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办案场所:[转贴]【历史真相】从苏联军援到中苏翻脸!-史海钩沉-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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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 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感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里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后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前还没有苏联领袖这么干过。赫鲁晓夫相信有可能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后,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与西方搞缓和。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给了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毛竖起反旗,那些一心要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人们,就会弃赫鲁晓夫而拥戴毛。当时的世界大背景看起来对毛也十分有利。非洲正在反殖民主义,无数人想打游击战争,毛本来就被他们认为是游击战的专家,而赫鲁晓夫不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想要上台不靠暴力前景渺茫。毛展望着未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东欧各国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苏联〕而相信我们。”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后,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毛的策略是“分而不裂” ,竖旗要有分寸。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
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逦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  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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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后,趁着“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毛接见了好几组人,报纸上大加宣扬,说这些外国人如何表达对毛的“敬爱”,如何唱(东方红)。毛亲自逐字逐句推敲了这些报导。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好些是火药味很重的工会领袖,不愿听命于莫斯科。这是毛掌权以来在中国开的最重要的国际大会。毛让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力游说代表们,说和平共处是骗局。因为不能直接谴责苏联,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被挑出来当靶子,说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臣仆。与会的意大利代表佛阿(Vittorio Foa)告诉我们,中国的态度充满敌意,把他们吓坏了,担心会挨打,决定谁也不要单独行动。甚至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努许(Gogo Nushi)也大为震惊,私下里管中共领导叫“土匪”。“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Charles Cabell)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同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泽东关于世界要靠战争进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彭真发现在布加勒斯特完全没人听他讲毛的路线。毛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这样彻底的孤立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他原先还以为他的观点会得到“积极反应”。毛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以往都是他欺负赫鲁晓夫。在这种形势下分裂,对毛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毛还需要苏联的军事技术。当赫鲁晓夫拒绝把毛的任何提法写进会议公报时,彭真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答:“一个字都不能修改。”毛只好叫彭真在公报上签字。赫鲁晓夫此时完全看透了毛,回苏联后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毛低估了赫鲁晓夫。苏联的报复对毛的打击不小,中国科学家虽说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导弹技术还没有完全学到。他们只得用一切手段争分夺秒地抢着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学习,友好的苏联专家也尽量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他们拍照。拍照甚至在“欢送苏联专家”的舞会过程中进行,由女文工团员们把专家的监护人拖在舞场上。然而,杯水车薪,毛的导弹工程,乃至整个军事工业化进程,都陷入混乱。毛只得设法挽回。
十一月在莫斯科开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时,中共采取了和好的态度。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元旦给赫鲁晓夫发了封极力称颂他的贺电,好像什么别扭也没发生。两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最后,苏联同意在一百五十五个未完成项目中,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毛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先进军事技术。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正如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后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这一段时间,毛对赫鲁晓夫既搞缓和,也挑刺儿。东德当时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宫对我们说,冷战的象征柏林围墙一九六一年夏天修起来之后,周恩来对东德人说,毛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赫鲁晓夫得时时防备毛,特别是在下一着大棋时。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秘密把核导弹运进古巴。这是他执政十年中最冒险的行动,事涉同美国的核武对抗。为了不让毛在这个时候跟他捣蛋,赫鲁晓夫给了毛一个大甜头:支持毛打印度——尽管这是对跟苏联友好的印度的背叛。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主要是边界问题。中国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给两国划下的边界,要求重新谈判,说边界应该由两个主权国家自己来确定。