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拱桥说明思路:严歌苓：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的人

　　【谈新书】

　　主人公缘自对“根”的好奇

　　记者（以下简称记）：《陆犯焉识》被称为“转型之作”你认同吗？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你的祖父？

　　严歌苓（以下简称严）：我的形象在读者眼中可能有点转变，可能过去读者觉得我是写女性的作家，这次也让读者看看我也是可以写男性的。过去我也写了不少男主人公的小说，大家好像没有太注意。这本书酝酿了十几年了，我的祖父是小说男主人公的影子，我从小对他好奇和着迷，特别想了解他，特别想懂得他，特别是我知道他40岁就自杀的事情，就常想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那么精英、那么幸运的人，从小就是个神童式的人物，16岁读大学，20岁出国，25岁就拿到博士学位，还会4国语言。所以对这个主人公的缘起，就是对自己“根”的好奇。

　　了解祖父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我在美国的二姑妈就说，家里最像她父亲、我祖父的人，就是我。比如我30岁从零开始学语言，一下就考过托福了。我也有点“躁郁症”，可能也有些像祖父那样，有极高的创造力，但常常又容易掉进苦闷的深渊里。很多作家不可避免地对自己家里的长辈，特别是不寻常的长辈发生兴趣，这就是一种对血缘、根性的追究、发现、认识。陆焉识的原型还有一个长辈，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祖父抗战时就去世了，我就把这个长辈的经历与他结合在一起，这个长辈就是书中陆焉识因“反革命”被判刑的原型。

　　为创作两次去西北调查

　　记：书中故事与两位长辈有多少相似度？你写作过程中涉及劳改农场等的资料是怎样收集的？

　　严：一个小说家，要以想像力为第一元素，只讲这两个人的故事，可能几页纸就讲清楚了。大量的都是我虚构的，有90%是我虚构的。他们都去世很久了，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很破碎的。我的一个资料是那位长辈给我了一本他自己写的手记，是为了我写的，他怕有些东西讲起来不是很清楚，我是1994年左右得到的。我也两次专门去西北调查，青海的一个藏族自治县，曾经是劳改农场所在地，现在犯人早都被特赦，长了不少见识、知识，还跟已经退休的管教、管教的后代们聊天。比如这个床是怎么放的，最开始没有监狱，只是用石灰画了三道白线，第一道是监房，再外面一道线是一道墙，再往外是一道大的警戒圈，不能逾越。真是画地为牢，当时没有一个人跑掉。那时只是一片大草地，他们这样住了三年，后来搭了帐篷，帐篷外是白线。他们站在白线里也能看到管教、职工的家属和孩子，很多犯人是知识分子，于是做了孩子的老师。

　　【谈祖父】

　　他最痛苦的可能是觉得没有自由

　　记：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涉及一个关于自由的探讨，也涉及多层次的自由。

　　严：这是一场男主人公对于自由的大悟、彻悟。自由是什么？自由的敌人是什么？后来意识到自由的敌人应该是他自己。在早先有自由的时候，他在最优秀、最美丽的女人面前，就是他母亲给他安排的妻子，他认为这不是自己自由得来的，就走进了自己一辈子的一个误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在他被判刑失去自由的时间，他想起这段感情，才意识到这是什么。后来他回到自由的世界，却发现一点都不自由。我想我祖父那样的人，他最痛苦的可能就是觉得没有自由，他爱上美国的一个女孩子，却必须回到中国来。

　　孤傲的一个人因失望而自杀

　　记：你现在看来，祖父当年的自杀究竟因为什么？

　　严：因为失望。他是孤傲的一个人，当时学界、文艺界有很多派，不跟它做朋友就势必成为它的敌人，他不想属于任何派，他希望是自由的，实际上他成了所有人的敌人。我祖父的境遇和书中的陆焉识很像，他希望有事做，希望人家能帮他，又舍不得那份儿脸来求人，最后一次求人，结果人家都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吐血了。他没办法撑下去，这个家庭也没办法撑下去了。

