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孕妇可以吃蜂蛹吗:毁誉千年的冯道 忠臣与奸臣的非常道

907年，大唐油灯枯尽。 

   唐朝，这个奏出中国历史最辉煌音符的黄金时代，自安史之乱直线下滑，可惜，一百多年下去也没有触底。晚唐藩镇瘟疫发作到不可收拾，终于被唐朝皇帝赐名“全忠”的无耻流氓朱温杀掉唐昭宗和唐哀帝后，下葬了它。

   从辉煌大唐跌落的中国历史，进入了无可救药的绝望境地。从朱温篡夺开始到960年赵匡胤兵变，半个世纪里，黄河流域内兵荒马乱，更换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国号十几个皇帝，外部更有契丹入侵，时时侵扰五代政局。

   这是一个武夫当国的极乐世界，皇帝们像黑暗接力赛一样，一个比一个的混蛋恶棍流氓。如钱穆曾言，五代远不如战国时代、三国两晋，那时候同样战乱频仍，却有政治、文化人物群兴；五代却乱到没有了人物，天地闭绝，没有善恶、是非、秩序可讲，成为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五代时不多的历史名人都是反面典型，如朱温和甘当“儿皇帝”的石敬瑭，另有一位是在十几个皇帝手下当高官的“政治不倒翁”冯道。五代历史遭人唾弃厌弃，冯道如政治妓女一样遭受后世忠臣孝子们诅咒，在“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天条下，成为贰臣代表。

   不过，冯道的反面形象却非一日形成，在五代之时和宋代前期，他反而是官方认可的正面典型，只是在理学兴盛之后，才成为无耻奸臣的代表。而此后，历史衰世往往被简化为道德堕落，以善恶来审判乱世中的政治人物，成为宋后道德至上主义把持历史话语权的滥觞。

  一、谁愿生乱世

   生在五代，可谓人生的大不幸。只是，人是被投入到这个世界的。

   夕阳大唐，882年，冯道生于河北中部，少年始饱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书，却想不到，自己不仅没能赶上唐朝的光明灿烂，更被历史激流冲入一个至为绝望的恐惧时代，在武夫一波波的杀戮背叛争夺中，命运转如飘萍。

   二十岁后的冯道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恐怖的时代，整个社会被枪杆子政权造成的绝望笼罩。百姓生命如草芥，王侯将相也生活在恐惧之中，百姓生命如草芥，那些朱门酒肉臭的帝王将相们同样生活在恐惧中，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众叛亲离，“天街踏尽公卿骨”，在宫廷流血政变、军队叛乱、血腥杀戮中，动辄被部下、亲戚甚至儿子搞掉，身死灰灭。

   此时，无论是皇帝还是朝中掌权者都是武夫，文人只不过文字办事员，偶尔做一下装潢点缀，为武夫们杀戮、兵变做些文字工作，被武夫欺凌污蔑无理戕害便是注定的悲惨命运。在恐惧、绝望笼罩的时代，面对暴君混蛋皇帝，冯道该如何自处？

   在乱世乱政的“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时代，一些读书人乱世归隐，不少士人甘为爪牙助纣为虐，而冯道与此不同，他委身于武人之下，与混蛋恶棍合作，显得不够道德纯洁，少不了委曲求全。然而却成为大罪恶的减震器，让整个社会不至于堕落到底。

   在军阀混战的历史三峡激流中，冯道通过自己的智慧与虎谋皮尽可能拯救苍生，至为克己廉洁奉公，宽厚包容有德，重视文化印刷经典。他以德望、公正、能力获得皇帝们的信任，也赢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先后事四姓五朝十个皇帝。哪个混蛋当皇帝，不仅不因他是前面皇帝的宠臣杀他，还都让他做高官，屡经国破君亡而不倒，前后三十多年，直至七十三岁的当时高寿而善终。

   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以道为名，以“可道”为字。乱世虎狼丛中立身，有着常人难能的非常之道。

   不过，冯道去世不过百年后，这位五代时的风云人物被“道德鞭尸”。宋代士人主张“忠臣不事二主”，冯道视帝王们如过客，对皇帝丝毫无忠诚可言，弃忠君之道如敝屣。在欧阳修、司马光的《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中，被钉上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被认为是“无耻之尤”、“奸臣中的奸臣”，如此的无耻乃是“国之不国”的祸首。

   然而，宋代人把冯道作为罪恶标靶，虽然提升了士人气节，却开启了中国历史后期闭着眼睛不管帝王是否混蛋罪恶累累却还要一片痴心“愚忠”的奴才传统。在高调的道德理想下，将历史简化为善恶道德对决过程，固然黑白分明，壮怀激烈，却遮蔽了太多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艰辛，将历史脸谱化。摒除传统儒家人物评价的道德专制，揭下冯道所谓奸臣的脸谱，则是一个在人间乱世、豺狼当道为政者的“非常道”。

 二、无耻的好人

   道德聚光灯下，冯道为后人不耻的是老滑头、毫无节操、无耻贰臣，他见风使舵、藏拙不为，“事君如佣”，他更曾是“儿皇帝”石敬瑭的心腹，列位在契丹皇帝手下。

   然而，在非正常社会中生存，一句“无耻”骂得大快人心，可却遮蔽了太多历史当事人的全面人生。

   冯道少年时也为忠厚勤劳之人，耕田种地之余，嗜书如命，粗茶淡饭毫不介意，遂在当地渐有名气。如果在和平时代，这本该是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励志故事。

