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泛联投资有限公司:说说毛泽东诗词[附评论]

说说毛泽东诗词[附评论]1

  周泽雄

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西哲柏拉图当年将诗人请出“理想国”，想必有他的道理。中国帝王史上真正堪称大诗人的，只有两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后主李煜，其余种种，不过雅喜涂鸦而已。曹操雄才大略，鲁迅先生对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则昏聩懦弱，以泪洗面，别说摆帝王的谱，质之以普通男人的标准，也难说够格。他如乾隆之辈涂鸦族，涉艺与做秀无异，书摹二王而格不肖，诗耽唐宋而气不逮，徒见雅音靡靡，情思昏昏，遂把父祖辈打下的铜铁江山，逐渐摩玩成一张柔丽宣纸，终成一代不如一代，一朝崩塌一朝的坏局。可见，诗人而兼国君，慨乎言之或可，概乎言之则非。

比如开国之君与守成之主，生命气象就可能天差地别。后者不过赖先祖荫庇，黄袍加身匹似现代社会高中六合彩，所以除了有数几位中兴之主外，多不足挂齿。而前者，无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孟德，“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赵匡胤，还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都属人中奇杰，都能赖一己之力令江山变色。如果他们戎马倥偬之余还能意外地保有吟诗爱好，如曹操“登高必赋”，就有可能使诗章别生出雄杰超霸之气，令只知牢骚满腹的寻常骚客气为之夺。曹阿瞒诗境之豪迈，诗情之沉郁，诗语之通脱，向为世人称道。开辟新中国红色江山的毛泽东，其气度、胸襟较之魏武帝自当仁不让，或也当作如是观。当然前提是，我们先得对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地位、价值有一个客观探讨。

即使公元二八ОО年的史学家，在他们“遥想润之当年”之时，大概也会把毛泽东归于力能扛鼎的历史巨人之列，就像毛泽东本人曾在“往事越千年”之后遐想“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一样。然而，曹阿瞒的遗篇再过八百年肯定还有人读，毛泽东作为诗人的“遗篇”，那时会有人读吗？也许有，也可能没有，但现在设想这个问题有点无聊，因为，很可能至今为止，毛泽东的诗词还不曾得到严肃对待。诗坛上的毛泽东，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历来有点夹杂不清。

的确，毛泽东太特殊了。在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当年每拿出一首旧作发表，百姓们都要欢天喜地一阵，不多久，它就会被谱成曲，在电台里反复播放。结果，这些本该按艺术标准鉴定的诗作（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本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竟无一例外地被推崇为“最高指示”的另一种发布形式，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明确信号。比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句，就曾被政治敏感家断定为吹响了又一场革命运动的伟大号角。当年书店里各种毛泽东诗词注解本，也多以挖掘微言大义为己任，评家往往完全丧失了评论的客观立场，以只有歇斯底里的畸恋才可能想到的语言，把毛泽东诗词一一升华到（实际当然是一一贬低为）巍峨的政治高度和只有上帝亲自写诗才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之相应，引导审美阅读的使命也惨遭蹂躏，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评家的效忠热诚所代替，遂使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热情到无情程度的赞颂。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成就究竟如何，一方面说者纷纭，汗牛充栋，一方面竟好像成了某种自明之物，可以无须任何说明、阐释、论证就高高在上起来，正如人们高呼“万岁”时也没觉得有必要论证“万岁”是否可能、是否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样。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对当一名诗人有一定的自信，那些为政治动机而背叛艺术标准的评家，便有可能既侮辱了缪斯，又拍错了马屁。我估摸世上最能让毛泽东心跳脸红的美事，即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据实道来，在全文不出现一次“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只以诗人的标准对他作一番鉴定。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有感于“一部分说得不对”的评论（当然“全是好心”），认为“有说明的责任”，遂亲自作了一些“自注”.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说明，乃是此前没有一位注家敢于指出的。也许还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思考过。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怆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等。一九二七春，这不正是毛泽东计划发动秋收起义之前吗？怎么可能“心情怆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呢”？而在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之前，毛泽东又怎么可能“心情又是沉郁的”呢？——也许，毛泽东是想委婉地告诉那些“注家”，诗人首先是人，有哀有乐有喜有愁，要评论我的诗，必须先从此入手，然后才谈得上什么“伟大领袖”. 认为我作为人民领袖就必须永远大气磅礴，始终意志坚定，从来不曾有过“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其实是一种貌似恭敬的“妖魔化”行为。附带提一下，我们过去一直以为“长征”是毛泽东做出的伟大决定，读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才知道“长征”的决定毛泽东不仅未与之闻，甚至当时还有可能被送到苏联去治病（或遭内部清洗）。事实上毛泽东是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当时他被排斥在中共领导层之外，所以心情当然可能是“沉郁”的。

