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为什么会干燥缺水:周恩来的让步人生

周恩来的让步人生

现代社会，“进”似乎成为人们生命的常态，更大的利益、更大的胜利、更高的地位，才能支持起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可。“退”的智慧几乎被闲置一旁，然而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是需要让步的。让步作为一种处世理念对于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恩来是让步的高手，他把让步人生的艺术运用的至娴至熟，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周恩来关键时节让步，成就了中国革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党的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常委秘书长，特别是在向忠发叛变之后，实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当他在以城市为中心苦苦支撑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农村如火如荼开展革命斗争，逐步探索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周恩来来到苏区，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1935年遵义会议上极力说服其他中央领导成员，让出权力，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尔后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难以离开的亲密助手。这一让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点，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文革”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差别很大。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权威，适时的、恰当的对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努力减少损失，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做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周恩来懂得让步。不仅如此，在经济建设中也能驾轻就熟运用让步艺术。６０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动搞有计划的“马鞍型”，使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是他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领导艺术的杰作。在阐述这一方针时，他曾通俗地概括成四句话：“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其中关键是退够。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于１９６０年10月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对于纠正农村经济政策中“左”的错误，刹住“共产风”，稳定农民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中旬，他两次召集各位副总理商讨，力求压低１９６１年计划的盘子。为了摸清并缓解粮食困难，他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反复核算，商讨对策。他还身体力行，亲赴工业众多、困难严重的东北地区作调研。实践证明，党调整方针，适时让步是正确的。

“谈判谈老了周公”。在周恩来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谈判是周恩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让步是周恩来使用得最多的一种策略，他把让步当作谈判成功的一条必要性原则。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周恩来便向全党客观分析了此次谈判中我方让步的必要性，因为不作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谋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同时他们又强调：“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在随后实际的谈判进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了“双方让步”的立场。谈判之初，按照各自提出的谈判原则，双方的利益目标差距甚大。为打破僵局，周恩来在磋商中适时作出让步，表示只要国民党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那么中共就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双方在其他问题上都作出必要的让步。当经过努力和斗争，国民党代表接受了我党的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时，周恩来当即表示在军队数目和政权产生问题上，我方还可作相应的让步。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

在外交谈判中，周恩来也主张通过双方让步来达成妥协。在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双方为求问题之真正解决，都作出了让步。在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谈判中，中方主动从有争议的1941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但缅方军队不得进入；缅方则从连英国也承认其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而中方军队也不得进入，这样就导致了中缅边界上的和解局面。在此基础上经过第二轮谈判，使得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拨开云雾见青天。从周恩来七十多年的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让步的特点：一是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辩证法的灵活运用是其让步的内核。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总方向是上升前进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上升性与回复性的统一。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避免直线式和循环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有时要迂回前进，就像孙子所说：“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周恩来是位辩证法大师，他深谙迂直之道，在他的领导实践中，即使再大的难题，看上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可他总能以迂为直，退中求进，变被动为主动，面前总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二是大局观念、全局意识是其让步的前提。所谓全局，从空间上说具有广延性，是指关于整体的问题；从时间上说具有延续性，是指关于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必须视野开阔，善于全方位思考问题，才能使决策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周恩来的善于审时度势、冷静观察，认清全局，则是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文革中他既不借故隐退，也不公开反对，而是力挽狂澜，相机抗争。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三是因地制宜、讲求方法是其让步的要害。让步是一小博大的艺术。让步的底线在哪里？让步的成本是什么？如何探求底线？等等。周恩来总是运用得很熟练。一般来说，周恩来总是力图让对方走过中点来与自己握手，以己方小的让步来换取对方大的让步，以己方在次要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对方在主要问题的让步，虽有得必有失，但要力求因小而得大。如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中，他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意将共产党军队缩编，采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但条件是国民党不得干预边区的行政和军事指挥权。在重庆谈判中，他在军队数量和政府产生的办法上作出让步，其条件是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建国方针。但周恩来从不机械地把双方让步理解为相同程度的让步。为使自己少让步和迫使对方多让步，周恩来有多种多样的办法。让步不仅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还存在一个适时的问题。时机未到，让步只会被对方视作软弱可欺，不但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反而还助长对方勒求的欲望。四是扭转局势、实现目标是让步的目的。让步的目的是必须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是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在文革时期苦撑大局为今天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在建国后外交谈判中都实现目标。

总之，周恩来的让步人生，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他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学习周恩来的让步人生，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甚至每个人处理好社会、家庭关系等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