是来自不发达的亚洲的“外籍学生”；但等她回到台湾时，已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她到了欧洲，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尽管怀里抱着混血的婴儿。

　　龙应台形容自己在欧洲定居的13年是“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些岁月里她远离主流文化。“但是欧洲13年给了我三件珍贵的东西：一是美国以外的参考系。我发现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如何地被我们的‘美国观’所窄化。欧洲的多元打开了我的国际观；二是，离群索居测验了同时加深了我甘于寂寞的修行。这种甘于寂寞不仅只是乐于独处，更使你学会一心孤寂，素对穹苍，练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沉静；三是，13年的育儿生活使我稍微认识生命的本质，不从抽象的知识着手，而从为婴儿深夜哺乳、清晨把尿的体验出发。那是一种深情。如果说我知识分子的气质是往天上张望的，那么育儿经验就是我脚踩的泥土。没有这片泥土，我可能只是个浮夸空泛又自大的知识分子吧。”

　　也正是到了欧洲居住以后，她才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就是中国人。龙应台曾在她的书《人在欧洲》中写到过她的遭际。那时，她的大儿子只有一岁多，每当她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时，总会有人问她：“你是泰国人吗？”当时，有许多泰国女人到瑞士从事皮肉生涯，她知道，自己被看成又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了。而更让她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些非常善良好心的瑞士人，常常往她的手里塞上几块瑞士法郎，“给可爱的孩子买点玩具吧！”——她被当成当时正在瑞士避难的越南难民了。这种慈悲心肠，让她无从与人解释，也难以消化。

　　今天的龙应台这样为自己的归属定位：“在政治意义上，我是个台湾人，在文化意义上，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当台湾的政府走向违反我的核心价值方向时，我是不惜与之为敌的。而中国的文化，我也不认为它是什么凌驾全球的伟大，更不认为它有真正本质上的独特，我们其实对印度、埃及、希腊甚至阿拉伯的文明都认识得太肤浅、太轻率。但因为汉语是我的母语，因此中国文化就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从大海回溯川流时不得不回到的上游源泉。我珍惜这个源泉，但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源泉是世界上众多源泉之一。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画在很大一张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所以，当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上的极端自卑或极端自负，是一百年来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法摆脱的两个极端。您是如何‘超越’的呢？”龙应台答道：“当我和一个巴勒斯坦的诗人，一个古巴的小说家，一个土耳其的评论家或者一个德国的学者对话时，我看见他们身后的川流谱系——每一个文化都曾经有过高峰和谷底，里头的人都曾经‘自卑’或‘自负’过。当你有这么一个文化谱系的世界地图在心中，‘自卑’和‘自负’是比较容易超越的。”

　　龙应台的两个孩子都可以讲汉语。“我给他们一把钥匙。他们一出生我就跟他们说汉语，不掺一句英语或德语，以保持汉语的纯粹。有一天，当他们自己有了欲望要进入中国文化的川流谱系时，他们的钥匙可以开启那个世界。”但龙应台并不强求他们认同中华文化。“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路途。他会自己找到自己在地图上的那一点。”。

　　“我的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

　　今天，龙应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同时在六个地方发表的：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广州、美国。在华文世界中，只有龙应台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龙应台表示：“我心中有一个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从而与其他世界对话。”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眼界，龙应台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六地间“一堵又一堵名目不同的高墙，阻隔语境的交流。”

　　龙应台的文章常常会招来骂声。这种“千夫所指”来自两岸。但她说，这“不对我造成压力，因为，那本在意料之中——觉得很孤独是真的。”她忧虑的是，“北京和台北之间那么需要沟通，却阻隔得厉害。”

　　“北京的知识分子太需要虚心了解所谓‘边缘’——香港、台北、新加坡等等——的思维，台北太需要了解每天在内部质变的北京；香港和台北更需要相互学习。我觉得，中国人不能老在舔自己的伤口，或者得意于一时的‘崛起’姿态，而应该思索我们对人类这个社群可以有什么贡献。把鸿沟和高墙拆除，让一个丰富多元、自由开放、充满创意的华文世界变成可能，大概是第一步吧。语境要流通，对话要打开，眼界要放大。”

　　“这是我心中的憧憬。自己的文章，则是那第一只从沼泽飞出的鸭子，吸引了众多猎人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