印度认为边界已定,没有必要再谈判。双方僵持不下。随着边界冲突一天比一天糟,中国方面在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开始暗中准备作战。周恩来后来对美国人说:“尼赫鲁越来越趾高气扬”,“我们想叫他不要太得意了。”打这一仗的决心毛是不容易下的。毛不想与印度为敌。中国原子弹基地在西北部罗布泊,美国要侦查这个基地,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飞不到,可是从印度能很容易飞到。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顾虑: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允许美国U-2飞机从印度茶巴提亚(Charbatia)基地出发,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了照。毛还担心他打印度会造成两面受敌的局势。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他相信饥荒会使人民欢迎他打回来。毛对蒋介石的威胁很当真,在面对台湾的东南沿海集结重兵,自己也钻进了北京西山的防空洞。毛想弄清楚蒋介石到底会不会打,再决定是否与印度开战。他派人向美国人了解。中国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代表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覆: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大陆,蒋也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发动进攻。最让毛不放心的还是苏联。当时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靠苏联。赫鲁晓夫在以往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不支持中国,以后又答应卖给印度可以在高原条件下飞行的先进的米格飞机,而且转让技术使印度能够制造米格-21。十月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酷冬就要降临,可以进攻的时间不多了。毛授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试探莫斯科对中国打印度的态度。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步骤。十四日,他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刘晓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会上赫鲁晓夫敲敲杯子后讲话,说如果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苏联将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 。过后,他让中方知道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希望中方给他支持。赫鲁晓夫是在跟毛作交易,毛心里有了底。十月二十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军队在两段边界上向印方发起进攻。五天后,古巴导弹危机正值高峰,《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赫鲁晓夫此举对尼赫鲁如晴天霹雳。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迅速摧毁印军阵地,推进了一百五十多公里。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动停火撤兵,由双方各自掌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中印边境到现在也还是那时留下的样子。毛达到了他打这一仗的目的:保证边境长期安定,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办全球大事。尼赫鲁心力交瘁,十八个月后因脑溢血去世。毛想当亚非拉国家的领袖,从此少了一个对手

中印边境战争还在进行时,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解决。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毛马上抛开不给赫鲁晓夫制造麻烦的交易,利用古巴对赫鲁晓夫不征求它同意就和美国成交的不满情绪,想把古巴拉出苏联营垒。中国到处举行浩大的声援古巴的游行,影射苏联出卖古巴利益。毛不断给古巴领导人发电报,说苏联不可信赖,怂恿古巴人阻止赫鲁晓夫撤出导弹和飞机。当时格瓦拉特别反对苏联同美国的协议,毛希望利用他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间的分歧,把格瓦拉拉到自己一边来。
毛的努力没有奏效。不过他也得到些好处。当一枚美国先进火箭发生故障落到古巴时,古巴人没有把它交给苏联,却在苏联同中国之间“拍卖”,中国买到些关键性部件,对改进中国的导弹起了不小作用。
同美国达成协议后的赫鲁晓夫,也变了脸,中印边境战争还在打时,《真理报》十一月五日的社论就明显地不支持中国。
但两人都还想留有余地。赫鲁晓夫想保持共产党世界表面上的完整,毛想从苏联再挖出些核武器机密。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同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中心是禁止签约任何一方搞核武扩散。这意味着苏联对毛完全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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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搞这个条约就是想扩大苏联同中国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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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毛才完全撕破脸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赫鲁晓夫”。毛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毛掀起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组织人马写了九篇当时中国人人皆知的文章,总称“九评”。这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给“毛主义”大作广告。毛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Po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力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个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斯大林时期被监禁的前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哥穆尔卡追求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政策。十月十九日,莫斯科通知毛说,波兰反苏情绪高涨,他们考虑采取武力。
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开头他对赫鲁晓夫还摸不透。如今他看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毛越来越自信,觉得他可以挑战赫鲁晓夫。正好,波兰事起,毛决计做波兰的保护人。
毛又担心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他在床上待着想了一天,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听众人发议论。大家都附和毛。毛便穿着一身睡衣把苏联大使尤金召进卧室,叫尤金马上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公开谴责你们。毛一再重复,讲得很严厉。
