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际资本苏州怎么样:人祸：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史(经济杀手)

人祸：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史(经济杀手)     李嘉图这一段，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把值得说的说完，所以这一段又会很多。
　　先简单回复一下。
　　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些TX基本上没有认真看帖子，就给我打语录仗，不值得反驳。只想说，哈耶克的知识论很好，但是他忘记了，苏式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固然是乌托邦，脱离社会环境和路径依赖的“市场”，同样也是乌托邦。
　　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很容易被人误用和滥用，这个遭遇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也差不多。本帖的重点就是理论的缺陷如何在现实环境中被不断放大，以致酿成人祸。熟悉哈耶克的人应该知道，这正是哈耶克本人强调的，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出现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即设计者完全没有预计到的不良后果。
　　那么，自由的问题无法回避，我自己没有想好，怎么写。但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讨论了自由、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应该很有启发，尤其是，应该很有现实意义。不多说了。先引波兰尼吧，然后再说李嘉图。
　　自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灭，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哲学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共同体中消失。但是显然，在一个复杂社会中，这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哲学让我们陷入了一个自己编造的两难困境】要么坚持对虚幻的自由理念的绝对忠诚从而拒绝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拒绝自由的理念。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后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继续上面的逻辑】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到了下面这个结论：自由的可能性本身成了问题。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如果规制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而这个手段的使用又是与自由本身相对立的，那么这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波兰尼下面这段分析非常精彩，揭示了基于交换模型的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本质。看完了我再加评语。为了便于阅读，加了一些回车符。】
　　非常清楚，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自由本身的含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们的理想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指向。它看起来相当于去实现一个本质上是乌托邦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定社会单是由人的意志和愿望所塑造，这是一种幻想。
　　然而这正是对社会的市场观点的结论，这种观点将经济等同于契约关系，而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这就是乌托邦自由主义者的推理方式，偷换概念，很成功啊。】
　　激进的幻觉认为，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不是源自个体的意愿，因而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人们的意愿所去除的。人们的视野被市场所限制，市场将生活“碎裂”为生产者部门和消费者部门，生产者以他的产品到达市场为限，消费者则从市场获取所有商品。一个部门“自由地”从市场获得他的收入，另一个部门在市场“自由地”花费他的收入。
　　社会整体性隐匿了。
　　国家的权力被忽略不计，因为它的权力越小，市场机制就运转得越顺畅。不管是投票者或者所有者，也无论是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谁都不用对诸如发生失业和饥馑时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担责任。每一个正派的个体都可以设想，他不必为他个人所反对的国家的任何强制行为负责，也不必为他个人并未从中获益的社会的经济灾难负责。他“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没有被牵扯进权力和经济价值的罪恶中去。
　　他对此不负责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以他自由的名义否认了所有这些罪恶的实际存在。
　　【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上来就假设交换各方的禀赋，习惯上会跳过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些用来交换的商品（或者资源）是怎么来的。难不成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英国市侩，无论套上什么数学工具，本色不改。为了让这个理论和现实多少挂上一点钩，支持者们就只能假设现有的状态和制度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他们就只能沦为现状和罪恶的辩护者。】李嘉图的现代中国意义
　　要结合实际说李嘉图，至少可以引申出三个话题：
　　其一是经济杀手的19世纪版
　　其二是自由贸易政策神话
　　其三是狂徒推理与经济学家的自闭症和迫害狂妄想症
　　三个都是对当前的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话题，它们其实是19世纪的现象和观念的再现，揭示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的经济政策和口水战，其实已经足以预示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两种选择了。
　　三个话题也是有层次的。经济杀手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应用方式，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为了获得公信力，经济理论必须披上科学、公正、普适的漂亮外衣，自由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具体的成功案例，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忽悠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忽悠的方法论再漂亮，也需要受众的配合，就是这套手法能够说服和忽悠一大批人，应该有其心理学上的合理性。所以第三个话题再深入一下，这个多少有些心理学的扯淡，可能有些话比较过头，希望获得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其结论和措辞，大家也不要计较了。
　　敏锐一点的读者已经看到，在我的大纲中同时出现了“经济杀手”和“迫害狂”两个词。那么，认为存在经济杀手的想法，是否属于落后国家的迫害狂幻觉呢？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孙子•谋攻
