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雪脂莲蜜的功效:参考资料 拼音化——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长征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8:53:48
发表于 2008-12-11 22:25 只看该作者
摘要：拼音化方向没有错，汉字朝着表音化方发展是世界文字发展规律使然。中国的拼音化始终在进行状态之中，并且取得巨大成绩。文字制度变革是极为缓慢的，加上中国特定的汉字环境，决定中国的拼音化是一条漫长的长征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拼音与汉字并行不悖，基于现行汉字的改革与坚持拼音化方向并不矛盾。“一语双文”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必经之路。当代先进知识分子要坚定信念，克服急躁心理，把握时机，注重策略，踏实稳进，为最终实现汉字的拼音化做好技术和变革环境的准备，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语文学者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语文现代化；拼音化；汉字改革；一语双文
几千年来，汉字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文明发展功不可没，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汉字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拖现代化的后腿。从民族的发展角度出发，汉字急需改革。但是，汉字的历史久远，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大，人们对其感情深厚，在这样的大国，针对历史这么悠久的文字，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很艰难。对于中国的语文改革而言，拼音化意义重大，但道路曲折。
很长时间以来，有人反对拼音化，认为拼音化目的是为了取代和废除汉字，从而废除汉字所承载的文化，等等，阻碍了拼音化进程。错误的观点是极为危险的，对中国的语文现代化是极为有害的。
为了保证语文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认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用世界的眼光，全面认识，理性分析，作出科学判断，统一思想，形成合力，推动我国的语文现代化快速发展。
中国的拼音运动史可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直音”和“反切”，接着，先后经历近代的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新文字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逐渐实现了汉字表音的科学化和国际化，中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渴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直音”和“反切”——表音汉字化
汉字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给认读和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汉字的声旁最初具有表音功能，但是，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声旁的表音率呈下降趋势，到了现代，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声旁不能准确表音，而且，对于学习者而言，很难判定哪些声旁表音或不表音。至于非形声字，就更谈不上字形表音了。为了解决汉字的表音问题，古人（约公元200年前后）发明了“直音”（用一个汉字给另汉字注音）和“反切”（用两个汉字给另一个汉字注音）。这就是最早的拼音实践，中国拼音化的发端。缘由、目的单纯，就是解决汉字的表音问题，以利汉字的认读和使用。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汉语拼音。
这种直音和反切法有它的局限：如果没有同音字，或者虽有同音字但不认得，直音就无法实现；反切的前提是要熟识足够的用于反切的上下字，还要掌握拼合方法，同样不方便。尽管如此，在此后的16个世纪里没有新的表音法出现。直到16世纪末，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罗马字母，汉字的表音才开始走上字母化道路。
2. 外国人领衔的拼音运动——汉字表音由汉字化向字母化的发端
利玛窦在长期苦学中国古文之后，创制了一套给汉字注音的罗马字母（也称拉丁字母）方案——利玛窦罗马字方案，于1605年（明万历33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这本书已经失传），在流传下来的他在1605年写的四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罗马字母系统地给汉字注音。20年以后，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利玛窦的基础上，于1626年出版了《西儒耳目资》——最早的有完备的字母注音的中文字典。这些，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鸦片战争把满清帝国的大门打开以后，欧洲传教士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很快他们发现，汉字是他们传授教义的最大障碍。于是，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为多种方言设计罗马字母拼写法。一直到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外国传教士制定的各种教会罗马字拼写法式在中国许多地方兴旺了好一阵子。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因为民族、政治、文化等原因，教会罗马字很快全部枯萎了，没有得到发展。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外国人——威妥玛——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秘书。为帮助使馆人员学习汉语汉字，制定了一套接近英文拼音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并于1867年出版了《语言自迩集》。这个方案后来成了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的通用标准，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中国《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后才停止使用。
诸多外国人制定的字母方案，一般不重视词儿连写，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词儿连写规则。
外国传教士的到来，罗马字母在中国的应用，使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科学和拼音文字，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拼音文字的方便。经历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社会到了危亡时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振兴民族，首要的是开发民智，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开发民智首要的就要改革汉字，是汉字的繁难阻碍了教育的普及。于是，纷纷提出改革文字的主张，并积极设计文字改革方案。这样，汉字改革与普及教育、民族解放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由此，自清末，受明代教会罗马字和清朝教会罗马字的启发，中国人自觉地为汉语设计拼音方案的运动——“切音运动”开始了。
3．注音字母——开中国表音符号的纪元，开汉字表音字母化的先河
