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词源研究综述

2011-11-19 09:27| 发布者: 淡如水原作者: 淡如水

                                                             作者：李宗富      来源：《兰台世界》2011年第12期

        摘要：针对“档案”一词出自杨宾的《柳边纪略》，“档案”与“档子”的关系，“档案”来源于元代、宋代、甚至北魏说等方面，就我国“档案”词源26 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档案词源学术评论档案史

      “档案”词源不仅仅是一个词的来源问题，而且还涉及“档案”的本义和档案工作的范围与任务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寻和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见解的研究成果。笔者对1984 年至2010 年间“档案”词源研究的文献作出归纳分析，力图概括出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

       “档案”词源研究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派坚持“档案”一词最早见于清初杨宾的《柳边纪略》；一派坚持满族人“档子”说，认为“档案”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似有将其观点理论化的趋势；第三派则溯源而上，追溯到元代、宋代，直至周代的《周礼》。

        一、“档案”与杨宾《柳边纪略》说

       凡探讨档案名义者,大多都引用杨宾《柳边纪略》中的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认为清朝以前不见得有档案这个词，而杨宾谈论档案名义较为详细，所以常常被人们引用[1]。

       唐汝信详细介绍了杨宾使用“档案”一词的情况并对“档案”进行了解释[2]。史闻认为，《柳边纪略》是我国目前发现有记述档案名称来历较早的古籍，这也是我国档案界的专家、学者在讲述什么是档案、档案名称的来历时，多数都引用杨宾《柳边纪略》的原因[3]。雷荣广认为，“档案”一词正式产生于明清之际，从其产生直到清代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除了指今天我们所说的档案外，有时又兼指“文书”、“文簿”等[4]。査启森认为，“档案”一词系由“档”和“案”二字组成，建议不妨以此二字作为线索来探求，并分别对“案”字和“档”字的意义进行了推论，阐述了“档案”一词的结合历程[5]。周雪恒指出，我国清代有了朴素的档案概念，“档案”一词据现有的材料初见于清代。现存清代档案康熙九年（公元1680 年）的《起居注册》中谈到档案，有“部中无档案”等记载；而约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 年）的杨宾《柳边纪略》中记载的“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中的“档案”则明显要晚一些[6]。胡鸿杰认为，据考证，我国对档案最早的记载见于《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崇德三年，即公元1638 年）中的“不记档案”、“皆记档案”和《起居注册》（康熙十九年，即公元1680 年）中的“部中无档案”。但是对档案最完整的记载还是杨宾在《柳边纪略》（约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间）卷三中的“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但令《柳边纪略》作者始料不及的是，他对“边外文字”载体形式的描述，却为后世学术研究埋下了伏笔[7]。

       二、“档案”与满族人“档子”说

       郭树银、杨继波认为，“档案”一词最早起源于“中”，由“中”而演化成“文书”，“文书”又与“案”紧密相连，认为最早出现与“档案”同一的“档子”要比《柳边纪略》早33 年。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汪琬的《钝翁类稿》中的“档子”就是真正的“档案”，而杨宾的《柳边纪略》谈到的“档案”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提出要考证“档案”一词的出现，还涉及“档案”一词究竟是满语还是汉语的问题。“档案”一词系由“中”、“册”、“简”、“文书”、“案”、“案卷”、“档”、“档子”发展演变而来；“档案”一词系汉语词汇；作为口语、书面语言之“档案”，当出现在清代以前[8]。侯传学对“档”和“案”字的音和义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指出由于纸的出现，开创了文书纸木并书的时代。随着造纸业的进步和发展,木牌的使用渐趋衰落,用当的称谓也越来越少了。到清朝则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 主要因为满族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清初产生了大量的木牌文书，特别是入关前又尤为突出。在清人脑海里,文书基本上有两大类：一种是档子,即竹木文书；一种是簿册、折件之类,即纸文书。尽管历代都有木牌文书,就其数量来说,清代数量相当大,就其价值来说,许多的木牌文书是满人开国创业的记录,有其特别重要的价值。所以在清人看来,再沿用历史上对文书的一般称谓已不适用，必须有个改变，于是把“档”和“案”连用,其义为泛指一切文书。经历一个酝酿阶段，最后“档案”这个新称谓也就确立下来。侯传学根据《周礼·郑注》“: 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的记载,释“当”为我国古代对文书的通称，认为“: 称正副本为当，是取当的对偶义，称文书为当。”这不仅涵义明确，而且意味深长。“当”就是后来的“档”。从“当”到“档”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从“当”到“当子”可以看作汉语单音词转向复音化的一个例证。根据《明清笔记谈丛》:“档子”又呼“当子”的记载, 他认定满语“档色”（即“档子”）一词是从汉语那里音译来的[1]。随即王荣声、王玉声对这种见解提出质疑：“档子”一称源于汉语吗?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如下问题。