　　阴谋论或者阳谋论，并非空穴来风，用比较深奥一点的措辞，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或者“超限战”。这个一点也不新鲜。至少，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不断地看到总体战的成功案例（在亡国一方看来，就是失败的教训）。那么，一个简单而粗鲁的类比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美国就不会策划针对中国的长期总体战呢？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说法，难道仅仅是迫害狂的幻觉？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总体战。
　　说到谋略，不妨从孙子兵法开始。
　　孙子兵法的成功之处很多，简单说来，孙子强调的是误导敌人，前面说过，其精髓是“忽悠人而不忽悠于人”，主要手段就是心理战。这里无法展开，仅举两个例子。然后回到正文【本人非常喜欢读孙子兵法，从高中开始读起，最喜欢的版本是竖排的《孙子十家注》，个人以为李卫公和曹操的解读最到位。在我看来，孙子兵法是风险管理导向的。】。
　　一个是对“奇正相生”的解读，另一个是“误导敌人”的心理战。
　　奇正相生的解释很多，我是读了李卫公和唐太宗的讨论之后，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第一层是一定要分兵，第二层是分出来的兵，一个叫奇兵，一个叫正兵。关键在第三层，奇兵和正兵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实际运用的时候，李卫公说得很清楚：兵分两路，A和B吧。如果敌人把A看作正兵，我们就应该把B用作奇兵，反过来如果敌人把A看成奇兵，我们就应该把A用作正兵。就说是，完全取决于敌人的主观判断，反正不能让敌人猜准了。
　　用本山大叔小品的话来说“猫走不走直路取决于耗子”，这是对“因敌制胜”，“顺详敌意”这些说法的形象表达。我们对奇兵和正兵的角色分配取决于敌人的判断和应对。这样猜来猜去，自然就形成了心理认知上的“奇正相生”现象了，这就好比一个小姑娘扯着花瓣，赌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一样。典型的博弈是三国里面诸葛亮赌曹操走华容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猜你会猜到我猜出你的意思来了，之类的绕口令。很多注解孙子兵法的人似乎没有看懂李卫公的解释，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哲学或者微言大义，可发一笑。
　　不作任何引申，仅仅看原始的文本，孙子兵法中强调从心理上误导和打击敌人的话比比皆是。兵者诡道也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乖其所之也”之类的说法。最损的当属“将有五危”的具体坑人方案了。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按照李宗吾的《厚黑学》，只有厚黑兼备的人，才能逃过这五种心理弱点的打击。比如诸葛亮送了一套女人衣服给司马懿，司马懿想了一想没有发怒，相反还跟使者闲谈，套出了诸葛亮身体不佳的实话。诸葛亮的计谋对“忿速”和“廉洁”这两种性格的人都会生效，可惜偏偏碰上油盐不进的司马懿。必死的人，好比神风突击队，或者日军后期的“玉碎”冲锋，在美军的火力网之前，真的是鸡犬不留了；贪生怕死，就不多说了。
　　爱民，可烦也的现代版本是美军轰炸伊拉克时候碰上的人体盾牌。这里的爱民是迁就大众的意思，据事后检讨，美国越战就输在这个上面。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痛定思痛，你看现在就很少有反映战争痛苦的巨幅照片四处张贴了。
　　但孙子兵法对总体战的笔墨不多，比如，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这句话就没法与时俱进了。而且和他的第十三篇《用间》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了间谍都是战略资源，其使用期限可达几十年，这就是总体战了。
　　按照现代战略家的说法，因为孙子生活的时代，还不能支撑长期的（很多年）的持续战争。但孙子在谋攻篇里的观点还是清楚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注意层次，这个“谋”不是简单的战场谋略，它是放在伐交（即外交活动）之前的，这里显然有些总体战的味道了。孙武本人参与的是吴灭楚的大战。从吴灭楚的战略谋划来看，虽然是通过几年运作才达成目标，但是并没有牵涉复杂的颠覆和外交活动，基本上还是两军对垒决胜负的伐兵一级的活动。当然，为了削弱楚国的综合实力，采用了几年的虚张声势，让楚军疲于奔命，但这些运作的复杂程度和长期性显然不及下面这两个案例。　　案例1：越王勾践灭吴。这是一场长期的总体战，持续时间差不多十年。策划者：范蠡和文种。失败者：吴王夫差，孙子和伍子胥伐楚的时候，夫差已经成人。比较久远的是姜太公灭纣王，在伐交上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有时我就忍不住假设，要是孙武再晚个100年写书，有了吴越争霸这个最新案例，他会增加或者改动哪些内容呢？
　　肯定有很多精彩内容。据《东周列国志》记载，勾践逼文种自杀的时候，就说，当初你一共出了七条计谋对付吴国，我用了三条，吴国就Over了。不知道那剩下的四条会取得何种神效，建议你去和地下的伍子胥等人探讨一下。乖乖，是七条绝户计。
　　稍微近一点的是李斯等人策划的秦灭六国的长期总体战规划。这个规划需要分化打击六个国家，所以其复杂程度和长期性又比范蠡文种计划高出一个档次。包括暗杀、收买、分化一系列操作。其艰巨程度从秦灭楚之战可见一斑。最初派出的是20万军队，完败而归。然后王翦才讨到60万大军，并且等了一年，才抓住战机，击溃楚军主力。即便如此，楚国还没有彻底完蛋。
　　我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在算计列强的时候，其问题的复杂程度不会超越李斯辅佐的秦国吧。而现在，作为新帝国的美国，要算计几大强国，其复杂程度也不会超过李斯。而李斯没有计算机。因此，理解现代国际国际，寻找思考问题的框架和原型，基本上回到中国的战国时代就可以了。
　　这样说的依据是：战国时代的案例已经足够复杂，经常会出现三方甚至四方博弈的局面。所谓纵横捭阖，肯定是不能拿着两个博弈方的模型来寻求灵感了。
　　在越灭吴的案例中，完成计划的时间是十年，这显然是总体战的规划框架。必须通过多年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不断削弱敌人的实力，最后才能在战场上决胜负。范蠡和文种的规划层次，倒是符合孙子提出的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四部曲，有了前面的层层铺垫，最后的攻城活动实际上以及大大简化，基本上属于摧枯拉朽了。经济杀手考
　　如同科幻小说家艾西莫夫为机器人订定三大法则，委托人与杀手之间也有崇高的默契，其道德化的程度均被双方认同。
　　　　一，不能爱上目标，也不能爱上委托人。
　　　　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透露出委托人的身分。除非委托人想杀自己灭口，否则不可危及委托人的生命。
　　　　三，下了班就不是杀手。即使喝醉了、睡梦中、做爱时，也得牢牢记住这点。
　　《杀手》 九把刀
　　扯远了，回到经济杀手上来。任何计划，总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人来执行的，执行伐谋活动的人当中，既有锻造批判的武器的（理论家），也有手持武器进行批判的，他们就是杀手。
　　杀手，或者刀客，在汉语的语境里总带有某种神秘和魅惑之感，喜欢读古龙，或是看过电影《双旗镇刀客》的人不用多说。在其他语言里可能有类似的感觉。比如《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经典形象，或者是布伦塔诺的暴力美学（从中国人的枪战片学到的）电影。可惜，据说真正的杀手都是像荆轲那样，看见别人拔剑就会发抖的。一点儿也不酷，甚至也不像古龙的阿飞那么落魄，他们都非常正常，注意，不是普通，其中可能有些人是达官显贵的。
　　暗杀对手或者敌方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是很流行的解决方案，现代社会也差不多，看看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政变就知道了。在我国古代，暗杀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一个荒唐的案例是晋灵公暗杀赵盾的故事。史书评价晋灵公“不君”，就是没个国君的正形。他胡作非为，看不惯屡次进谏的首相赵盾，又找不到理由公开处决，居然找了一个死士鉏麑去暗杀自己的首相。这位刺客很早，可能是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偷偷来到赵盾的家中，跳进院墙（晋国是大国，首相应该住四合院吧），躲在树上，一看，赵盾居然已经起床，穿上了正式的朝服，一边等着上朝，一边办公。鉏麑先生一看，陷入了道德困境。显然，赵盾是个好首相，杀了他，对不起百姓；国君下了命令，我已经接受，不杀他就是不忠。没有办法，鉏麑只好选择自己在大树上撞死，死前居然还警告赵盾小心，因为国君已经动了杀心。