　　记：对祖父的理解是不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加深了？

　　严：是的。不知道他当时会不会像我这样想，也许来不及这样想，但他一定会保留自己独立的一种性格。我们家的人表面都很随和，但只是表面，我们都希望大家高兴，但内心又有种抵抗，成为永远的矛盾，跟自己过不去。

　　【谈转变】

　　地域刺激我写不同的东西

　　记：从军队题材，到你去美国后的一些移民题材，再到你后来写作的变化，有什么有意识地转向吗？

　　严：在美国一开始打工上学，每天都有新鲜事物，都有东西激发你的灵感，因为生活与国内太不一样。有时候觉得，进入一个洗手间，一大排水龙头在那儿，我就得在那儿看别人怎么打开。当时国内只有一种拧法，他们已经有很多种，我就怕自己弄半天拧不开水龙头，显得很笨拙、很傻。

　　当时《扶桑》出来，一个美国记者问我，刚到美国时，最多用的是哪个感官来感受，我说我用第六感官用得最多。所有的东西就靠你刹那之间意识到、悟到、学到，那个时候是灵感迸发最多的时候。因为你敏感，你是个边缘的边缘。每天的生活，你感觉应接不暇地变化，住处、买东西、银行的赤字，很多东西给我感觉是创伤性的。经过那样一个蜕变，把根从国内的热土里拔出来，简直是血淋淋的一把根，但又不能马上扎下去，那是一片冷土，还不能接受你，你也不知往哪儿扎。根须是暴露的，就像你赤裸的神经，你没有皮肉在保护这一串神经，但所有的神经都在感受。所以我写了一系列短篇、中篇小说。

　　2004年我们家搬出美国，我老公也回到外交部当外交官，我的英文也比较自如了，也可以用英文写东西了，后来到了非洲，天地洪荒的一个地方，就想起我这么多年想写的一篇小说，就是《第九个寡妇》。地域总是刺激我写不同的东西，比如美国那个地方刺激我写《扶桑》、《人寰》那样的东西，到了非洲就想写这样的。

　　我也能站在罪犯的角度看世界

　　记：近年来你的几部作品不乏以二十世纪大历史为背景，最近对此比较感兴趣？相比过去的作品，似乎感觉最近的作品更多样化了？

　　严：我一直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我现在不仅对父亲的经历感兴趣，对爷爷的经历也感兴趣，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人都感兴趣，实际上兴趣比过去拓宽了。写女性是我最自然的东西，恨不得有人说我写女性写得很好，别改了，别干有可能失败的事，可不行啊，我有冲动要写啊。别说我能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去看女人、看世界，我也能站在一个罪犯的角度去看世界，我还有一个长篇，预计会在明年出来，其中有一个制毒的人就说，意志薄弱者就会去吸毒，就会被自然淘汰。一个作家，要能站在任何人的鞋子里，去感受、去发现。

　　【谈创作】

　　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的人

　　记：你近几年创作了不少新作，非常勤奋、多产。

　　严：手快、脑子也快，因为“精力过剩”。现在我每年大约有4个月在国内，在中国就是结结实实去生活，在国外就是清清静静去写作。国内的作家身兼数职，人和人之间的来往也多。在国外恨不得一个约会都是三个月前约好的，我有大量时间沉浸在对作品的思考中。

　　记：做《金陵十三钗》的编剧感觉如何？

　　严：现在最身不由己的就是要去弄影视，我这么一说，有人可能要说你别“嗲”了。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作品有些责无旁贷，也许觉得自己去编剧，不至于跟我的原著太相悖。但占用时间很多，它不是一次就完的事，一切控制在电影制作的机制里。《金陵十三钗》没看过完全做好的，看过刚剪出来的，没声音，但那个样子也觉得挺好的。我跟祖父一样，喜欢自由，什么工作让我感觉最自由就是最好的。还有上市公司跟我说你每年创作一个电视剧，我给你多少股份。我说，不要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比自由多的人是很痛苦的。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钱比幸福多的人，我现在觉得幸福正好。（扎西梅朵 周米/摄　记者 刘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