   当时，读书人不少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躲避战乱，大兴隐逸之风，悠游林泉，寻求躲避超脱，如后世著名的陈抟隐居华山学神仙，颇得“尘外之趣”；或者逃到他邦，到并立的南方“十国”碰碰运气，如《夜宴》的作者韩熙载。除此之外，读书人就不得不在武夫军人政权里作附庸了。

   身处乱世，到处是流氓土皇帝。冯道选择走出老家，也就裹挟而入五代叛乱、杀戮的多米诺骨牌时代历史洪流。冯道老家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控制之下，这位军阀除了杀人夺权，就爱搜刮美女，修建宫殿，更发明了在部下脸庞和手臂上刻字的狠毒之举，军士脸上刻的是番号“龙霸都”，士人在臂上刻上“一心事主”。这种在兵士脸上刻花纹的恶行被宋代继承。

   冯道初出茅庐，就是在这位毒害一方土皇帝儿子刘守光手下做幕僚。不知道，冯道手臂上是不是也刺有“一心事主”四个字。

   武夫当国，不受控制的枪杆子随时会射出子弹，动辄攻伐杀人，只是无耻、背叛却相互传染发酵，那些无恶不作看似强大的军阀们，不仅会随时遭到自己敌人的侵袭，更随时会被自己的儿子、兄弟、女婿、亲信、部下干掉。

   就像刘仁恭父子，儿子与父亲爱妾通奸遭到痛责，孽子决定收拾老爹。恰逢朱温称帝后，攻打不服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刘仁恭，刘守光趁机将老子囚禁了起来。而后刘守光一不做二不休又杀了哥哥。

   911年，扩充了不过如今河北几个地市的地方，他就称帝建立所谓燕国。这时候冯道30岁，尚且年轻气盛的冯道劝谏刘守光不要轻举妄动，“缓称王”，却被打进了大牢。

   无知狂妄的结果是灭亡。两年，原河东节度使、以山西为势力范围的沙陀人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陷幽州，杀掉了丑恶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这是冯道所谓背叛的第一次，经人推荐投靠了“敌人”，做了军事文职秘书。可是，刘仁恭这样的混蛋有必要忠么？

   与此同时，恶棍皇帝朱温也遭到了刘仁恭一样的命运。朱温对乱伦有变态癖好，儿子们出征在外，朱温就会征用儿媳妇床间侍候他。死神很快到来，912年，朱温称帝不过五年，三儿子朱友珪“潜伏”到老爸床头的妻子说，皇帝准备把位子传给父亲的义子，只是义子的媳妇紫色娇娆皇帝更宠爱，朱友珪一不做二不休，夜半冲进皇宫，“刺帝腹，刃出于背”。然而，不过半年，这位弑父之子又被自己的弟弟朱友贞杀掉。

   如此血腥的宫廷焉能持久？一直不曾臣服的李存勖占领了黄河以北所有地区。923年，称帝建立后唐，而后攻入汴京将朱友珍做了刀下之鬼，16年的后梁结束。

   五代第二个王朝开始，冯道可谓开国元老，年过四十的他被封为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开始了为后人诟病的在不同王朝政治不倒的官宦生涯。

   然而，后唐同样是一个家庭相残的荒唐王朝。

   权力越大，人性中的丑陋越被放大。李存勖当上皇帝后，征战四方的精力锐气迅速转化为肆无忌惮宠爱戏子和宦官，这位皇帝戏剧票友竟然还粉墨上场与伶人对演，对宦官、后宫、戏子封官赏爵，如此人心离散政治混乱可想而知。

   926年，河北发生兵变，李存勖父亲的义子李嗣源前去平叛，出现了五代第一次“黄袍加身”。李嗣源被军士簇拥着当上了皇帝，转过枪头干掉了义父之子。此后，“黄袍加身”的反叛把戏一再上演。

   如此巨变之中，冯道碰巧因父丧回老家三年，等他回来，已是李嗣源的天下了。李嗣源久闻冯道大名，让他当了六年宰相。这是冯道所谓的第二次“背叛”。

   只是，干儿子夺取亲儿子皇位的循环，又发生在了李嗣源身上。933年，李嗣源临死决定传位给儿子李从厚。年轻皇帝也许出于自己老子夺位的前车之鉴，上任几个月后就急呼呼“释兵权”，武力消除拥兵自重的父亲义子李从珂势力。

   李从珂在士兵簇拥下造反，五代时第二次“黄袍加身”发生。934年，在李从厚手下继续担任宰相的冯道，在皇帝吓得逃跑后，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保住了位子。这是他的第三次“背叛”。

   逃跑皇帝李从厚到了自己一方诸侯的姐夫那里。只可惜，他的姐夫是石敬瑭。他的做法是杀掉小舅子，当作礼品献给了新皇帝李从珂。

   李从珂上台后最大的同样忧虑是“释兵权”，驻兵一方的石敬瑭杀小舅子表达忠心的无耻之后，紧接着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无耻。936年，信心不足的石敬瑭以称臣当“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纳岁币的条件，换取契丹出兵帮助干掉了岳父的干儿子，后唐皇帝李从珂全家自焚，后晋建立。

   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上台。此时，冯道已54岁，也许是对这种旦夕血腥政治游戏的恐惧和厌倦，他提出退休回老家，却被刚刚上任、需要稳定人心的石敬瑭挽留，被封为鲁国公，更是一时宰相兼国防部长。这是他的第四次背叛。

   付出空前代价的石敬瑭当了七年皇帝抑郁而终。942年，养子石重贵继任。这位年轻人冲动下要改变父亲“儿皇帝”的耻辱，对契丹只称孙不称臣，不幸的是对实力差距估计不足。946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兵南下，类似180年后北宋“靖康之耻”的故事发生，石重贵母子以及大臣、宫女、工匠几千人被侵略者掠到契丹，不知所终。