　　鉏麑符合中国人对慷慨悲歌之士的理解，可以说是不成功便成仁的道德楷模，至今在部分日本人和韩国人身上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中国官场上，当然没有了，我们已经进化到了脸皮比反应装甲还牛叉的境界。但他似乎不是一个遵守杀手职业道德的好杀手。三条法则，他全都没有遵守。
　　第一条，他显然爱上了目标
　　第二条，他在自杀前透露了委托人（晋灵公）的身份
　　第三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日常生活，但是估计是个红脸汉子，天天坐在城门口，展示肌肉。或者像秦舞阳那样四处找人打架以证明自己的勇敢。这种杀手跟荆轲聂政之流有天壤之别。
　　武器的批判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还比较低级，成本效益核算这一关也过不去。项羽还知道要学万人敌呢。因此，批判的武器其实更加重要，这就是另外一群人要做的事情的，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同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活跃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第一线。跟本文有关的是现代汉语吸收的一个新鲜外来词，经济杀手。
　　我所知道的起源是一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John Perkins，英文书名"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把Hit Man译成杀手，的确很棒。这本书我没有全部念完，大约是中文读了几章，然后英文版看了最后一章。我想，他描述的细节可能有演义的成分，但是落后国家的宏观经济的确是被人设计了。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问题，对腐败政权的援助问题，以及忽视落后国家的本地化知识，胡乱现代化的问题【国家的视角一书有详细论证】。细节要留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了。
　　在伐谋和伐交的活动中，有一类人，都是知识分fz子啊，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种重要作用，从各种记载来判断，应该说，这些是读书人学以致用的真实案例，不太像读书人的YY。他们就是“说客”，摇唇鼓舌，合纵连横者是也。　　其中有多少是间谍，双重间谍，或者N重间谍身份呢？肯定不少。　　间谍身份始终是笼罩在说客头上的阴影。再加上口才和听众的心情问题，说得不好，下场会很惨，掉脑袋算是最最人Rend道的毁灭方式。　　牛叉如韩非者，还留下一篇《说难》。当然，最有名的事件还是和李斯有关，韩国间谍（现在可以说是经济杀手了）郑国跑来帮秦国修水渠，后来秦国发现这似乎是一个经济阴谋，　　补充一句，郑国渠的开凿其实是弄巧成拙，对秦国的消耗远远比不上建成之后的收益，对韩国来说，只能是饮鸩止渴，拖一天算一天的方案。其实更有效的是搞让秦国搞房地产，兴修水利属于战略投资，搞好了，其资本形成效应是很强的，搞房地产基本上是消费，搞得再好，楼堂馆所修得再漂亮，哪怕修出个太阳系第一高楼，和军队战斗力或者经济实力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的阿房宫就是反面教材。
　　看起来类似这一招，范蠡文种也用过，就是建议吴王大兴土木修宫殿。这是相当消耗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其效果基本上相当于GDP增加了，综合国力下降了。
　　远古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来说说19世纪英德争霸前夜的普鲁士诸国面临的总体战局面吧。下面会大段引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的前言，大家不妨仔细读读，是不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李斯特在序言中指出：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
　　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这些德国的记者、砖家、学者们是否可以称为“经济杀手”呢？这是19世纪的经济杀手群，他们运用的是狼群战术。】
　　【我国的主流们最喜欢说的，就是你们都不懂经济学。我不是母鸡，不会下蛋，我说这个鸡蛋臭了，这点言论自由总还是有的吧。经济问题有那么深奥吗？关键是，这些主流们什么时候说对过？经济危机都火烧眉毛了，他们似乎还是看不见，这种学问值得尊敬吗？】
　　在这一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刚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线，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所引起的错误的论证方向。我看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由此发现了这个学派论证错误的症结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为依据，借此来证明工业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我由此对于分工原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这个原则对整个国家来说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
　　【这段理论分析说到了点子上，李嘉图忽悠半天，他的门徒们说了两百年，就是葡萄酒什么的，问题是适合于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人管。】
　　后来一个时期，我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去游历，想从在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考察中，想从书本里，随处吸取教训。随后我又访问了美国，这个时候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是只会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片荒野会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看到的进步，在那里这样的进步过程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由纯粹狩猎生活进而饲养家畜，进而从事农业，进而经营工业和商业。在那里可以看到地租由零点进而成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长过程。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对于农业如何改进、地租如何增长所懂得的，实际上要比旧世界中观察力最深刻的学者多得多；他会把工业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运输工具的重要以及这一点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影响，在那里再没有比别的地区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了。
　　【引言结束】
　　美国，从闹独立开始，到整个19世纪，都是拒绝大英帝国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的。杰斐逊们所反对的，正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天经地义的分工和格局，殖民地不得发展制造业。设想一下它们的对话：
　　问：因为什么呢？答：因为这样做是“不科学的”。
　　问：怎么就不科学了？答：说了你也不懂。
　　我想这个时候，除了奴性十足，时刻准备着给别人舔痔疮的人以外，就只能有一个结局：
　　去你大爷的，开打吧。
　　整个19世纪，美国执行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和德国的政策与李斯特的理论之间有无联系？这个不太好考证。据《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英译者在1885年的序言，应该是有些关系的。
