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为何在一年中连续畅游三江？

2011年07月23日 08:37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窦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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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一年同时畅游“三江”？有学者分析，政治家的一举一止往往都与政治相关。重温一下毛泽东在这年写下的《水调歌头·游泳》，读者或能更深刻地体会当时的形势。

文章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8期 作者：窦应泰 原题为《1956：毛泽东征服“三江”》

毛泽东毕生酷爱游泳，直至人生暮年仍乐此不疲。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曾游过湖南的湘江。直到耄耋之年，身染重病的他仍喜欢去中南海的游泳池，只要有时间和精力，一般都在工作之余坚持游泳。毛泽东认为游泳不仅是紧张之余的最好休息，同时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195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广州视察期间，提出一定要在年内畅游珠江、湘江和长江的宏愿。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想法面临诸多阻力，三江之水凶险莫测，尤其对毛泽东畅游长江天堑的要求，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出于爱护而百般劝阻，但毛力排众议，不仅如愿地畅游了珠江和湘江，而且最终以坚韧的毅力征服了之前少有人横渡的长江。

久卧思动，毛泽东畅游珠江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视察。4月初毛来到羊城时气温就已很高了，到了中旬，已达28摄氏度。毛下榻的住所里开始出现可恶的蚊子。尽管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返京的意思，他似乎在静静等待着什么。毛泽东在广州的反常举止，引起了担任出行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注意，而罗瑞卿又不敢随便打听毛泽东继续留在炎热广州的真正原因，他误以为毛泽东在广州还有重要的活动安排。包括江青等在内的所有身边人员，都猜不透毛泽东为什么按兵不动，每天仍坐在依靠电风扇驱热的临时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而这时候随行的杨尚昆和汪东兴已在着手做近期返京的准备工作了。直到4月14日，毛泽东派人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请进他下榻的招待所，滞留羊城的真正原因终于解开了。

毛泽东召见陶铸，主要是向他询问珠江的水势。陶铸作了汇报。最后，毛泽东才告诉陶铸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决定：“我想在珠江里游泳。如果我不等待天气转暖游珠江的话，也许早就离开广州了。”陶铸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打算，压力很大。作为广东省最高负责人，陶铸深知毛泽东在珠江游泳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珠江水流湍急，而且濒临港澳，当时的港澳两地尚属禁区。如果毛下水游泳，肯定会引起江面上各种船只的注意。万一在这些船只中混有敌特分子，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陶铸委婉地劝阻说：“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明显转温了，可是珠江水流仍然湍急，而且水下的温度可能很低，并不适合主席游泳。”毛泽东大手一摇，打断了陶铸：“没关系，如果说清晨的江水温度低些，那么到了中午呢，肯定适合我游泳的。你要知道，我来到广州，不游一次珠江，将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啊！”陶铸见毛心意已定，知道无法劝阻，于是便把他的担心委婉地告诉了罗瑞卿。

罗瑞卿得知这一消息时的紧张心情甚至强于陶铸，他急忙把消息转告随行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和汪东兴。杨、汪听到这件事，也都十分紧张，他们担心三个不利因素：一是珠江水流湍急，春末夏初，水下温度较低，现在尚不到可以游泳的时机；二是珠江江面渔船较多，很难保证安全；三是珠江附近有许多工厂，难免有大量有害人体的工业废水流入珠江。罗瑞卿和汪东兴建议杨尚昆以中办主任的身份亲自向毛泽东说明这三点不利条件，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

陶铸很快就拿出了报告，但没想到，毛泽东对珠江水污染严重之说不以为然：“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些规条，人就根本不要考虑生存了，同时也不要喝水了。其实大江大河从来都不会那么干净，即便经过处理的蒸馏水，也未必就没有任何杂质。人活在世上，总是离不开空气、土壤、阳光和水的嘛。土壤就那么干净吗？空气就那么干净吗？阳光也还有紫外线，更何况江水呢？水至清则无鱼，我们不能把水看得那么脏，人可以弄脏水，可是水却无法弄脏人。至于就珠江有排放的污水，这说明广州的环境生态还有待于提高。而我们如果游泳，可以避开下游，到上游去游，水总是要少一些污染的啊。”

毛泽东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谈话，把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多日来想好的劝阻理由驳得支离破碎。“无计可施”的他们本来还寄望党中央从北京发来劝阻意见，可就在4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忽然把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请进起居室，吩咐说：“我现在就去珠江游泳。”罗、杨、汪三人大吃一惊，百般劝阻无效，只好马上准备下江游泳事宜。可毛泽东连准备游泳衣的时间也不给了，因为他在房间里热得难熬，于是罗、杨、汪安排身边善于游泳的警卫人员组成了一个保卫小组，然后大家紧紧相随地陪同穿着睡袍的毛泽东出了招待所，来到江边，登上了一艘临时调来的游艇。小游艇在不惊动附近渔民的情况下悄然向珠江上游驶去。

