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捕马蜂器:近年来政治学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述评

近年来政治学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沿报告课题组

　　关键词： 政治学 权力 邓小平政治思想 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 村民自治
　　内容提要：本文对1999~2000年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动向和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介绍和评述，特别着重邓小平政治思想、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村民自治等热点问题的研究。作者还介绍了政治学学科建设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

一 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学说的同时，理论界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对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邓小平政治思想是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中国的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就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绝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植根中国大地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理所当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指导思想。为此，政治学理论工拽者，运用政治学的逻辑思维和范畴体系，对邓小平政治思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几个层面的成果。
第一个层面，从现有的政治学框架出发，在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进行归纳整理，出现了一批分别研究阐述邓小平的民主理论、法制理论、政党理论、治国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国家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等等方面的论文论著。这些研究成果从邓小平的思想中梳理出来，经过分析加工，赋予一种理论形态，这种专题性的研究，尊重原著，基本上描绘了有关理论的形成轨迹，概括了其主要内容，虽然未作更多的深入研究，带有极大的阐释色彩，但已不是简单的拼凑。

梅荣政：《试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观》，《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期；刘瀚、李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依法治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孙力：《当代政治发展的新范式》，《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徐鸿武、许耀桐：《邓小平行政理论与我国机构改革》(论文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刘瀚：《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6期；辛向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刘然：《邓小平政治稳定的思想初探》，《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2期；吴志成：《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基本内涵探析》，《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8期；黄国雄：《论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若干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左用章：《邓小平的国家职能理论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王炎炯：《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7期；陈思德：《试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许耀桐：《论邓小平对政治现代化的贡献》，《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等等。

第二个层面，从建立比较合理的、稳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这一关键性问题出发，从中国现实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来考察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力图发掘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珍贵价值和无穷的生命力，系统地把握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有的学者将邓小平政治思想归纳概括为：国家政权思想、民主思想、法制思想、政治改革思想、廉政思想、政治稳定思想、统一战线思想、政党思想、国际政治思想等几个方面。有些学者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概括为几论，即政治特色论、人民群众论、政治保证论、统一战线论、政治稳定论、惩治腐败论、民主法制论、体制改革论、国际政治论等。也有的学者从邓小平关于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统一战线、革命军队、一国两制、战略策略等极为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中探讨现代化的政治逻辑。还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由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内在逻辑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而深入展开所形成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构成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尽管在提炼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方面理论界还有一定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努力运用具有理论形态和内在逻辑结构的邓小平政治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过程中，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适应建构学科体系的要求，着眼于升华系统完整的原理和知识，把政治学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张彬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
毕宪顺、张子礼：《邓小平政治思想论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
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侯少文：《邓小平的政治观》，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

第三个层面，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邓小平政治思想，更多地和更主要的是注重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核心，关注邓小平观察和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的学者从政治视野、政治内涵、政治理念、政治结构、政治艺术、政治辩证法等方面，多角度地阐明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有的学者分析了邓小平以政治的本质与目的一般规定、政治过程的冲突与互动、政治发展的控制与一体化等构成的政治哲学，指导中国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步骤，从而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功。有学者分析了邓小平政治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认为他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原则、角度和途径，探索和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基本原则和途径，从而在政治分析方法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以辩证的矛盾分析作为政治分析的哲学法则；以着眼于生产力的经济分析作为政治分析的根本方法；以科学的、准确的阶级分析作为社会政治力量分析的指导线索，以利益和关系的分析作为人民内部政治关系的具体角度；以重视体制分析的制度分析作为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现实途径。还有的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主题，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重要方法。 吴显庆：《邓小平政治思想研讨会理论观点综述》，《行政论坛》1996年第2期。
张静如：《邓小平政治哲学解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王浦劬：《试分析邓小平政治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现代猾嶘程中的政治与行政》(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毕宪顺、张子礼：《邓小平政治思想论纲》。

第四个层面，在从总体上把握邓小平政治思想的务实性、时代性、系统性、开放性的同时，有的学者认为，特定的国内条季，决定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具有宏观设计、政治战略部署的突出特点，这种宏观设计和政治战略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政治思想；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首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总设计师；特定的国际背景，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邓小平对原苏联政治模式的批判引人注目；但这种批判是为着更科学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反差。

吴显庆：《邓小平政治思想研讨会理论观点综述》，《行政论坛》1996年第2期。

理论界对邓小平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予以更多的关注，认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是源与流、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邓小平站治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割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址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因而，许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善于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的共性，并弄清楚邓小平政治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显现出邓小平政治思想独有的特色和价值。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为马克思址义政治学说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观；②提出了处理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新观点；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民主理论。有的学者对邓小平在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政党理论、国家利益观、统一战线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贡献进行论述。

洋龙：《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贡献》，《探索》1996年第6期。

孙国华等：《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2期；庞仁芝：《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4期；黄国雄：《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发展的若干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左用章：《邓小平对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贡献》，《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朱金斗：《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丁俊萍：《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刍议》，《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彭大成：《从列宁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簡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李惠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邓小平的政治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以上4个层面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一大特色。

二 有关"权力"的理论探讨

权力是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政治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因而政治学常常被称之为"权力之学"。近年来，政治学界对"权力"的研究一直比较活跃，并不乏真知灼见。
1.关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国内外对权力的定义大致可归纳为4种，即力量说、能力说、控制说、关系说。这些定义对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权力的概念是有帮助的。权力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广义的概念，就是某一主体利用某种资源对客体实行价值控制，致使客体改变行为，以实现主体的意志、目标或利益的一种特殊社会力量；第二层次是国家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意志，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第三层次是职权，包括决策权、办事权、处理权等许多具体权力。有学者认为权力是一个系统，处于这个系统最顶端的是国家，国家是特殊的权力机关，是权力的集中表现；并断定有关权力的定义一般包括三个要点：权力是支配、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权力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权力是强制的力量；并且指出在关于权力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如下缺憾：第一，忽视了对原始社会权力本质的研究；第二，没有对权力本质的一般性和社会性进行划分；第三，没有从权力的归属和占有上来认识权力本质的社会性。权力本质上有一般性与社会性，其一般性是指在各种社会形态下，各种权力关系中具有的共同属性；其社会性是指不同社会制度下权力关系的特殊本质规定。有学者尤其对政治权力予以关注，认为政治权力是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活动主体在夺取、制造和分配社会资源、财富、价值和权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应于政治活动客体的支配能力。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权力就是某一个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包含权力主体、目的性、强制力、权力作用的对象、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式、权力格局、权力关系的稳定度。政治权力由权力作用方向和方式、权力作用的层次、权力作用的时间、权力作用的程度和结果等要素构成。 林吕建：《权力错位与监控》，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
赵磊等：《走进权力》，团结出版社，1997。
万斌：《政治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第210页。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33、35、38～39页。