1892年卢戆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拉开了中国切音字运动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帷幕。在此后的20年间，产生的个人方案有28种之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设计的《官话和声字母》推行10年，遍及13省。这一时期的方案，从字母形式上看，汉字笔画式字母是主流，在拼音法式上，声韵双拼是主流，拼写的语言，官话和方言都有。切音字运动的收获或成果是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中国的第一套拼音字母。
20世纪以前，中国长期处于没有共同语，或者虽有共同语但不普及，且缺少明确的标准，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语言生活状态，几亿人民各操乡音，缺少沟通。这种落后的语言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到了清末，受日本成功推行国语的影响，才提出了推行“国语”的主张。1910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自此，以推广国语为目的的国语运动逐渐展开。1911年，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可惜，这个而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就倒台了。好在政府更替后，推行国语没有停止。民国政府成立后，1912年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为了推行国语审订国音，拟订拼写国音的字母，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但是，到1918年才由民国政府颁布施行。
注音字母继承了切音字运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字母形式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稍加改动以和流行汉字相区别），拼写方法上采用声介韵的三拼制，拼写的语言，是国语而不是方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套有政府公布的拼音字母，是中国人自觉研制的本土拼音字母，开了汉字表音字母化的先河。
历史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直音、反切，到切音字方案之集大成者注音字母；从受外国人的启发到自觉设计自己的方案；从汉字表音汉字化到表音字母化，中国人在汉字表音问题上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注音字母的产生使汉语拼音方法初步进入科学领域，但是，改革还是不够彻底。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又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拉开了探求汉字改革运动的帷幕。
4．国语罗马字、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带有革命性质的拼音运动；表音字母由民族形式变为国际形式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之后，很快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代表人物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认为，注音字母不是音素制，不是国际通行的字母，缺乏国际性，只能用来为汉字注音，不能作为文字记录汉语。他们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设计汉语拼音文字。1923年，《国语月刊》发表了钱玄同的一篇文章，认为汉字由象形而表意、表音，证明文字自身走着“离形就音”的发展道路，表音的假借字再往前发展一步，拼音文字即可出世。因此，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文字是绝对可能的事。世界文化并非洋人私产，中国如果不自甘于世界文化之外，就应该采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母式的拼音文字。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于1926拟订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但是，当时的教育部不肯公布，直到1928年，通过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才勉强争取到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公布。
“国罗”是接近完善的拼音文字方案：采用世界通用的26个罗马字母，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构，拼音准确，节省字母，而且采用词儿连写。符号的国际化，文字体系的完整性，对汉字的革命态度，使汉字改革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和水平。
“国罗”的主要缺点是过于繁琐，尤其字母的标调和拼写规则，民众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再加上缺少政府的支持，民众也很少了解和拥护，它始终停留在学者的圈子内，没能进入学校，没能推行和推广开来。
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掀起了拉丁化运动高潮，许多少数民族都创制了拉丁化新文字，扫盲工作取得了极大成效。而当时在前苏联的远东地区有10万华工，也需要扫盲。正在前苏联访问的瞿秋白深受启发，他开始研究中国语言能否用拉丁字母拼写，怎么样拼写，后来，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产党员也加入进来，在前苏联语言学家的帮助下，研制出“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32年开始用这种新文字在前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扫除文盲，获得成功。
1933年，上海语文工作者把“北拉”介绍到国内，受到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热烈欢迎。鲁迅称之为“中国语文的新生”。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拥护拉丁化新文字意见书。一时间，国内形成了“北拉”热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20多个大城市成立了70多个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出版了60多种图书和30多种期刊；在解放区，新文字更是深入群众。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得到边区政府的支持，规定新文字和汉字在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在国外的华侨区，拉丁化新文字也得到广泛推广。
“北拉”的特点，除了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和音素制音节结构之外，还有不标声调，可以拼写方言。简单易学是它的突出优点，所以，得以广泛推广和应用。不足是设计不够精密，缺乏完善的标调规则和词儿连写规则，因此，在拼音化道路上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
“国罗”与“北拉”在汉字改革的革命性上是比较彻底的。方案的设计不只是注音，还有更高的文字功能欲求；弃笔画式民族表音字母，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是拼音化进程中的一大飞跃。所有这些，为拼音化的下一步乃至下几步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汉语拼音方案——历史的科学总结，拼音化的重要里程碑