我手头有三本毛泽东诗词集，最早的一本出版于一九六八年，书名《毛主席诗词》，编辑者署名为“同济大学《教育革命》杂志编辑组”，共三二二页。书籍装帧就当时印刷条件，可说极尽奢华。该书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定价，显是无价之宝。的确是无价之宝，因为书中所有评语，都是赞美，是那种不遗余力、不计后果、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赞美。典型句式如连用三个“多么”、“何等”，句末加感叹词“啊”等；典型判词有“伟大的史诗”、“辉煌的革命史诗”、“光辉的诗篇”、“横绝万古”、“绝唱”、“世界艺术的顶峰”等。篇末号召“学习”、“战斗”、“保卫无产阶级红色的铁打江山”或把什么玩意“发扬下去”，也属必不可省的结构。第二本是一九九八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版）、蔡清富、黄辉映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大观》。到底是今人眼光，世象早已不同，手眼大可翻新。该书体例上除循例有“写作背景”和“讲解”外，还设“疑义辨析”，客观求实之态，略显端倪。但细细读来，作者因评述对象之超乎寻常而自缚手脚、自残毛颖之处，亦比比皆是，如分明看出韵脚有误，却偏不敢直斥其非，只在一边半通不通地问上一句：“孰能作出明确回答。”（“孰能”：“谁能”还是“焉能”？如是“谁能”，则多此一问，你自己不已经看出来了吗？又何待高明。如是“焉能”，则只能说明阁下尚不宜对毛泽东诗词说三道四，因为毛泽东历来瞧不起胆小鬼）。编著者之自酿迷魂汤，其实在题为《新世纪的雄伟华章》的“代序”中已显露无遗。开篇竟惟恐天下不乱地写道：“在我国二十世纪的诗歌史上，发生了两件震动诗坛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五四’时期倡导的白话新诗……第二件是毛泽东用旧体诗词反映现代生活的成功实践”，接着还嫌意犹未尽，更以大无畏的见识，仅仅根据恩格斯一句众所周知的评语，就将诗歌创作总量不足四千言的毛泽东，与《神曲》（共一万四千多行）的作者但丁等量齐观，真是闻所未闻兼骇人听闻。第三本是已故诗人公木先生的个人评论集《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因是个人著述之故，立场较为自由，立言较能不受羁绊，因而读来也最令人受益。但是距诚实的艺术批评，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如在作为正文的“赏析”中，直接用“伟大领袖”代指毛泽东，其实是一种有违学术规范的不严肃行为，潜意识中的封建避讳情结，昭然在目。不少判语仍有“左”的痕迹，让人依稀想起那本一九六八年版的《毛泽东诗词》，如把“战地黄花分外香”说成“那就横扫千古了”. 他如“或问：诗人为什么这样逸兴遄飞，把现实描绘得如许优美，把未来又歌唱得那等辉煌呢？”之类起语（书中所在多有），不仅强人所难，且有“主题先行”之嫌，规范的文艺批评不会允许此等句子立足。这种表达与其说是在进行文艺评论，不如说是在从事广告宣传。蹩脚广告指南中有一招先斩后奏法，诀窍是省略所有必要的证明，直截了当地用设问句代替结论，如“为什么孩子每天要喝一杯××牌牛奶”. 在《毛泽东诗词大观》里，作者在“参考资料”一栏中提供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经一一审题，我敢说，除一位李义求先生一九六二年写过一篇《两点疑问》，让人不明何指外，其余皆属讴歌体。商榷文章固然也有，但都是与当年毛泽东诗词首席评论家郭沫若先生商榷，而非对诗人本身质疑发难。标题中最常见的词语是“学习”、“体会”或“赏析”，立场之旗帜鲜明，立论之单向疾进，亦无可怀疑。此外，具有毛泽东诗评招牌特色的标题还有：《奇怀如海，壮志凌云》、《情深似海，光耀千秋》、《彩笔传挚情，骄杨著千秋》、《具有战争史诗性质的华章》、《辉煌的诗史 壮丽的史诗》、《第一等襟抱 第一等真诗》、《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创造新世界的颂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交响乐》、《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等等，不胜枚举。也许，中国（世界？）还没有第二个诗人，曾经有过如此荣耀吧。因为我得说，这并非诗人应得的荣耀，诗人本不必借重这等表彰法。陶渊明的伟大不是被起哄出来的，莎士比亚生前也不曾得到几声叫好，诗人自有属于诗人的荆冠，无论帝王的冠冕还是教廷的权杖，多属多余和累赘，多可被认定为别有用心。如果好诗必须满足上述标题提供的标准，泱泱华夏诗国，也许除毛泽东外，突然之间将变得无诗人可言了。真是这样，那到底是毛泽东的无上光荣，还是一种被釜底抽薪、高处不胜寒的莫名悲哀呢？

我也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慑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一提到他的诗词，便也会自然生出“伟大”、“绝唱”或“横绝万古”之类想法。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毛泽东诗词我不仅能背诵大部分，还能唱不少，它对我的影响是渗透式的、贯通脑门式的、还精补肾式的，在他神光奕奕的诗篇面前，我不敢说还能鼓起多少评论的勇气，尤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客观。比如，说毛泽东诗词如何伟大、如何不同凡响是最容易的，几乎可以脱口而出的，永远不必担心说过头的，说毛泽东诗词还有不尽如意乃至稚嫩之处，则会平添不少顾虑和怯意。这主要不是担心外界舆论（对此我恐怕不会介意），而是内心的拒绝，仿佛会遭致天谴。审美需要距离，批评同样如此，但要命的是，面对毛泽东，任何一位当代评论者，都很难心平气和地获得这一距离，这恰恰是因为，毛泽东过于高高在上了。他既然曾被理所当然地比喻成“红太阳”，我们便只有接受普照的荣幸，断断不敢直视他的光芒。

谁让我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人呢？家父当年为儿子命名时，不是曾希望他做一名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吗？──这正是贱名的本义，虽然曾有友人将它拆解成“梁山草寇”. 为了强迫自己获得客观的视点，我决定犯一回傻。傻法是：将毛泽东诗词全部输入电脑，再输入相关查询条件，看看得出什么统计结果。我的想法是：既然你小子暂时没把握做到客观公正，何不干脆先让面孔铁板的数据代为发言？

以下是我的统计结果，和据此展开的一些评论。

一、产量统计

经多方搜罗，现在被归在毛泽东名下的诗作，已有六十九首，共计3997字。其中《五律·喜闻捷报》可存疑（据公木先生意见），另《七律·改鲁迅诗》和《七绝·试仿陆放翁< 示儿> 》属戏拟之作，兴会之言，应该算不得戛戛独造，自铸伟词。有三首系口占，分别是《为女民兵题照》，《海鸥将军千古》（一名《挽戴海澜将军》）和《给彭德怀同志》，虽见捷才，终乏心血。又《八连颂》属政治三字经或军队动员令，与诗意诗境了无关联，无非整饬字词，以利忆诵；稍假音律，取其上口而已，想必毛泽东本人都不愿把它编入自选集，虽然个中名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历史上所起的激励作用，已当得起一支方面军，其中流露出的统治思想，也堪称英明卓越。如此，已知属于毛泽东潜心创作的诗词，当为六十二首。其中长短句三十四首，律诗、绝句二十六首，古风二首。

其最早者《五古·挽易昌陶》作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作者年仅二十二岁；最晚者《七律·有所思》作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当是时，作者正以挟山超海之势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年已七十有三。

作者吟诗五十一载，诗囊里仅得区区六十二首，平均九个多月一首。当然毛泽东不是职业诗人，既无啸聚林下之缘，亦乏桑间濮上之好，“军情急”、“飞鸣镝”之时常常无暇在马背或担架上吟风弄月，有此六十二首，应按不易视之。但若换一个角度，依每以产量之多寡验证才能之高低的余光中先生的见解，倒也忒为歉收了些。写诗纵然无法倚多为胜，但以寥寥三千余言而蔚成“横绝万古”的大诗人，别说二十世纪，放在十二世纪也属不可思议，比老子仗五千言“横绝千古”还要神奇。产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忽略不得的，所以当年钱锺书提到长篇小说《百合心》手稿失踪而自己又无力续补时，尝自嘲道：“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 事实上当初“注家蜂起”竞夸“伟大的史诗”之时，可以读到的毛泽东诗词，更是只有区区两千言，三十六、七首。

