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kins http request: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和情谊

毛泽东与周谷城（右二）亲切握手

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回信  

毛泽东与周谷城，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一个是海内外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著名历史学家。他们同是出生于湖南湘江畔的乡亲，又彼此对外均称对方是自己的老朋友。自1921年春，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识，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其交往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周谷城“怕死才做学问” 毛泽东“拿枪病就好了”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二人皆好读书，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时间，常常畅谈国事、天下事。记得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还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吗？”

此时，二人是一对教书匠，有着一样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两个有共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这是二人关系的第一阶段。不过后来，这两位教书先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却投身政治，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后一别经年，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8年之后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两人寒暄时，周谷城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拥兵百万、雄踞一方的共产党领袖，周谷城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两人在各自选定的生活道路上，矢志前行，均有所为。

周谷城在解放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

“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新中国建立不久，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召周谷城相见，当时上海市许建国副市长等也在座。落座后，毛泽东对许建国等人说：“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赶紧申明：“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听了这话，毛泽东不以为然，连忙摆手说：“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说的“怕死”，是指大革命后，他“躲”到上海译书、卖文的那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并不能说明他“怕死”。

青年周谷城，是一位热血青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加了北京学生集会、火烧赵家楼。还曾骑着毛驴，带着留声机到京郊宣传“五四”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以至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周谷城依然没有为“淫威”所屈。1948年，蒋介石集团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民主运动时，周谷城就与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起草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宣言。当即，国民党逮捕了周谷城等人。直到一年后（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周谷城才获得人身自由。由此可见，周谷城始终是一位正义感极强的人。

解放后，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一直很好，用周谷城的话说：“几十年来，没有半点隔阂。”毛泽东每次来上海，均要约见周谷城。而周谷城每次去北京，也常被请到中南海去谈天。领袖和学者，海阔天空，促膝长谈。与毛泽东个人接触能这样频繁的学者，在全国是很少见的。

一次在上海，周谷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叫他马上去东湖宾馆。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接待了他，说是毛泽东约见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三人去聊天。三人到齐后便乘毛泽东的专机，当夜飞抵杭州，与下榻那里的毛泽东一起聊了一个通宵。

“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毛泽东坐在中南海游泳池畔，把周谷城召去畅谈。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下，见到周谷城便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十几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试试看。”于是两人换了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至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但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在深水中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里，便招呼他：“来呀，到这儿来！”

周谷城此时打趣地说：“我这个人哪，既不能深入浅出，又不能由浅入深。”讲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须臾，游毕上岸，周谷城穿上衣服，毛泽东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在凉棚下坐下。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的《汉书》，翻至《赵充国传》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初，赞成他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不信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慢慢地有人赞成了，最后，相信的十之八九，不相信的、反对的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人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但要坚持。”当时，周谷城正在报刊上同人辩论学术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话，是对他的鼓励，是要他为了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对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是积极支持和赞许，周谷城回忆时感到印象特别深。

大约是1958年秋，毛泽东与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还有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到上海，吃晚饭时把周谷城也叫了去。

周谷城风尘仆仆刚一进屋，毛泽东即拿了一本《新建设》杂志，把周谷城拉到一间小屋里对他说：“你的逻辑论文写的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原来，毛泽东所指的是最近围绕周谷城所发生的学术方面的事。周谷城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有关杂志曾转告周谷城：“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周谷城颇感压力。现在，毛泽东也知道这件事了。

听了毛泽东的话，周谷城感慨地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

毛泽东说：“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意见虽有人赞成”，周谷城说：“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并说，有人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刊物《教学与研究》上写文章，说你的观点有道理。果然，过后不久毛泽东就给周谷城寄来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均引用了周谷城的意见，表示赞许。

后来，《人民日报》登载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见了很感兴趣，并用长途电话急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对周谷城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周谷城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英语的话语风趣地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周谷城紧接着说：“中学高年级班、大学初级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觉得是问题。但入了门，学一点，自己在生活实际中要用，总会搞通的。”后来，还专门说：“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给每一个人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逻辑书，不论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并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形式的话，作为导言。”周谷城后来不无遗憾地说：“主席虽没有要我一定这样做，但毕竟对我这样讲了。……然而我没有做。”