2.关于权力的特征
有学者对权力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权力现象的发生以人的意志的存在为其前提，它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之中；权力是主体的一种外在型能力，它无法以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在人的机体内画淀下来，转化为人类的一种机能而世代遗传；权力具有可交换性；权力不具有平等性。有学者指出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相对性(即权力只能在权力主体与客体相对应的具体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单向性(即权力主体与客体是不平等的，主体的意图主导着客体的行动)、工具性(即权力只是主体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必须掌握的手段，但也因此而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和后果性(即权力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必然造成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往往有利于主体而不利于客体)。也有的学者将权力的特征概括为：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有时以显性的方式出现，有时则以潜在的或隐含的方式发挥作用；依从性，权力关系是行为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权力的存在与权力的运行有赖于权力所指对象的存在，权力的存在以对象的服从为基本前提；情境性，权力的运用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权力不能支配一切，超出了权力行使的范围，权力本身将受到另一种权力的支配；差异性，权力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它带来的后果有好坏之别。有的学者将权力的特征概括为：一是阶级性；二是强制性。有的学者将权力的特征概括为强制性、等级性、对象性、整合性和目的性，同时还潜在地存在扩张性，侵犯性、排他性、诱惑性和腐蚀性。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度》法律出版社，1997，第1～4页。
万斌：《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般考察》，《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政治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吕元礼等：《权力与个性》，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刘清华：《论权力的两重性》，《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王寿林：《权力与权力制约论纲》，《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关于权力的分类
有学者从类型学的角度将权力分为强制型(即通过实施惩罚或威胁实施惩罚而获得服从)、报偿型(以提供利益或利益许诺换取服从)、信仰型(通过说服教育培养某种信仰，使权力客体心甘情愿地服从)三类，并且指出，上述三种权力类型因维系权力关系的方式不同，导致客体服从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引起的效果不同；强制型权力难以获得长期认同，过度使用还会引起反抗；相比之下，报偿型权力更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支持，但由于权力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成员的期望和需要的无限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也使其不能建立起稳定持久的权力关系；只有信仰型权力因其基于对权力合法性的承认而有利于权力关系的长期维系。当然，信仰型权力不可能离开强制型和报偿型权力而单独存在。有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权力进行了分类：权力可以依据权力主体的不同而分为私权力和公权力；根据行为者所受到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影响不同将权力分物质权力和心理权力，后者又可分为认识权力和动机权力；从法的角度将权力分为合法的权力和不合法的权力；根据权力实施中所借助的手段的性质将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和奖酬性权力；以权力的构成要素，可以根据权力客体肪从的状况，将权力的存在的一般形态细分为三种类型即潜在的权力、明示的权力和现实的权力。有的学者则认为，依据权力的来源可划分为传统的、法定的和神授的权力；依据权力行使的方式，可分为直接的权力和间接的权力；依据权力的实现机制，可分为呛喥性权力、诱导性权力、奖赏性权力与惩罚性权力；依据权力的性质，可分为经济的权力、政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军事的权力等等；依权力的极差，可分为无限或不受限制的权力、中等的权力和小的权力；依权力动机及其产生的后果，可分为好的良性权力、坏的恶性权力；依权力存在的方式，可分为个人的权力、集团的权力等等；依权力的结构可分为单通道权力、双通道权力以及多通道的权力；依权力的结构可分为纵向的权力、横向的权力、网络式的权力。有的学者从权力的性质和结构方面，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宗教权力、心理权力等等；从权力作用的方式和手段方面，可分为强制性权力、奖酬性权力、规范性权力等等；从权力作用的结果的格局和意义方面，又可分为绝对的权力和有限的权力，集中的权力和分立的权力，平衡的权力和不平衡的权力。还有的学者从性质、职能和层次三个方面来考察权力形态，并力图从宏观的角度以及纵横向的关系来把握权力形态：从宏观角度考察权力的性质，有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力，主权与具体权力，合法权力与非法权力；以不同职能来划分，权力可划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精神权力4种。其中经济权力是基础的职能权力，政治权力是核心的职能权力，军事权力是关键的职能权力，精神权力是必要的职能权力；根据权力主体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层次可划分为组织权力和个人权力，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还有的学者将权力划分为全球性权力、区域性权力、国家权力和其他权力。

周光辉、张贤明：《三种权力类型及效用的理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度》，第14～19页。
吕元礼等：《权力与个性》，第26页。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第33页。
参见赵磊《走进权力》，第126～166页。
陈玉范：《权力运行规律探索》，《行政与法》1997年第1期。

4.关于权力的行使和制约
有学者进一步论述了权力要素、权力的分配、权力的行使等问题，使得对权力研究进一步系统化、深入化。他们认为，任何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都包含4个基本要素，即权力载体、权力标志、权力手段、权力基础。权力的分配应从分配途径、分配原则、分配结果予以考察；分配的途径大致有世袭、任命、考试、买卖、选举几种。权力的分配一般依据关系原则、财产原则和素质原则；不同的分配途径和分配原则导致不同的分配结果。拥有权力并不等于使用权力，权力只有在行使过程中才能实现，权力的行使一般都有目的，为了达到目的，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途径，采取何种途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二是权力手段的选择，一般有民主与专政，强制与非强制几种形式。有学者根据控制论的一般原理考察，认为对权力的行使有实时控制、反馈控制和前馈控制、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几种模式。权力一般讲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两个方面，由于权力具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因而对权力必须进行制约，人类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发展、互相推进过程中，形成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的制约模式。有学者认为权力有正向运行和负向运行两种状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负向运行有其社会原因、体制原因、法制原因和主观原因。对此必须采取多种手段，尤其是要把握时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更为科学的制度体系，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制约机制，予以防范，抑制权力负向运行，实实在在地将其限制在最小范围、最低限度内。此外，有学者专门提出了"权力的工具性问题"，即如何使权力只能服务于社会而不致危害社会，认为这个问题根源于权力的公共性与权力在行使上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个矛盾贯穿于政治史的全过程；指出权力由无限向有限的转变，对权力的控制由自发转向自觉，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由身份转向契约都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以权力控制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种理论方案。

参见赵磊等《走进权力》。
刘清华：《论权力的两重性》，《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程竹汝：《论权力的工具性问题》，《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期。

近年来对权力的研究更多地是以权力制约和反腐败问题为立足点和归宿，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以及从其他角度上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三 对"民主"的研究

民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基本范畴之一。近年来，政治学界经过冷静思考和理性分析，再次形成了对民主的研究热潮，推进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1.关于民主的内涵
多数学者对民主政治内涵的认识和看法大体一致，只是论证的角度以及在用词等方面有些许差别。例如，有学者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是对独裁专制的否定和对人民主权的肯定；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有阶级性的，特定的民主制度总是代表和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民主作为一种人民意志、愿望的表达程序和体现方式，是民主在量的方面的规定性，标志着人民群众实际上参与政治的客观水平。有学者认为，民主政治是统治阶级内部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以法制为保障，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国家治理的政治统治系统。民主政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又是一种国家形式(政治体制)；民主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原则和范畴组成管理体系；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黄百炼：《民主建设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还有的学者认为，民主是个政治范畴，并且是政治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民主政治是相对于专制政治而言的概念，它有三个基本含义：其一是多数人统治取代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国家权力：其二是全体社会成员构成国家的权力主体；其三是全体社会成员实行自治管理。民主政治的这三个基本面，是从质的规定性角度所做的分析，它表明民主政治同专制政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嗺政治还具有量的规定性，有
一种量化的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政治系统民主化程度的标尺，包括：利益表征度，指政府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程度；认可度，指全体社会成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政府的权力配置、权力运作的认可程度；参与度，指全体社会成员自愿通过各种合法形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透明度，反映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公开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输入度，指站府采纳全体社会成员要求的程度。民主政治就其形态结构而言，由本体形态和社会体形态组成，一般说来，民主政治的本体形态带有普遍性，而摄会体形态则具有特殊性。民主政治的本体形态是由民主制度、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三大基本要素组合而成，其中每一基本要素又各自由许多次要素构成为一个子系统。民主制度是根本的，是形态结构得以存在和稳定的核心，也是其他要素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民主权利是民主制度的过程和体现；而民主制度得以正常运作，民主权利得以正常行使，则离不开民主观念。民主的社会体形态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奴隶制社会的民主政治、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也有学者认为，民主政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和程序普遍参与政治过程，并由此实现对国有及社会事务的管理；民主政治的内在价值，体现为民主政治与自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目标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或相互包含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有的学者，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认真研究了民主的内涵，认为从国体上看，民主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从组织制度上看，民主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从行为规范上看，民主是自由与纪律的统一。还有一些学者将民主的内涵划分为若干层次或方面。有的学者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即民主的性质、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运转。民主的性质是指谁享有政治权力，哪个阶级享有政治权力。民主的形式是指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方法，即用什么政治制度来行使政治权力。民主的运转是指国家活动的原则。三层含义统一不可分割。有的学者认为，民主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二是指一种政府形式、政治制度，一种政体；三是指体现民主的本质和基本民主原则(民主政体)的具体制度、细则、程序、操作、手段等。第一层含义体现的是民主的属性；第二层含义体现的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第三层含义的内容使民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动态化，变成可操拽的民主，使民主制度发挥出民主功能。有的学者认为，民主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乃至微观的家庭民主和机构民主，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民主都是残缺的，不完备的。民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体民主，由哪个阶级来行使民主，概由国体来决定；第二个层次是政体民主，受国体民主的统辖，为国体民主的实现服务；第三个层次是主体(人)民主，是指国家公民作为民主的主体在思想、观念、行为上的民主。