字不重犯，严格地说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创作原则，有抱负的文士甚至写散文时，也会加倍留神，尽可能避免让某个词（虚词、助词除外）与读者反复照面，否则，难免玩忽职守之讥。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排斥例外的规律，“字不重犯”法亦然，倘是高手巨擘，天眼既开，自无妨随心所欲，不必拘泥。就是说，诗人若明知“字不重犯”法而仍一往无前，通常总表明他有非如此不可的道理，于是，李商隐在一首仅二十八字的《七绝·夜雨寄北》中，公然让“巴山夜雨”呈骈出之势，元稹在仅二十字的《五绝·行宫》中，竟让“宫”字与读者再三致意，有恃无恐之态，溢于言表。又李商隐《无题》中劈首就是“昨夜星辰昨夜风”，李煜《捣练子令》“断续寒砧断续风”，才子之张狂本性，何假辞色。诗仙李白之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辛弃疾《鹧鸪天》“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冒犯成法之意，亦似明目张胆。──当然，此究属特例而非常例，所以即使高明如太白、义山、稼轩、重光辈，亦不敢因技痒之故而反复逞强，把件稀罕事弄得丧失了“陌生化原则”，倒也得不偿失。结果，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规律：诗词中若出现违反“字不重犯”的例子，其诗情诗味往往还格外蕴藉丰饶些。这是因为大诗人既然想违规犯科一下，自然也会想到“不打无准备之仗”. 回头检点毛泽东诗词遗札，我遗憾地发现，“字不重犯”法不仅屡遭攘击，且除“我失骄杨……”二句外，鲜有非如此莫办的理由，只能轻而言之按疏忽、失察论处，重而言之按不通、业余苛责。《沁园春·雪》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均一诗“万”三现，《送瘟神·其一》中“千”和“万”各现两处。这且不论，何况太白亦有此习，虽然多是出现在对格律要求不甚严的“古风”体中，而非最需“加强纪律性”的“七律”（如《送瘟神》）之中。《沁园春·雪》二三句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第二字均为“里”，词境一无拓展，只是借喋喋求深化而已，“千里”“万里”，就肉眼角度看来，直如同义反复，视觉意象均为平面铺陈而欠缺立体感（这也使下文“欲与天公试比高”缺乏照应）。倘将前一句依毛泽东本人的个性意象改成“百丈冰封”，是否稍好些呢？在《念奴娇·昆仑》和《给彭德怀同志》中，“横”各出现两次，且词性了无变化，诗境几无递增，韵律未显跌宕，诗味不见加强，则属失察。若《给彭德怀同志》因即兴口占之故而可原谅，《念奴娇·昆仑》无疑属词人心血之作，何乃方见“横空出世”，上阕未了，又“江河”为之“横溢”哉？

毛泽东最为出格的逾规，私意以为在《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按两句最可惊异者，在第四字均为“春”. 若假设词人具大家手笔，我们当能从此两“春”中得到相对更多的审美愉悦，正如我们曾从李商隐叠用“昨夜”中得到过莫大享受一样。但也许是我的鉴力太低下了，因为我不仅没瞧出什么韵外之致，反而越来越坚信这是一次误操作，第一个“春”系“冬”之误。春天才“归”又“到”，虽然在感受上并非不可能，但又与“梅”何干呢？“归”“到”之间又焉能速成出“悬崖百丈冰”来呢？诗题既为“咏梅”，当以贴合梅的生理特性为宜，梅的生理特性（其审美特性即由此生发）正在于它能够“经冬复立春”，笑傲霜雪，然后报告“春消息”. ──这已不是“字不重犯”的问题了，而是诗意是否准确到位。当然，即使将首“春”改为“冬”字，诗句也未必就佳，但至少可确保没有问题。

识者或谓，长短句于“字不重犯”法本不必恪守，宋词中一字两现乃至三现、四现的例子所在多有，且未必都能确保诗意的加强。此说有理，所以对词格向然比较马虎的苏轼，在名篇《水调歌头·中秋》中，“月”、“圆”各两现，“不”、“人”均三现，“有”字竟至四现，较之毛泽东任何一首词，都更为出格，却也同样光耀千秋。然而毛泽东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原则上应该杜绝重字的律绝体中，毛泽东同样不甚介意，以至屡屡违禁。我们是否可得出结论：毛泽东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字不重犯”呢？例证如下：《七律·送瘟神·其一》中，“千”“万”各两现，《其二》中“天”两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妖”两现，《五律·看山》中“一”两现，《七律·咏贾谊》中“千”两现（按此诗平仄极为不工，几无从评判），又《七律·长征》在经人提醒修改前，“浪”亦两出。我没有算上《七绝·五云山》中之“五云山上五云飞”，《七律·洪都》中之“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当然是因为那属诗人有意为之，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类，虽高下有别，但用意相似。

六、节约原则

诗词奉行节约原则，追求用最少的词，包含最大的美感容量，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如此。个中一个不必成文的规矩是：不宜像翻译体诗那样，把一个意思用两句诗来表达，若花费三句却只表达一层意思，虽村秀才亦不为。相反，将两层乃至三层意思浓缩在一句之中，则永远受到鼓励。之所以说上面这些废话，实出无奈，因为那好像与毛泽东诗词有关。

毛泽东诗词（尤其是词）对节约原则亦不甚留意，有时还会出现惊人的浪费现象。毛泽东《沁园春·雪》公推杰作，有说当年蒋介石展读后都大加叹气，深愧无地。蒋介石先生的文学鉴赏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对此颇有保留，因本文不拟对某首诗单独探讨，且搁置不论。我要指出的只是，许是因“长调”之故，该词的句子颇显大手大脚，难称经济。该词下阙，颇似前述清人孙髯翁那副“古今第一长联”，试再作一比较如何？孙髯翁曰：“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毛泽东的写法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难发现，孙氏笔墨比毛泽东经济得多，且有形象可以捉摸，有动作可供遐想；毛泽东的诗句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低，诗味直截了当，读者无需想象介入，只要接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必须重点注意的是后三句，因为我们看到，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话，前两句缺乏独立诗性功能，仅只充任末句的注解，即告诉我们谁在“弯弓射大雕”，且第二句又只是在补足第一句未竟之词，仿佛西洋诗中的“待续句”. 严格地说，这是散文，没法按诗法相衡。且壮一回胆，试着“集中优势兵力”，将此三句做成一句如何？曰“可汗弯弓射大雕”？曰“大汗引箭射天雕”？至于省下两句该如何发落，那就由不得我来胡乱插嘴了。附带说一句，“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我不敢断言将四字人名（如澹台灭明、长孙无忌）直接作为独立诗句属毛泽东首创（柳亚子先生就曾将人名“纳兰容若”单独成句），但“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乃词人大忌。也许毛泽东不知“汗”读“寒”罢。

毛泽东类似诗句还有一些，“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亦可合二为一，如“三十八年弹指”，可惜他已经用过一回了，那便有明知故犯之嫌。毛泽东又好袭用、化用前人陈句，如“飞起玉龙三百万”，“莫道君行早”、“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之类，因有元散曲之风，且不再絮叨。然直接援经典入诗，至于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字不易地堂皇入诗，视如己出，或许我们只能哑然了。