毛泽东伫立在游艇上显得格外兴奋。毕竟是久卧思动，许久不曾到大江大海里游泳的他难得有一次亲临珠江游泳的机会。游艇很快来到渔船较少的上游水域，毛泽东和身边随行等依次下水，毛身边特意围绕着一批颇识水性的警卫战士，一行人便开始在下午的烈阳下畅游珠江。所幸罗瑞卿等人担心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出现。不过，让罗瑞卿和杨尚昆等人无法容忍的是，珠江的水质恶劣，水流中的污物和粪便不时从毛泽东身边滑过去。可毛泽东对此似乎毫不介意，他只是在水流之中安然仰游，双目微闭，旁若无人地在浩瀚江水中披风斩浪，随同他游泳的青年战士们也自愧不如。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的游泳顺利结束了。

回到住地后毛泽东神情愉悦，畅游珠江似乎了却了他毕生的一桩大心事。晚餐桌上，毛泽东说：“游了珠江不算完，这只是开始，我接下去还要游湘江和长江！”罗瑞卿等人一度平缓的心再次悬了起来——湘江和长江的水势远比珠江湍急，而毛泽东在这一年毕竟已是63岁的人了！

遨游湘江，重登橘子洲头

当年4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中南几省继续视察。他把主要行程确定在湖南和湖北，除了视察那里的工商业改造成果之外，另外的考虑就是希望实现他在湘江和长江游泳的夙愿。从广州启程之前，毛泽东就派出两位精通水性的警卫战士，悄悄前往武汉，对他青少年时期向往的长江进行考察试游。毛泽东本人则带着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等人，乘专列从广州直奔故乡长沙而来。当时长沙的气温比广州还高，达34摄氏度。让罗瑞卿等人担心的是，就在毛泽东前往长沙的前几天，中南地区连下了几场暴雨，平时水流平缓、只有百米多宽的湘江水势猛涨，往日江岸边的沙滩变成了一片汪洋。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非但没有丝毫怯意，反而朗声大笑：“湘江如果扩展成两三百米，那景致一定非常壮观。我刚好去湘江里游泳呢！”湖南省公安厅早已沿湘江两岸进行实地勘查，并选定了水势比较平缓的岳麓山对面江段作为毛泽东游泳的区域。之所以看中这里，一是因为此地段水势平缓，同时派人潜下江水，排除了水深流急等危险；二是因为这里民宅较少，没有行路人，便于安全警戒。可是，出乎所有陪同人员意外的是，当车队从长沙驶出，接近湘江不久，毛泽东忽然吩咐停车，因为他见到了一片汪洋泽国深处的小小岛屿。毛泽东已十几年不曾到此，心情十分激动——那小岛就是水陆洲，即有名的橘子洲头。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多次在此游泳。1925年从上海返回湖南继续从事地下斗争后，毛泽东还挥笔写就了《沁园春·长沙》。湘江仍像多年前一样秀美壮丽。于是，毛泽东临时决定在这里下水。不料就在毛泽东刚想下水时，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事先没有勘查的江岸边蹿出一条蛇来，一口咬伤了这位厅长。罗瑞卿当即批评省公安厅负责人：“以后凡是主席可能游泳的地方，一律都要事前警戒清理，不要只限于固定的地点，以防主席临时下水。”

虽然出现遭遇草蛇的不快插曲，可毛泽东下了湘江仍兴致不减。他感到湘江比曾经游过的珠江还要惬意。

第一次游湘江以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要求每天下午都到湘江一游。可是，罗瑞卿等人担心江水仍然看涨，而且那几天长沙接连降雨，经反复劝止，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每天工作之余下湘江游泳的安排。不过，在长沙工作的几天里，他仍然利用工余时间，接连下湘江几次，而且每一次都要游得尽兴方归。游完以后，还爬上被滔滔大水围困的江心岛水陆洲。当年在这里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如今再次登上橘子洲时，已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

就在长沙的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此前罗瑞卿悄悄派往武汉对长江进行水势勘查的两位警卫人员，回到长沙报告考察结果。两位精熟水性的警卫战士均表示正在涨水的长江不适合畅游。毛泽东却打断他们的汇报，只问了一句话：“如果在游泳的时候，人突然掉进长江的话，你们捞得出来吗？”两个战士都不敢回答，毛泽东却忽然笑了起来：“你们的意思是捞不上来？对吧？你们的意思是长江不可能横渡，是吧？我再问你们，你们可曾去长江游过了吗？”两个警卫人员不敢再说话，毛泽东却胸有成竹地说：“既然你们没有游长江，为什么害怕我去游呢？”

