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薄熙来同志主持重庆的全面工作以后，重庆出现了非常积极可喜的变化，“五个重庆”，“唱红打黑”、“干部下基层”、“民生工程”样样都做得有声有色，给中国地方管理带了一股新风气，也给全国人民带了某种新希望，虽然重庆谈不上尽善尽美，但对重庆的成绩进行浓墨重彩地描写并不为过，当然，这种描写必须是客观务实。
自去年以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都在讲同一个词——重庆模式。我也琢磨过很久这种提法到底合不合适，最终的看法是，“重庆模式”并不存在，但可以承认重庆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简称为“重庆探索”。
一个国家集团、一个地区、一个单独国家要形成某种独特的模式并非易事，“冷战”之前，世界也就只有两种发展模式——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不过是西方整体模式的改良版，并没有形成自己公认的发展模式，后来，亚洲地区又出现了一种“四小龙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最后证明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从世界范围来观察，一种发展模式要形成并不容易，对一个国家而言则更加困难，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也并没有形成世界公认的发展模式，就算是有很多专家认定改革开放后有一个中国人自定的“中国模式”，其实也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同，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是“资源、劳动力、代工、市场转让”相结合的低层次发展模式而已，并不会给世界提供制度性和科学性的效仿意义。
要形成某种发展模式，首先必须有明确的制度基础，要么是资本主义模式要么是社会主义模式，这个不确定下来，后面的话就不用谈，“中间主义”很难有前途和出路，更不会被广泛接受，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就是制度决定下的世界性代表。在制度基础确定以后，才是经济体制的模式选择，体制选择并非单一，即便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有强调凯恩斯主义的，也有推崇新自由主义的。中国近几十年，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都在走某种跨界的路线，得到了一种“四不象”的结果，越往前走，越觉得困难重重，克服不了的先天性矛盾使社会各个领域均出现“两难”境地，左也不行，右也不是，“特色”思维并没有带来“特色模式”。
重庆，作为中国的一个直辖市，首先它必须紧紧地扣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既不能明确搞资本主义，也不能强调社会主义，“特色”这个词是一个兼而有之的游移性概念，重庆没有选择突破的权力和能力，如果强调搞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信仰者不答应，如果强调搞纯粹的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不答应。一个没有制度作保障、不敢突破体制障碍的发展思路根本无从谈“模式”一说，所以，“重庆模式”根本就不存在。
我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否定重庆方面取得的成绩和重庆为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探索的努力，薄熙来书记和他领导的重庆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新面貌，无疑给中国探索出了很多治国理政的经验。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重庆探索”的成果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让人们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敌人和朋友并非完全只有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在民族内部和国家内部同样存在。黑恶势力就是人民的敌人，贪腐势力就是人民的敌人，身居官位却不为人民办事的官僚集团也是人民的敌人，寄生在人民体内吸取人民血液的寄生虫也是人民的敌人。薄熙来带领重庆人民近几年向这些敌人进行了勇敢而又坚定地斗争，取得了全国人民公认的成就，宏扬了正气，清除了邪气，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让人民坚定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其次，重庆给全国探索出了“执政为民”的真谛是什么。我以前也经常听到这个概念，然而始终只是概念，执政为民最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文章和语言表达，薄熙来很少为概念而唠叨概念，他领导的重庆在扎扎实实地做实事，无论是“五个重庆”还是“安居工程”都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各级官员真真切切地跟人民群众打成了一片。“蛋糕论”是薄熙来共富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以民为本的重要体现，他在没有否定做蛋糕必要性的前提下强调“做”与“分”的侧重性，体现了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思想的进步性，把“特色”适当降温，把“社会主义”适当加重，无疑是在为共同富裕探索经验。
第三，重庆给全国探索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发展思想。“打黑”在全国没有多少异议，虽然有少许杂音，但杂音终因失去正义而失去支持。“唱红”则经受了声势浩大的被围攻，有些人一提“红歌”就想到文革，一提“红歌”就仇视毛泽东，这些人为什么要歇斯底里地反对唱“红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红歌”阻碍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需要，“红歌”阻止了西方同化中国的步伐，“红歌”让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有日益增加的恐惧心理。然而，重庆并不为所动，并没有让正义的文化被邪气压倒，“红歌”该唱的唱，经典该读的读，事迹该宣传的宣传，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辅导和汇报演出，重庆人民的精神气上来了，重庆人民的干劲很足了，重庆人民的信心倍增了。在某些民主派看来，重庆人民有点“傻”，然而，到底谁是真傻谁是假傻一目了然，民主派是想多数人真傻，一切事情由他们安排，由他们导向，由他们按西方标准下结论。实事证明，中国不需要某些精英的提醒，做洋奴和卖国贼才是真正的大傻瓜。
中国需要重庆的有益探索，但是，中国无论哪个区域，都用不着提什么自己的“模式”，整个中国都没有模式，哪来的某省模式，如果真要创造出让世界公认且能够被部分国家接受的模式，首先得回到制度和体制原本意义的讨论上来，用一个模糊不清的框架套在中国身上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感到美观，同样自己也不会感到很舒服！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