新中国诞生后，首要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首要的是人才培养。但当时的中国，85%以上人口是文盲，急需进行扫盲教育，急需科技知识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这样，识字教育就显得极为迫切。但是，汉字本身就是扫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大难题。20世纪30年代初远东地区用拉丁新文字给华工扫盲和其后在陕甘宁边区等地推广的拉丁新文字教育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为了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我们迫切需要一套科学适用的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拼写汉语。“国罗”和“北拉”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是最佳方案，于是，党中央决定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设计初新的方案。1954年10月，国务院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负责拼音方案的研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956年12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全国委员会政协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和讨论，到1957年9月，文改会收到全国各方面人士及海外华侨、留学生、外国汉学家等关于草案的来信4300多件。如此广泛低征求意见和群众如此广泛热烈地反映意见，是历史上任何方案都无法比拟的。
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经过几年的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并于1958年2月1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施行。
汉语拼音方案继承了“国罗”和“北拉”的优点，采用26个国际通用拉丁字母，不增加新字母；采用音素制音节结构。声调是汉语的重要特征，“国罗”有拼调方式，“北拉”忽视声调，是个缺点。汉语拼音有标调法，采用了注音字母的标调符号。此外，还有消除了变读，减少了双字母和隔音符号等优点，使它比以前的任何方案都周密、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普通话，不拼写方言和文言。它不是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
这个方案是300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60年来中国人自己创制拼音方案的总结，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方案都更加科学、更加完备。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决议，规定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此，中国的汉语拼音开始走上国际舞台。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利用方案进行扫盲识字、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汉语国际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少数民族改革或创制文字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特殊教育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在计算机信息处理领域更是发挥重要作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这是拼音化运动的巨大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关于拼音化的语言规划和政策演变
回顾历史，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拼音化运动，来自民众个人或团体的自发自觉行为多，政府干涉（规划）少。从古代的反切，到外国人的罗马字方案，到清末卢戆章、王照等人的切音字方案，到 “北拉”，都没有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国罗”虽然得到政府承认，但缺乏政府的支持，所以，仍旧短命。直到近代的民国政府和新中国的政府对拼音化问题才进行了直接干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语言政策及其演变对文字改革有着极大的影响。
按照语言规划理论，虽然语言规划有自下而上进行的，即由群众或学者研究到政府承认和支持，但是，这里关键还是政府的语言政策。
1912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就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为了推行国语审订国音，拟订拼写国音的字母，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1918年由民国政府颁布施行。注音字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制订成功，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注音字母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大影响，能够推行开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政府公布的。
汉语拼音方案之所以能够制订得那么成功，推行得那么顺利，主要是因为有“中央指示”和“国务院直接领导”，还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
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在20世纪80年中期以前，一直都很明确——朝着拼音化或拉丁化方向发展。政府相关部门甚至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学者、社会各界、民众也都高度关注，积极参与。1951年，毛泽东曾经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直到1984年2月1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国务院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里还说：“会议认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汉字的继续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一个内容。围绕着拼音所开展的各项语文现代化事业（如“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等）开展得如火如荼，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80年代中期后，我国政府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调整。
1986年1月6日到13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没有提及“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汉语拼音不再被看做文字，而只是被看做是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因此，自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拼音与汉字就不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是从属于汉字的，不再是准备将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1986年5月3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作出结论。”这个纪要同样明确地说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表明了对待“拼音化”的态度。