　　译者序指出：
　　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因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译者对李斯特的善意评价：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去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英国和德国，”他说，“在东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英国为了密谋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德国在商业上、经济上的进展，以致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而牺牲了最高政治目标，对于这种目光短浅的商店主政策，它将来是一定要感到后悔的。”他还写了一篇简短而有力的论文《关于英德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向英国政府和普鲁土政府有所建议。
　　这段评语似乎是对21世纪中美国的霸权行为的批评和宣判，美国执行的依然是非常小家子气的霸权政策，目光短浅，最终是害人害己。　　李斯特描述了19世纪的经济杀手的背景和活动方式，以及他们的强大影响力。首先是英国政府出钱出人出力，其次是他们掌握了一套自命为“科学”的理论，最后是这是全方位的理论和舆论战争。前面已经讲过，在这种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国家不多，其杰出代表是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美国有资源无限的优势，比较特殊，德国和日本则发展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斗争是激烈的，经济杀手们在19世纪上半叶是鼓吹德国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它们的委托人大英帝国则是限制德国发展当时的高科技，车床制造。【普鲁士采用的是偷师和挖人的方式，倾全国之力，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车床产业。一点儿都不科学。】在1960年代则是嘲笑日本要发展汽车业和制造业的野心。喂，你们就不能有一点创意么？一百多年了，还是那点李嘉图的心法。当然了，上当的更多。
　　这一切和美国在20世纪到21世纪执行的策略并无差异，连他们依赖的“科学”理论都没有变化，还是李嘉图的那一套。在这套理论的蛊惑下，许多小国都掉进去了，非洲小国以种植经济作物为支柱产业，石油输出国忙着数石油美元，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一用就是三十年。
　　小国多少还可以理解，中国怎么会这样呢？这种火坑为什么要往里跳呢？经济杀手们还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不像某些主流为了撇清自己和社会灾难的关系，2003还说经济学家对改革作了很大贡献，2004年就说其实那都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过动动嘴皮子。可是得了便宜，不要卖乖，经济杀手要做的事情就是动口不动手呀。
　　《货币战争》引起了很多争议，具体内容参杂了想象，暂且不论。它的标题所表达的应该是正确的，至少它的思考方向正确。这本书之前，有恩道尔的《粮食战争》和《石油战争》。这些策略和国际分工理论并不新鲜。总有人错误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周易之类的天书上扯，这个粮食战争和国际分工理论的妙用，至少可以上溯到大阴谋家管仲同志那里。管仲，齐桓公的谋士，在《管子》一书中，用论轻重的若干篇，现在网上流传比较广的是其中的《轻重戊第四十八》。乃是对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向运用。谈笑之间，强虏灰飞烟灭。　　李斯特描述了19世纪的经济杀手的背景和活动方式，以及他们的强大影响力。首先是英国政府出钱出人出力，其次是他们掌握了一套自命为“科学”的理论，最后是这是全方位的理论和舆论战争。前面已经讲过，在这种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国家不多，其杰出代表是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美国有资源无限的优势，比较特殊，德国和日本则发展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斗争是激烈的，经济杀手们在19世纪上半叶是鼓吹德国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它们的委托人大英帝国则是限制德国发展当时的高科技，车床制造。【普鲁士采用的是偷师和挖人的方式，倾全国之力，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车床产业。一点儿都不科学。】在1960年代则是嘲笑日本要发展汽车业和制造业的野心。喂，你们就不能有一点创意么？一百多年了，还是那点李嘉图的心法。当然了，上当的更多。
　　这一切和美国在20世纪到21世纪执行的策略并无差异，连他们依赖的“科学”理论都没有变化，还是李嘉图的那一套。在这套理论的蛊惑下，许多小国都掉进去了，非洲小国以种植经济作物为支柱产业，石油输出国忙着数石油美元，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一用就是三十年。
　　小国多少还可以理解，中国怎么会这样呢？这种火坑为什么要往里跳呢？经济杀手们还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不像某些主流为了撇清自己和社会灾难的关系，2003还说经济学家对改革作了很大贡献，2004年就说其实那都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过动动嘴皮子。可是得了便宜，不要卖乖，经济杀手要做的事情就是动口不动手呀。
　　《货币战争》引起了很多争议，具体内容参杂了想象，暂且不论。它的标题所表达的应该是正确的，至少它的思考方向正确。这本书之前，有恩道尔的《粮食战争》和《石油战争》。这些策略和国际分工理论并不新鲜。总有人错误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周易之类的天书上扯，这个粮食战争和国际分工理论的妙用，至少可以上溯到大阴谋家管仲同志那里。管仲，齐桓公的谋士，在《管子》一书中，用论轻重的若干篇，现在网上流传比较广的是其中的《轻重戊第四十八》。乃是对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向运用。打几个时间差，谈笑之间，强虏灰飞烟灭。    掉进管仲陷阱的国家依次包括鲁梁、莱莒、楚、代和衡山。
　　齐桓公认为邻国鲁梁国是挂在眼皮上的麻烦，必灭之而后快。管仲说，行。我们来看看鲁梁的比较优势，是纺织业，绨很不错的。我们就引导一下服装消费潮流，您带头上一趟泰山，秀秀穿绨的感觉，然后再命令左右也穿绨。这样，老百姓自然跟风，绨的需求上去了，价格也就上去了。我呢，再添把火，告诉在齐国搞国际贸易的鲁梁国商人，绨肯定是要涨价了。不过，我不会跟他们签期货合同的。我是齐国首相，我保证绨的价格安全，还不行么？
　　果然，鲁梁国国君得知这个消息，决定发挥本国的纺织业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绨的制造业，原材料哪里来？咱不种田了，等咱有钱了，去国际市场上卖粮食吃，多爽啊。不，从齐国赚来的钱够咱们优化食品结构了，每天一斤奶，强壮鲁梁人。眼看，绨都快织好了。管仲派人考察了一下鲁梁国的热火朝天的场面，那真是千军万马运绨来呀。管仲对齐桓公说，OK，您改穿帛吧。老百姓也会跟风，然后我们拒绝和鲁梁国的谈判。结果呢，鲁梁国发生了灾荒，饿殍遍野。这就是人祸呀。鲁梁国赶紧生产自救吧，可是地里的庄稼不着急，只能从齐国买高价粮吃。这一折腾，鲁梁国的老百姓不干了，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移民好像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因为各个国家都缺少人口，所以对移民是敞开大门的。鲁梁国的老百姓只好往齐国逃亡。两年之后，鲁梁国国君自动投降。