   在石重贵手下担任宰相的冯道，也被契丹人带走，契丹皇帝还给他了个封了个“三公”之一的“太傅”尊号。这也算是他的第五次背叛吧。

   只是契丹皇帝在带着战利品班师时，在河北境内突然病逝。混乱之中，冯道逃了出来。这时候，石敬瑭心腹将领、并对石敬瑭有救命恩的沙陀人刘知远坐镇山西，冷漠的等自己老上司的王朝被灭后出来坐收渔利。

   947年，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冯道被封为为“三公”中最高的太师。

   最高权力者往往自己毫无忠心诚信可言，却往往希望别人对自己忠。刘知远背叛石敬瑭当了皇帝不到一年，临死前“托孤”，将18岁的儿子刘承祐托付给郭威等心腹将领。小皇帝不愿意像阿斗一样生活在相父之下，勾结外戚一起杀掉了顾命大臣。

   951年，侥幸不在首都的郭威“清君侧”，却被部下“裂黄旗以被帝体”。这是五代中第三次“黄袍加身”，建立了后周，郭威封冯道为太师中书令。这是冯道最后一次背叛。

   954年，郭威的养子柴荣即位不久，见证了五十多年难以莫测的腥风血雨争斗的冯道辞世，享年73岁。当时人称誉他为“国老”。柴荣给冯道高规格厚葬，停止办公三天，追封他为瀛王，谥号文懿。

   6年后，柴荣提拔的年轻将领赵匡胤第四次“黄袍加身”，把恩主英年早逝后留下的7岁儿子柴宗训废掉，建立宋朝。五代军阀权力血争的多米诺骨牌，终于结束了。

   在野心和形势的混合下，背叛成为一种时代病毒的传染。腥风血雨之中，冯道成为了无耻丑陋的五代权力争夺史的历史见证人。冯道不断的改换门庭，换了“四姓十君”，加上契丹则是“五姓十一君”。冯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晚年自称“长乐老”。

   如此既不杀身成仁，也不归隐江湖，而视忠贞为儿戏，朝秦暮楚，屡居高位的做法，在推崇“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传统中，简直太可怕了。欧阳修在完成于1060年的《新五代史》中骂冯道：“不知羞耻为何物”；成书于1084年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斥冯道为“奸臣之尤”。冯道遂成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的无耻文人、大奸贰臣的反面典型。

   一千多年后，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依然大加挞伐冯道，称其为“奴才的奴才”。而余秋雨在《历史的暗角》一文中说，“他的本领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变——人伦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了，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以一一抛开。”

三、奸臣是能臣廉吏

   天下大乱，根本是不受约束权力者的人性之乱。反叛、暴虐、无耻，这些人性的黑暗从安史之乱即开始大释放，在五代十国时代达到极致。整个社会陷入了不受约束的“枪杆子”之中，被像瘟疫传染的兵变、反叛裹挟着，半个世纪里，充斥着接力的丧心病狂、无耻背叛、血腥杀戮，千年之后读起来依然心寒悲怆。

   如果生逢治世，冯道几十年的仕途不过在一任至多两任皇帝中就平稳结束，可是五代乱世，却要三五年就要换一个皇帝。在传统的忠奸解释模式之外，冯道并非只知道阿附权贵、尸位素餐、为虎作伥之辈，而是尽可能的做惠民之举，时有嘉言善行，可谓武夫暴政社会的减震器。

   946，契丹俘虏石敬瑭儿子石重贵，灭后晋，冯道来朝装痴自贬卖傻。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

   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又问：“你是什么老头？”

   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

   耶律德光不禁大乐，封冯道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傅。严格来说，冯道可谓“汉奸”，只是从后唐开始冯道就是在当时所谓的蛮夷——沙陀人手下当官，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也都是沙陀人，换了契丹人，也只能说是“沙陀奸”。

   “汉奸”冯道更是曾“一言救民”。契丹皇帝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此话恭维谄媚露于言表，然而却道出了乱世生民的悲境，人间困难系于“枪杆子”喜怒之间。

   历史记载，冯道此言一出，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无数百姓因此得救。当然，不能以认为冯道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也不尽是他的聪明话救了百姓。当时，契丹不筹军粮，而是让军队四处打劫，如此造成绝地反抗，此起彼伏，契丹皇帝发现中原并不是都是石敬瑭，已决定劫掠珍宝财富后撤退。但是，冯道之言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人皆以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而且，当契丹军队撤退，冯道致力于安抚军民，见到被俘虏的士人妇女，都会赎回来，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还给家人。

   在所谓“不忠”的大节有亏，冯道小节颇为可观。

   人有了权位，一不贪钱，二不好色者少之又少。冯道为官廉洁、严格自律。外出打仗，冯道依然住茅草屋，不设床席，席草而睡；自己不开小灶，与同事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的工资经常接济左右下属同事。在战争中，军士将掠来的美女送给他，他推却不去时，就安置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找到原来的亲人再送她们回去。

   出身农民的冯道，体恤民生艰辛、热助邻里。父亲去世，冯道解职回河北老家守孝，不讲排场，仅住茅草屋，不仅深知民间疾苦，还自己亲力亲为种地砍柴亲力。正逢家乡饥荒，自己工资有余便接济邻里相邻。老家当地官员送礼，他一律坚辞不受。

   冯道宽容大度、奖掖贤能。冯道担任宰相期间，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得到重用，而品行不端者则被其抑制。有叫史圭的人因选拔官员与冯道不睦，冯道却推荐他作刑部部长。