附带提一下，关于《沁园春·雪》，公木先生是不吝赞词的，且多是高入云霄的极品词汇，如“在用字造语方面，毛泽东诗词是多么精审、巧妙，简直达到了极峰”，“不是高手是万万办不到的”. “这是何等功力，这是何等手笔！”“这是常人能够办到的吗？”“其胸襟之浩阔，真是扫空万古；其意境之高远，允称横绝六合。在咏物词中，实在可以说达到了上上乘”等等。然而与此同时，在他洋洋五千余言的《赏析》中，竟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三语视而不见，一无赏析。

关于“子在川上曰”云云，有人或许会从大伟人之通脱、不拘陈见的角度加以譬解。这当然属无可无不可的事，只是通脱一味，可求难遇，虽是绝顶高才，也难以手到擒来，故无论魏武帝之“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还是毛泽东之“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脱则脱矣，通则未必。所以纵使想为尊者讳，亦当慎之又慎。我则宁可存疑。

七、格律问题

以往对毛泽东诗词的有限质疑，多集矢于平仄之类小节上。看来在格律上，毛泽东的确问题多多，以公木先生为代表的评家已颇有指出，不必我再加饶舌了。这于我当然是一件幸事，因为以我有限的格律学知识，本不配对他人说长论短。所以这里只想避重就轻，单就毛泽东对待诗词格律的态度，稍加探讨。

或曰毛泽东雄才大略，达变知通，创调之才高峻，根本不屑于斤斤死在格律之下。这样的话听上去当然总是不愁没道理，但能否请“拿证据来”. 心证法是走不通的，不能因为诗人正好是领袖，就断言他写诗必然喜欢不按常理出牌，倘此说成立，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七老八十时玩高空跳伞，也要自出机杼一下，可不要把命都赔上。

毛泽东为什么不提倡青年人学习旧诗呢？因为他认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如果旧诗只要求字数不差，于对仗、平仄、粘对之类全无讲究，那又何尝会束缚思想？除非将本来就需要“戴着镣铐跳舞”的诗全部理解成“束缚思想”.毛泽东强调旧诗“不易学”，指的正是格律。毛泽东总不见得一面要求别人要么不写旧诗，要写就得遵守格律，一面自己却无所顾忌，仗着天下雄才的优势，随心所欲大逾矩吧？另外，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陈毅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呢？这话听上去颇像老师对学生的训导。显是毛泽东对陈毅诗词之格律欠工有点看不上眼，虽然他也坦然自陈，自己的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就是说，若我们相信毛泽东上述表白是诚恳的，关于格律，我们只能认为：并非毛泽东不想注重，不想仿效杜工部的严谨，而实在是照顾未到，力有不及。

这么说其实与毛泽东未见得有何亏损。私意以为，格律究属小学，其法也未见得多么深奥，若肯下一点功夫，以毛泽东的资质，知晓近体诗的格律，诚非难事。但知道格律是一回事，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自如，不为格律所缚，又是另一回事，那不仅需要大量阅读（毛泽东具备这个条件），更需要反复实践（毛泽东不具备这个条件）。若仅仅满足于符合格律，即本人也可做到，只是以填字游戏法做成的诗，早已不再是诗了。所以毛泽东既然实践不够（仅有二十六首律、绝句），为避免死在格律之下，在作品中留下若干格律上的瑕疵，也就不足奇怪了。鉴于一方面毛泽东已经多次坦言自己不通格律（曾屡次恳请郭沫若修改润色），一方面毛泽东诗中的格律问题又太过突出，我反而觉得没必要再加纠缠。

在《毛泽东诗词大观》一书中，凡是毛泽东诗律词格与常例不合之处，作者一概以“突破了……”论之，这便使对毛泽东诗词格律的任何推敲质疑成为不可能。因为诗人毛泽东已经预先被设定为不可能犯错的类型了，凡“不通”皆属“突破”，凡“越规”均是“创格”，我们又能再说什么呢？

八、忽上忽下

我很喜欢毛泽东的散文，佩服它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文质彬彬，气概可观。但反映在诗词上，尤其当我不得不以“横绝万古”的超一流大诗人标准进行考察的话，偶尔也会有不以为然之处。尝试论之：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色（弊端？），窃以为在太过经营字词，至走向篇以句名、句因字驰、“一句跳出，全篇驰名”之境，则属走火入魔，如对王安石“绿”的激赏，对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的啧啧称奇，均是此类中魔的临床体现。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深具古风，即他的诗词，几乎每首皆有可句摘可圈点的，然全篇皆可称许、无一弱笔者，则为数寥寥。我想原因在于，毛泽东情感丰饶而诗思有限，语言超强而结构较弱，所以，他有时竟然会犯下“村秀才不为”的低级错误，有时又能写出虽大宗师亦为之颔首击节的佳句，遂使佳句与劣行交错，奇构与庸局纷呈，令人大呼意外。

例如，“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极好，语言、气势、节奏若棋局之“三子归边”，佳句天成而无斧凿之痕，然下忽接“今日得宽余”，诗味陡降，竟忽生不伦不类之感。再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除末句有力外，其余诸句，无非饤饾铺陈，与范仲淹名文《岳阳楼记》中“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云云，命意相同，笔法酷似，然后者为文，无妨铺排，前者属诗，却效不得两汉大赋。谁知话音未落，蓦见“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三句，竟是怎一个“奇绝”了得。再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何其舒缓凝重，情郁意结，忧思悱恻，真可谓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之势，然下紧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两句，不觉骤为之气咽鼻塞。其中既无想象可言（思绪既已“直上重霄九”，吴刚、嫦娥云云，便属现成之典），亦乏怀人之思。《毛泽东诗词大观》的作者甚至从中瞧出“幽默感”来，说是“首先向吴刚问候，然后顺便幽默地问一句：吴刚，你这位名仙有何特殊之物啊？”这便更让人觉得情感梗阻起来。唉，如果这真是幽默的话，这当儿它来的可不是时候。再往下竟愈益不堪，至“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认为已无可娱目。“伏虎”不知典出何处，其象征含义虽然一目了然，但就意象而言，却与由首二句领起的情感氛围，扞格难入。

也许，喜欢写诗填词的毛泽东，只是缺乏足够的训练，或有意识研习不够，或干脆就是创作态度不够严谨。我欣喜地发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颇有容人之德，亦能做到闻过辄改。在《七律·长征》下他曾作一“自注”，襟怀坦荡地提到一件本来也不妨隐瞒的事：“水拍：浪拍改。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他说一篇内不要两个浪字，是可以的。”当然反过来，在“五岭逶迤腾细浪”之后，隔行又写出“金沙浪拍云崖暖”，在“七律”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错误的性质相当于围棋九段国手突然莫名其妙地自紧了一气，致使大龙无端被屠。