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拼音化方向”在政策上的变化，代表们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特别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比较多的同志赞成工作报告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符合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注重务实的精神，容易收到实效，有利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报告中的有关表述，虽然是现实的，可行的，但总觉得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我们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考虑、研究，仍然认为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这里我们向同志们作个说明，刘导生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国家语委是事先请示过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的。大会期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昨天下午，国家语委接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同意刘导生同志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希望同志们能很好理解。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希望这种讨论不要影响集中力量做好我们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６］这段表述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是否坚持“拼音化方向”，与会的代表们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二是，政府调整政策的态度坚决鲜明，决定主要来自高层（陈的报告里说是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但原因似乎不是很充分，难以服众；三是，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留有余地，在贯彻执行的同时，有些问题还“可以讨论”。这个“余地”有多大呢？
1997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无论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新世纪的奋斗目标”，还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不但不提“拼音化方向”，连“工作策略的考虑”也没有了。北华大学陈永舜教授认为，1986年的会议“是一个丢掉了方向又没了方向转（zhuàn）了向的会议”。“由于不提了‘拼音化方向’，奇谈怪论丛生，更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个民间刊物，打着“学术争鸣”的幌子不断发表诋毁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及改革成果的文章，企图通过非学术争论搅乱视听，激起以吕书湘为代表的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奋起揭露和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1986年会议期间一些同志所预料的：‘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
确实，政策的调整，对拼音化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我国的语文生活也产生一定影响。比如，意义重大，当初搞的很有成绩的“拼音识字，提前读写”渐渐地淡化了，到今天，小学里甚至连拼音教学都在淡化（主要表现是课时少，不熟练，很多孩子的拼读能力差）；纯拼音读物很少，没能利用拼音进行提前读写训练；拼音读物不按照正词法进行分词连写，多是按照汉字注音形式拼写，没能做到利用拼音强化儿童的词意识；更没有专门的拼音出版物和研究汉语拼音的专门刊物；汉语拼音方案和正词法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虽然学者们纷纷指出疏漏、提出各种完善意见，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没有政府支持，一直没有得到及时的完善……虽然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由国家标准变为世界标准，虽然有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注音和拼写功能，虽然汉语拼音在某些领域已经不可或缺，对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整体来看，我们对拼音的重视程度和热情削弱了，拼音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某种角度来说，停滞就等于倒退和落后。由于“拼音化”的呼声弱了，反对拼音化的呼声是日渐升高，拼音化受到严重阻力。试想，如果拼音化政策不变，汉语拼音方案和正词法是否早已完善？孩子们得提前多少年进入语文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的利用得有多广泛？汉语拼音文本和汉字文本并用，即实行“双语文”政策，计算机信息处理，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和交流，以及普通话的推广、使用又会便捷到什么程度？！
古汉字不表音，在使用中人们发现汉字的这一特点其实是缺点——识字和使用都很困难。为了解决汉字的表音问题，古人发明了直音和反切法，从此踏上拼音化的征程。这种表音法从汉朝后期一直运用到清末，约16个世纪的时间。
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带来了外族文化和新的表音工具——罗马字母及新的表音方法——罗马字母表音法。对比传统表音法的局限，人们看到了字母字的优势。加上当时强烈的普及民众文化教育的需求，迫切需要改革文字，于是，受罗马字方案的启发，中国人开始设计字母表音法，清末爆发了切音字运动。自此，汉字的表音开始由汉字化走向字母化道路。切音字运动的最终成果是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中国的第一套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开了中国表音符号的纪元，也开了汉字表音字母化的先河。拼音化先前跨越了一大步。
注音字母的产生使汉语拼音方法初步进入科学领域，但是，改革还是不够彻底。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注音字母不是音素制，不是国际通行的字母，缺乏国际性，只能用来为汉字注音，不能作为文字记录汉语。他们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设计汉语拼音文字。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字革命”的口号响亮呼出。出于和国际接轨的明智思考，“国语罗马字”产生了。接着，同样受外国——前苏联文字改革经验的启发，出于为华侨工人扫盲的需要，另外一套拉丁字方案“北拉”也产生了。“国罗”和“北拉”，是带有革命性质的拼音运动，实现了表音字母由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的转变。拼音化又先前跨越一大步。
这两种方案同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考虑，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组织研制新的更科学完善的拼音方案，在研究了历史上所有方案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讨论，反复修订，终于制订出现在的科学而完备的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化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汉语拼音方案不是凭产生的，是历史上所有方案的经验总结，是所有方案的集大成者。从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的语文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从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文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来看，拼音化方向是正确的，科学的。