   冯道还有富有远见的文化盛举。也许是少年以酷爱读书的经历使然，他当后唐宰相之后，即与其他官员一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以官方财力将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历史上首次官家刻书，以雕版大规模印刷儒家经典，即使改朝换代，冯道都全力推动，二十年不辍。乱世中能够由如此文化盛举，与冯道个人努力不可分。

   冯道一生并不助纣为虐，反而多次劝谏皇帝，对李存勖“以年岁频稔，劝皇帝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皇帝广敷恩囿。”后晋刘知远禁止私藏牛皮，有二十多人触犯禁令，冯道力争得免。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讽刺冯道的劝谏都是“小事”，这是在野者对屠夫皇帝手下办事人的苛求，历史上屡屡发生的以死劝谏的英勇固然让人敬佩，可这是对臣子道德高调要求，面对冥顽不化、混蛋，希望道德感化他们，无异于“对牛弹琴”，更招致混蛋皇帝厌弃杀身之祸，明朝皇帝对请愿奴才臣子动辄打屁股就是明证。

   一个人能在互相仇恨的五朝中担任要职，政治钢丝上起舞，如何不坠落？那些皇帝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这样的人定有“非常道”。正是其为官之道“正”，没有把柄，才能不为人所诟病动辄得咎。他自己曾说：“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因此，冯道不忠，后世对此非难指责他，但是当时的人却称誉他，当时人“无贤愚，皆仰道伟元老，而喜为之偁誉。”

   欧阳修毕竟是大家，他也不得不承认冯道“能自刻苦为俭约”，“在相位二十年，未曾片简扰于诸侯。”

   类似冯道的还有一位叫张全义，被历史学家鄙弃，却又不得不心生恻然崇敬。

   张全义比冯道大三十岁，生于唐朝852年，濮州临濮人（今天山东），年轻时当过县里的小吏，后来参加黄巢起义，当过农民政权的部长，黄巢失败时投降了唐朝，后来投靠朱温，进爵被封为魏王；后唐建立后，他又被封为齐王，尊崇一时。

   张全义在不同政权间极尽卑身曲事，以求保全，这可从其多次改名见证。他本名言，又作居言，从黄巢投降唐政府后被赐名全义，在后梁时，朱温赐名宗奭，归降后唐后，又恢复原名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给他封王的朱温是一个荒淫皇帝。某日，朱温到了张全义家，竟然逼迫他把妻子、女儿献出来陪睡。张全义儿子想把这个无耻皇帝干掉，被父亲制止。

   然而，如此一位趋炎附势的大臣，却为官一地，造福一方。他为官洛阳时，唐朝时天下最为繁华的东都，已是“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面对多年战乱后的断壁残垣、破败不堪的境况，张全义从基础做起，选属下设18个“屯”，带着旗子和榜，去周围山野残墟招抚流亡逃难的民众，让他们安顿下来耕种。不一二年，每屯即达到数千人。

   张全义主政洛阳期间，为政明察，宽刑简政，没有租税， “民归之者如市”。多年下来，洛阳户户皆有积蓄，洛阳在他治理下一时遂成为富庶之地。有诗曾讲：“洛阳风物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张全义）重葺理，至今犹是一堆灰。” 柏杨对张全义评价说：“全国都是地狱，只洛阳复成人间，我们向张全义先生顶礼！”

   几千年来，中国人最爱的是仰望权力，品评臣子节操皆以其对“君上”是否忠，而少有视其对“下民”的责与惠。如果无忠，而对民有责有行有恩有惠，如此的官也许在国家君王话语权力下不是好人，但历史如果由人民来写，又会是什么结果？

 四、忠不是绝对义务

   中国传统对臣子第一要求就是忠，然而，推演这种为主殉节的逻辑，五代社稷易姓走马灯一样，如果让大臣士人都殉节的话，那么，五次集体大自杀之后，“天下为无士矣。”

   更何况，大臣们遇到的主子都是混蛋无耻流氓怎么办？

   朱温，乃残忍嗜血爱睡儿媳妇的流氓；他两个儿子，阴狠毒辣，手刃亲爹、兄弟赛过其父。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可谓人渣，给军人脸上刻字是他们的创造。后唐的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大字不识一个，下了马鞍就宠幸奸佞狂妄愚蠢。石敬瑭“儿皇帝”之无耻世间少有；继任皇帝石重贵颟顸莽撞自取辱灭。后晋刘知远冷血阴毒，袖手旁观石氏母子被契丹掠走，其子刘承祐少年无知杀戮勋臣。而郭威起身于脸有刻字的军卒，“黄袍加身”的反叛为后来赵匡胤开了先河。

   从朱温开始的十三个皇帝，除了后周柴荣一人尚有可观之处，皇帝是历史少有的混蛋、无耻、恶棍连续出现，整体上都是只知道舞枪弄棒的军人。掌握兵权者不受约束的野心一旦点燃，燃烧出的将是人性中最残忍的丑陋、邪恶和残忍，随之而来的以历史罕见的暴戾血腥的大黑暗。他们从马上夺得天下，并不懂得马下治天下，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社会责任感，根本没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因为缺乏基本的文化意识和政治理想的升华、约束，他们一旦夺到权力，走下马鞍，就挖空心思自己的私欲，横征暴敛，骄奢淫逸。

   当国家落入这帮狠毒无知的大老粗手中，横征暴敛，“任是柴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中原一直遭受着一波又一波如蝗灾一样的藩镇或者外族的战乱，人民生命朝不保夕，痛苦难以想象。

