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ity pote:热爱祖国但永远不要信任政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4:28:18
 热爱祖国但永远不要信任政府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期的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在北非沙漠上,他常常以少胜多,在阿拉蔓战役以前,他几乎都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功为他赢得了显赫的荣誉,1942年被希特勒授予元帅衔,成为了第三帝国最年轻的元帅。他的军事天才是如此的出众,甚至于受到了敌人的赞扬,邱吉尔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廝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这位“伟大的将军”却在1944年被因“叛国罪”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呢?原来,希特勒认为他参加了1944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于是以“叛国罪”为名,迫使他自杀。
        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国家,这是希特勒给隆美尔罗织叛国罪的一个隐性前提。在这里,国家、政府和领袖,三者之间被划上了等号,希特勒的逻辑是,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政府,背叛政府就等于背叛国家,所以隆美尔背叛了国家。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背叛希特勒的那些人今天被看作爱国者,因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创伤。为了满足纳粹政权的扩张欲望,德国在二战中一共付出了死亡900多万人的代价,还不说领土、财产的损失。
当年的叛国者,今天的爱国者,这个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德国战败,纳粹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德国人从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中清醒过来后,对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的结果,德国不等于纳粹政府,更不等于希特勒,所以,背叛纳粹政府不等于背叛德国,恰恰相反,由于纳粹实行暴政,对这个政府的背叛其实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的确,有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是搅合在一起的。当政府在行使对外交往的职能时,政府代表了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是和一个在美国这块领土上行使政治职能的政权建交,同样,美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交。在英语里面政权意义的美国和民族意义的美国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TheUnitedStates”,后者是“America”。大家注意看新闻联播,在外交场合,美方代表桌子上的牌儿,写的是“US”,那是“TheUnitedStates”的缩写。如果你问一个游客是哪国人,他会回答“American”。在美国人哪里,“美国”的不同含义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现,是清清楚楚的,而在中国,国家、政权、民族等所有含义都放在了“中国”一个词里,非常容易混淆。
       在汉语里面,我们仔细琢磨,就能发现“国”这个字含义是复杂的。比如:国产、国际、国情、国界、国耻、国画、国语等等,这里面的“国”指的是国家。而在另一些汉语词汇里,“国”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或者政权,比如“国庆”,在1949年前,国庆指的是10月10号,即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现在的国庆则是10月1号。显然,这两个国庆中的“国”有不同政治内涵,前者指中华民国政权,后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以,与其说国庆节是国家的生日,不如说是新政权诞生的日子。指代政府和政权的“国”在汉语还有许多,比如,国旗、国歌、国企、建国、国有等等。所有这些词汇混在一起大量使用,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严重混淆。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不正好说明政府等于国家的吗?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首先,什么是国家?国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人民、领土、主权。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以我们班为例,如果我们班好比是一个国家,那么班委会就好比是政府,它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这个班委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民主推选的,政府的产生也应该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就是卢梭所说契约的产物。
之所以需要政府,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在没有一个强大权力使大家畏服的地方,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扮演强有力的仲裁者角色,社会就会混乱,所以,我们通过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的方式产生一个政府,使其为我们每个人服务。这表明在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国家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国家大于政府。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
        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汉语语言模糊性,自古以来,我们就不习惯做这样的区分,我们习惯了把朝廷与国家混在一块儿,就是梁启超所批评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古汉语里面,我们更多的使用“江山”“社稷”“天下”这些词来替代“国家”,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在“忠君等于爱国”的旗帜下。偶尔使用“国家”一词,也是从家天下的角度来使用。有句话现在很流行,那就是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被当作了爱国名言。其实,这是对林则徐的误解,人家心目中的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大清朝。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那时出现了革命党人,道光皇帝叫他去镇压,他去不去?肯定去。因为他被发配到伊犁后,最关心的是京城人事变动和自己复职的可能,至于抵御洋人一事,已不是他所关注的内容,他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信说道:“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思考”。所以,后人不必拔高林则徐的思想境界,顶多也就是把忠君当作爱国而已,这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没什么区别。
        由于汉语里类似于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或者把政府等同于国家的用法普遍存在,所以,一说爱国,人们想到的就是爱政府;一说反对政府,人们想到的就是卖国。在这样幼稚的思维方式中,产生了许多廉价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本国那些有勇气和良知揭露黑暗、说出真相的人漫骂为卖国贼。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着专制力量的奴才,像是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些没有个体意义的鸡鸭牛羊们,“台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支持谁”,为显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国,他们今天为别国的恐怖主义灾难叫好,明天为轰平台湾喝彩。之所以说他们廉价,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保自己的爱国表演没有任何危险。其实,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国家的蛀虫。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政府是人们德行软弱的产物,如果人人高尚,都能够自律,那就不需要政府了。为了限制人们的恶,于是人们理智的制造了政府出来管理。问题是政府一旦有了人们授予的权力,它又有可能滥用权力,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也有人的缺陷,就象孟德斯鸠指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所以,反过来人们又要想办法来制约政府,怎样制约?一靠权力制约权力,二靠舆论监督。所以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永远是必要的,批到什么程度?要让政府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怕政府的程度。为什么呢?《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说得好,“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便是专制”。
        所以你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美国人一直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抱有戒心。他们信奉限权政府而非全能政府。联邦党人认为,暴政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于强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别是限制高高在上、民众的眼睛无法直接监视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就成为美国宪法制订的一项基本原则。读美国宪法,有时你会感到,与其说它是在授权政府可以做什么,还不如说它是在规定不允许政府做什么。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的高度警惕。“必要的恶”的提法,是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最近出的一本书《必要之恶》所谈到的,讲的就是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历史传统。正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大相信政府,所以他们老是担心政府干坏事,于是老是敲打政府。2005年的普利策摄影奖作品一共20幅,没有一幅是歌颂美国政府的,几乎全是反映伊拉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象“武装分子袭击选举工作者”、“反美武装的还击”“大桥上的尸体”“悼念死去的士兵”等,矛头直指布什政府。
        美国人对强政府的担心恰和中国人对强政府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打压欺辱,而在民众看来,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建立强大政府以御外辱,成为民众和民族的基本诉求。所以,在国人潜意识当中,政府变成为救世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解决终结者。
殊不知,强大的政府即可以御敌,也可以制民,特别是在缺少对这一政府必要制约的时候和场合。苏联为什么能够进行“大清洗”,纳粹为什么能够轻易迫害犹太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政府太强大,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国际歌》有句歌词唱得好,“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人民不能把自己的福趾寄托在政府身上,那样做是很可笑的。试想,主人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仆人身上,那岂非颠倒了主仆关系?
        事实上,政府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应是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机会。又以我们班集体为例子,我们班委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是协助老师为全班同学学习进步创造一个优良的班风环境,这是班委最大的使命,而并不需要班干部亲自去帮助同学提高分数。当然,有同学向你请教问题,你也应该认真解答,就象老百姓向干部求援,干部也应该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一样,不过,这是次要责任。
        总之,我们只有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得象水和油一样,我们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者敢于发出强烈的自我否定的声音,有勇气承受所谓“卖国”“叛国”的责难。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恰达耶夫如此表述他的爱国理念:“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想一想,你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时,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大脑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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