2．影响拼音化进程的因素很多，政府的语言政策支持和学者的研究、民众的广泛实践、文化交流等，是促进文字改革的重要条件。其中，学者的研究是基础，民众的实践是保证，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是催化剂，而政府的语言政策是关键。
拼音化进程是不平衡的。直音和反切应用了约16个世纪，到了清末才产生注音字母。而注音字母的产生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西方文化尤其是罗马字母进入中国之后，使中国的拼音化进程实现了飞跃。“国罗”是这种文化影响的继续，西方文化的介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和世界接轨，接轨首先就要实现文字形式的国际化——拉丁化，进而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北拉”是受前苏联拉丁化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扫盲的文化文化教育的需要。受西方文化影响之后的文字改革进程相当快，从注音字母到“北拉”到汉语拼音方案，前后仅半个世纪的历史，为什么？中国封闭得太久了，新文化对其的冲击力显得特别的强，尤其表现在文字方面，因为国人认识到汉字是导致中国文化教育落后的罪魁祸首。所以，中国不断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包括汉字简化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拼音方案的制订更加科学完备，一时难以有新的如破，所以，下一步的拼音化进程会放慢脚步。
历史上的每一种拼音方案的推出，几乎都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尤其是汉语拼音，更是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设计初新的方案。知识分子具有灵敏的感知力、强烈的使命感、对学术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和为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所以，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之初和之后若干年，还有好多人在不断提出个人的设计，或者，对现有方案进行反复观察、试验，找寻其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并提出完善意见，同时，为使汉字进一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为促进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继续埋头于汉字改革事业，为拼音化的进一步发展做着各种技术准备。周有关先生指出，文字具有三种属性，即技术性、流通性和法定性。谓技术性是文字的基础。知识分子（学者）是决定文字技术性的主要因素。
流通性指的就是民众的广泛实践。这点对于拼音化的进程也相当重要。从反切到注音字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方案公布以后，对照少数人能够识字学文化的旧时代，民众当然喜欢，所以，能够得以广泛推广，至今，还有好多人对注音字母情有独钟啊。“国罗”也是由政府公布的，是比较完善的接近文字的设计，但是，由于没有进入到小学，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缺乏群众的广泛接触和应用，结果没有推广开来。“北拉”，在国外远东地区和陕甘宁边区都是作为扫盲工具而广泛深入群众，才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就更不用说了，进入小学先学习汉语拼音，儿童靠拼音识字、阅读，方言区人靠拼音来正音，学习普通话。不说别的功能和作用，仅这一条，就保证汉语拼音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是拼音化的成果，也是拼音化继续发展的基础。
政府的语言政策对拼音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一般地，国家或政府部门参与的拼音运动，也就是有相关语言政策的支持，都进展顺利，而且，推行起来也很有成效。如果政府再在法律上予以承认，那就具有法定性了。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了政府语言政策的支持，所以，制订顺利、科学、完备，但是，法律上没有承认其文字地位，只承认其注意和拼写工具的地位，所以，现在还不能和汉字平起平坐。
当然，这些因素有时候是互相牵制，共同起作用的。比如“国罗”，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但是，流通性差，所以，没有推广开来。但是，从中国国情来看，政府的支持还是最关键的因素。
3．文字制度的变革是极为缓慢的，表音方向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汉字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改革的终结目标。
纵观世界文字发展史。最初是原始文字，多是零散的符号或简单的图画，表达简单的意思或概念，不能完整地按照词序记录语言。原始文字一般都兼用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法，属于“形意文字”，不表音，更没有其他辅助表音工具或措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字逐渐走向成熟。成熟的文字，指“能够按照词序完备地把语言记录下来，叫任何人阅读起来都能读出相同的语言。”历史上发挥过实际作用的上古时期的成熟文字主要有苏美尔人创造的“钉头字”（公元前3500年前）、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公元前3500年前）、早期汉字“甲骨文”（公元前1300年前）。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三种文字。这些早期文字属于“意音文字”，他们的特点是：一个符号单位代表一个语词单位，同时又有音节符号作为补充，也就是既有表意成分，又有表音成分。
“意音文字”中的音符是逐步向前发展的。比如钉头文字，在其存在的3000多年的时间里是逐渐增加表因成分的。经由阿卡德时代到巴比伦时代，钉头文字开始由“衍形”向“衍声”演进，钉头文字从表示实物的象形进而成为表示联系实物的会意，又从表示实物或概念的“形符”进而成为脱离原有意义的表示语音的“声符”。等到亚述帝国后期，钉头文字已经接近音节文字了。
古埃及的圣书字在其存在的3000多年里，也是经历了象形、会意到双辅音字（带有音节符号性质）的“衍形”到“衍声”的发展过程。
汉字的情况，最初的古文字是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这些字因为不能表音所以无法表达复杂的语言，为了完备地记写语言，古人又想出一种造字法——形声造字法。因形声造字法具有表音优势，所以，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越来越大。《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有6797个，占82%；现代汉字，除去原来表声现在不表声的之外，形声字还占绝对优势的。
从这三种世界最古老的文字的发展来看，古文字是朝着表音方向发展的。
人类文字的历史发展到“中古期”——“音节（辅音）字母”时期（公元前1400年或稍后—公元前900年），西方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地中海东部。因水上交流发达，文化也跟着商船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商人们忙于商务，没时间学习繁难的钉头字和圣书字，于是，便采取或仿造其中的表音符号，经过简化和改变，代表语音，用来记账和记事。再后来，文字中的意符逐渐减少，最后，意符全部转化为声符，形成音节（辅音）文字，文字制度发生了变革。古代的钉头字和圣书字敌不过纸草划写的字母线条文字而终于消亡。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两种古文字的消亡，是受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击的结果。当西方文字演变为辅音文字的早些时候，我们的汉字正处于甲骨文时期。由于中国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字制度没有改变，对汉字而言，属于停滞时期。但是，有意思的是2000年之后，我们的文字在外族发生了制度上的演变（日本的假名文字）。