张华青：《民主政治的内涵及形态结构》，《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
吴志华：《政治学原理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61～262页。
参见徐鸿武等《民主政治大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王惠岩：《当代站治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李元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1998年第3期。
刘京希：《多维视角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

与前述对政治的内涵研究相类似，有些学者尝试对民主的内涵也作某种广义的理解。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把握民主的含义。从广义上讲，民主是一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以尊重多数的意志、利益和平等权利为原则的社会管理形态。从狭义上讲，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社会里，民主主要表现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民主含义的两个层次，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广义民主的含义，指的是一切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它适用于国家形态的民主，也适用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狭义民主的含义，主要揭示阶级社会里民主的本质特征，严格限于国家形态的民主范围。狭义民主，可以说是广义民主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广义民主和狭义民主的形式虽有不同，但它们必须遵循的某些原则，比如平等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又是共同的，只是在民主的不同形态下，这些原则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罢了。而且，国家形态的民主和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的存在，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学者认为，民主是指民众的权利、管理和统治。在无阶级社会，民主指的是社会全员对社会的管理；在阶级社会，民主首先和根本上指的是国家制度，指的是阶级对阶级的管理。还有的学者认为，民主是多元的复合存在，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要对其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民主的含义，作为对民主本质的概括，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适合于解释全部民主现象；认为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制度，也是一种自治制度，还是一种运行机制(包括参与机制、决策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诸如民主意识、民主理论、民主精神等；这种概括，便于从理论上解决民主的广泛性与含义的褊狭性之间的矛盾，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形态分析民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既注重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又注重民主体制、民主形式的调整和改革，同时注重各种民主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加强民主意识的培养和民主精神的弘扬。

王贵秀等：《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王玉海主编《新时期民主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洋龙：《论广义的民主》，《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2期。

2.关于民主的特征
有学者从一般意义上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民主具有历史性，有其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历史阶段性；阶级性，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民主内容和要求，有不同的民主观和民主理论，有不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作用，有不同的民主操作和实践运动；具体性，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社会形态，其民主形态有很大的差异；相对性，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民主；继承性，不同社会、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某些普遍性的东西可以连续、继承。有的学者论述了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认为二战之后世界各国所推行的民主政治虽然本质各异，具体做法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①民主政治必须是责任政治；②民主政治必须是程序政治；③民主政治必须是法治政治；④民主政治必须是开放政治。 王玉海主编《新时期民主论纲》。
谢子传：《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探索》1997年第2期。

有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民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手段；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限度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是不断发展的民主。有学者在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是国体与政体、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统一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民主还是间接与直接民主、目的与手段、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有些学者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认为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有自己的独创，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结合。具体体现在：①它是国体与政体的统一；②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统一；③是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统一；④是形式与内容、原则和实践的统一。有学者认为，中国初级阶段的民主具有如下特征：两重性，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的先进性与民主实践的某些方面的落后性；基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与某些具体制度的落后性；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与封建专制残余的影响等；层次性，表现为民主意识、民主实践等方面的层次性；差异性，表现在：因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不同而出现的差异性，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性，由才能等因素所导致的差异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建设则具有复杂性、紧迫性、艰巨性、渐进性和长期性。有学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有本质区别，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江泽民概括的，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正如十五大所指出的，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的学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依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认为现阶段民主建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①民主建设有了现实基础；②民主权利的实在性；③民主权利的自主性；④民主行为的法制化；⑤民主建设立足于国情，这种国情性表现为：民主建设鲜明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有的民主制度，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循序渐进，积极而稳妥地逐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

张浩主编《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徐鸿武等：《民主政治大视野》。
李连仲：《第二次解放思想的政治宣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李林、吴玉章、洋龙：《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王玉海：《新时期民主论纲》。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627页。
王贵秀等：《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陈文椿：《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

3.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近年来，根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具体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利益特征，要求必须尊重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特征，要求必须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开竞争特征，要求必须建立管理中的民主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特征，要求政治生活必须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政治建设创造了物质条件，对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为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政治保证，主要表现为：①导向保证作用。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②促进作用。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解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带来的新问题，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③排阻卫护作用。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全体人民民主意识的根本条件，市场经济呼唤全民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自强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创造意识的觉醒，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学会如何利用民主权利，当家作主。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刻影响，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极大地提高资源配置的高效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民主的扩展提供物质保证；能孕育出自由、平等和参与意识，加快观念的民主化；将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领域的民主化的全面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法制化的进程。

张凤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张荣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张曙光：《论市场经济对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刻影响》，《齐鲁学刊》1996年第7期。

另外有的学者根据历史经验就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导致民主政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内在地蕴含着民主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它是生长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似乎能够Б现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都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政体意义上的民主而论，尽管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曾经有过几点民主的曙光，但也不能纯粹归于商品经济的功劳。就早期希腊城邦来说，雅典的商品发展水平低于当时的科林斯，然而雅典实行的是奴隶制民主政体，科林斯却交替实行贵族寡头和僭主政体。到了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带来民主政治的普及和发展。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反而相继产生了法西斯政体，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些工业化国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很快，但至今实行的仍然并不是民主制度。就国体意义上的民主而言，以生产资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在决定了人们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决定了阶级和政治关系，当然也决定了民主的性质和范围。由此可见，就经济因素而言，对民主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是经济关系和以生产资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 洋龙：《论民主的相关性》，《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有的学者从理论上较全面地论述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关系，认为不应从社会形态的范畴界定二者的关系，而应从社会有机体的更广泛的范畴来界定。市场经济能够给民主政治以积极的推动和影响，形成正相关关系：市场经济促进民主主体的发展和成熟，造就具有"独立性"的人，具有开阔视野、奋发进取、学科学用科学的人；促进民主基本原则--平等、自由、法制的形成，推动健全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建立，为民主的发展造成普遍的社会基础。这是两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还存在负相关关系，二者运作的主要原则、权益分配方式以及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市场经济是适合民主制度的经济体制，但这种适合不是在性质和发展方向上的适合，而是在民主的体制、某些具体内容、具体发展形式和民主运行的机制等方面的适合。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民主一方面要适应并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功能，同时它又有制约市场经济的弊端，限制其功利原则、权益交换和价值目标等在社会政治领域扩散的功能。上述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上对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辩证关系所作的较为全面的论述，无疑对于消除理论界的一些不全面论述的影响，对于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特别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具有涵极的作用和意义。