        （1）“当”是否为我国古代对文书的通称?（2）“当”是否“当子”?或“当子”是否“当”的复音化?否定了其中任何一条“, 档色”（即档子）源于汉语说就不能成立。在对“当”、“当子”、“档子”进行辨析后，认为“当”既非“当子”又非“档子”[9]。关静芬对杨宾《柳边纪略》的记载作出了说明:第一，清初文书称牌子,以削木片为载体而得名；第二，贮存年久者曰档案、档子，因积累多贯皮条挂壁如同横木框档而得名；第三，纸质载体的文书、档案亦沿称牌子、档子，和中原汉字载体变易而称谓相沿，同出一理；第四，档案有分门别类之意。“档案”一词之由来，确是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之大成。第一,档为横木框档，与唐宋架阁无异，亦非档案之内涵；第二，档案，原指册档、案卷，无须解释包括各种簿记；第三“档案”一词见于清初,并非起于清初,尚须进一步探究；第四，档案是不断壮大的客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档案”是否限于办理完毕的立卷归档之文书,亦有待认识。认为“档案”一词是汉、蒙、满三族历史文化之集成，从清代起被固化沿用[10]。査启森认为，侯传学提出的“档字和案字的本义都是由动词转化而来”是不对的。侯传学《档案名义考析》一文有一定的主观成分,但此文对“副当”的发现，功不可没，并指出，当子、档子、档案是同义词,皆出自清朝。郑玄、贾公彦释《周礼》中之“贰”为副当,可见“当”字在东汉及唐代已开始作为档案之词汇出现。“当”有“底也”、“正也”、“犹中也”之义,所谓“底”、“正”、“中”皆是古人对档案之称。“当”与“档”是异体字“, 当”是“档”的初字。在汉字没有规范的情况下,行文中既可写作“当”,也可写作“档”。所以清文献中,常有“当子”与“档子”的不同写法出现。“当子”与“档子”中的“子”字,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在这里只是名词的后缀,这种在名词性词素后加“子”的词是很普遍的。“案”字的出现,比“档”字为早。它的本义是“几属”,案是办公和写作的所在,所以后来引伸“文案”、“案犊”、“案卷”一类词汇,用以指文书、档案。“档”字本义,亦为可以盛物的“横木框档”。案成之后,贮存于兹,于是出现了“档案”一词。它比“档子”更生动地表现出“立案存档”之意。“当”是“当子”之源“, 档子”是“当子”的异字。“档案”一词于是最终表现[11]。覃兆刿在《“中”—“当”—“档”》一文中指出，对档案词源和意义的考察,仅凭对“档案”二字的词面作直观检索是不够的, 还必须从字源和词义的沿袭等方面去寻找线索。他分析了“中”与“当”和《周礼注疏》中的“当”，认为“中”的档案意义已经十分明确，如果我们可以说明“当”与“中”有着相通的涵义，且在古文献中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当”字的应用,那么不仅“当”的档案意义可以得到证明,作为档案名称的“当”、“当子”、“档子”源出满语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清代以前有没有档案意义的“档”字。覃兆刿认为“当”是档案之“档”的前身,正因为它同具有簿书意义的中“音意相通”,才使后来的档有了“文案”的涵义。我们不仅因为对中、当二字的训释找到了“档”在汉文化中形与义的渊源,出自明代文献或反映明代史实的“档头”、“文档”、“官档”,还为汉语“档”的档案意义提供了清代以前的实证。由于“当”最能代表原初意义的档案—“中”的涵义,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在经过增字足意的演变后终与古代档案词汇中的另一中心词“案”结合而成今天的“档案”[12]。

