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吃货蝙蝠侠去哪了:龙应台,人生就是一次次目送.

文笔中豪情万丈，曾经以一把“野火”烧遍了海峡两岸；但生活中的她，和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是女儿，是妻子，也是母亲，同样有着似海深情，这就是最真实的龙应台。

 

两个孩子的妈不好当

 

某一天，一丁点儿大的二儿子华飞和妈妈一块儿泡着水，他突然盯着妈妈的左胸，“妈妈，这是什么？”

妈妈说：“这，叫‘奶奶’。”

飞飞“扑哧”笑出声来，伸手去摸妈妈右胸，说：“那这，叫‘爷爷’！”

妈妈正愣在那里，飞飞已经低着头探索自己，自言自语地：“飞飞也有奶奶和爷爷，嗯，比较小。”

这是《孩子你慢慢来》中的一个小片段。1984年，龙应台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而在台湾掀起了一股“龙旋风”，许多约稿的编辑直到联系上龙应台，才惊讶地发觉：言词锋利激烈的“龙应台”居然是个女的。而更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文词泼辣、崇尚女权的龙应台一年后跟着丈夫旅居德国，还一心一意地做起了全职妈妈，相夫教子去了。

“其实，我是右手写《野火集》，左手写《孩子你慢慢来》的。”左手联结着心脏，牵动出了另一个温柔得不得了的龙应台。原本徘徊在女性主义各种命题间的龙应台，“哗”地一下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当两个学龄前孩子的妈。

这个妈并不好当。睡觉前给孩子读《水浒》，读到鲁智深半夜起来在佛殿大便小便，吓得龙应台暗自担心平时的卫生教育；读到三个好汉带着700个小喽啰去打家劫舍，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第二天，龙应台发现6岁的儿子和对门5岁的小邻居挥舞着竹竿和破布扎起的旗子，站在人行道两边“打家劫舍”，而且专挑刚从超市里出来的老奶奶下手！气得一贯斯文的龙应台赤脚飞奔下楼去阻止。

但两个孩子的麻烦远不止于此。弟弟华飞出生不久，哥哥华安开始变得“糟糕”起来，不肯按时吃饭，不肯好好睡觉，甚至连刷牙也要被威胁着“一二三”才肯磨磨蹭蹭地拿起牙刷。因为，华安在抗议了：“你们比较爱弟弟。”即使再爱这个弟弟，他还是忍不住把弟弟全身的衣裤都剪成了碎条，披挂得像个叫花子。

家庭“内部矛盾”还没解决完，林林总总的其他外部问题又包围着龙应台。为儿子挑选怎样的幼稚园呢，普通班还是精英班；华安作业只得了一个“老鼠”（老师奖励的标志，3个“老鼠”为优），这该怎么劝导；孩子生活在3种语言环境中，时而英文，时而中德混语，会不会相互混淆……

偶尔，龙应台也忍不住抓狂发飙，如市井妇人一般扯着发际间的白发对儿子大吼：“你看见没有？妈妈满头白发，都是累出来的，你替我想想好不好？妈妈老死了，你就没有妈妈了……”几年时光下来，纵然龙应台费心打扮一番，可当好友若冰绕道来看她时，一见面就脱口而出：“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黄脸婆！”

其实，彼时的龙应台也有一箩筐雄心勃勃的计划：研究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大量读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去各处旅游，到法国南部的小乡村，一村一村地走；以国家为题写一流的采访报道；制作一个系列的介绍欧洲各国的电视节目……可这一切，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统统泡汤了。

“谁能告诉我做女人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龙应台是矛盾的。可她的母性如火山般爆发后，还有什么可以遏制呢？还在哺乳期间，她和席慕蓉约着见面吃东西，就一口气灌下N杯奶昔，极其享受那种做“母牛”的感觉。而当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卷毛儿子成长时，面对着那些伟大计划的诱惑，她只是环绕着孩子，摩挲着他们柔软的头发，跟那些伟大的计划暂时Say  goodbye，因为，“有些（做母亲的）经验，是不可言传的”。

 



学着认识一个18岁的人

 

做了长时间的全职母亲后，当马英九特意来到欧洲请她出山时，龙应台点了点头—她应允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此时的大儿子华安14岁，华飞10岁，正是要进入青春叛逆期的时候。

在华飞的记忆里，两兄弟童年每天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就是临睡前听妈妈讲故事，和妈妈讨论一个个有趣的问题。而今妈妈远在台湾，和儿子的沟通只能通过电话。但龙应台渐渐发现，和儿子们每天的越洋电话，渐渐像一枚失去新鲜水分的果子，越来越干瘪了。

见面会的现场，龙应台模拟着和华安当时的通话：“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吃饭了吗？”“你好烦哦。”