以后，北京出版方面决定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把目录寄给周谷城。周谷城看目录只有几篇辩论文章，不是大部丛书。分量缩小了，按语式的导语还要不要呢？他犹豫不决，于是提笔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很快回信说：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的复信，周谷城大为感动。他没有料到日理万机的领袖，竟对学术界的争鸣问题考虑得如此周详。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上海与上海各界共庆佳节。当时在锦江饭店参加聚会的有周谷城、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曹荻秋也在座。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无拘无束，自由闲谈。毛泽东还详细地问周信芳的年龄，大家均感兴趣颇高。

当晚11点钟，周谷城在家已经睡下，忽然《解放日报》记者来电话，要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报上发表，以欢迎毛主席。周谷城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后因推辞不了，便勉强提笔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见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召见周谷城。5月3日下午三时，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见到他第一句话即是：“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只有一首，”周谷城回答：“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毛泽东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是周谷城像个常常写这方面东西的人。周谷城随即转述他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毛泽东笑着，谦虚地说：“主席也只有那么点内行。”周谷城说：“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去吗？”毛泽东说。

话至此，周谷城转述别人的意见：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周谷城兴致正浓，便发挥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嗦。牢罗同声，骚嗦也是同声。念罗嗦，可能就是发牢骚。”

对周谷城这段并无一定来由的话，毛泽东没有诧异，反而微笑浮在脸上，觉得蛮风趣。“主席叫我们说话要风趣”，周谷城说：“真该好好注意。”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周谷城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风趣，可能要丢丑。”

周谷城与毛泽东的谈话，完全沉浸在一种相得益彰、物我皆忘的亲切轻松气氛中。至晚，毛泽东留周谷城一同进餐。餐罢周谷城起身告辞回家，毛泽东又一直送到汽车旁。

“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

1957年4月11日，周谷城到北京开会。不知怎么毛泽东知道了，把他叫到中南海。毛泽东问：“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

周谷城回答：“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费孝通等。”毛泽东立即要身旁的人将上述人都约来一叙。

11时半，客人们都到齐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毛泽东和大家座谈逻辑问题。座谈结束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你们作陪。”毛泽东这番意外的盛情，是在鼓励周谷城等大胆参加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界的发展。当时，周谷城在争论中又是处于“少数派”地位，毛泽东是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老友的关心和支持。

周谷城在耄耋之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仍抑制不住激动。他说：从这些小事上，足以证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尊重。1965年，周谷城被召到西郊的一个旧式别墅里。毛泽东正下榻此处。周谷城一进门，毛泽东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

“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毛泽东每次见到老友周谷城时的第一句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但却透露出不寻常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这是两位友人之间无拘无束的畅谈，漫无边际、也无定题，完全是随心所欲，乘兴而发。这种对等的畅谈，恐怕只有深厚学术功力的周谷城才能胜任，也只有在缕缕乡情之中，才使这种畅谈充满温馨和情致。

毛泽东谈到哲学史的写作。他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接着说：“他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毛泽东忽然话题一转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个问题。”

后来又谈到旧体诗，说起晚唐大诗人李商隐。这时，同样欣赏李商隐的周谷城说着说着有些忘乎所以起来，随口即将李商隐的一首七律诗用湖南腔调哼了出来：

海上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诗的五六两句哼吟了几遍，最后两句竟一时哼不出来。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友已经忘记，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替周谷城念了出来：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应该说，这首著名的讽喻帝王的诗篇在毛泽东面前哼吟是不太妥当的。然而周谷城竟然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周谷城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

周谷城万万没有料想到，这竟是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只讲周谷城的好话，他也曾说过：“我就有几个右派朋友，周谷城、张治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句最高指示解放了周谷城，使得他免受折磨，算是毛泽东对老朋友的最后一次关照。

晚年的周谷城对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的呢？他的儿子周骏羽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他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这辈子毛主席能够把他当做朋友，他觉得蛮光荣、蛮骄傲、蛮自豪。他认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

身为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周谷城也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晚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我们党的、集体的。”

作为朋友和历史学家，周谷城的这个评价应该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