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增生可以吃牛奶吗:张闻天的总书记问题

张闻天的总书记问题１９７６年７月张闻天被迫害致死。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张闻天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词中公布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悼词当然经过中央审定。

１９８２年发现经陈云确认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１２月，陈云就遵义会议调查研究写《答复》。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选举总书记，只提到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他《答复》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负总责”之说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一篇书面《答复》。 从此，史学界在提及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时，却普遍地都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近年来，权威的党史和党内重要领导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又在“负中央总的责任”后面加注了一句“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

杨尚昆、刘英、邓力群、何方、张培森在回忆文章和研究中，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中央总书记。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党史权威部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向忠发被捕前的党内职务名称坚持认为是“主席”，这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１９２８年６月六大，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１９３１年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这样，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

 “总负责”的由来。１９３１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半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失节。导致中央领导机关瘫痪，中央最高权力的空缺。谁当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前，王明已是党的实际决策者。鉴于被捕、叛变、坐牢、杀头……，王明觉得总书记的位子对他未必合适。待在苏联共产国际，可遥控国内的党中央，远离凶险和不测。王明选择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是留在上海的惟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立的三位常委中的另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说，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谦虚谨慎的周恩来，以头年１０月中央决定他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婉辞了。后来叛变的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惟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提出想当总书记。在王明看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并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王明选中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即秦邦宪。１９３１年９月，周、王通知他：周去中央苏区任书记，王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任团长，请他主持中央工作。博古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说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商妥，再电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由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有不同意见，所以周、王、卢及博古聚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王明与周、博、张于９月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９月下旬成立，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６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２４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博古１９３２年底与陈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１９３３年１月到瑞金。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他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１９３４年１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下，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博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得到共产国际。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整风笔记”：“博古到中央苏区召集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多数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张闻天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

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是总书记。毛泽东的说法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讲民主，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会后解除博古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杨尚昆谈到：“在遵义会议上，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担任”黄克诚在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

张闻天很少谈自己过去的历史，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他在“整风笔记”中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

长征前夕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遵义会议批判的外国人李德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外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写到他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谈话，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杨尚昆是遵义会议当事人，和张闻天有着半个世纪的亲密的情谊。杨尚昆晚年谈到：“遵义会议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拖了二十来天，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对于杨尚昆晚年披露的这段史实，张闻天夫人刘英评价：这是“以前没有人说过”的历史真相，但是，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又让人困惑难解。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是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因为当时没有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张闻天平反后写文章说：“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刘英自述》：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２月５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着闻天走了。

杨尚昆，刘英，他们的回忆录中出现这样的变动，是被迫为之。８０年代初张闻天履历被改为“负总责”时，刘英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１９８３年７月她带文集组两同志找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说那时候她就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她和张闻天结婚，毛主席说她是娘娘也就是因为张闻天是总书记。怎么一下子变成“负总责”哩？她想不通，但是当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劝说下，才在此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上称为总书记”。但在多次谈话中，刘英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

证明张闻天不是“总书记”的两份历史文献：陈云１９３５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说“常委再进行分工”，没提选举总书记；１９３８年４月张闻天在《新华日报》刊登否认“总书记”的“声明。

陈云是遵义会议当事人， “遵义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他会后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份文献１９５６年中办从苏联接手进来的，１９８２年中央党史部门发现经陈云确认，上面未提遵义会议选举总书记。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陈云就遵义会议写《答复》说：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遵义会议后不到八年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专门清算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强，又时隔不久，记忆犹新，留下了大量书面材料，怎么可能连有无书记处和常委都弄不清？

从五大起一直设有常委，怎么到六届五中全会竟无缘无故地给取消了？既然没有常委，毛泽东又怎么会“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是会后一个多月写的《传达提纲》（即使写于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还是事隔四十八年后写的《答复》可靠？没有书记处或常委会，怎么能长期以书记处的名义号令全党并和共产国际联系？六届五中全会后不到一年作出的《遵义会议决议》怎么多处提到并不存在的书记处？１９３７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和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又从何说起？

在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上，为什么一概不用许多不同于陈云的说法，如中央关于“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邓小平对张闻天的《悼词》、《彭德怀自述》，为什么对周恩来多次谈到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话不用（文革期间说 “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王明、陈云、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张闻天主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上，按共产国际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更重视毛泽东，一直在宣传毛泽东，却从未宣传过博古、洛甫、甚至王明），改组书记处，增补上述三人为书记，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总书记，仍由书记之一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闻天具有不争权和不愿多出头的品德，在这样背景下，有人再称他是“总书记”，显然让张闻天本人觉得不合适。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６日张闻天因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马的访问记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２日武汉《新华日报》刊登《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有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会议，长期以来，在对遵义会议所作的组织变动上，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二是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三是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者是周恩来，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说中央以毛泽东为首是不准确的。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似乎也不够准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实是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军长征中的一些重大军事战略是毛泽东提出的，在执行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毛泽东的战略办的。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这其实与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并不矛盾，承认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并不会削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和名义，是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十二月会议之前，多说也就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六届六中全会到１９４３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为书记之一虽然主持党的工作，不过，按照共产国际指导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决议精神，他已主动将党内“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叙述：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毛主席决定。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实质和形式也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从这时起才真正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上而且在

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为首（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刘英回忆录说：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与毛泽东“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长征初期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挽救党和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斗争，到陕北后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过黄河东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抵制和批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闻天对毛主席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听毛主席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主席的主张、方针、策略在闻天这里畅通无阻，能够及时得到贯彻”。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是不争权的”。

自整风后期和七大以后，张闻天实际远离中央领导核心。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被以反面教员亮相。此后，在备受折磨中销声匿迹。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纪念张闻天诞辰１０５周年、刘英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和中共党史出版社举行 “理论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曾在两位老革命家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亲属等出席”的座谈会，肯定：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时期任党的总书记，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伟大转折时期的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