   如果说历史上的秦始皇、隋炀帝背负了恶棍皇帝的罪名，那么，五代之间这些非著名无耻皇帝应该得到更多诅咒，因为秦始皇、隋炀帝虽然恶行累累，然而却可谓有着雄才，总有过为国家创制、为后世定规的大作为。五代的皇帝们无才，除了相互争夺戕害百姓的恶行，毫无政治眼光和行为。如孟子所说，他们是残害百姓破坏仁义的“一夫”，这种皇帝不配得天下，就算杀了他们也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反而如周武王“诛一夫纣”一样，合理的为民除害，更何况对他们忠。

   保持臣子人格独立和君臣的相对伦理，是先秦儒家的基本要求，而不是像后世只要求臣子忠，对皇帝如何履行政治责任毫无要求，任其荒乱暴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潜台词就是，君臣都要各负其责，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也没有必要去做他的臣。

   君臣关系的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择君而事之”。在孔子孟子看来，君主若是对民不“仁”，不施仁政，就没有必要向他们忠。后世儒家忘记了原始儒学的人格独立精神，经过宋明理学的发扬，出现了“愚忠”传统。

   五代皇帝那些货色更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让臣子根本无法“忠”，人人都历经数姓多任皇帝，大家习以为常，不以为然，

   臣子不以丧君亡国换皇帝为耻辱，那些皇帝们也不以使用前朝臣子为意，倒不是他们心胸宽广，而是经过晚唐藩镇杀伐，传统士族读书人或被杀或逃亡或隐居，武夫们却还需要他们打理事务。而当时变来变去的政局里，根本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人才，而懂得政治的读书人有限。除了激烈反抗的少数人，皇帝们也就“不计前嫌”，大量任用前任的班底了。读书人既然改变不了现实，就只有改变自己，也就一拍即合，做朝等待一届届皇帝来了。

   更何况，当时的武人政府权力最大的是掌握兵马枪杆子的，文人基本是装饰性的幕僚，不过是给大字不识几个的皇帝们起草文书或者讨伐檄文而已，地方政府也多为军事将领担任。当时是一个以军人、军事为核心的政治时代。文人受军人的挤压、蔑视，动辄得咎，就会遭受诬陷族诛，家破人亡，身首异处，真如赵翼所谓，“不知何以全生也”。

   这些毫无礼义廉耻和信义的军阀们，自己的无耻、狠毒、毫无操守成就了自己的权力，这些成就他们的东西也毁灭了他们，受到这种帝王风气的熏染，将领们稍有些兵马就想称王，军士们不受文化政治文化约束，烧杀抢掠中鼓噪出一次又一次“黄袍加身”。一旦有风吹草动，那些飞扬跋扈风光无限的帝王将相马上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出现了“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颠倒，整个国家被军阀把持，而军阀们又被兵士们裹挟，由此胁迫朝廷。

   这是历史上权力传承最为混乱野蛮的时代，僭乱、兵变、反叛冠绝历代。这些皇帝们除了柴荣后代在宋朝受到厚待，其他皇帝们不得其死，他们的直系后代们也都在杀戮之中全部死掉。

 五、人性的忠与狗性的忠

   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军事强人横行时代，整个社会都成为军人的掌中玩物，儒家的价值理想根本无从落地，面对满地兵气，士人首先想到的是保命，读书人要么去山中隐士，躲避灾祸；要么依附权贵，在历史莫测的湍流中自保，此时，要求文人们“忠君”，根本就是历史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

   儒家评价人物往往以对一家一姓皇帝之忠为最高标准，即所谓是否忠君的“大节”，殊不知真正的“大节”应该是否忠于百姓，让治下人民不为兵乱、饥荒所困。而历代只以为皇恩浩荡，自己的乌纱帽来自皇帝便无限尽忠，不过是柏杨所谓的狗性的忠。

   当代大家柏杨曾提出四种忠：一为“神性的忠”——忠于人类福祉；二为“人性之忠”——忠于事或事业；三为“狗性的忠”——只忠于特定人；四为“狼性的忠”——只忠于有权的人。

   冯道所谓无忠，乃是无有对君王狗性之愚忠。冯道死后一百多年后的欧阳修、司马光，之所以以如椽巨笔酣畅淋漓充斥冯道之时，其罪责就在于视君死国亡如儿戏，这不过是以狗性的忠要求冯道。

   如果说对朱温、李存勖一类的皇帝殉节报忠，那就是愚蠢。

   其一，传统愚忠乃是狗性之忠，要求臣子不讲任何条件绝对的忠，像狗一样不管主子如何辱骂都不改忠心。然而，这是君王话语权力下的单方面伦理，臣对君之忠也要有前提，即君王要值得忠，按照传统即要“有德”。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对于暴虐无德之君，不仅不必要以忠，甚至可诛可灭。孟子讲“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即是此意。

   五代是一个武夫当国、枪杆子讲话的时代，倏忽而起，倏忽而灭，奉行丛林法则，当时军阀们奉行的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邪？”冯道所事君主除了最后一个柴荣，其他都是不知羞耻的混蛋皇帝，他们不值得忠。

   其二，五代是非典型改朝换代，不过是不同军阀替代而已，历经几朝算不得“变节”。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所谓皇帝出了十几个，他们在位多为三五年，最多八九年的皇帝，在和平时代不过是一两个皇帝执政的时间。而所谓五代十国不过是晚唐藩镇的延续，那些皇帝不过是藩镇节度使换个名。