        李荣忠认为，“档案”是由“档子”演变而来。具有档案词义的汉语词“档子”,最初为“当字”、“当子”,然后才固定为“档子”。满语吸收了这三个词,并进行了加工。“档子”、“档案”不仅是后金、清初社会生活的产物，更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从“档子”演变为“档案”也符合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档子”的档案新义以及将“档子”与“案卷”合璧为“档案”,是在公文处理、公务活动的实践中产生的，因此“档案”一词的流向应是官府文件—文人著作—民间流传。他认为，凡是在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官府文件和私家著作里出现“档案”一词,其形成年代和内容真伪都是值得怀疑的,都是需要认真考订的[13]。王爱华指出，“档案”一词是由来源于满族文化的“档子”与来源于汉文化的“案卷”合并联缀而成的，有必要考察“档子”与“案卷”两词的来源和演变。“档案”一词最终产生于满族推翻明朝统治建立清王朝以后。在广泛存在的档案和档案工作要求使用一个统一的名词的背景下“, 档案”这一满汉皆能接受，本身又符合汉语语言发展规律的名词就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起来,并延续至今[14]。洪华、王霞认为，满语“档子”称呼源于萨满教的“档士”，萨满教的“档士”逐渐演变成为满语中的（满文,罗马译音为dang se,汉语译音为“当塞”),意译成汉语便是“档子”。“档子”（神灵档案）向“堂子”（神灵档案库）的发展、“档”与“案”的联缀成就了“档案”一词，“牌子”是现行文件，而“档子”是存贮年久且经分类保管的“牌子”组合。“档案”一词是满语“dang se”与汉语“案卷”的结合体[15]。王金玉、阴春枝、李文以、所桂萍认为，宋代“架阁文字”即为“档案”，并对明初的“文档”一词进行了考证，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杨宾在《柳边纪略》中关于“档案”的真实含义[16]。

       三、“档案”词源来源于元代、宋代、北魏说

       张仲强认为，“档案”一词的出现最晚亦始于元，如果从“档案”的溯义来分析，甚至可以上推至北魏[17]。和宝荣随即指出，张仲强虽然给出了“档案”一词出现于元杂剧的观点，但没有考察和说明它的版本，未免不够慎重，并对元曲中的“档案”一词分析解释后，认为实是“党案”一词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的笔误[18]。王金玉认为，在明代文献《明实录稿本》中有“文档”一词。“档案”一词是来自宋代的“架阁文字”的演变，明初“文档”一词是从宋代“架阁文字”到清代“档案”一词的过渡阶段的至关重要的桥梁，其在档案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19]。王金玉、王永在《清太宗实录》中发现了“档案”一词自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即开始应用,比《柳边纪略》早了60 多年“, 档案”的原始涵义是指仓库财物类的登记簿，“档案”的使用范围似有规律可循，为“档案”词源研究缩小了搜索范围[20]。

       丁海斌、王爱华对王金玉、王永在《“档案”词源新证》中所使用的史料和据其得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21]。张江珊认为，皇太极天聪五年是“档案”一词出现的最早上限，满足这一历史时间点前，“档案”一词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发现清太宗天聪五年后汉文笔帖式翻译的满文原稿中直接使用了“档案”一词，否则，“档案”究竟出现于哪个具体时间点的研究似属已无必要[22]。李荣忠对“档案”始于元代说提出质疑，认为创造“档案”一词的应是各级衙门的文书处理人员，这也是元朝不能产生“档案”词汇的重要原因。对“档案”始于明代说也提出质疑，因为明代各朝公文中都没有出现“档案”这个词,凡是含有“档案”意义的地方，都是用“案卷”、“卷案”等词[13]。

       我国“档案”词源研究派系纷呈，观点各异，是依“档案”一词的出现为判断标准，还是从最早的词义解释为界定依据，抑或是从语义学、训诂学的角度建立切入点，档案学界缺乏应有的研究平台。如果要将档案词源研究推向深入，不解决上述问题，今后的研究就很难取得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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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丁海斌，王爱华.再谈“档案”词源问题[J].中国档案，2005(3).
[22]张江珊，“档案”词源研究再探[J].中国档案，2010(1).
(作者简介：李宗富，郑州大学档案学专业2009 级研究生，郑州轻工业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