　　这里注意管仲并没有发行政命令，要求老百姓穿绨，他利用了时尚和时间差，地里的庄稼是有固定周期的，错过了就没了。鲁梁国是否让我们想起了那些以种植可可为支柱产业的非洲小国？把国之根本放在国际贸易和市场交换上，幻想自己的比较优势多么厉害，基本上就是等死了。所以，这一章是放在“轻重”的大标题下，编号是戊，正好是第五篇。管子讲本末和轻重。当然，轻视流通业固然不对，但是十亿人民九亿商，人人以倒买倒卖为荣（末技）的国家，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其他的故事是拷贝。莱莒的比较优势是柴，楚的出产（或者叫禀赋）是鹿，代的出产是白狐（皮草业比较占优势），衡山的优势是器械（还是手工制造业）。而且管仲在对方的粮食可能吃紧之前，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囤积粮食了。那个时候的粮食产量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紧张的。这一切都符合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
　　我很怀疑其中有些是杜撰，毕竟后人托名写古籍的不少。比如楚的故事，楚在山东六国中是最大最强的。这个强有点GDP最高的意思，整个楚国权贵当道，战斗力和GDP完全不匹配。按左传记载，管仲曾经咋咋呼呼地召集了一支联合国部队，貌似要打楚国。楚国派了个使臣，跟管仲两人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楚国人放出狠话，我们要以汉江当护城河，方城之山当城墙，你们敢来吗？结果是管仲打打哈哈，大家歃血为盟，在嘴上涂了一圈口红了事。从没听说过楚国屈服于齐国的故事。
　　下面是管仲同学的理论现代版。
　　自由！我要穿什么，用什么，当然是我的自由。
　　自由！你决定生产什么，当然是你的自由。
　　自由！我要囤积粮食，粮食是商品呀，我投资还不行么？
　　自由！我不买你的东西了，难道不是我的自由？
　　自由！我不跟你做生意了，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套说辞，是很漂亮的。
　　当然，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齐国是强国。只有它，才能充分发挥这种自由的潜力。换了鲁梁国对齐国用这套，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忽视斯密和李嘉图的国籍了？声明一下，两位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他们所热爱的大英帝国偏偏是个大帝国，这样，他们的国际贸易理论自然就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现有秩序了。这真是讽刺。 经济杀手成长三部曲：受害者、帮凶和杀手　　
　　洛克说：“热爱真理的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标志就是，相信一个命题不要超过它所基于的证据所能保证的程度。”
　　杀手不一定是蓄意谋杀。就像钱钟书所写，“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暇，来陪他闲谈。”或者鲁迅的愤激之言，中医不过是些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
　　这个评语，也适用于经济杀手。
　　之所以要强调有意或者无意，是因为其中有些人的确是上当了，以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简单推论就可以济世安邦。他们应该好好看看自由主义者洛克的这句话。
　　相信一个命题不要超过它所基于的证据所能保证的程度。
　　比如，李斯特笔下的那些德国人中间，尤其是当时的经济学者，可能真有一些糊涂虫，相信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理想的秩序和框架，只要在这个框架下安心工作和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时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还处于原始阶段。对强国兴衰的实际案例的分析，恐怕要从李斯特算起。但是，在李斯特之后一百五十年，国家发展战略成败的案例已经非常之多了。在这种研究中更有效的是商学院教授们爱用的案例分析法。再犯糊涂，无论从智商还是学术上，都不太能令人信服。只能从智商和学术之外寻找原因。
　　稍稍看看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对中国的弊大于利的。而且它掩盖了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远有李斯特，近有斯蒂格利茨，两位可都不是什么阴谋论者。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知道这些理论和建议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消极影响吗？当然知道。像林毅夫这么聪明的人，会从理论和实证上，相信自己提出来的所谓后发优势吗？面对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他也只能支支吾吾，不敢正面交锋。而我们知道，掉进后发劣势的概率更高，凭什么就相信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可以让中国接到后发优势的馅饼呢？斯蒂格利茨老是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说话不中听，2000年，他从世界银行辞职了；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林毅夫走马上任了。这两件事情虽说隔了七八年，但不需要什么阴谋家的思维，也能咂摸点什么味道出来吧。
　　下面是2002年9月24号发的帖子，差不多是整整七年以前了。
　　现在回头看，这篇帖子还有一些幼稚和糊涂的地方，涉及具体人物的评价，还是看走眼了。不过，主要内容还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具有前瞻性的。这真是悲哀。【对这篇2002年旧帖的自我评价。】
　　主题其实是精英和官僚阶层的道德风险，让他们作为代理人，基本上在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建国大业》的演员国籍，国内裸官盛行，这些都证明了道德风险的存在，也预示了我国的前景。据说在2000年前后兰德公司预言2020年的中国将变得更穷，这个预言我基本上是相信的。比较乐观的说法是，相对现在的水平来说，中国在2020年会有所下降。
　　当然了，这种现象不过再次证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普遍真理。对这种普遍真理的运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此证明腐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种是由此把视野放宽，认识到经济活动只是社会的一部分，要从更广阔的社会和制度的层面来削弱道德风险的消极作用。
　　如果你是腐败份子的一员，或者是他们的御用文人，你会选择哪种？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第一种。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会把国家利益或者老百姓的死活看得比自己的身家更重要。
　　【旧帖开始】
　　鲁肃、汉奸和精英连续性
　　鲁肃是《三国演义》的重要角色，孙权的智囊，不过罗贯中把他写得挺窝囊：先是被诸葛亮的妙计和刘备的眼泪骗得团团乱转，后是被关公的大刀吓得噤若寒蝉，整个一忠厚老实而且无用的人物。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杜撰了，能和周瑜、孙权长期共事的人，不应该笨到这个地步。至少在维护孙刘两家的战略联盟方面，鲁肃的见解高于周瑜，和诸葛亮完全合拍。我在高中学到赤壁之战时就已经明白鲁肃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不过当时让我惊异的不是这个战略眼光问题，（念高中时还搞不清战术战略的区别），而是貌似忠厚的鲁肃在赤壁之战前夕对孙权的讲的一番高论。
　　当时孙权为是战还是降的问题召开讨论大会，一班文官纷纷表示还是投降的好，孙权很不高兴，就假装出去上厕所，鲁肃赶紧跟上，对孙权说：刚才赞同投降的那些人也没什么错，比如鲁肃我吧，投降了，暂时可能降职，然而凭我的声望和才干，再爬到州长、郡长这个位置却未必有多大困难。唯独主公你不能投降，你投降了，曹操把你往哪里放呢？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孙权说了一句：没有你鲁肃，我就被他们给坑了。凭这句话，鲁肃就可以被称为心理学家，这种心态也不妨称为鲁肃心理，他准确地解释了随后两千年里中国的改革始终不能成功和汉奸日益增多的基本动机。慈禧太后的外交方针“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及其变种不过是鲁肃心理的遥远回声罢了。