文字发展到“近世期”——“音素字母”时期（公元900年左右— ），希腊的音素字母已经成熟。希腊人把带有元音的“辅音字母”分解成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使语音分析达到完备程度。希腊字母传到意大利半岛，经过改造，成为罗马帝国书写拉丁语的文字，称为“拉丁（罗马）字母”。拉丁字母随着宗教传遍欧洲信奉天主教的所有国家。现在，拉丁字母无论是使用人口还是分布面积，在三种多国通用的字母（还包括阿拉伯字母、印度字母）中都占有绝对优势，可谓国际通用字母。一直没有表音制度化变革的汉字，在这一阶段仍旧“我自岿然不动”，保持着自己的风格。
从世界文字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字是朝着表音化方向发展的。在文字发展的后两个时期，由于中国的封闭，汉字没有跟上世界文字发展的步伐，没有实现表音制度上的变革，但是，这两个时期汉字也并不是没有表音要求和向表音方向改革的努力。相反，中国的拼音化一直在进行中状态。从直音、反切，到注音字母，到“国罗”、“北拉”，到“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也在向着拼音化方向发展，这是顺应世界文字发展规律的要求和表现。由于没能随上世界文字的变革步伐，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汉字的表音化变革有其自身的特点。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和扩大，中国人不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西学东渐的时期开始，不断有人提出汉字需要制度化变革的主张，也就是坚持拼音化方向，事实上，中国的文字改革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在拼音“化”着。但是，中国太大了，封闭太久了，可以说由于文字制度长期没有跟上世界和时代的脚步，文化落后，思想保守且固执。人们认识不到汉字朝表音化方向发展是进步，反而认为汉字是惟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这是汉字的荣耀、优势，应该保持下去，甚至，故意视汉字给现代化带来的阻碍而不见。所以，这种先进思想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很好的传播和为民众接受，相反，还很容易被看成异端。几千年的使用习惯和心理，庞大的使用人群，就如铜墙铁壁一般成为汉字的护身符。所以，尽管拼音化在中国搞得如火如荼，也只能是独立运行，始终没能动摇汉字的法定地位，没能使汉字改革发生本质的变化。目前，汉语拼音应用非常广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拼音化方向不会变，不会丢，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和政治变革不同，文字制度的发展变革是极其缓慢的。从早期的钉头字、圣书字到早期的辅音字母，经历了2000多年；从甲骨文到日本的假名文字也经历了2000多年；拉丁字母从产生到传出欧洲同样经历了2000多年；中国人自觉地进行的拼音化运动到现在才100多年历史。所以，中国的拼音化才刚刚开始，还有好漫长的路要走，这一点必须清楚，国人都要清楚。至于还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汉字拼音化，影响因素很多，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拼音化应该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一条长征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育家，社会发展大潮是绝对的推动力。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彼此联系达到空前的紧密，如果谁游离于，它将会被世界缩抛弃，最终走向自我灭亡。
4．文字制度的变革有方便在异地异族实现的倾向。
上古的“意音文字”是逐步发展的，但是，几千年时间没有使这些古文字自身演变为表音制度。音符的飞跃发展是在古文字流传到异族之后实现的。例如钉头字，是流传到埃兰人（Elamites）以后，变成只用113个符号，其中80个是音节符号，最后实现古文字表音化的变革。曾经辉煌地在3500年中记录“西方”世界文化的钉头字最后还是被历史的波涛淹没了。汉字流传到日本后，产生音节符号“假名”，使东方的文字历史也进入音素化的初期。中国人自己的拼音运动是在西方人的启发下才开始的。从西方文字到中国应用产生罗马字方案来看，也是异地发生，只不过是传入式而不是外传式的。周游光先生笑谈“文字像鱼一样，要到异地产卵”，确实有这个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种：一是出于应用简便的考虑。一种文字传到另一民族，如果它更易学易用，那就直接拿过来，或者加以改革之后为我所用。钉头字被简便的线条字母缩淘汰，汉字被日本改革之后利用；二是本族难以突破自身传统思维定势实现改革飞跃。比如钉头字、汉字，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们一般会考虑在现有基础上做改良调整，很难实现思维的突破。总之，根源在于文化交流。
世界上三种古老的文字，后来只有汉字沿用下来，直到现在还在世界文字舞台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国长期封闭没有或者很少受外族文化的影响。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迫切要求和国际接轨，那么，就会受到很多外族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汉字改革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由于国家拼音化政策的调整，拼音化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在拼音教学和拼音读物出版，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和推广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是，因《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普及、深入人心，以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政府到民众乃至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都对它予以肯定和关注，这为拼音化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基础。
政府方面，虽然还没明确提出支持“拼音化方向”，但是，对于社会各界的研究并没有干涉。在许多领域积极支持汉语拼音的应用，比如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等等。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和不能使用的领域。”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势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拼写”功能。经过不断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是有希望成为准文字系统的。2008年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教育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研究部署纪念活动，教育部、国家语委决定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2008年1月4日，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第８次会议上，委员们表示，要以《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进行广泛宣传，以促进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使用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委员同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问题可以进行研究，但对此要慎重。这说明，政府对汉语拼音是非常重视的；大多数人对拼音化方向在内心深处是关心和赞成的。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虽然在某些领域有些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困难多多，阻力阻力重重，但拼音化事业仍然生机盎然，充满希望和活力。