九、感性还是知性

在谈论毛泽东对“大”“小”的偏爱时，我曾提到感性与知性的问题，这里再略加展开。中国文化是一种较为感性的文化，正如西方文化是一种更具知性的文化，一般我们也会说女人比男人更感性些，哲学家较诗人更知性些，虽然具体到女人，也有充满知性的，具体到哲学家，也不乏以感性见长的，具体到男人，更有感性度浓得化不开的。就中国诗歌鉴赏传统而言，知性的诗人不仅极少，偶尔出现个把，在主流评价中总是难获激赏，总易被视为旁门左道，相反，人们感兴趣的，总是以感性见长的诗人，如李商隐、李煜，人们更愿意津津乐道的，一般也多是充满感性的句子，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之类。即使说到对所谓知性的欣赏，提供的样品，通常也总是巧智、谲智或理趣的成份居多，是一种惊鸿一瞥式的哲理，并无法纳入某种系统的思辨体系之中，著例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若暂时以上述粗率的分类法来判断毛泽东诗词，我立刻发生了困惑，即我发现很难把毛泽东归于感性或知性诗人之中，也不像两种诗人的综合。就是说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我们既找不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式感性超强的例子，而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类表达得直截了当的生命奇智，也同样难觅踪迹。渐渐地，随着反复摩玩毛泽东诗词，一句上海方言蓦然跃入大脑，我觉得自己也许找到了毛泽东诗词的独特属性：魄性。

在上海青年人的口语圈内，“魄性”指的是某种胆气，比如某人在股指升高、市场难测时果断投入大量资金，就会被伙伴们说成“魄性大”. 如果我们顾名思义，将“魄性”之“魄”还原为“气魄”，庶几便接近了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所在。毛泽东的大量名句，我们往往既没有觉得传递出多少微妙的诗情诗味，又不曾在智慧上受到多大启迪，我们与其说被感动了，不如说被震撼了。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三句，论形象不如“燕山雪花大如席”，说气势也未必及得上“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然而我们还是被震撼了。再如“万类霜天竞自由”，细想之下颇不合自然之理。因为倘是“霜天”，依“秋收冬藏”之说，万木萧条，生灵潜迹，当是时，它们本不会有“竞自由”之心，然而诗句助人豪兴之力，却又是不容抹煞的。又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注家多认为“银锄”指“农民在山上劳动”，“铁臂”指“铁一样坚实的臂膀在挥舞”，意思当然一点不错，但也仅仅是表达一个意思罢了。就想象力本身而言，这里的焦距可没对准，两句的前后意象在技术上存在着正相抵消的可能。即若以“天连五岭”为观照对象，不可能看见农民的“银锄”，若以“铁臂摇”为着眼点，“地动三河”之势也将不复存在。毛泽东此处的技法与“或人大于山，或水不容泛”的中国古画法似有偶合之处，即不在乎眼前之景，专意于心中之情，遂使以肉眼为依据的透视法遭到废弃。于是结论只有一个，毛泽东写上述两句时，并没有展开想象的翅膀，因为他眼前没有虚拟之象可言，他只是本能地寻找一个充满“魄性”魅力的字面组合而已。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使本来甚至有点不知所云的诗句，焕发出某种神采。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种只有诗才可能焕发出的神采。

我前面也曾提到毛泽东诗词结构能力相对不足。说准确点，其实这指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太过严谨，太过注重起承转合，换句话说，毛泽东诗词的结构由于过于注重魄性的完整，反而使情感的跌宕起伏缺少照顾。诗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本该在动态中求得平衡，甚至不妨在失去表面平衡的情况下求得意蕴的深化。为求操作方便（当然也为了避免拙文过于冗长），我们可以试着从毛泽东诗词的结尾一探究竟。毛泽东诗词的结尾相对较少变化，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最为人称道的句子，往往多出现在诗（词）末，且称道的理由也较为雷同。随举数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等等。这样的句子（有些极佳，如“俱往矣……”，有些过于平实，如“世上无难事……”），我们并不能获得多少诗的享受，却可以感觉到某种莫名的亢奋。我们的心灵无所触动，我们的胸腔却砰砰作响。

作者: 双石 - twostones (浏览次数: 95 次) 
发表日期: 2001-06-30 11:50 

兄弟的感觉跟兄台不一样。 

周教授这篇文章，咬文嚼字玩儿了许多花话儿，说来说去一句话。毛先生泽东乃一草台班诗人，不专业，当不上人家对他的赞颂。拜读了周教授的大作之后，兄弟很是佩服，兄弟认定周教授一定作诗一定是很专业的啦。兄弟有个办法很公 道，兄弟请兄台约请周教授也写他十篇二十篇的“专业”诗，秘送兄弟处，兄弟也请一批专家——肯定也是很专业的啦，不会低于周教授的职称的啦——来给点评点评，写他几篇剖析文章，挑挑毛病，看看能否有压过草台毛诗人之大作啦。 
当然啦，周教授尽可以放心，兄弟不会将作者姓名报出。让大家完全客观公正嘛。 

不知周教授愿意也否？ 

兄弟一向认为，文学一道，大抵是草堂班胜过科班——兄弟就没怎么听说过语文科班出个什么大文豪，大诗人（至少是比例不高吧），不好意思，“专业”诗人的诗，兄弟一般是不看的啦。歌咏言，诗言志，“专业”的诗人们歌什么言什么呢？ 

周教授做学问，也不怎么地道，比如说毛先生给陈毅改诗那封信，周教授怎么就不把他多引一点呢？比如毛先生对陈元帅说：“做诗要讲格律，讲平仄”（原信兄弟手中一时找不到，引大意吧），周先生认为是毛先生在教训陈元帅，马上还引了毛诗自已格律不通之处以证明之，暗喻毛先生自己一头疮，还笑话别人秃顶。可周教授干吗就不把这句话后边那句话也引出呢——“我看你与我一样，于此道尚未入门”，“我与五律，没有研究过”。而且，毛先生还诚恳地向陈元帅介绍，“董老善五律，剑英善七律”，让陈元帅找这二位高手讨教，这种态度，怎么兄弟就看不出有“教训”之义呢？周教授没看见，人家毛先生信中第一句话也说了，陈总你的诗我只改了一个字，其它不敢改了嘛。 

说到格律，兄弟觉得，不可一点不讲，也不可全部都讲，还是要看害不害主题，害不害胸臆。毛先生说不主张青年学，兄弟以为绝非矫情之句。周教授于此事上做文章，兄弟以为有欠厚道？比如用韵，就不能全照着古人的来，只能用本韵部，邻韵用一下，读着上口，未偿不可。再如周教授批毛词中的“三平调”（或全平调），是否考证过这几个字的古读与现读之分？比如古有入声字，现在有吗？兄弟记得，古读入声字，现在都归平阴阳二了吧？所以兄弟做打油歪诗，常常就玩儿赖皮，打擦边球，把个入声字当球往两边踢。 