　　用现代语言来说，鲁肃和孙权讨论的问题就是：当整个国家或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现有的精英阶层是否真的会表现出“爱国精神”。鲁肃显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他认为精英阶层不会爱国的根本理由就是：精英的连续性，无论如何，精英还是最有可能保持优势地位不变，该当官的在新主子的统治下还该当官，说不定还能趁乱升官，三朝元老的故事证明谁当主子对他们不构成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
　　这种可悲的现象由来已久，吴起、王安石、戊戌六君子都是鲁肃心理的牺牲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楚国本来国力甚强，后来败于秦国，日益衰败，而吴起变法让楚国在几年之间又重新强盛起来，再次给中原各国以极大威胁，颇有中兴的味道），但是那些失去官位权势和失去贪污机会的政治垃圾跟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寄生分子，宁愿国家衰亡，也不愿自己的既得利益丧失，于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发生，那就是怨声载道。”等到吴起的靠山去世，他也跟着死于非命（乱箭射死）。从此以后楚国国力日渐衰退，最后亡于秦。
　　到了王安石变法，当时堂堂大宋，国防力量极其虚弱，连一个小小的西夏王国也搞不定，王安石变法本来有可能增强国力，但是变法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于是王安石的改革派被斥为奸党，变法失败，北宋的国力依然虚弱如故，最后被金国轻松消灭。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打出种种的旗号来反对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改革行动，最有力的口号当然是保持祖宗之法了，但他们的真实动机除了鲁肃心理还有别的什么吗？
　　鲁肃心理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汉奸队伍，不过更细致的考察却表明：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队伍不是古已有之，它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壮大，至今遍布神州的过程。外族入侵的历史很久远，但是到了北宋，才有成建制的正式汉奸队伍和自己的同胞开仗，他们先后帮着金人和元人攻击宋军；不过两宋时代的汉奸似乎还不是太多。到了明朝末年，汉奸队伍就很成气候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个大汉奸居然能以军功封王，可以想象他们立下的战功有多么卓著，而他们领导的汉奸队伍又是多么强大，他们屠杀的汉族同胞又是如何之多。到了二十世纪的抗日战争里，我们知道，汉奸简直成了一门很体面、很光彩的职业。我想在盛行汉奸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舆论对汉奸的压力不会太大，否则哪来那么多的汉奸呢？其实不去作汉奸，也不去抗日，普通百姓的苦日子还是有得过的。
　　时光永在流逝，汉奸依然流行，最近几十年里，鲁肃心理是否有所消退？看看我们的社会精英们在干什么吧。有著名经济学家说目前中国的贫富分化还很正常，还分化得不够，当然对他来说分化得不够，好比挤公共汽车吧。车没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说：怎么还不来呢？车来了之后，挤上车的人就会万分焦虑：车怎么还不开呢？经常发表一些置全民利益于不顾的高论的家们恐怕都已经挤上车了吧。对他们来说，贫富分化是否会制约整个国家的发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既得利益和现有地位绝对不能受到任何危害。至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之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扯淡，反正即使跨国公司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整个中国变成了经济殖民地，他们依然是精英，老外来了，不也得靠着原来的那伙精英吗？新世纪的第一场经济学大戏是五位经济学家联手攻击吴敬琏，这伙经济学家的表演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鲁肃心理依然大行其道，时代却一直在进步，如今已经到了经济战争时代。我们也有了新时代的汉奸：假洋鬼子，比真鬼子还可恶；某些招摇撞骗的“海归”（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世界公民等等。不过年轻学生的奋斗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又不是国内的现有精英阶层，他们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奋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是一句笑话，它忘记了对天下兴亡负责的人更应该是精英阶层，要匹夫负责实在缺乏逻辑和可操作性。如果有权有势有智商的精英或者领导干部都不对天下兴亡负责，匹夫又如何负得起这个责呢？
　　【旧帖结束。】
  　虽说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是中国这么大，一定要形成庞大的本土经济杀手圈（即出生地为中国的那些人，包括海归与外籍华人）。不排除某些一开始就是经济杀手的个案，但是其普遍的成长过程是洗脑—帮凶—杀手三部曲。从被洗脑的受害者，到合作者和帮凶，再到自觉的杀手。
　　打个比方，这很像许多人落入传销圈套的过程。最初掉进去的人，主要还是受贪欲和侥幸心理的驱使，是受害者。但是掉进去之后，有些早期受害者就会变成帮凶，能力强的受害者还会爬上食物链的顶层，成为真正的“成功人士”。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及其营销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过程，有一点这个味道。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迷惑于所谓的“科学”理论外衣，这也得益于中国人对科学和技术的模糊认识。一般来说，科学是解释这个世界的，即使解释比较正确，距离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自然科学和工程实践的差距尚且难以跨越，更何况复杂的社会变革呢？
　　1984年到1985年，所谓的科学的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回头看，知道那其实是科学在中国的冬眠。这个时候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人，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受害者。他们还是一颗红心，付出了很大努力在寻找中国的强国之路，并且由于难以解释的各种原因，这些建议得到了高层的赞同。
　　再往下写，就比较不合时宜了。【特别注意斯蒂格利茨的这段话】　　
　　世界银行和I. M. F说，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它们为一批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所支持，其中大多数来自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最终，“芝加哥人”的计划没有带来他们曾经许诺的硕果。收入停滞不前；哪里有增长，哪里的财富就流向社会顶层。经济危机在特定国家发生得愈来愈频繁----单在过去30年里，就出现过上百次的剧烈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越来越不相信，西方人提供帮助的动机是出于利他主义。这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们感觉，自由市场这套花言巧语，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是对原有商业利益的包装。西方人的伪善更加重了他们的这种猜疑。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而第三世界国家可提供的又只有农产品。欧美国家在强迫第三世界国家撤销后者为发展其民族工业而设立的相关优惠，而在此同时，欧美国家却向本国的家场主提供大量的补贴。
　　自由市场思想原来只是新的剥削形式的一种托辞。“私有化”意味着，外国人可廉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和石油。它意味着，他们可以从类似这样的垄断或类垄断当中谋取更多的利润。“自由化”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他们的放贷中获取更高的回报；当放贷失败时，I.M.F. 强迫损失社会化，即让所有人为其银行埋单。它也意味着，外国分司可以消灭新兴的行业，即打压创业者的发展。资本在流动，但劳动力却不能流动----除非一个人特有天赋，他可以在全求市场上谋得一分好工作。