毛的警告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已经决定不出兵波兰。但毛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派刘少奇去苏联,指责苏共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莫斯科公开作“自我批评”。毛的目标是让赫鲁晓夫丢脸。
就在这时,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人民追求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而且要推翻共产党统治。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联红军。红军一走,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肯定垮台。若是共产党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又怎么谈得上坐第一把交椅呢?刚刚还在谴责苏联“武装干涉”的毛,转身向莫斯科强烈要求:苏军不能走。
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改变主意,苏军留下了,血腥地镇压了起义。事实证明,东欧卫星国离不开苏军。毛看出,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东欧国家镇压反对派手软。他早就在劝说东欧,向他学习,大杀“反革命”,不要依赖苏联坦克。在匈牙利事件初期任总理的赫格居斯(Andras Hegedus)告诉我们,毛一九五四年就这样告诫他,说巩固权力非靠铁腕暴力不可。当毛听说南斯拉夫的铁托逮捕了自由派对手吉拉斯(Milovan Djilas)时,彭德怀注意到:“主席很高兴,脸都红了。”
波匈事件后,毛采取迂回战术继续跟赫鲁晓夫争权。一九五七年一月,他派周恩来去反苏情绪高涨的波兰,说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有个带头的,要哥穆尔卡同意宣布“以苏联为首”。毛料到波兰人决不会同意,他的目的是引出哥穆尔卡的话:还是以你们为首吧。
使毛失望的是,哥穆尔卡对这个提法听也不要听,周恩来一说他就皱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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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当时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一个人去买茶叶。店主说:“我们有俄国茶,有中国茶,你要哪一种?”他答道:“那我还是喝咖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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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波兰未遂,毛当即转向同样反苏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斯大林死后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已经“解冻”。毛指示正在那里访问的彭真,单独会见铁托总统,以苏共声誉不好,没人听它的为理由,请铁托同中国一道发起世界各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在毛看来,谁发起会议就等于谁为首。这时的毛正在内部骂铁托、骂哥穆尔卡,说他们是右派的祖师爷。毛主动找上门去不过是想利用他们。可惜铁托听彭真说完以后,表示没有兴趣,连参加也不能保证。
毛再度努力要苏联领导人当众出丑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周恩来在莫斯科教训苏联领导人,要他们公开承认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按毛的调子重新评价斯大林。愤怒的苏联人一口回绝。未能如愿以偿的毛,在各省书记会议上说:“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把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于中国缺乏经济实力。
赫鲁晓夫没有惩罚毛。他有求于毛。波匈麻烦一波未平,国内危机一波又起。一九五七年六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一帮老斯大林分子联合起来企图推翻他。赫鲁晓夫挫败了这个企图,各国共产党都表态支持,就是毛泽东迟迟不出声。赫鲁晓夫只好派米高扬到杭州去见毛。米高扬的翻译告诉我们:毛听米高扬谈了大半夜,然后把手懒懒地朝坐在沙发后面的前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挥挥:“老王,电报呢?”其实支持赫鲁晓夫的电报早巳就绪,“毛无非是想要我们派个高级领导来求他。”毛不可能不支持赫鲁晓夫这个赢家。
赫鲁晓夫还需要毛更多的合作。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即将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生怕毛拆他的台。
毛表示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
莫斯科反应积极。十月十五日,最高级会议开幕前三个星期,中国核武器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联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苏联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大批导弹(飞弹)专家调往中国。据一位专家说,连苏联自己的导弹项目也受到影响,造成“混乱”。中国原子弹、导弹的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定下的。
不顾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派最好的核专家弗洛比约夫(Yevgenii Vorobyov)到中国帮助策画原子弹制造。弗洛比约夫在华期间,中国核科研人员从六十名增加到六千名。周恩来在中共高层说:苏联“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给了他们不少东西。”米高扬插话说:“是我们帮中国建的核工厂。”
苏联的技术转让大大加速了中国原子弹的建造。中方谈判代表报告毛,有苏联这些“极慷慨”的援助,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在五年内“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要抛大的。要干就要干一二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开始。”(苏联的卫星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毛的卫星技术从哪里来?还得向赫鲁晓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飞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有六十四个共产党代表参加,其中十二个是执政党。为了表现自己在阵营内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的地位,临行前,毛向苏联建议大会宣言仅由他和苏联两家签署。
这一招没能奏效。但大会宣言只由中、苏两方起草。毛也受到特殊待遇,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寝室里特地为他安上木板床,抽水马桶上搭了个平台改成蹲式。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出现,高尔基大街和红场上的游行队伍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毛和中国万岁!”