   五代所谓的改超换代，多是同时代老同事、亲戚之间的争斗。后晋石敬瑭是后唐皇帝李嗣源的女婿，后汉皇帝刘知远是石敬瑭在李嗣源手下共同奋斗过的老战友，后周皇帝郭威是刘知远老部下和儿子的顾命大臣。这些武力夺取帝王的所谓皇帝们，也多数是冯道的老同事。所以更有“一军有五帝”荒谬之事。当时，后唐军队与后梁对垒十年，有五个皇帝在一个军队之中，分别是后唐二任皇帝李嗣源，李嗣源之子、三任皇帝李从厚，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还有李嗣源女婿、后晋皇帝石敬瑭，以及石敬瑭的“心腹”战友后汉皇帝刘知远。

   这与后世几百年的王朝宋、明，被元、清所灭，文化族群迥异的改朝换代很是不同。按照顾炎武的理论，那时候可谓是“亡天下”，五代只不过是一家一姓的“亡国”，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殉忠杀身成仁。

   或者说，五代时期，不同于欧阳修、司马光有固定主子，而是士大夫读书人找不到固定主子的“丧家之犬”的时代，在带个军队就想当皇帝、把百姓大臣性命当儿戏的黑暗时代，为谁而忠？“太平犬”为忠易，乱世人高调谈忠，更像是笑话！

   其三，忠不是道德评价的一票否决标准。忠是君主、国家对臣子的要求，然而，评价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更要看他对社会是否有忠，是否忠于职守、忠于百姓。当从社会和百姓角度对待士大夫，而不是从君王的立场，那么，忠并不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在尽职、济民和忠君中选择，三者如去其一，首选为忠君，而济民则是必须不能去的指标。

   除了所谓“效忠”一姓皇帝，冯道在为政、济民可谓“及格分”，事亲、廉政方面则“得高分”，不输于名臣，其力促印刷儒家经典的事业更为意义深远。

   朝秦暮楚的冯道，为何能够得到当时人的推崇称道，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几个朝代中做官，而是做官中能够挂念百姓民生，掌权权力之时不谋私利，对待同僚下属宽怀待人。与历史上其他时代的贤明之人相比，冯道并不突出，而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线低，当官的人无耻之人比比皆是，由此对比起来显得其高大，也就是说有相对高度高，并不是绝对高度高。而且，当时“民命倒悬”，可以说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滴水之恩就会被放大，而承平之时的涌泉之恩，未必能够让人看到重视了。

   故而，冯道所为在历史上并不突出，算不得英雄，只可说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与同时代的官员相比中显得突出，因为他还更能常常顾念百姓，以“救时拯物为念”，保持宽厚、公正这种基本或者底线政治道德。十几个皇帝对他都没有太大的意见，也是因为他没有明显的道德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把柄。

   马基雅维利曾讲，选择政治，意味着就要弄脏自己的手。历史不应只有置身事外的求全责备。在生灵涂炭、混蛋皇帝当国的乱世中，不横死已是幸运，生存自保的道德成为从百姓到高官的普遍追求。此时，社会是弱肉强食、寡廉鲜耻的丛林时法则下的道德，作为人臣，不出卖、不谋反、不助纣为虐已为难得，冯道于此之外的能臣、廉吏、贤士所为，在此背景下颇为突出。同时代人的感受是最真切的，五代人并非不知道古老的儒家道德理想，他们对冯道赞誉倍至，只能理解为乱世无德时代的难能可贵。

 六、“两个冯道”：私史对官史的“翻案”

   冯道死后百年，被从历史棺材中拎出来“痛打落水狗”，是颇有深意的。

   当时，出任两三个朝代当官是正常现象，不认为有什么道德问题，难得有几个人只在一个朝代任职。论无耻、背叛、不忠，冯道实在根本排不上名，他之所以被欧阳修、司马光选中拎出来大批特批，是因为那些真正毫无操守、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无耻之徒，在道德上很分明的，即使是在五代中也为人不齿。

   而冯道在当时声名显赫，时人称颂推尊，认为很了不起，说他是“多朝元老，诚信为人所知，各方不论贤明还是不肖之人，都推尊其为长者。” 即使是到了宋代初年，也是正义未显，冯道还很是迷惑人。宋朝初年赵匡胤时的宰相范质，他比冯道晚死十年，作为同代人和同样有过在多朝任职的经历，他也佩服冯道：“宏才伟量，虽然朝代变迁，没有人说他坏话，如同高山一般。”

   按照欧阳修、司马光的逻辑，五代是道德彻底堕落需要诅咒的时代。宋朝从跌落到底的黑暗五代中爬出来。它的合法性，来自于五代的废墟，而后的历史的重建不仅包括政治、社会，还要有政治伦理道德。在宋朝建立近百年后，欧阳修、司马光要着手重建道德秩序，对五代道德“拨乱反正”，在五代反面的基础上扭转竖立宋代的道德大厦。此时，用道德聚光灯对在五代时的官高望重的光辉人物，将当时公认崇拜的形象一下子打倒，可谓事半功倍的效果。

   冯道成为欧阳修颠覆重写五代史的最佳历史突破口，这种高大形象的跌落背后，是宋朝官方修史和欧阳修的私人撰史之间的角力，以及从北宋开始重建儒家价值观的“新儒学”，逐步从民间思想发展为后世的理学官学。

   在中国，历史就是政治，尤其作为本朝来源的前朝，都要由宰相当主编，其事件描述、人物评价直接影响着当朝的政治合法性和人物形象。宋朝初年，赵宋王朝不过建立13年，宰相薛居正奉旨领衔当主编的《五代史》即告完成，整个修史过程不过一年。如此急匆匆的“盖棺论定”前朝历史，可谓历史少有，其深意显然现实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给非正当手段获得政权的赵宋王朝建立历史根据和合法性。