聂运麟：《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4.关于西方的民主和民主理论
郊年来为了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一个全面、科学和正确的认识，许多学者作了十分有益的研究。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最新资料对西方资产阶级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三权分立制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剖析，认为普选制是一架靠金钱运转的机器；议会是富翁俱乐部与政治角斗场；两党制好似一个老板，两家店铺；三权分立制只不过是西方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并且说明在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有的学者分析了西方民主的困境，认为这种困境就在于不能属行它在逻辑上应该属行的功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实际情况都说明这一点。西方式民主的困境来自其政治价值，不是民主结构。这是一种"逻辑反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逻辑反叛"，或者寻求解决这种"逻辑反叛"的方案。有的主张彻底改造之，有的主张改良之，有的主张维护之。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西方式民主在社会快速演进的态势下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如果不能实现转折，西方式民主就将面临更大挑战。克服西方民主的"逻辑反叛"，在政治实践方面就是要变革当代西方式民主的体制结构，寻求实现民主原则更优美、更完善、更有效率的体制形式。

徐鸿武等：《民主政治大视野》。
公治之：《西方民主的困境及其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期。

还有学者从历史的高度对民主追根溯源，对西方民主的成就和局限作了总体评价。他们认为西翻民主经历了古代民主、近代民主和当代民主三个阶段。古代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渊源，近代民主实现了对中世纪专制主义的否定，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了政治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建立了议会制、选举制、政党制，不仅实践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升华为法治的原则、限权的原则和公民参政的原则；同时实现了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民主、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成为近代西方文明首要的特征。然而这种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势必造成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局限性说明它的外壳逐渐地不能容纳其内部日益增长的新的力量，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民主进入当代民主阶段，普选制、利益集团、新闻舆论三位一体突破、超越了近代民主形式，具有了比较健全的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然而由于民主的盛行，强调平等和个人的权利，导致了政府权威的削弱。个人与集团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而且总认为这些要求政府有责任加以满足，使政府背上了"过重的负荷"，民主社会一方面要集中各种利益以建立共同目标，但公民大众的充分表达往往冲击这种共同目标，如此等等，产生了民主危机。面对西方民主的现状，西方各派政治学家对当代民主所提出的质疑，一半是对现实的评论，一半是对未来的探索。但始终回避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存民主依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突出的表现是政治与金钱的深厚亲缘关系。这使西方民主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弊端。

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近年来在对民主的研究过程中，理论界所显示出来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再简单地对西方的民主理论或照抄照搬，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而是对其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有的学者对在西方风靡一时的"多元民主论"、"参与民主论"、"制度民主论"、"精英民主论"、"技术民主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理论把着力点转向政府的实际政策、政治主体权力的运用、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体现了西方政治学研究重点现实化，研究课题广泛化，研究程度深刻化，研究范围国际化，研究方法多样化。但这些理论仍旧都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和理论观点，即主要是为巩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服务、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的；它们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还本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然而西方民主理论在研究具体政治活动、民主运作机制上取得的某些成果，在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民主进行的量化研究上的某些方法，在某些具体的民主思想方面，在提出的某些民主的具体形式上，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可供我们参考。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是以西方传统民主批评者的面貌出现的，客观上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某些弊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质的认识，它们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其提供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艾新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述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玉海主编《新时期民主论纲》。

也有的学者对五花八门的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很形象的评点，认为多元民主论是政治股份公司的宣言；技术民主论是权力转移的神话；精英民主论是英雄史观的现代版；参与民主论是丫鬟带钥匙。

徐鸿武等：《民主政治大视野》。

5.关于中国民主建设取得的成就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理论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体现在：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发展并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不断完善人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使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程度日益提高；实现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为了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成人民的主人，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用法律形式对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等做了规定和保障；明确依法治国的方针，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走上了法治轨道。有的学者分历史时期回顾了中国民主建设40多年的历程，从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社会民主生活、法制、人事制度、基层民主、社会监督等方面总结了民主建设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质性进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有了较充分的保障，个人自由更加充分，个体作用更加突出；就基层民主而言，基层群众民主热情空前高涨，"四个民主"的机制开始形成，公民的素质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

李林、吴玉章、洋龙：《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徐鸿武等：《民主政治大视野》。

黄百炼：《民主建设论》。

有的学者从观念、理论的角度总结了政治学界获得的对民主的新认识，认为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拨乱反正，理论界对民主获得了新的认识，诸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址义的现代化；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建设民主政治关键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应着手改革政治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重视公民意识的提高；一切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实际出发，是思考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民主政治建设的雄厚基础；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批判继承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优秀成果；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黄百炼：《民主建设论》。

6.关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有些学者指出，建设民主政治要处理好民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权力与政治民主、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等关系；提出要积极而正确地进行思想引导，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步骤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具体而言，公民教育要注意导向性，民主政治的宣传要有全面性，理论研究要注意现实性和可行性。同时必须对近年来扯现的一些错误民主观点，诸如"民主影响效率论"、"政治多元论"、"新权威主义"论，以及民主建设过程中的错误方案，诸如"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论"、全盘"西化论"、"大民主"观点进行评析和批判。有学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人民主权原则，这是现代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自由平等原则，这是现代政治的精髓；法治程序原则，这是实行民民的关键；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也是现代政治的一条重要原则；公开原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有学者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①民主本质的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失去了人民性，民主建设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方向，从而也就失去了意义；②人民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和具体利益的多样性，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达到具体化、精细化、有效化，成为具体的、务实的、可操诅的、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民主；③民主制度结构的复杂性；④民主目标的阶段性和渐进性，从现实条件出发，建设一步，提高一步；⑤民主道路的探索性和创造性。有的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主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需要，必须适应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訃自己的路，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健全民主制度，要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制度化、程序化的建构和确立，对中国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它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的最基本的组织条件，它为民主活动的稳定化、有序化和理性化提供有效的保障，它能够大大增强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而中国民主建设必须走制度化、程序化之路。 黄百炼：《民主建设论》。
王邦佐：《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2期。
王仲田：《试论中国国情与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2期。
王立平：《论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
余逊达：《发展中国民主的战略选择》，《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

政治学界在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有关论述和中共十五大精神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认为民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探索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要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完善，要把民主建设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要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与民主建设的关系等等。这是近年来民主理论研究的最大成就。
四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现实问题，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政治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前几年短暂沉寂之后，又适应形势和时代要求热烈起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较80年代有所创新。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政治学界经过研讨，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所不同的仅是角度和表达方法的差别。
1.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政治体制的实质是如何行使政治权力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途径不仅包括国家组织，也包括政党、政治团体。因此，政治体制是指一个国家为了行使政治权力而设置的政权组织、政治组织(包括政党、政治性团体组织等)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制度。它大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第二层次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称政体，也称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体现一个国家如何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力结构；第三层次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缓制。有的学者通过对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关系的论述，来说明政治体制的含义，认为二者是两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政治制度规定政治体制中权力主体的属性和权力机构以及政治体制运行的根本方向，政治体制影响政治制度的实现程度和作用发挥的效果；政治制度就整体而言，它是表明社会性质并以此区别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和类型的主要特点，政治体制是权力配置结构、运行规则和活动方式的总和；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排他性、单一性和相对稳定性，政治体制则不仅要适应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受多种因素制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有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是指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即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建立或构筑、安排的各种具体政治形式、制度和运行缓制的总和。衻治体制包括两埃还本要素：一是组织(机构)系统，二是组织系统的运行规则或规章制度。有学者认为,机构、人事、职权的设置和运行机制，简称政治体制，它是政治制度的外在细化表现，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也有学者提出了相类似的看法，认为政治体制是指权力的行使方式，即权力具体由谁去持有、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从静态上看，是权力的结构问题；从动态上讲，是权力的运行方式问题。有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是一定社会中国家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它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受国家政治制度的内容所制约，毒从、毒务于袀治制度，但具有相对独立性。也有学者认为,斯谓站治体制是指以_家政权为中心的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二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是指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的总和，是政治制度的运行的具体模式，是管理社会站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包括国家政治组织、机构设置及其结构形式和运行规范。有的学者尽管未对政治体制的含义予以明确界定，但从行文中可以窥见一斑，并在充分论述了中国现行制度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即民主的广泛性、权力的完整性、政治的适应性、组织的严密性、经济高效率和政治上的稳定性的同时，认为问题出在政治体制上，要害是权力过于集中，即国家权力未能根据国家职责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适当分权，达到各层次、各部门的职权统一，从而严重影响了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由此可见，尽管学者对政治体制含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都将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区分开来，这样就为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矌务。有些学者据此这样界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指出在政治学意义上，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机制等，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的优化政治体系、调节政治关系、巩固和完善统治的政治作业过程。

