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nepan怎么用:我国学校教育改革遇阻根源在体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9日11:47  半月谈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6-09/114722611849.shtml

　　编者按：2011年高考已经接近尾声。两天来，高考不仅牵动着933万考生的心，而且还牵动着他们家庭、亲友的心，牵动着学校和政府的心。高考之后，当学生和家长暂时放松心情，再来回顾十多年来的中小学教育，他们有怎样的感受？最近，半月谈记者在北京、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一些中小学调研时，常听到校长们说这样一句话：“不减负不行，但减了更不行。”这道出了当前许多地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普遍面对的社会压力和困惑。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法给学校减负，给老师减负，给家长减负，又怎么可能给学生减负？当压力都集中到了孩子们头上，给学生减负也就成为空谈。

　　不敢减：学校减负赶不上家长增负

　　“孩子太累了”“解放学生”“一定要为学生减负”……这是温家宝总理在研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和规划纲要》会议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强调并反复重申的话题，一经提出，立刻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鸣。

　　近年来，各地按照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就在今年，“减负”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如严格规范学校作息时间，禁止节假日补课，着力解决中小学考试次数过多、作业量过大、教辅资料使用过多、体育艺术类课程开设不全、文体活动偏少等突出问题。但是这些减负措施在执行中一直阻力很大。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校长对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大刀阔斧地推行减负工作。

　　山东省对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监管和处罚措施相当严厉。2009年至2010年有30所违规学校、1个县级政府受到严肃处理，50名中小学校长、4名县教育局长受到行政处分。但是，顶风违规现象仍时有发生，2010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在教育厅网站设立了违规办学行为曝光台，半年多又有68所学校被曝光。

　　河南省实验二中是一所初中，这所学校从2004年以来，探索减轻学生负担。为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睡眠和早餐时间，这所学校率先取消早晚自习。为避免班级恶性竞争，学校规定：早晨7点40分才开校门允许学生入校，8点开始上课。

　　该中学校长李涵说，我们每一步教学改革都是顶着巨大的争议压力走过来的，取消早读之初，遭到家长强烈反对，有的家长到学校提意见说：“别的学校都在想办法给孩子加课，你们却在减课，影响了中招成绩谁负责？”

　　在许多家长看来，升学率就是教育质量。来自家长的压力使学校不得不抓升学率。有校长苦叹，学校周六不上课，家长就要提意见，认为孩子在学校里补课比不补课要好。一些中小学校迫于家长的压力，纷纷在校内开办补习班。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校长赵灿东说，作为学校管理者，他是举双手赞成星期六不补课，但学校不补并不代表学生、家长也答应不补，学生可能会到社会上去补习。

　　2009年10月，成都市教育局出台“五条禁令”，学校的负担减下来了，家长却把孩子纷纷送到社会民办培训机构去。记者走访成都的“望子成龙”、“龙文”等民办培训机构看到，各个培训班都坐满了学生，教室外挤满了陪读的家长。

　　郑州外国语中学一名初三女生贾浅烦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女儿每周要上英语、数学、物理三个课外培训班，每到星期天她的唯一任务就是接送女儿赶场子。她说：“家长不能不抓紧。”

　　不会减：教师业务素养跟不上

　　校长们普遍反映减负虽已提过多次，效果却总是让人沮丧，其症结之一是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太重了。特别是新课程改革给教师带来的负担日趋繁重。不少教师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形势，平常也不去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只能沿用过去那套增加学生负担的老办法来提高成绩。

　　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坦言，新课改实施后，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评价，只是换一种说法叫教学效果检测，实质还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而在课改实施过程中，凡是积极投身课改，用新课改理念(启发式、引导式)指导出的学生成绩，在质检中往往不如用传统教学方法(讲解法、传授法)的学生成绩。在把学生分数作为主要尺度的评价体系下，新课改理念在传统教学方法面前黯然失色，这极大地挫伤了那些积极实施新课改教师的积极性。他们深感困惑：究竟课改的路在何方？

　　实施新课改应当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但是评价指标仍然以升学率和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主要参考，现实的评价体系客观上制约了课程改革及素质教育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

　　采访中，不少校长向记者反映，减负应当是向课堂要质量，要效益，而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要解决老师的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的问题。

　　但是，现在有为数不少的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应付各种考试，仍然沿用“题海战术”，使学生在过重的负担中挣扎。校长们普遍反映，大部分教师敬业、教学能力强，但在每个学校的确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部分老师不能适应现代教学的要求，不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对这部分教师学校还要反复进行指导，而且效果并不好。

　　不少校长感叹，他们面临着想要的人才不愿来或留不住，而平庸之才却又无法淘汰的困境。他们表示，提高教师素质若不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淘汰机制上做大的调整，那么学校永远不可能真正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给高考“减负”难在哪？

　　对于现行的高考制度，虽然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但在激烈的争论中，不少人形成这样一个共识：“高考制度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也许是最可行的制度”，因此不能轻言废除。

　　改革高考，重要目的之一是为高考“减负”，也就是使高考所承受的压力小一些，让高考变得平静些、纯粹些。这看似简单的目标其实是个“硬骨头”，多年来的事实表明，给高考“减负”难度之大，一点也不亚于给学生“减负”。