毛能够争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中国人多,有的是人为共产党世界打仗。毛跟赫鲁晓夫一块计算过,打起仗来每个共产党国家根据自己的人口能出多少军队,结果中国比苏联连同所有卫星国加在一起还多一倍。有位苏联官员当时对芬兰共产党领导人说:“我们再不用害怕美国了,中国军队和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改变了整个世界形势,美国根本拿我们没办法。”毛深知人口众多是他的无价之宝,回国后他否决了计划生育。在此之前,中共曾想实行计划生育,毛本人也还没拿定主意。莫斯科之行使他打定主意,中国人多多益善。
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进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毛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毛见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些人感到他说话不着边际,无法当真。英国共产党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可是毛对英共领袖戈兰(John Gollan)说:“等待最好的时机行动,英国会是你们的。胜利以后不要把他们〔资产阶级〕都杀了,把他们养起来。”毛对能力有限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说:“你又年轻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我们推举你做全世界人的领袖。”听者中相信的只有日夫科夫自己。
毛本想此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尽管对他感兴趣的人不少,响应他的人寥寥无几。
毛略带失落感地对哥穆尔卡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他要和赫鲁晓夫在经济实力上比高低的情绪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虽然树矮,毛也要压赫鲁晓夫一头,他同赫鲁晓夫谈话,就像老师对学生:“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听到拿他比作荷花,在场人看到苏联领袖“把头垂下,脸胀得通红”。?
毛想让人觉得他充满哲理,说话用了很多中国成语。这些成语很难翻译。一个意大利代表说:“大家都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们的翻译双手托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更令赫鲁晓夫屈辱的是,毛当着六十四国代表的面,提起几个月前那场企图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称搞阴谋的带头人莫洛托夫为“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说赫鲁晓夫的路线仅仅是“比较正确”。毛讲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会外毛也常常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赞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洛托夫一九五五年曾说毛可以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阵营。
对这些轻蔑、侮辱,赫鲁晓夫有切肤之痛,在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但是,赫鲁晓夫都忍了——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毛很清楚赫鲁晓夫的这个弱点,无论他怎样欺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不会跟他决裂。他将不断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服务。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着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着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他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最靠近大陆的国民党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他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进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着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赫鲁晓夫九月二十七日给毛写信说:“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而不把苏联卷进去。”赫鲁晓夫同意帮助毛,使毛有能力对抗美国。毛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一纸声明,宣布暂停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武打击:“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泽东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毛不久恢复了炮打金门,但只是象征性的,单日打,双日停。这种典型的毛式挥金如土令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问毛:“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是个“‘右’的参谋”,不久黄被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也已经死了。
这次台海危机带给毛的是:赫鲁晓夫批准转让一系列尖端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签订了惊人的“新技术援助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整套先进武器、军舰,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潜对地弹道导弹等。第一次台海危机使毛从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弹的秘密,四年后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丰。
从一九五三年毛首次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以来,他的购货单膨胀了不知多少倍。每一次膨胀都加深一次毛的根本困难:怎么挤出农产品去偿付。一九五六年,当政治局反对时,他只能以下马项目来让步,因为赫鲁晓夫的权威使他有所顾忌。如今,他不必担心赫鲁晓夫,他已经把赫鲁晓夫的威信从中共领导中一扫而光。从此毛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