王惠岩：《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9期。
洋龙：《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
王贵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许耀桐：《论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贡献》，《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徐恕：《也谈政治体制的涵义》，《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
李良栋：《继续推进怔單体制改革》，《理论探讨》1998年第4期。
于新恒：《论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1998年第6期。
李殿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5期。
王邦佐：《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学术月刊》1997年第12期；张式谷：《三重选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厘论探讨》1998年第6期。

2.关于芯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有学者根据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就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看，不改革政治体制，就难以避免以往错误的再现；从政治文化看，不改革政治体制，便难以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从改革的实践看，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推进经济体制等的改革。有的学者做了类似的论述。有的学者认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使社会政治关系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有学者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政治体制并不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特点才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有自身的规律性。而且政治体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对此要辩证地去理解。

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
刘吉主编《社会主义改革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王沪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中国》(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洋龙：《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

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
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或称战略目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应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创新，扩大个体的政治权利，加强并树立中央权威的法理性特征；对中间权力层，从上层的中央和下层的公民个体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中央把自己的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与支援性基础，逐步地由依靠行政管理阶层转为依靠社会和公民个体。有的学者根据邓小平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为：①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②消除官僚主义现象；③提高改革管理效率；④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为:①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②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③加强中央权威，发挥地方积极性；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⑤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有学者认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和政治体制必然发生如下转变：①社会结构由混沌到分化；②利益结构从单一到分化，从一元到多元；③阶级、阶层结构从简单到复杂；④权力结构从高度集权到适度集权与分散相结合；⑤决策体制和方法，从家长制和经验决策到民主化、科学化；⑥政府模式从全能到权力有限；⑦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⑧参与方式从无序到有序；⑨公务员体制从任命到考绩；⑩选举制度从等额选举到差额和竞争性选举；11、政治文化从领袖文化到大众文化，等等。总之，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民主的政治体制。

王惠岩：《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9期；张式谷：《三重选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理论探讨》1998年第6期。
杜志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和突破口》，《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刘吉主编《社会主义改革论》。
李元书：《政治发展的涵义、特征和研究意义》，《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

4.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①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②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照搬西方那一套；③需要长期、稳步地推进。有的学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①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②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③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④必须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的学者提出：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持续、稳定和秩序，实践是检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金石"等项原则。有的学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遵循如下原则：①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②坚持三条评价标准；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④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的学者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如下原则：①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在中国国情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事求是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②必须明确初级阶段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政治环境，把发展生产力覈为根本任务；③充分顾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反对全盘西化；④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要积极稳妥，谨慎从事，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有的学者提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应坚持平衡的原则和政治控制原则。还有学者提出，需要动态地协调和控制并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站治调控之间的政治平衡、政治系统与公众之间的政治平衡、政治系统内部的政治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平衡。

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
陈怀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是什么》，《内部文稿》1997年第23期。
吴志文：《试论邓小平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
王贵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刘吉主编《社会主义改革论》。
梁木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把握政治平衡》，《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5.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
有的学者认为，难点之一，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需要而言，要平衡、协调好权力结构体制和政治决策层面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层面改革之间的轻重缓急；难点之二，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而言，要十分慎重地把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不可脱离中国特定国情的复杂关系；难点之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和程序而言，要十分准确地把握改革的紧迫性和慎重性的辩证关系；难点之四，就站治体制改革的本质而言，要善于科学地把握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民主的阶级实质与实现程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必须辨明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若干认识误区，诸如"民主政治先导论"、"政治改革决定论"、"民主模式单一论"、"政、经绝对区分论"、"政体改革缓行论"、"绝对否认西体论"，消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疑虑和其他心理。

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
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

有学者还特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取向有可能弱化对原有政治权威的社会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进程所激发的利益表达愿望和不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之间构成现实矛盾；权力资源配置中集权与分权的摩擦，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日渐增多的政治参与明显地滞后，有可能导致政治参与失序；不同政治文化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激烈碰撞，使得人们政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增大，因而很可能会产生失控效应。为此必须综合、正确运用政治组织控制、政治法制控制、政策控制、政治责任控制和政治舆论控制等各种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灵敏的政治控制机制，致力于平衡、协调好抚种利益关系，制定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加大政治控制力度，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及其功能，提高运用政治技巧的能力，相机解决社会政治危机。 张锐：《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9期。

6.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各种设想。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起点，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既可以推动全社会的民主进程，又可以保持全国的政治稳定，大大降低成本和风险。有的学者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选择，只能从现阶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实际出发，从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出发，从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的关键问题出发。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以及实际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应当放在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也就是抓住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两个弊端之一，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死死不放。选择以此为突破口，既照顾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又直接面对政府与市场这两个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人们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并且，这也符合社会问题解决的一般原则。 张式谷：《三重选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理论探讨》1998年第6期。
杜志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与突破口》，《站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五 村民自治研究
近年来对村民自治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已经形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且不少政府官员--主要是对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起指导和推动作用的民政部门的官员和一些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研究者--也积极参与讨论和研究。可以说，村民自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1.村民自治研究取向的基本分野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已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目前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其进程的几个鲜明特点：①政府主导；②各地发展不平衡；③正处于进行之中，现在还远未实现其目标；④淫Б了其他一系列变化。与实践进程的这几个特点相联系，村民自治的研究取向也出现了苗显的分野。
首先，在研究的目的上，要总结村民自治开展情况，检讨既有的村民自治政策，要主动发现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寻求解决对策，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依据。这种研究直接适应了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要求，并对推进村民自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妖如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必须深入到理论层面一样，对村民自治政策研究的巨大需求也适时提出了加强对村民自治的学理研究的要求。只有在学理上认清村民自治的必然性、制度特点、实现条件等，才能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同时，由于村民自治牵涉面广，触及了社会结构、农村现代化、民主化等诸多重要问题，所以，对村民自治的学理研究又构成了许多其他研究拓展和深化的契机。于是，村民自治的学理研究逐渐起步。这方面的发展潜力已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涉足村民自治研竞吥格
局正在形成。对村民自治的学理研究正在深化人们对村民自治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并对中国民主化、乡土社会研究、农民社会心理和政治参与等研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其次，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总体上呈现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的分野。
村民自治是一项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变革，有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推进步骤、评妓标准，这使得对村民自治有可能做一种包括全国各地情决的宏观研究。同时，对于正在进行的全国性改革，对村民自治的政策需求也主要是宏观上的，这就要求研究者要能研究一些涉及村民自治地位、作用、发展导向之类的宏观问题。所有这些，促成了村民自治中宏观研究的兴盛。这类宏观研究成为学者的关注焦点，并更多运用了制度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抽样调查与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
但由于村民自治在全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而且牵涉面广，使得宏观研究不能完全反映各地的具体情况，并对其中涉及的诸多实践逻辑做出解释。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界注重实证的研究风气的兴起，村民自治中也出现了一股个案实证研究的潮流。这些研究凸往深入调查一县、一乡或一村的具体政策和实践，在深入描述的基础上，揭示村民自治中蕴含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和互动关联，做出学理性结论或政策建议。由于村民自治最终是落实到一村的范围之内，适宜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技术进行研究，所以，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在村民自治的个案研究中将逐渐显露出优势。
政策与学理、宏观与个案构成了梳理村民自治已有研究的两组基本维度。当然，研究成果不可能按照这两组维度纯粹归入非此即彼的类别，毕竟宏观与个案研究可以结合，政策设计与学理研究不可分。但按一项研究在两组维度中的侧重点如何，大部分研究都可归入这两组维度的不同组合之内。我们认为目前研究势头较为强劲的三种组合是：宏观的政策研究、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和个案基础上的学理研究。
2.宏观政策研究中的争论焦点
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日益兴起和取得成果，宏观层面的政策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村民自治的地位和訃用，以及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政治学界普遍是把它放在中国民主化的背景中看待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如何，直接决定了不同的政策建议。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我们看到了三类村民自治的宏观政策研究：推进论、怀疑论和否定论。
"推进论"的代表著作首推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的三本年度研究报告，以及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白纲的《关于改进村民自治的立法问题的研究报告》等论著。这些著作在国内最早对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做了历史的、全面的考察，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大量的政策建议。其中的三本报告直接推动了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所提供的大量情况使人们对村民自治有了全景式的了解，并成为许多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基础。