还有，周教授说就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大忌”，就真的是大忌？金科玉律，违背不得？传世之作中就个个都没有“犯”过？ 

昨天看周教授大作的时候，断线了，没细看，今天下下来看看，然后再跟周教授讨教讨教。 

先说这么多吧！ 

兄弟要对兄台说的是，不迷信很好，可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不要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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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查了一下诗韵和格律…… 回 复 

作者: - (浏览次数: 61 次) 
发表日期: 2001-07-03 17:01 

一、毛先生的《沁园春·雪》词中的“成吉思汗”一句，并非全平调，其中“吉”乃入声字，归在“质”韵部，故毛先生词之该句，乃“平仄平平”。毛先生作此词时，尚无普通话标准音，毛先生赋诗填词，当然也就不能以当今之普通话读音为准则啦。 

二、尽管如此，毛先生此句，乃于词律之标准句式“平（可仄）平仄（可平）仄”不符。不过，兄弟以为，这不应该是什么问题。诗也好，词也好，都是给人读的，尤其是给现代人看的。这“成吉思汗”乃一蒙古人名，无论如何也是没法调平仄的，但此处不摆此人，词的份量似嫌不够——谁“只识弯弓射大雕”呢？要不换个人？换谁呢？洪武？康乾？他有成吉思汗那么典型，那么牛B？可以“一代天骄”一把？ 
兄弟不明白，当年与毛先生唱和者也好，与毛先生反调者也好，似乎也没有人对此技术细节有什么非议吧？（不好理解，这正是蒋先生手下文臣们可以挑毛先生毛病之处呀？） 

三、兄弟以为，诗也好词也好，无论是写或读，都离不开大背景（人文大背景、社会大背景、政治大背景）——读书人最不喜欢与政治沾边儿，一听“政治”二字就嗤之以鼻，清高之状形于色，似乎有了这个诗就不是诗，词也不是词，文也
不是文了。可兄弟读过诸多传世之作，好象大多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吧？从苏东坡到辛稼轩，从李清照到岳武穆，从莫泊桑到雨果，从契可夫到高尔基，……诸位可以随便翻翻，可有躲进小天地自吟自唱纯粹玩儿技巧玩儿出了大名堂者？ 
毛先生此词，并非写在得意之时，而是写在被蒋先生打得落荒而逃一逃两万五千里的倒霉日子里，兄弟读完该词，只能嗟叹一声，毛先生真乃气吞山河雄视古今之真丈夫也。 
当然啦，周教授的“专业”诗词，想必也会有此气魄，技术上一定更是完美啦。 
所以嘛，周教授一定愿意按兄弟那个公道的办法，与草台毛诗人，比划比划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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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转个东东接上来…… 回 复 
 
作者: 老行伍 - plaman17 (浏览次数: 290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4 21:04

今儿个查旧贴，查到两篇东东，把它们粘在一起贴上来，各位赏玩一把。老行伍认为，在打倒“伪圣化”的同时，也要打倒“伪学问”。 周先生泽雄，乃“伪学问”家是也！ 
至少，这篇东东，乃“伪学问”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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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 
 
作者: 兴庆 - zd_sxq (浏览次数: 275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4 22:11

说毛泽东本色是诗人就不对了。毛的本色是领导者，是政治家。他的诗写得再好，也是政治家。诗是他的兴趣，和书法一样。我猜不会有个搞书法评论的说毛的本色是书法家吧。呵呵。柏拉图说的话我听过，不过西方的诗人和中国的不一样。西方的诗人讲究思想，所以容易引起民众的思想的波动，所以要驱逐。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表情言志，没关系的。中国现在的诗歌和西方有点接近了，但毛的可是古诗词呀。李皇帝真倒霉，受人骂。他的确是个烂皇帝，但他也的确是个高明的词人。他是一流的艺术家。普通男人都能像他那样，那文学史真写不过来的。他可真是不可超越的艺术家。随便说说，希望大家不要骂我随便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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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 
 
作者: 老行伍 - plaman17 (浏览次数: 269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4 22:18

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毛泽东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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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 
 
作者: 老行伍 - plaman17 (浏览次数: 265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4 22:45

“李皇帝真倒霉，受人骂。他的确是个烂皇帝，但他也的确是个高明的词人。他是一流的艺术家。普通男人都能像他那样，那文学史真写不过来的。他可真是不可超越的艺术家。”——不敢苟同。尤其是“他可真是不可超越的艺术家”，不知有无评判标准。
嘿嘿嘿嘿，上面那位周教授玩儿的把戏比较有意思，先把曹李二人抬了出来，粉黛一番，先在你脑子里确立了这二位不可动摇之地位。然后提遛出赵皇帝匡胤，偷偷地将此公与毛先生泽东划了个等号。然后就开始吐酸水儿。嘿嘿嘿嘿，半文盲老行伍闲来无事，真想跟这位周先生玩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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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 
 
作者: 兴庆 - zd_sxq (浏览次数: 262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4 23:03
老行伍，我觉得他是最好的词人之一，不是说他是第一。不可超越，意思是他到达了一个高峰。也有别人很好的，但那是另一个高峰。艺术不是你前我后，而是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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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
作者: 老行伍 - plaman17 (浏览次数: 257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4 23:21

非常同意！——也就是说，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是见仁见智的东东。所以老百姓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周教授泽雄，开篇就玩儿了个障眼法，先把曹李二位的马屁，狠拍了一把，以确立其不可动摇之地位。 这学问，做得地道不地道？ 
嘿嘿嘿嘿，后边儿还有莫名其妙的酸水儿哩，老行伍等着和周教授玩儿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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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作者: 老行伍 - plaman17 (浏览次数: 206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6 21:48
老行伍没事儿的时候，一般要想着拿着个牛B哄哄的主儿玩玩儿，不幸周教授泽雄撞上了门儿。老行伍虽属半文盲，也算粗通文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想着时不时地，拿着周教授泽雄这个专家东东，小玩儿几把。
今儿个先玩儿下面几个吧！
“毛泽东至少还写过一首诗，内有句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不过就产量而言，多此一首似不能于事有补。稍觉有趣的是，毛泽东诗词与曹操留传下的二十六首诗，字数上倒大体相当，只是《魏武帝集》早已亡佚，我们无法断定曹操现存诗作，只是他全部创作的多少分之一。毛泽东诗词虽也难免会有散失，想来总不会太多，何况毛泽东有将不愿示人又不忍湮没的诗作抄送身边工作人员留存的雅好，如《虞美人·枕上》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