   在中国大的王朝之中，宋代政权的来路是最为不符合天命的。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和他的臣子们多数是后周的旧班底，其手段是五代时的普遍模式——兵变篡逆，那些大臣们也是如冯道一样，换了好几姓多位老板。宋朝君臣上下在政治道德上与五代没有什么两样，此时，他们都要确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及时给历史也是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合理借口和说法。

   薛居正的五代史是当代人写自己历史，他自己是后周旧臣，与冯道都是老同事。他主持的官方版五代史就无法批判五代皇帝，因为现任皇帝跟他们一样；同样也不能骂跟自己一样的冯道。

   官方版五代史就没有批判立场，其之所以能够一年内完成，主要是该书乃是将前几个朝代已修好的实录编排在一起，更强调记录历史，直书其事，没有善恶忠奸的道德批判褒贬，对于人物也只是记其功业。冯道死于后周大臣任上，可谓周臣，其难能可贵就成了正面道德的大臣表率。

   在有史才、史识、史见的历史大家看来，薛居正的五代史就显得粗糙而立场含混了。就如欧阳修，既是文学大师，其历史学家的身份虽然不为所知，却同样颇有分量。

   1054年，48岁的欧阳修奉旨对五代后晋945年修成的《唐书》进行重修，6年后完成，期间他见到了诸多历史资料。在官方五代史完成之后九十多年，冯道去世过了一个世纪，作为《新唐书》的副产品，欧阳修私自修撰而成了《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

   为何要秘密修撰五代史呢？显然，当时薛居正的官方版五代史仍然居正统地位，而五代是非直接连接着宋朝的政治神经，欧阳修的立场、修撰体例迥异于《旧五代史》，上接孔子“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褒贬分明。如此反官方立场，虽然是著史，却也很有政治风险。

   欧阳修对知识分子堕落无比心痛，传纪中每每以“呜呼”开头，来哀叹五代的世道衰丧；他认为五代如同春秋一样是乱世、衰世，在哀叹痛恨之中，要用如椽巨笔的历史书写来匡正五代的道德之乱。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欧阳修忠奸立场分明，首创将在不同朝代当官的人集合一起称为“杂传”，而在一朝当官的称为“某朝臣”，那些为一朝殉节的头等忠臣为“死节传”，此等忠的为“死事传”。

   只可惜，五代中所谓朝代变化过快，多数能够上史书的大臣都出任多朝，欧阳修就将只在一朝任官的人写在一起，在多朝任职的人，欧阳修创造性的设置了“杂传”，如此下来，一个朝代只有两三个臣，而杂乱中则挤满了人。

    冯道是《杂传》中的典型，痛斥其“无廉耻”的行径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其形象从《旧五代史》中光辉形象一落千丈。

   欧阳修晚年仿春秋笔法，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如同孔子晚年“退而著春秋”，当代历史大师陈寅恪对之有定论，欧阳修“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

   然而，欧阳修的历史褒贬并非官方意见，而且由于与官方对五代的历史立场抵触对立，他的《新五代史》是私下写作，不仅生前没有公诸于世，死后也被收到皇家“以备正史”，而是被送入皇家图书馆收藏了起来。

   直到后来将儒家君臣伦理上升到“天理”的理学大兴之后，也就是又过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南宋后期，欧阳修的私人写作的《新五代史》才刊行，在理学的文化土壤上走红流行起来，取代了薛居正的官方五代史的正统地位，以至到了明朝，《旧五代史》基本到了“若亡若存”的地步。

   欧阳修死于1072年，十几年后，司马光耗时19年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他和欧阳修“英雄所见略同”，笃信儒家君臣价值观，同样将冯道树立为“反面典型”，司马光在内府中作为参考书，参阅了《新五代史》，将欧阳修对冯道的评论抄到了自己的书中，然后自己又再加以批判。

   可惜的是，欧阳修的《资治通鉴》也是皇帝御览之书，传布范围不大，故而，宋朝冯道的形象主要是政府官方评价占主流。直到灭了北宋的金朝皇帝章宗，在1207年，也就是欧阳修去世后140多年，下诏将只用欧阳修版五代史，《新五代史》从秘密的民间著作，变成了官方史书。相反，从前的官方五代史慢慢堙没，以至到了清朝连全本都没有了，只有从其他书中寻章找举凑出一个辑录本。

   由此，北宋两位历史大家的笔法讨伐批判冯道的工作完成，此后元明清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冯道已不再是旧五代史中的德高望重者的正面人物，无耻奸臣代表的形象赫然而立。

   然而，一些为冯道翻案的观点同样不可取，像明朝思想家李贽（1527～1602）认为冯道忍辱偷生乃是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今人南怀瑾说冯道“为了顾全大局，背上了千秋不忠的罪名。”葛剑雄说冯道走得是为了人类和人民利益的“第三条道路”。这些后世所谓翻案，都是按照自己意愿进行妄加附会揣测的故意拔高了。

   其实，冯道既没有欧阳修、司马光诅咒的那么“无耻”，也不像翻案说那么“伟大”，而只是在道德沦丧、无耻泛滥的时代，他虽然没有对君主报忠殉难，以死直谏皇帝为善，却也没有投其所好，当那些恶棍皇帝为害百姓的爪牙，而是战战兢兢中坚持清廉、公正的基本官德，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做惠民善行，如果给他打分的话，也就是勉强及格，只是这种及格分在治世中稀松平常，在乱世之中，就显得难能更可贵。