《汉语拼音方案》“是100多年来关心我国进步进步发展的语言文字学家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晶，是20世纪中国语文建设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索引和排序、编制型号编码、专名拼写、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对外汉语教学、通信、信息处理、作为国际标准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等各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方便，尤其是信息化，离开《汉语拼音方案》简直寸步难行。
在方案制订之初，主要用于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帮助儿童识字和提前阅读。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和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以致于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述。“这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语文现代化工作做一次肯定的小结，保障了语文现代化的成果进一步顺利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身价地位的提升，是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而备受重视使然。实践充分证明，拼音化方向是正确的，是大有前途的，拼音化的继续推进，无疑对进一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这话到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功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社会发展对《汉语拼音方案》的依赖，应该已经引起更多人的深刻反思，从而自觉提高认识，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们相信，经过摇摆期，不久的将来，拼音化一定会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一）拼音化和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不矛盾，拼音化不是为了也不能废除汉字及汉字承载的文化
拼音化是语文现代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不是语文现代化的全部。进一步普及推广、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促进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使用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乃至在技术上为拼音文字的制订奠定基础等，这些拼音化的奋斗目标都是语文现代化的工作和任务。有些是现阶段的重点工作，有些则是长期性准备性的工作。基于现行汉字的改革，包括制订各种新的汉字规范等，也是语文现代化的工作和任务，而且是当下非常紧迫的工作。所以，拼音化和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都是语文现代化，二者不矛盾，不对立。
随着拼音化的发展，最终一定会创制出拼音文字，但拼音化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取代和废除汉字。退一步说，就算有一天拼音文字真的取代了汉字，那也是社会发展使然，是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历史的选择和自然选择同样不可逆转。正如彭泽润教授所言：“汉字将来怎么发展，一定会遵循文字发展的规律。汉字是不是会发展成为世界普遍使用的表音文字，我们可以开展学术研究。如果拼音好，逐渐被大家接受，成为汉语的文字，害怕也没有用。”
周有光先生早就提醒过：“有人害怕推行汉语拼音会废除汉字，那是杞人忧天。”彭泽润教授也谈到：“即使在遥远的未来，汉字被拼音取代了，只是汉字不再在一般人的语言生活中流通，汉字做为古代文献和书法艺术等的载体，会永远存在，汉字也会伴随它们永远存在。正如甲骨文汉字已经不再流通，但是它仍然保留到现在，不少学者在研究。文字总会发展的，但是旧的文字也永远不会消失。”汉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对于民族文化，大家的心理、情感是相同的。只要汉字存在，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就不会消失，更何况，文化的承载和传播途径又是灵活多样的。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工具，已经伴随“孔子学院”的出现，通过“孔子周游列国”在全世界进行宣传和使用，谁能保证这同时汉字乃至民族文化没有得到传播？所以，这种认识和恐慌是没有必要的。
2007年8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华大学举办“第三期汉语拼音理论高级研修班”期间。 笔者拜访了上届会长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和现任会长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谈话中，两位会长谈到：现在要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拼音化方向和现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是不相抵触的。完善《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拼音文字不是为了替代或废除汉字。“双文制”是科学的提法，是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文字而带来的诸多难题的科学有效的办法。两条腿走路，是有利于促进文字改革的。完善和发展《汉语拼音方案》完全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需要。无论是所谓的“汉字派”还是“拼音派”，大家的心理、出发点和目标是一致的，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殊途同归。不要谈“拼音”就色变，坚持拼音化方向的人同样是爱国的，对我们的汉字同样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的。拼音文字能否制订出来，什么时候制订出来，如何应用，能否最终取代方块汉字，这不是几个人或部分人能决定和摆布得了的，这是由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定的，更何况，这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早做准备，等到需要了，大家认识都统一了再去研究，恐怕就来不及了。为了共同的事业，大家还是把精力集中到潜心做自己的事上吧。
这些观点非常可贵，值得大家深思。
拼音化是一个长远目标，一项长期任务。从技术完善、实践检验、普及推行、民众接受、政府认同和支持角度来看，其道路是漫长的，不可一蹴而就。汉字是现行的法定汉字，目前，基于汉字所进行的各种文字改革行为，也是语文现代化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目前的文字现代化的主要对象是现行汉字，是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但是，这不能也不该妨碍拼音化的研究和发展。坚持拼音化方向，正是出于弥补现行汉字改革所不能之不足，以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进程。
（二）推进拼音化进程，不能脱离《汉语拼音方案》另起炉灶
《汉语拼音方案》使用了50年，功劳卓著。但是，随着应用的广泛，功能的扩大，尤其是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方案的要求越来越高，现有方案也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声调符号使用不便的问题，有些已经过时或者没有实际意义的规定应该修改的问题，以及《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相关细则的完善问题等等。