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白纲：《关于改进村民自治的立法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对于村民自治的地位、作用，"推进论"表现出高度的肯定和重视。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村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翻式。村民自治有利于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将民主由一种形式转换为普遍遵守的日常生活习惯，为民主制度奠定牢固的基础。村民自治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之一，有利于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归还社会的远大目标。诸如此类的观点在目前从事村民自治的政治学者当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占有支配性地位。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述只是在角度上、层面上，甚至是用词上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例如，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不仅扩大和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而且促进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它所引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效远远超出了农村基层，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又如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的拓展还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了农村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从而为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国家民主和社会民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村民自治的实践使中国农村"进入了法制性民主咡治建设的新时期"，村民自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之一"，对其发展前景，表现出高度的乐观，认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广泛实践必将成为中国民支的大学校，为中国民主的全面推进创造基本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有的甚至认为，村民自治将会推动乡级乃至县级的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第3、7～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推动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加强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1期；王振海：《论中购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2期；周罗庚、王仲田：《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发展与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村民自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金大军：《走出村民自治的认识误区》，《探索樱展鸣》1999年第1期。
《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第110页。
王仲田：《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咬发展》，《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参见《中国社会报》1998年11月10日。

事实上，村民自治已经在农村初步扎根，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在农村基层谩曳政治建设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培养了和正在培养一代新型的农民，使农村中一些难办的事情找到了解决的途径，促皜了农村经济和社弧的发展。

白益华：《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容及效果》，〔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怀疑论"以党国印为代表，其怀疑的取虏从其文章标题瞾蓟一斑：《村民衻治是?村民曳找單的起点吗_》、《中??村民支能覈多远;》。这种观点固葠冃认村民自治是"史広嚢例的事件"，但仁帾，"很多人士对中国乡村民煮咡掷參展估计乐观，而对民烛咡栁发展的种种
制约条_估计不足"。

党国印：《村民自治是乡村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不断指出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过度自治化"问题，以及某些地方的村级组织被宗派、宗族等势力把持的问题，等等。

徐增阳：《村治研究与实验研讨会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否定论"以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一文为代表。该文在做了长篇的历史回顾和文献分析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全面否定。文章悲观地认为，在现行村政运行机制下，钱没少花，人没少用，行政效率却比不上人民公社时期，甚至还不如90年代初期。村民自治下的现行村政，既没有摆脱国家经济模式的束缚，也没有解除政社合一的弊端，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极不相称。文章认定村民自治是一种"理论上的怪胎"，而且必将导致"新形势下的绅治"。基于此，该文提出了对乡村组织的一整套政策设计。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由于上述评价上的差异，不同学者对村民自治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的影响力的判断也相应地存在很大差别。一般而言，对村民自治给予积极评价的学者，对其前景也较为乐观，认为中国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它不仅会给广大农村带来深刻的变化和进步，而且必将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新曙光，对中国民主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相应地注重分析研究村民自治进程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学者，则往往对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关系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种新的"乡村动员"已经开始，而其政治发展的后果尚难预料。还有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供给的理论指出，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直接民主的发展，由于需要超越现行宪法秩序而进行制度创新，此时权力中心将面临考验，因而将会面临直接的制度短缺问题。

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三种论点除了对村民自治的民主成就的认定存在差异以外(这可能与各方看到的经验事实不同有关)，导致三方分歧的是一些基本理论认识的不同。在这方面，"否定论"与"怀疑论"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共同之处。
这种基本认识上的不同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村民自治是否会妨碍国家行政力量对农村的渗透，从而危害现代化进程。
党国印认为在选举中，"新崛起的富人阶层购买'选票'，进行贿选，组织帮派，积极寻求掌握政治权力"，出现所谓"富人政治"。同时，竞选者大力利用家族资源。"乡村富人政治和家族政治将会强化"，但仍然认为有"政策调整得当"的空间。而沈延生认为，民主选举强化了"新形势下的绅治"，而他希望的解决方案则是"国家行政组织一竿子插到底"，"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这里，"怀疑论"和"否定论"担心的是农村家族、黑金势力借乡村选举之机掌握权力，对抗国家正常的行站要求，导致国家一体化在农村无法实现，妨碍政治的现代化。应该说，这些论者，忽视了村民自治中在选举程序、民主监督方面的进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组织不良行为的减少。但排除这一因素，他们仍然提出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村民自治如何确保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渗透，落实到实际层面上，即如何处理村民委员会与乡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例证说明，两者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可以实现，村民自治促进了国家任务的完成，但"推进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一直缺乏有力度的理论分析和政策设计。

党国印：《村民自治是乡村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中国乡村民主政治能走多远?》，《中国国情国力》1993年第3期。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构成"怀疑论"、"否定论"与"推进论"分歧的第二个基本认识的不同是，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展是否违背了民主发展的规律。这一焦点涉及对村民自治作用和发展前景的估价。党国印认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而其经济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这种社会条件在我国形成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还是全体社会居民对民主政治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从历史经验来看，是由上往下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我国还有待长期发展。"而且，"乡村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乡村社区内部"，"乡村民主政治只会随着全国民主政治的逐渐发展才能覐向成熟"。而沈延生认为，政治民主化必须与政治发展的其他目标如政治制度化和国家一体化并行不悖，而"离开政治发展的整体目标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也会沦为历史的笑柄"，说苗确一些，沈延生认为，村民自治直接损害了政治制度化和国家一体化，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布局。

党国印：《村民自治是乡村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中国乡村民主政治能走多远?》，《中国国情国力》1993年第3期。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在"怀疑论"和"否定论"看来，村民自治的发展脱离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对村民自治发展的意义不宜评价过高。在"否定论"者眼中，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决定了必须有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对于村民自治违背规律的指责，"推进论"除了提供了大量有关村民委员会民主进展的研究以外，更多强调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市场经济发育所形成的农民利益个别化的趋势对农民民主意识的激发作用。至于村民自治对于下一步民主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推进论"更多注意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9亿农民将成为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成熟的选民和民主主体，以及"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技术、民主制度和民主经验"，"一支训练有素的近10万人的指导选举和民主生活的人员队伍"的出现。对于村民自治是否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民主进展，"推进论"认为农民民主意识的增长会抵制来自乡镇政府的不正当要求和不良行为，并逐渐形成要求政务公开和乡长直选的压力。但其在做出推断之后，又不得不面对"怀疑论"和"否定论"提出的"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行政能力"的诘难。看来，关于村民自治会推动高层民主的结论还需要密切关注实践的进展，并提供更为完满的理论论证：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和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布局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农村民主向上发展的契机和条件。