 七、谁是乱世黑暗时代的希望

   欧阳修、司马迁对冯道的批评，背后是在五代的武人极乐世界结束后，北宋抑制武人，奖掖重用文人。五代士人风气是隐居或者依附军阀，而宋代士大夫则讲究气节，对晚唐、五代嗜利驱动进行反动，但这也与终宋一代始终无法统一，不得不接受与辽、西夏、金共治天下的现实，因此强调气节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北宋文人心胸始终无法像汉唐那样辽阔，议论每每流于偏狭，好高骛远，不察时势，常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论型高调，失之迂阔和尖刻。只是这种“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不惜生命殉忠固然壮怀激烈，激浊扬清。只是，大义凛然的人性的高度和刚性也会显露出不近人情的冷漠。

   生逢如五代之乱世，读书人在历史罅隙中艰难生存，被军事强人掀起的历史激浪拍打蹂躏。按照欧阳修、司马光的逻辑，冯道该归隐山林，与皇帝们搞逃跑式的非暴力不合作。

   孔子曾讲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做官；当国家黑暗政治混乱的时候，就在底层隐居，遇到危乱的地方就离开。这也是司马光、欧阳修对“大节”的诠释，他们谴责冯道的就是，冯道不该去当大官，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道德，自己躲起来。

   但是，儒家人可否想过，在无道时代，如果有正义心、有能力的人都归隐山林了，那些混蛋皇帝的危害岂不是更大，百姓受的苦会不会更加深重？如果真的“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就不能将世界作为可以随便逃避的身外之物。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政治逃避或者中国式犬儒主义，按照柏杨说法，这是“把国家当作旅店”，自己不过是随时可以逃离的客人。这确实是很聪明的，当国家混乱民生凋敝之时，就忘记了“以天下为己任”，跑到山林僻处当高士，等换了多少条性命终于社会秩序稳定了，再出山做现成的官。如此士人们并非以民命为念，还是以保全自己道德节操为重，孰不知这种逃跑躲避，虽然少了同流合污或者道德受沾染的危险，却根本上背叛了对世界的道德责任。

   如果少数人可以逃跑到他邦国外或者躲避到山林，老百姓无处可逃，多数读书人也不会逃避，还会从生存角度出发，选择合作。乱世之中，多数人不可能隐居或者逃避，像冯道这样并不伟大的人物，手无缚鸡之力，既不是道德烈士，壮怀激烈，为一家一姓殉葬；也不是时代英雄，可以拯救改变天下。为皇帝尽忠多数时候不过给帝王们点上虚妄的道德祭祀油灯而已；对于百姓和社会来说，却是可有可无。改变时势的英雄则要等上帝的眷顾，也许等上几十上百年都不出。

   历史不是善恶道德对决场。在黑暗时代，延续着社会希望微弱光亮的人，不是那些隐世者。如果能够在尽心职守、济世拯民方面有所作为，就如冯道、张全义，虽然不会让黑暗时代光亮起来，但至少整个权力系统犹不至于堕落太低，还有些光亮。他们之所以在当时还得“美誉”，正是如清代赵翼所说，五代时“民命倒悬，而二人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

   当今西方的选举政治总统不断换，“公务员政治中立”，冯道的政治不倒也可以比附一下现代公务员伦理，忠诚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姓，而是自己手中的权力。作为职业官僚，冯道的百姓之官的责任还是尽了不少。

   冯道、张全义的道德高度并不让人高山仰止，却是“历史的大多数”可学可做的，证明了在乱世黑暗政治的庙堂之上，并不是说就只能同流合污，也可以通过公正、廉洁、宽厚来立身，这样的人是维持一个政权在混蛋皇帝时候，百姓们还能得到基本的保护。

   在奸恶和至善之间，是普通人所能为能行的善恶交织的灰色地带，当宋之后儒家以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圣贤道德理想、标准，来对待乱世中苟活的人群，却是在扼杀黑暗时代的微弱希望。

   几千年来，多少读书人在皇恩浩荡的奴性下迷失了道德方向。对于苦难深重的历史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无论谁来当皇帝、谁当大臣都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过上安生的日子。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最根本的目的也应该是保障百姓们的民生。当政治不上轨道混乱，有几个道德保全的高士，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历史的大多数无关。

   悠悠历史，民生为大。在社会政治黑暗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时代，固然少数人可以为了道德纯洁归隐起来，或者壮怀激烈抗争殉难。但是，此时更需要有基本良知和政治能力的人来参与到政权中来，虽然他们道德上不高大、不够纯洁，但能够以民生百姓安危为念，廉洁公正，如此参与者多了，才能改变人们所痛恨的政治腐败，才能让所谓黑暗社会慢慢明亮起来。中国的政治上轨道的希望，不是靠所谓忠奸善恶的道德批判，缺的也不是忠臣孝子，而是如何更多的冯道一起改变官风政气，为百姓谋取福祉。

   自宋开始，君臣关系被“忠”绝对化，与女性“只事一夫”一样，臣子要“死事一主”，即使是遇到的是无耻混蛋暴虐皇帝，也要“忠诚”到底，被贬、被诛甚至族灭反而成了激动人心的道德表演和证明，君臣的双向伦理被抛弃，臣子被彻底奴化。明代皇帝当朝打屁股、清代的奴才泛滥，都是绝对之“忠”的滥觞，庙堂之上少了担负民生之责的“大臣”，只是仅仅皇帝的家仆“小臣”而已。

   “毁誉千年的冯道”是每一个人从政时都躲不开的内心道德问题。所谓乱世，根本上是人心之乱，怎样实现“忠诚”，保持自己的官德，仍然需要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并在现实中作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