——周教授泽雄，发明了一种比诗的办法，先说是比产量，然后落实到比字数。这种比法，闻所未闻，可谓标新立异。老行伍当过几天编辑，也只知道给诗人发稿费，数的是行，拿着行来算字数然后比量银子。当然这也没什么，比就比吧！可周先生一瞅，这么一比，被周先生狠狠地抬举了一把的曹阿瞒有可能比不过（现在能找到的毛诗词，绝对是超过能找到的曹诗词，当然就更不要说文章啦！），于是周教授耍了个小心计，来了个举一反三——不，反多，吐出“何况毛泽东有将不愿示人又不忍湮没的诗作抄送身边工作人员留存的雅好，如《虞美人·枕上》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这么一股莫名其妙的酸水儿。小小地，不怎么地道地，把毛先生给臭了一把。 
其实周先生大概只找得这么一个例子，这是李淑一先生写信向毛先生索要该词，毛先生说这首不好（估计可能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或找不到），写了一首《蝶恋花》相赠。后来，毛先生重写了一遍这首词，随手交给了卫士张仙朋，说“这个你保存”。这个嘛，纯属一种私人之间的事情——毛先生，噢，或周先生就没想想，这样一来，这东东流失的可能性，不是要远大于毛先生自己收藏么？毛先生一死，写的东东，都要由中央办公厅封存，周先生不知道这个常识？ 

“我认为，不是数词的出现频率，而是数词的排列关系，更具有毛泽东诗词的典型特点。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常被论者说成“气魄宏大”，部分得归功于此中的“万”“千”气象。因为以如此庞然数词领起的句子，往往难以手接体察，读者非得昂首张臂，想象自己正背负青天，方能依稀追其大概。简而言之，这样的数词，事实上已被高度概念化和象征化了，无法据以求实。比如，毛泽东一九三○年二月到一九三三年春天共填写了三首词，分别是《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趣的是三首词都提到了工农的数量，先是“十万工农下吉安”，夸张得还算节制，五个月后骤然扩容至“百万工农齐踊跃”，又过七八个月，忽已成“唤起工农千百万”了。这些当然不能视为科学的统计数字，就像“白发三千丈”一样。” 
——周先生这酸水儿，冒得真是莫名其妙。十万也好，百万也好，千万也好。既为专业诗人或诗人专家，怎么就到了连诗歌艺术基本的夸张手法，都要质疑一把的程度？这算不算是韩军老师所言的“科学主义”呢？周先生，不会傻到，要把“唤起工农千百万”解作“唤起工农一千一百万”吧？ 周先生，不会傻到，不知道毛先生最后唤起的工农，是以亿万计吧？那么周教授泽雄，没因为这个“一千一百万”之过于保守了，又再质疑一把呢？

“性喜填词的毛泽东，虽然推崇所谓“豪放”派，但他显然也知道，“豪放”绝非长短句的正宗，而只能算作旁系，所以他有次曾提到自己也有“不废婉约”之好。这里便闪出一个小小的疑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诚然是极富智慧的古训，但似还漏掉一项，即“工欲善其事，必先择其器”，因为所择之器不当，即使百般研磨，仍可能南辕北辙。事实上苏东坡之词虽“旷”，辛稼轩之词虽“豪”，若以量而论，二人词作中的“婉约”之情，仍较旷达、豪放之情为多。性喜作“豪放”语的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喜欢选择一种公认不擅长表达豪放之情的体裁呢？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虽然说过“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而于“要讲平仄”的律诗一道“还未入门”，仍不足以释人疑窦。数十年来手不释卷且展读的多为古国经籍的毛泽东，不可能连长短句的命门都不知道。也许，我们只能将此理解为一种蓄意，一种词人的抱负，即毛泽东刻意欲使古老的长短句老树发新枝，以承载起完全不同的精气神。” 

——嘿嘿嘿嘿，周先生这是故意扯淡呢？还是故意卖弄呢？周先生既然都把苏辛摆了出来铺排了一把，那么干嘛就容不得毛先生之旷，之豪多于苏辛二位呢？“正宗”之说，何其迂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也犯着周先生冒酸水儿？再者说啦，不是还有苏辛冒犯“正宗”于前么？怎么着毛先生犯了一把，周先生就如此于心不甘痛心疾首呢？不会因为毛先生是“伟大领袖”而周先生大凛然地要为圣者虑吧？那么周先生泽雄作为专家诗人诗人专家，是不是还是应该在这里给个界定，这“正宗”，究竟犯到什么程度才算没犯？犯到什么程度，才算犯了？“公认不擅长表达豪放之情的体裁”，谁说的？谁规定的？周先生？公认，多少人举了手？凭什么？ 

“毛泽东诗词（尤其是词）对节约原则似不甚留意，有时还会出现惊人的浪费现象。毛泽东《沁园春·雪》公推杰作，有说当年蒋介石展读后都大加叹气，深愧无地。蒋介石先生的文学鉴赏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对此颇有保留，因本文不拟对某首诗单独探讨，且搁置不论。我要指出的只是，许是因“长调”之故，该词的句子颇显大手大脚，难称经济。该词下阙，颇似清人孙髯翁那副“古今第一长联”，试作一比较。孙髯翁曰：“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毛泽东的写法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难发现，孙氏笔墨比毛泽东经济得多，且有形象可以捉摸，有动作可供遐想；毛泽东的诗句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低，诗味直截了当，读者无需想象介入，只要接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必须重点注意的是后三句，因为我们看到，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话，前两句缺乏独立诗性功能，仅只充任末句的注解，即告诉我们谁在“弯弓射大雕”，且第二句又只是在补足第一句未竟之词，仿佛西洋诗中的“待续句”。严格地说，这是散文，没法按诗法相衡。附带说一句，“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我不敢断言将四字人名（如澹台灭明、长孙无忌）直接作为独立诗句属毛泽东首创（柳亚子先生就曾将人名“纳兰容若”单独成句），但“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乃词人大忌。也许毛泽东不知“汗”读“寒”罢。 ”

——周先生这股子酸水儿，也冒得是不伦不类。孙髯翁所撰者联，毛先生所拟者词，此不可比一也；孙髯翁叙史，毛先生抒怀，此不可比二也；孙髯翁铺排，毛先生点评，此不可比三也。何以就断定何人“经济”，何人不“经济”？——嘿嘿嘿嘿，新鲜，玩儿诗词，玩儿出了“经济”！专家诗人诗人专家周先生能否来说说，毛先生这句该怎么个写法？象孙髯翁那样“形象”地铺陈故事？数尽列祖列宗伟业丰功？那就“经济”啦？来来来，周先生来一阙，亮亮手段，给大伙儿玩玩儿如何？老行伍怎么觉得，毛先生这种写法，才是真正有典型提练的“经济”性写法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加“一代天骄”，很形象嘛！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嘛！（都得想想这几位倒底有什么牛B活儿不是？）列祖列宗的典型性代表性人物，都玩儿了一把嘛！非得把每人干的活儿，玩儿的兵器，在几十个字儿的一阙词中，象孙髯翁撰百字长联中那样，都仔细铺排一遍才成？这到底是“雍肿”呢？还是“经济”？ 