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支动性--四川省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调查与思考》，载《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

3.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
与宏观政策研究不同，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不旨在回答有关村民自治的民主性、地位、前景之类的问题，而着眼于对村民自治各项制度的理解和改进。在研究方法上，与宏观研究的理论推演、制度分析、统计分析不同，个案的政策研究强调对个案的深入调查和实证分析。
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成果很多，包括各级民政行政部门有关村民自治的调查报告、各类选举观察报告、建立在个案调查基础上的对各种村民自治具体制度所做的探讨。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基于一个或几个个案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所得结论是对特定条件下村民自治制度作用的具体理解和对制度改进的具体建议。
这方面突出的有，徐勇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中所做的大部分个案分析，《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中的一些研究报告，余维良有关选举模式的研究，辛秋水关于"竞选组阁制"的研究等。
这一类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村民自治，得出了影响目前村民自治研究的一些重要结论。下面择要介绍。一是对村民自治推进方式的研究。这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勇、吴毅、樊平等。徐勇的研究揭示了政府主动性在村民自治中的重要作用。吴毅的研究从民主成长的角度，揭示了国家制度供给与社区内生需求在村民自治成长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不同作用。樊平从解决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矛盾入手，提出将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结合起来，使村民委员会的体制性权力"嵌入"变为"内化"。

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四川省达川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调查与思考》，载《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
吴毅：《村民自治的成长：国家进入与社区内生》，《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樊平：《村民自治研究的理论任务》，199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二是对选举模式的研究。研究立足于如何加强选举的民主性与规范化。余维良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既有的选举模式，并据此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王仲田、费允成、余维良、景跃进、王振海等人对"海选"模式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海选"形成的过程、具体程序和重要影响。辛秋水的研究试图提虫一种可供选择的选举方法即"竞选组阁制"。

王仲田：《尊重农民意愿，探索民主选举》，载《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武汉出版社，1995。
费允成：《从基层政权建设看乡村社会变迁》，199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余维良：《"海选"故乡的选举历程》，未刊稿。
景跃进：《"海选"是如何诞生的》，《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王振海：《直接、广泛、竞争、简捷、严格：农民创造的选举模式--吉林省梨树县"海选"观察与思考》，1998年香港"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论文。

三是对村民自治的各种相关因素研究。徐勇的研究广涉了集体经济、政府、市场、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个体经济、家族传统文化等与村民自治的关系；贺雪峰研究了人际关系资源在村民自治中所起的独特追用；胡容与杨钟岚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关系；仝志辉研究了"乡政-村治关系"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影响。

胡容、杨钟岚：《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与村民委员会选举》，1998年香港"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论文。
仝志辉：《陕西省靖边县黄家峁、硬地梁村"乡政-村治"关系的实证分析》，载《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这些研究把研究目的放在理解村民自治的发展进程和制度措施上。虽然个案研究有代表性不足的缺陷，但作者精细、深入的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提出的很多结论，如村民自治的政府主导性特征，"海选"模式的特征，都已得到学术界相当多的人的赞同。
与研究目的相适应，这一研究没有着力于概念的确立和理论框架的建立。这多少影响了所得结论的普遍性与应用价值。
4.逐渐起步的个案学理研究
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村民自治研究"专栏三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基于个案基础上的对村民自治的学理研究开始起步。
这三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徐勇的研究引入利益分析方法，研究了利益对村民参与选举意向的影响。吴毅试图运用政治人类学的视角，借鉴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分析在既定的体制背景下，村庄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在选举中的非均衡博弈，试图得出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中的"国家-地方精英-民众"模式，以补充"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不足。贺雪峰引入村落文化的观察角度，发现并进一步讨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可能和如何发挥传统村治资源的作用。

徐勇：《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以湖北省月治村试验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吴毅：《制度引入与精英主导：民主选举规则在村落场域的演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贺雪峰：《作为村治资源的村组干部间人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这些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建立在深刻感悟个案事实的基础之上，试图得出对村民自治实践普遍性解释的一种努力。目前，这种努力还只是初步的，其结论带有片面性，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但应该说，他们逐步有了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即冕主如何进入乡村社会。面对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多数农村一开始扮演的是被动接受的角色。村民自治的推行过程实质上促进了民主进入乡村的过程。由于中国乡村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特点，民主作为新事物也有在中国环境中逐步确定其含义和确立其地位的复杂过程，所以，民主进入乡村是一个非常有学理价值的论域，在其中可以展开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学理研究走向这一论域也与它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关。由于是深入一县一乡一村的微观研究，使研究者更易于看到民主在乡村社会成长的种种具体事件和情态，从而在事实与既有理论的印照冲突中感悟到有生命力的研究主题。而贴近村民自治本身的研究就是"民主如何进入乡村社会"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
一是杨海峰对村民自治实施效果的解说。作者运用福柯的"权力技术"分析方法，发现了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社区渗透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即如何使权力获得基于村民的经验和技术等特定知识基础上的文化性认同。在村民自治中，农民只有学会将自己作为整体放进国家权力的运作中予以考虑，把自己作为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主体看待，村民自治才能最终获得成功。无疑，这揭示了村民自治除国家主导之外，来自农村社会的另一种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对"农民是如何接受村民自治制度的"理论揭示，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分析领域。

杨海峰：《权力、知识和技术--微观村民自治》，未刊稿。

二是仝志辉对选举中程序重要性的个案分析。作者分析了一村换届选举中，程序问题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程序的重要性如何一步步地为农民所认识，从而，民主所需的程序意识和宽容精神如何开始在农村社会生根。在作者眼中，程序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是民主进入乡村社会的重要侧面。这其中蕴含着的乡土的主动调整和包容还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仝志辉：《程序凸显的背后：民主选举与乡土社会的遭遇--对一个村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解读》，199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三是朱又红和南裕子运用"法人行动者"理论对规范村民委员会运作所做的研究。他们认为，脱胎于生产大队的村民委员会从中介行动者变为独立法人行动者，具有结构创新的意义，提出了规范村民委员会这一"法人行动者"运作的问题。此文和上述杨海峰文都显示了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运用于村民自治研究的潜力。

朱又红、〔日〕南裕子：《村民委员会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法人行动者"及其社会行为分析》，《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3期。