　　从目前的教育生态考虑，为高考“减负”，关键有两点：一是探索和完善多渠道多途径升学，实施高校分类入学考试，比如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可与现行的高考分开；二是在统一高考的框架下，实行多元评价，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为高校招生选拔录取提供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面。

　　然而，把“独木桥”变成“立交桥”谈何容易！上世纪90年代初，高中会考开始在全国推行。此举旨在用水平考试取代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减轻学生负担，减轻高考压力。可是，十几年过去，高中会考在很多地方几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没能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加重了考试负担。

　　再如春季高考，将高考由一年一次变成一年两次，目的很明确：既为学生升学拓宽渠道，也为夏季高考减轻负担。制度设计经过了反复研究论证，人们对此曾充满期待，可是没过几年，几个省份都偃旗息鼓，只剩下上海、天津还在坚持。

　　高中会考与春季高考的式微根源何在？既有制度不配套、政策不给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原因，更是因为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人才选拔理念在作怪，长期形成的人才选拔机制有问题。

　　考察、选拔人才仅仅根据一次考试的分数显然是片面的，在统一高考制度下，实行多元评价才是一种比较合理、比较科学的方式。然而在现实中，不少人认为，在诚信体系尚未健全的社会，很难保证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高校自主招生制度、保送推荐制度等也受到质疑，似乎只有一次性高考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高考改革决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在此前提下。改革人才选拔机制、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减轻学生负担，减轻高考压力，既是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高考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遇到多大阻力和挑战，高考改革都应当克难攻艰，坚定不移，给人希望，给人信心。

　　制度越位、专业错位和责任缺位成最大障碍

　　由于对学校现存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批判，致使学校在教育改革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其实症结在学校，根源却在体制。

　　现代教育的基础和第一个目标是教育的民主化，是推进教育的公平。而这个过程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因而是刚性的。教育的普及必然要解决学校的规模和布局问题，要解决教育公平发展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必然成为教育评价的基本标准。

　　但是，现行的学校制度没有立法，学校法人地位、主体地位不明；依法治校不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明确，政校不分。教育行政机构不但掌握教育政策的制定，而且还掌握一些学校常规管理，比如人事、师资，以及教学、财务等方面的权力，教育行政机构对学校教育教学等各方面决策具有全面的掌控权力和评价权力，学校没有依法办学和自主发展的可能，更无创造空间。

　　总之，传统的学校教育以及管理中的制度越位、专业错位和责任缺位现象已成为制约学校从依附、从属、封闭走向自主、开放和创新，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最大障碍。

　　现在，由于统一管理、统一评价标准，学校之间的差异越拉越大；社会对教育越来越不满意。尽管现在基础教育越来越普及，大学招生数以百万计，但是哀叹人才匮乏的声音却不绝于耳。有太多的学校校长和教师的尊严和创造活力被压抑，学生的人格和个性被扭曲。学校的划一、封闭、僵化、机械、保守的一面变得越来越严重。

　　去行政化，是近年学校体制改革中最强烈的呼吁。这种呼吁的核心是解放学校，改变我国千校一面的状况，恢复学校育人为本的教育功能，还学校以创新的活力。

　　学校是实施教育的基本单位。然而，学校的培养对象和办学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学校理当根据自己的情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办学目标、特色和方向。学校可以充分开发和灵活运用各种资源，以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要，同时给予教师、家长和学生更多的参与校政决策的机会。

　　不变考核机制：谁来为“减负”担责

　　“减轻学生负担、推进素质教育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比较重要’，评价起来就‘不太重要’。”这是许多校长在推行减负工作中的相同感受。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小学校长曹秦蓉说，教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尝试，往往被家长认为是教学水平不高、教学态度不认真。教师在工资、待遇、福利、升迁等诸多方面都和分数挂钩，这也使得教师的教学行为不得不围绕着应试而展开。“学校哪有不增加考试次数的？哪有不暗地给学生成绩排队的？社会对学校、学校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哪有不是重点看成绩的？分数上不去，校长轻则挨批，重则‘下课’。”

　　“减负最大的阻力是各级政府机构管教育的人。”这又是校长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余强认为，现在究竟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办教育，还是为了政绩来办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些教育主管领导认为，所谓“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升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由于不少党政官员抱有浓厚的“教育政绩观”，地方政府考核教育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考核学校的一个重要指标都是升学率，学校考核教师主要依据也就是学生的成绩。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不仅谁也不敢真的减负，相反会出现表面上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暗地里却玩命搞应试教育，造成谁也不敢为减负担责，负担没减下来，反而层层加压，最后压力都落在学生身上。结果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形：教育主管部门给校长的压力指数为“1”的话，那校长给教师的压力就会变成“1.5”，最后到学生身上会变为“2”。

　　改革当前的考核评价机制是为学生减负的根本之策。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和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机制不改变的话，给学生减负还将是一句空话。校长们表示，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现在中小学都有了课标，如果将课标转化为可检测的质量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教学质量，这项工作做好了，教育部门对学校和老师的评价将更客观、公正、科学，就能促进教育发展，推进减负工作顺利进行。(综合《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6期 人民日报 人民政协报 新华网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