　　当然，这种景象有点以偏概全。
　　【引言结束】
　　这种以偏概全的描述，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本加厉了。
　　在这些事实面前，还拒不悔改的经济学家，这种人就已经上升到了经济杀手的境界。其动机？非常简单，个人名利。
　　还记得鲁肃的话吧：这些人怎么混，总能衣食无忧吧。大不了跑到美国大学里，会有人给他们发钱的。　　
　　法国国王吹牛说，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有点太托大了，要是他死之前，就洪水滔天了，可怎么办？现代的经济杀手们，没有这么笨。毕竟，历史总是在进步吗。【继续写。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前面多少有些乱。写到这里，有些人肯定就要追问了，说了半天，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杀手是哪些人呢？这个问题不大厚道，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还点了几个名。大体上说（不排除有个别误伤），在主流媒体上（包括报纸、电视、互联网）占据了官方赋予的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学者，都是经济杀手。眼看六十年大庆了，叫得最响的，脸露得最多的，差不多都是。
　　其中比较严重的是把持金融口的这些人，基本上金融口的高官都是经济杀手系列，不过最几年喜欢出来忽悠的好像变成陈志武教授了。在官学商合流的三头怪物时代，这个解释固然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掉进任人宰割的境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粗暴。那我们就回顾一下金融口的衮衮诸公们都是在哪里学到的金融吧，几乎都是美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就一定要发展股市吗？你把这个话说给日本人听，日本人恐怕会骂一声八嘎；说给德国人听，恐怕德国人要笑得喷出一口啤酒。当然，我们更不用说，在英美好坏参半的股市，到了中国就变成圈钱机器的实际状况了。用评论家的话来说，中国的股市是“猴市”。
　　中国有很久没有大修铁路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铁路在20世纪后期就不灵了。可是欧洲铁路是公交化的，日本的高铁是不断发展的，怎么中国就犯了美国病呢？
　　我国的医疗改革，照例是则其不善者而从之，择其善者而改之的，于是也患上了美国病。
　　竞争？德国和日本都通过行业组织，避免所谓“过度竞争”，这是他们对英美资本主义竞争模式的贬义称呼。中国一把抓过过度竞争了，那是竞争无底线，所有的道德良心生命，都可以投入到竞争中去。又是美国病。
　　很奇怪，按照一种词源上的关系，我们就患上了可怕的“拉美化”疾病。这就是后发劣势的充分实现。经济杀手们后悔了吗？没有。如果说最初的走出国门，震撼于美国的发达和经济学的数学天书，一下子就拜倒在地，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20多年过去了，这些人是发自内心地充当了经济杀手。
　　回忆一下经济杀手的三条标准：
　　一，不能爱上目标，也不能爱上委托人。
　　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透露出委托人的身分。除非委托人想杀自己灭口，否则不可危及委托人的生命。
　　三，下了班就不是杀手。即使喝醉了、睡梦中、做爱时，也得牢牢记住这点。
　　这两天的演员国籍问题引发不少口水，杀手是不会爱上谁的，无论是培养或者委托他的人，还是他的谋杀对象；
　　第二条，绝不透露委托人的身份。最多是收受钱财和赞助。
　　第三条也很重要。那个经济杀手（经济学家）会按照自己的经济学原则生活。在面临实际利益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盟友，这些都是禀赋，但是模型里却很难量化。他们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充当杀手。
　　所以，经济杀手水平有高有低，有在美国非克莱登大学当教授的高手，也有出国访问要带翻译的学官，有精通随机微分方程的，也有只会计算复利增长，并美其名曰建模的。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把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看成天堂的人间版。墨水多一点的，就把倒腾数字和公式，看作经济学研究的唯一法门。
　　而这些理论中，忽悠时间最长的一个就是所谓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了。它顶住了各种事实的批判，屹立不倒一百余年。别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这话用在自由贸易理论身上基本合适。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过去的事情，时间久了，真是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墨写的谎言也有战胜铁一般的事实的时候。这就是生活，自由贸易神话不过其中的杰出代表。只有那些根本不愿意花上十分钟时间读读历史的人，才会把自由贸易理论看成张牙舞爪的风车而不是破衣烂衫的稻草人。
　　再次声明【我想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除了那些选择性失明的人以外，都是能够看到的。】，这不是我的杜撰，和本帖的绝大多数观点一样，也是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不过是在大众宣传中遭到选择性遗忘吧了。用美国人自己的寓言来说，就是有些拿着金喇叭的人，用嘈杂的喧嚣掩盖真相。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下面先抄书一段：
　　美国在1828年通过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法》，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这项法规一直是争论焦点，这主要源于美国国民经济地区性的发展差异。宾州和新泽西州等北部地区的生产商对关税保护政策持欢迎态度，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主要向海外市场出口烟草和棉花，他们觉得自己无须为了北方工厂主们的利益去购买附加了关税的进口商品。
　　【何其相似。依靠奴隶制和初等产品出口的奴隶主们是坚决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因为他们有依靠血汗工厂或者农场换来的钱。美国南北对立，原来这也是主题之一。最后，两派的经济利益差距太大，终于打起了内战。】
　　今天要想完全回忆当年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大争论已经很困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已经很自然地将美国看成是自由开放市场的大本营，他们觉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他们不会知道，历史上的美国政策曾经与自由贸易大相径庭，完全属贸易保护主义。19世纪美国一些著名领导人多次发表过关于鼓励国内生产、保护国内市场的言论：
　　亚伯拉罕 林肯：“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商品，而且拿到了钱。”
　　麦金利（1897年至1901年任美国总统）：“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大家可以猜猜，这些话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书中。莫非又是某些左愤和阴谋论者造谣？】　　第348页。
　　在19世纪80年代，宾州大学规定他们的经济学教授必须持反对自由贸易的态度；而康奈尔大学索性聘请两位教师，每人代表一种观点。那些崇尚自由贸易的人往往在学术辩论上占上风，这种情况现在仍是这样。
　　【历史总是很讽刺的，也是很相似的，大众还是好忽悠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读书的时候，但是后面更重要】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注意，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多少道德判断的余地。】