5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决定马上离开长沙前往武汉。一行人在清晨6点启程，当天清晨7点20分到达武汉南湖机场。

第一次横渡长江，两小时不见倦容

先回到武汉的王任重、张体学等湖北省领导同志早就等候在机场，毛泽东一行人驱车前往东湖，在那些里登上了一艘事先准备好的东方红号大型舰艇。这是王任重事前为毛泽东准备好的渡江船只，在这艘较大的舰艇左右，又配有四艘小型游艇担任护航和警卫。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所有战士和随行的中央首长都上了这艘大船，湖北军区首长陈再道等人也到舰上参加汇报会和接下来的游泳。看得出王任重对毛泽东这次武汉之行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

毛泽东在船上接见了湖北省委和政府、省军区负责同志，并听取了关于修建长江大桥新施工方法的汇报。汇报会以后，毛泽东在船上品尝了地道的武昌鱼。下午，武汉天气更加炎热，毛泽东决定马上在蛇山附近江面下水，开始他的首次长江之游。

毛泽东虽然初游长江，可是他的水性毕竟稔熟老练，游起来显得轻车熟路，特别是仰泳可以在浩渺的长江上节省气力，只在浪涛过急时他才偶尔挥动手臂。这才让紧紧相随的各级领导稍稍放下心来。

虽然当天烈日当头，天气很热，可是江水下面的温度却很低。陪同毛泽东一起游的王任重游了一小时，就不得不中途上了船，而毛泽东游兴正浓，似乎没有丝毫的疲倦。眨眼过去了两个小时，王任重发现如果再向汉口方向游去，毛泽东体力恐怕有问题，就派人到江中悄悄提醒毛泽东说：“如果继续往前游，很可能就进入了血吸虫的疫水区，那样会有危险的。”毛泽东听了，仍然不想上船。王任重只好再次以许多陪同游泳的战士现在需要吃饭为借口，劝说毛泽东不要再继续向北游了。毛泽东这次接受了建议，终于在汉口一个叫丹水池的地方上了岸。这时有人看表，发现毛泽东整整在长江里游了两小时零三分，而且精神抖擞，不见丝毫倦意。上岸后的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吃饭时喝了许多酒。

毛泽东：“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第二次畅游长江，是在他抵达武汉的第3天——1956年6月2日。

这一次，毛泽东提出从汉水进入长江，而且一定要经过正在修筑的武汉长江大桥。罗瑞卿和王任重听了这个游泳线路，十分担心：这是一条十分难行的水路，原因在于长江大桥当时正在紧张修筑中，水下还有无法看见的铁锚和暗礁，就在不久前这些水域曾发生过几起沉船事故。所以王任重极力反对，毛泽东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游泳和船只行驶是两回事，只要小心些，水下即便有暗礁也是可以逾越的。

王任重不敢大意，派人多次下水，摸清水底情况，最后决定选中汉阳江边的渔人码头作为毛泽东的起游点，这里相对比较安全，除了水势稍稍和缓之外，还考虑到汉阳江畔没有居民住户，一些渔船也在事前做了疏通。下午近时，毛泽东从汉阳江边正式下水了。

警卫部队对毛泽东的保护仍然如前次游长江时一样，40多名训练有素的游泳健将自动地在毛泽东四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圈。他们在水中和毛泽东保持着固定的距离，这些精熟水性的警卫战士都是罗瑞卿、杨尚昆事先从中央警卫团抽调的，可谓万无一失。

不久，毛泽东一行人终于游到了长江大桥下面，这里的水势果然十分汹涌，即便精熟水性的渔民在经过时也必须屏着一口气，方可冲过这道险关。然而毛泽东对眼前一派滔滔巨浪视若等闲，他不仅从长江大桥的第一号桥墩下面绕游而过，而且又折回来，再游过二号桥墩。当时的水势十分凶险，几位陪同游泳的中央领导都有些惊呆了。毛泽东在和王任重并肩游泳时，还不时风趣地说：“长江就好比天然的大浴场啊，应当号召人们都到大江大河里来游泳，因为这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毛泽东还对王任重说：“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第三次游长江，时间是6月3日，也在下午两点钟。当天武汉多云，不过仍有些闷热。午睡起床以后，在罗瑞卿、王任重等人陪同下，毛泽东来到武汉造船厂码头。他兴致勃勃，对随游的中央负责同志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游泳也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他还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船厂的职工们发现了毛泽东的行踪，江南岸开始集聚一些群众，后来连江北岸也有群众围观。越聚越多的群众面向滔滔长江中的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毛泽东在登船时也振臂向两岸群众高声回应：“人民万岁！”

6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飞返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一年同时畅游“三江”？有学者分析，政治家的一举一止往往都与政治相关。重温一下毛泽东在这年写下的《水调歌头·游泳》，读者或能更深刻地体会当时的形势：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