母子间的通话已经只剩下客套的寒暄了。可公务繁重的龙应台又怎能有时间再去与孩子像幼时一般亲密沟通。当任满到期后，龙应台毅然决定回到欧洲，重新过日子，重新和孩子共聚。

可当她回到家中时，那个可爱的、让她亲吻、让她牵手、让她牵肠挂肚、头发有点儿汗味的小男孩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容棱角分明、有点儿“冷”的18岁青年。

华安也是满腹牢骚，分明已是一个攻读经济系、在外界和师友交往时要承受压力的成年人，但是在家中仍被视为12岁的小孩。华安有个形象的“角色转换”比喻：“一边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何凌晨5点才回家。”

为了重新认识这个18岁的人，认识这个成熟的华安，龙应台建议能否和儿子共同写一个专栏，“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令龙应台惊讶的是，儿子竟然答应了，并给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理由：“老兄，因为要赚稿费。”两个人无话不谈，谈人生，谈文学，谈嘻哈歌词，谈恋爱的感觉，谈工作的意义，谈穿衣的品位……

专栏一写就是3年。

在这3年里，虽然龙应台时不时为儿子的抽烟习惯抓狂，不时催稿如催命，而华安不时在信中对母亲嘲笑有加。但是彼此，却真正开始了平等对话，华安“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虽然不少谈话的开头都是类似的艰难谈判：

“安德烈，你知道，母亲对子女的爱是生死不渝的。你告诉我：你嗑药吗？”

“你有病啊。我嗑药，会告诉你吗？”

“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YES  or  NO。”

“NO。”

“好。现在可以继续谈了。”

“受不了你。”

“所有的妈都会这样。”

……

当这3年的专栏结集成《亲爱的安德烈》出版时，龙应台“确实吓了一跳”，因为“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很多父母都是拿出一篇篇文章，在晚餐时和儿女一起讨论，以此打开沉默多年的亲子沟通大门—多少父母和儿女共处一室却无话可谈。

华安虽然表面还是酷酷的，但却在《亲爱的安德烈》的序言中终于放出了“软话”，感谢这三年“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记”，让自己和母亲，有了联结的“份儿”。

而显然，随着年岁的增长，华飞也有当年华安的影子了。一次聚会中，龙应台去洗手间时，顺口问道：“要不要上厕所？”

“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龙应台被问得一愣，可华飞乘胜追击：“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看着14岁也已经酷酷的二儿子华飞，纵然平时“和我有一点儿像如胶似蜜似的”，龙应台也要头痛思索着，如何和他开始建立这种联结的“份儿”了。

 



父女母子一场，注定离别

 

在公众场合，龙应台喜欢谈论《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津津乐道其中真实的趣味细节，但一谈到《目送》时，她却缄默了。不在公众场合讨论《目送》，这是龙应台立下的“规矩”。

随着儿子的羽翼丰满，随着父母的年迈老去，目送，是无法回避的主题。龙应台描述16岁的华安去美国作交换生时，自己去机场送他。“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目送着儿子的背影离开，而他却连回头一瞥都没有。两个人同坐在车里，华安却戴上耳机不交谈—他有独自波涛汹涌的世界。

而二儿子华飞呢？龙应台也不得不承认，她也要目送着那个《孩子你慢慢来》中“让人亲也亲不够”的白胖小卷毛从自己生命中渐行渐远了。17岁的华飞从德国飞去剑桥和母亲相见时，看着母亲一路兴奋地对着路旁的花草动物指指点点时，常一个箭步冲出五步之外，“拜托！妈，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像个没见过世面的5岁小孩！”

而目送离开的，不仅是日益长大的儿子，也还有自己病逝的父亲，以及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忘记女儿是谁的母亲。在火葬场的炉门前，她蓦然心惊，深深地凝望，希望铭记这最后一次的目送；在一次次母亲抓着自己问“我的女儿在哪里”的时候，她知道，这也是送别。人生里，就是这样一场场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目送》出版后，在香港和台湾的读书会上，都是人们经常选择朗诵的篇目。这次在大陆的见面会上也不例外，当场就有4个年轻人主动要求朗诵。龙应台安静地坐在一旁，双手握在胸前如少女祈祷一般，虔诚地望着朗读者。打头朗诵的男孩紧张急促，语速很快，龙应台接连两次都不禁打断提醒他：“慢一点，再慢一点儿呵。”

缓慢的语调，渐渐将现场带入了这种与至亲至爱生离死别的忧伤中。一个女孩在念到目送父亲背影离开的段落时，突然就哽咽失声，当场落下泪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在公众场合谈《目送》的原因。”龙应台有些伤感，轻轻叹口气，看着台下挤得密密麻麻的读者，“不能谈，谈不得。”

即使现在定期陪着母亲到处逛逛，即使和老大有最深层的沟通，和老二有“甜蜜的互动”，但父女母子一场，最终注定离别。龙应台心中亦如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