可以预期，由于村民自治牵涉到原有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文化心理、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加上新的理论视角的采用，个案基础上的学理研究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现代化、民主理论等的研究祖出有价值的贡献，并同时深化我们对农村基层民主进程的理解。
5.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对村民自治的反应。
由于村民自治的国家主导特征，人们对村民自治中的国家行为、制度安排作了充分的研究，但有意无意忽视了接受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
村民自治必然是民主逐渐在乡村社会中成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做出了何种反应?曗种反应依从了什么逻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从三个方面深化我们的研究。第一，将能更加真实地反映村民自治的实际进程，乡村社会是村民自治中重要的主体。第二，将有助于更多地反思和调整政策，对乡村社会反应的研究将凸现出政策推行的具体过程和效果。第三，将加深我们对乡村社会自身结构和特性的认识，在民主制度和乡村社会相遇融合的具体时刻和事件中，将更能真切地看到乡村社会的构造和特征。
这样的研究将包括广泛的内容。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干部、农民以及农民中的不同群体对村民自治持何种态度，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逻辑；农民参与选举等村民自治活动的具体心态和行为；村民自治的开展对乡村社会原有秩序产生的影犀；等等。
第二，不同地区村民自治发展的比较研究。
村民自治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要深化村民自治研究，对此还要进行更多的探索。
首先是要对这一特征做出全面、科学的描述。描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历程，展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其次要解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形成原因。这种解释应是债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避免做简单划一的处理。第三，要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村民自治发展中的意义做出评价，并对区域间的村民自治政策进行检讨和修正。研究村民自治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不仅因其表现显著，还因为区域不平衡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村民自治进程的一些特殊性：如村民自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村民自治与地方领导人、地方政府推动的关系等。
在比较中我们可能更容易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并发现更有潜力的研究课题。
第三，村民自治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研究。
在这种研究中，要特别注意历史视角的引入。不仅要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史角度研究村民自治，而且要将村民自治纳入现代化启动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个发展史中考察，纳入整个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研究。要研究村民自治中体现的历史渊源与因承，研究村民自治置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宏观背景，研究村民自治造就的乡村社会自主性的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村民自治的乡村民主化趋势与现代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对这种紧张关系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理论说明。这种说明一方面要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现代化之间紧张关系的共性，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立足国家与农民关系，阐明乡村政治变迁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要在以上学理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村民自治发展的民主空间，理性设计村民自治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和与其他农村政策的合理衔接，力争做出有前瞻性和具可操作性的政策研究。

六 政治学学科建设评述

中国的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将以何种面貌迈进21世纪，在新世纪又将如何发展，是近几年政治学界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1.关于政治学自恢复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对此理论界普遍给予高度评价。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在教学、科研和实际运用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徶在：创建了一批科
研和教学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围绕学科建设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举行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现了政治学从单学科研究向多学科研究迈进的局面，初步形成了价值研究与技术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良好势头；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在政治学领域普遍使用，显示出多层次、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趋向；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政治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发挥了一定作用。有的学者认为：①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坚持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理论界普遍形成的共识和奉行的原则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正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所以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进展较快，科研成果比较丰富，集中在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行政学等方面，这些成果在理论建树或指导实践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③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逐步健全，研究领域逐步扩大。不仅政治学的主干学科有了长足进展，而且一些边缘、交叉学科也开始被人们所研究和熟悉；④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多样化，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当代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新成果，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⑤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机构和队伍日益壮大，改变了政治学队伍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状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分析，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是：首先，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其次，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还有的学者，在充分肯定培养人才配齐学科体系方面成就的同时，从理论建设和实践方面总结了中国政治学取得的重大进展。在理论方面，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团体、政体、人民、政党权力、权威、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政治学基本概念，使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践方面，政治学恭密切配合中国的改革过程，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广泛问题，如站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和目标、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机构的改革、党政分开、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协调问题、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等。此外，政治学界还开展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研究，提出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主权与治权适当分离的观点，为港、澳回归祖国及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方面，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政治的理论；指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前最大的政治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提出了必须重视大量非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的分析，重视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整套理论；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既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极左思潮，又要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治倾向；提出并阐述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体制等等。在政治学学科建设方面，研究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政治理论和实际课题，研究领域大大扩展，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队伍粗具规模，并且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有学者分析了政治学之所以发展的相关因素后认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密切的联系；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同中国政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理论界在总结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初步看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些趋势：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由传统走向创新；政治学学科体系由单一整体走向多元分化；政治学研究方法由理论推定走向经验实证；政治学研究由封闭式走向开放式。 张志荣：《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期。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286～291页。
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第37～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参见张永桃《中国政治学二十年》，《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吴志华：《政治学原理新编》，第28～29页。

2.关于中国政治学当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政治学界在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学现状时，也看出许多不足和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政治学缺乏学科化的基本方法。有的学者认为：①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理论脱离实际问题，表现在：有些学者食洋不化，照搬西方，把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有些学者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有些学者对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还不够；②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③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④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丰富；⑤缺少学术争鸣的气氛。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范畴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应用性、技术性研究亟待加强，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研究有待抓紧，对国外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及其发展动态需要认真分析、适当借鉴。有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程度不高，方法论的研究滞后，学科基础不牢，对中国和国外的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对政治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恰当的界定，使得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也就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或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政治学的科学化(学术化)不深，尤其是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不够，理论与实践之间明显脱节，学科的应用性不强；对于当代国外政治学发展的趋势、新成就的跟踪研究不够，未能充分注意到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政治学学科的知识以及专业设置的更新滞后。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谭君久、童之伟：《中国政治学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
张志荣：《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政治学研究》1995年第1期。
曹沛霖：《以基础理论研究推进政治学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陈振明：《科学化、现实性与新学科研究》，《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3.关于如何促进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
政治学界老中青学者，在如何促进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问题上显示出了较强的责任感。有学者提出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积极地大胆吸收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中国政治学应该研究和反映现阶段的国情，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在重视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同时，重视基础研究，鼓励和支持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形成比较成熟的站治学研究方法体系；要提倡政治学的学术化。有学者认为政治学是个既重要又敏感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关系政权问题，多数都是宏观的、战略的、全局性的问题，因而应该：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②加强政治学的基础研究；③结合中国政治现实；④重视前沿问题的研究。有些学者在充分肯定政治学发展前景的前提下，主张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同时，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相互争鸣，从而促进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要把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性与科学性，"本土化"与"国际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明确指导思想，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政治学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学术方向，紧密联系国情，富有时代感、现实感，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所在；其次要站稳立足点，找准出发点，满腔热情地关注、参与、了解现实问题，寻找规律性东西，再次，围绕经济建设这个在现实中有力量和有长久生命力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发挥其实践应用价值，同时抓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最后，学习借鉴前人的、别人的有益经验，给政治学注入活力。有些学者主张，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深入研究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以期在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形成具有独立学科特色的、相对成熟的和科学的基本理论；实现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原则、分析角度和操作手段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对于不同对象的多层次、多途径、多角度、多手段研究，并进而形成政治学研究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同时政治学研究必须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准确地把握和选择这一进程中重大课题展开研究，以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有的学者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寻求出一些能够对未来发展的启示，那就是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应对中国政治系统研究，应走科学为本、学术为本之路，必须从"小政治学"走向"大政治学"。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走向，认为要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必须处理好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体制研净冸过程研究的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有的学者主张注重"建设政治学"的研究。有的学者建议关注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揭示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从而推动整体现代化的稳定、和谐、健康、有序的发展。有学者呼唤21世纪的政治学新的政治思维，即全球意识、共处意识、发展意识，关注、研究全球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站治问题。

谭君久、童之伟：《中国政治学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
洋龙、韩旭：《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刘瀚：《加强政治学研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王浦劬：《我国政治学建设应该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发展和突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林尚立：《中国政治学发展及其面临的课题》，《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桑玉成：《注重"建设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许耀桐：《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对政治现代化的关注》，《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
蔡拓：《21世纪的政治学呼唤新的政治思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有的学者把握时代脉搏，敏锐地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学研究和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围绕民族创新能力提高，研究政治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其次要围绕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研究建立富有激励创新诅用的人事管理制度的问题；最后，应更加注意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提出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应当研究知识政治的命题，认为对知识政治研究是适应人类社会早已沓至的知识革命的需要，是对知识经济的积极回应，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政治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出和研究知识政治，有利于在国际社会独立自主地确定和实施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推动政治的繁荣和发展。这里所说的知识政治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知识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两个不同序列上的概念。民主政治所强调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而知识政治所强调的是政治主体依靠知识参与政治活动，推动政治发展，实现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使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输、创新和利用的还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拓展和深入。1999年法学研究综述

黄百炼：《论知识经济时代与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
洋龙、韩旭：《知识政治：迈向21世纪的中国諉治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