——怎么老行伍越瞅这么一股一股的酸水儿，越觉得这学富五车的周教授泽雄，还不如咱这粗通文墨的老兵痞行伍呢？ 
——至于“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嘛，有人玩儿过了，老行伍就免玩儿了！
——噢，顺便说一句，毛先生此词，不仅仅是周先生认为鉴赏力低下的“蒋先生”佩服，好象“折倒”了当时蒋先生手下一大堆鉴赏力相信不在周教授泽雄之下的谋士文臣吧？好象为这个还专门组织了一大堆高手蜂起唱和吧？结果呢！他们中，真的就没人能达到周先生这种长长憋一口气儿再长长地地吐一股酸水儿的本事？ 
周先生没想着“经济”或“不经济”地把这个，铺排一把？ 嘿嘿嘿嘿，打住！今天就玩儿到这儿！得空，咱再继续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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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没看完，就有点看法了 回 复
作者: yanyun - yanyun (浏览次数: 189 次) 发表日期: 2002-03-26 23:42
我的做教师的父亲对毛主席是极为推崇的，他曾对毛的许多词的韵律专门研究过，发现毛词的格律是很严格的，还没找到哪个字不合平仄呢。而毛主席的诗
词，他是一首不漏地背下来的。我呢，虽不能全部背诵，可每一首都是喜欢的。 
评论者：小青山  主题：reply  回复日期：2003-7-4 20:04:58 
毛泽东和曹操怀抱相近，但曹操应该有着更重一些的诗人色彩，“诗人”这两个字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率性而为，看世界也有较多地使用性灵化眼光。曹会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毛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会怅惘和任性的诗人才算得可爱。单纯的强者的阔大，只是阔大而已，这样的胸襟看多了反而让人觉得乏味，入世向上的强音同样是会引起审美疲劳的。
 评论者：纤纤飞雨  主题：如题  回复日期：2003-7-5 16:29:12
现代人啊，真是太聪明了。在鸟里他要充兽，以示脚踏实地；在兽中他要做鸟，自视高人一等。难怪历史要在肯定——否定——再肯定中发展。 
评论者：tnt2000  主题：土豆烧熟了......  回复日期：2003-7-6 21:32:47 
还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评论者：新华声  主题：真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昆鸡长笑老鹰非  回复日期：2002-8-3 20:39:47 
周的文章实在是应了“昆鸡长笑老鹰非”。昆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周老该知道了吧？ 洋洋洒洒写了三篇，实际上是以庸庸碌碌的穷酸文人狭小偏颇的放大镜，企图挑一些毛病。不过，老周的这篇文字，实在太渺小了。  
 评论者：Flower818  主题：形式不那么重要  回复日期：2002-10-14 10:46:52 
 
确实如此，写诗写到周老所提倡的地步，就是捡了芝麻，掉了西瓜。以前一个人去相马，马拉回来后，问他公母、毛发颜色，回答全然不对，但马确实是千里马。现在周
老所重者正是看马的公母、颜色。诗意重要还是形式重要？这是不须置问的。毛的诗正是重意不重形，他的原则是能遵守格律的地方就遵守，若遵守格律的结果是损害诗意，那就放弃格律。说毛不懂格律？简直是开玩笑，格律又不是什么比天高的东西。
周老还指谪毛的一些句子过于平实，但诗是一个整体啊。李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诗，哪一句不是非常平实，但读了之后，一种浓浓的惆怅就涌上心头，诗的目的就达到了。是平实的句子组成高明的诗好呢，还是高明的句子组成平实的诗好呢，二者不难断定吧。周老还指谪毛的诗作太少，难堪称“专业诗人”。乾隆也写了两万多首垃圾啊，真的是一个“专业诗人”了。李坤的诗作留下也只有一首，但这首诗已足以让后世的人记住他的大名。
毛的诗词的优秀在于其卓越的想像力，他几首最杰出的作品，不仅古人难望其背项， 后人要超越他，难啊。后人超越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新一个伟人诞生了。  
评论者：lundunke  主题：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回复日期：2002-10-15 8:59:46 

这是诗人对春天的气候有着非常敏锐的体会，还有对中国革命的深刻体会，才能写下的千古诗句。当春寒料峭，一场风雨传送来春的消息的时候，会紧接着转成雨雪，甚至是罕见的大雪，然后万物肃杀，比冬天还要寒冷，人们都会怀疑说，这是春天了吗？这在北方的冬天是很常见的，鄙人生长在河北，小时候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景象。在山区的春天还会有毛诗中写到的景象，“已是悬崖百丈冰”，春天虽来，但化冻还早，革命已来，反动的势力还很强大，诗人也许是以梅自咏，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犹有花枝翘”。中国革命中就有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明明春天来了，人民觉悟了，革命发生了，梅花也开了，但是反革命的冬天的疯狂反扑，往往印证了梅花鲜血般的鲜红。所以词句一反常规，先写春归，后写春到，先写风雨，后写飞雪，无论是风雨还是飞雪，都带来春天。革命回播下种子，压迫能够引起反抗。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笑看风雨飞雪，这里的两个“春”字正好是强调了诗人对春天来临的无比乐观的心情，是属于本文作者分析的妙用的例子。绝不会感到重复，第一个“春”字就像高耳基笔下的母亲，善良但是脆弱，第二个“春”字好像儿子被杀，产生革命觉悟之后的母亲，坚强而勇敢，只有伴着风雪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是和在冬天的搏斗之中降临，争夺对大地的主宰权，才有雪莱“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寓意。所以第一春是和风细雨，第二春是血雨腥风，我们只能慨叹，写的是何等的好呀。70年代，毛泽东对斯诺说，现在是国内先进的和落后的在斗。毛去世后世界上和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正是证明了飞雪肆虐，严冬反扑吗？那么多的网友的镇龙发馈的吼声，不是飞雪所夹裹的春天吗？ 我觉得这两个“春”字，形为一字，实为二义，这是语言的基本特点，欧美语言中也有，中国语言中更是一绝。另外，对“千里冰封”，改为“百丈冰封”，不敢苟同。本人也不觉的这个“里”字重复，如果重复，而且是在第一句，对于字斟句酌的毛来说，不可能不发现，而且这首诗在重庆知识分子中流传，柳亚子不可能看不出来，当时也不会害怕告诉毛泽东。肯定有其独特用意。鄙人揣测，就好像摄像机的近焦与远景，工具都是一个摄像机，就好像这里的一个工具“里”字，但呈现的视野和境界则截然不同。低头千里冰封，抬头万里雪飘，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南下广州的官员说，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胜利的时候看到不足。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要一分为二，要用不同的视角，但是这一个人没有变，这一件事情没有变，所以这一个“里”字有必要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