　　如此高的关税壁垒究竟有无必要，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但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由于美国市场巨大且相互联系，它不仅刺激了国内市场竞争，而且大大削弱了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
　　【经济学家总是正反都有理的。美国NBA关门打篮球，中国人关门打乒乓球，都成了超一流。哦，这是因为内部竞争足够激烈造成的。言外之意，是一个大国可以搞贸易保护啰？】
　　【这本书的作者无意纠缠这个问题，还是尽量写实地往前推进。】
　　但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大大保护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德国在经济发展期（1879~1914）的政策以及日本在创造经济奇迹时期（1951~1973）的政策很相似。这些政策的效应究竟如何还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家，但是这些政策的系统性实施却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
　　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政策市保护生产者，而不是保护那些必须花更多的钱去购买高价商品的顾客。毫无疑问，关税壁垒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是破坏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说，正是这一壁垒保护着美国工业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引用结束]
　　附带说一下。如果想象力购强大，经济学家还可以说，美国的国策后来不是改了吗？你土包子说是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不同政策，龙大人可能会说这是有错就改。改了以后，美国不是更加强大，并成为世界霸主了吗？真是，人嘴两张皮，正反都是理。
　　谜底揭晓：这本书的中文版是《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前面已经提过的。本书的核心是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样性。选择的样本是英、美、德、日四国。
　　英文书名：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How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主要作者Thomas K. McCraw是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教授，该书第四章《美国资本主义》的作者是McCraw本人，前面的引用都来自这一章。
　　那些在辩论中总是获胜的说客们，没有忽悠住美国，居然忽悠住了中国，以及千千万万单纯幼稚的小孩子。这套所谓理论不过沾了“自由”两个字的光而已，而这两个字，和很多国家的名称里带出来的“共和国”是差不多的，一个公认的褒义词而已。当年中非暴君博萨卡在任的时候，中非也是叫做“中非共和国”的。光看面子不行，还得仔细看看里子。作者：土炮　回复日期：2009-09-04　20:26:13　
　　一个正确或者比较正确的理论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抽象，第二是符合实际或者说具有真理性。这两个概念都属于貌似清楚的，你不说我还知道，你越说我越糊涂。抽象大致是说，作为理论要具有普适性，通用性，或者至少是概括了某种重复发生的现象。这一点好像没有多少争议。据说，经济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相比之下，具有真理性，就非常含糊了。基本上包括两种真。一是经验为真的，另一种是逻辑上为真的，类似数学中的自然数和几何图形，在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下，在给定的公理之下，根据演绎推理为真。这些公理是否为真就不是这个体系所能判断了。数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给出了非常好的例子，所有这些体系的公理都可以被证明为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那么，自由贸易理论是那种意义下的真呢？从经验上来说，它歪曲了历史真相；从演绎推理上来看，它是一个高度简化的经济体系下的逻辑推论。就算是真的吧，只是没有用而已。不要灰心，数学史上这种漂亮的废话体系太多了。借用测度论的话来说，数学史上的有用的公式差不多是个零测集，剩下的基本上全是废话。
　　经济学家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的致命缺陷来自他们的急躁和狂妄，这个在前面讲过，他们存心挑战冯•诺依曼的判断：他们不承认经济学还处在学科发展的积累经验资料的阶段，即相当于物理学在哥白尼和开普勒之前的时代，妄想一步跨入后爱因斯坦时代。
　　相比之下，商学院的教授们比较克制，习惯上使用的方法是“案例分析”，也能总结出一些常用的分析套路和框架，但基本精神还是“一事一议”，不强求普遍真理。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实际的人，太多的成败兴衰，让他们认识了数学公式和演绎推理的局限性。咨询公司在忙着编模型，用数字画出漂亮的图表做PPT，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作秀，或者公司权力游戏的道具。
　　但是，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些有害无害的废话何以逐渐掌握了话语权？
　　当然还得从需求和市场营销来分析。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支持者恰好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一方面有权有势的人需要证明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以便更好地控制本国人民乃至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大众也需要一种心理的安慰。这就好比，如果猪认识到了被人吃是一种“自然规律”的话，可能会更心安理得一点吧。各国普通大众的地位和处境相差很大，但是让他们承认现有秩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或者让他们彻底沉迷于八卦和物质享受，这种手法的效果肯定比强制打压更有利于长治久安。
　　说来说去，逃不脱心理学的鬼话。尼采说过，任何一个解释总比没有解释更让人心安。不过，说点正经的，McCraw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把市场营销作为第一章来写。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商学院的思考方式。但是，这种处理内在的涵义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或者说要塑造一种新人，只有这种新人变成了社会中的大多数，相应的生产方式才能普及。这种塑造在福科的规训和惩罚中能找到更完整的表达。
　　【注释：这是本人2002年编写的魔鬼辞典中的两条，供参考。
　　权威崇拜：在两个或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事实上，群众需要一个权威来崇拜。伊索寓言中有想立国王的青蛙，他们请求天神朱庇特赐予他们一个国王，朱庇特先给了他们一段木头作国王，青蛙们怨声载道，这段木头太没有情趣了，没有权威了。朱庇特一怒之下，赐给他们一条蟒蛇作国王。
　　教导：用来建立信仰的方法，一般很费时间，需要超凡的技巧和耐心。但是效果很神奇，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自由境界。布莱希特在《假如鲨鱼变成人》中说：假如鲨鱼变成人，他们就会为海里的小鱼建立学校，告诉他们小鱼的人生(应该是鱼生，不过鱼生又会被人误会成日本菜)意义就在于走进鲨鱼的血盆大口，维持鲨鱼的生存；鲨鱼们还可能建立宗教和教堂，宣称天堂就在鲨鱼的肠胃里，当然没有一条小鱼能够活着回来描述天堂的美景。现代的电视冰箱广告中有一些活鱼活鸡兴高采烈走进冰箱的镜头，让人怀疑到底是导演读过这篇文章，还是真有鲨鱼成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