其实，从方案创制到现在，人们一直没有间断过改进方案或创制新方案的尝试。尤其是当人们看到《汉语拼音方案》只取得“注音”的法定地位而没有取得“拼音文字”的法定地位，为了填补“拼音文字”的空缺，从1958年到1980年，来自国内外的拼音方案就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近年来，为了适应信息处理的需要，解决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难题等，语文现代化研究学者和计算语言学界学者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新疆教育学院李逊永教授等分别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制出比较成熟的改进方案，解决了声调符号使用不方便等问题。机会成熟的时候，完全可以拿出来在学术界先行讨论一下。
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基于完善现有方案，还是基于为拼音文字的研制做技术上的准备，所有操作都必须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来进行，不能另起炉灶。一来，现有方案是在以往诸多方案基础上创制的，是各种方案的集大成者，其科学性毋庸置疑，其他新方案难以有新的突破，而且，抛开现有方案去研究，难免要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二者，《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有了广泛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随便更改一个字母可能都会引混乱，若抛开现有方案另起炉灶去设计新方案，引起的混乱恐怕用“极大”都难以形容；三者，《汉语拼音方案》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国家公布的法定标准，世界承认的国际标准，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肯定，其地位难以动摇。另拟新的就不要提了，即便是改进，对政府来说，都是需要谨慎又谨慎的大事。
（三）“一语双文”有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应该是双线并行——拼音化和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二者同生共存，优势互补，相辅相成。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实行“一语双文”。在我国学者中，早就有人主张“双文制”(digraphia)，例如，周有光就主张实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双轨制）。考虑到政府对“拼音化”的现行政策，为了减少阻力，应信息化发展之需，冯志伟提出首先在计算机通信中实行“文字双轨制”。
实行双文制，既有利于促进拼音化进程，又有利于基于现有汉字的文字改革，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信息化程度，还照顾了民众的心理。根据周有光先生的论述：“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页码双文制恰恰可以在实践中检验两种文字工具的适用性高效性，形成一种竞争态势，从而推动文字改革的飞跃发展，保证我国的文字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干涉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我国政府这样宽松的政策，为“双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基于汉字的文字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拼音化研究宽松自由，热情不减，基本上是双线并行，双管齐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深化，对拼音化的需求不断提升，“一语双文”一定会等来梦醒时分。
（一）要尊重现行政策，尊重汉字的法定文字地位，继续做好现行法定文字——方块汉字的简化和规范化工作。同时，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目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解决《汉语拼音方案》中上述的妨碍信息处理和准确表达、传输信息的技术难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更好地发挥方案的“拼写”工具的功能，同时，为汉语拼音为走向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表音汉字的最终创制，为实现过渡期的“双文制”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全面发挥汉语拼音在文化学习，对外汉语教学，中文电脑信息处理和国际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等领域的作用。进一步拓展汉语拼音的功能，使其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二）正确认识政府关于拼音化政策的调整，克服急躁情绪。历史告诉我们，文字制度的变革是极其缓慢的。中国的拼音化发展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已经到了一个顶峰阶段，与现行汉字配合使用，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应用需要。汉语拼音的流通性还不够，汉语拼音还没有在人们心中的占据足够的地位，汉语拼音方案（包括汉语拼音正词法）本身也还有技术上的不完备，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老完善。再加上汉字在人们心中的深刻影响，这时继续大力推进拼音化，制订拼音文字，阻力会非常大，而且，恐怕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语文生活只需。虽然，政府的政策有些保守，但可以理解。
汉语拼音方案在拟订之初，是带有“文字”方案的色彩和倾向的。1955年10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拼音方案委员会拟订的方案初稿叫“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后来在修改成草案之后，删除了“文字”二字，变成“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据周先生介绍，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 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周有光先生在考察世界文字发展历史和文字的三个属性之后说：“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给《汉语拼音方案》以文字的法定地位，这不是保守，二是现实。”“是切合实际”的。“汉语拼音已经取得‘拼音’的法定地位，虽然没有取得‘拼音文字’的法定地位。这足够了。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文字是变化的，但是绝对不是快速的变化。在包重于字母的社会里，它变化得最慢。我们既不要放弃，也不要过急，放眼未来，踏实稳进，才是今天的先进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
（三）注重宣传和试验，争取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关于拼音化历史（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功用和意义），拼音化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意义，社会上了解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大学生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又知道多少？这样的社会环境，开展拼音化事业的难度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要想加速拼音化进程，不说来一次类似五四运动的群众运动，至少也要有意识地扩大宣传，尤其是要在学校中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没有宣传就没有流通，没有流通就没有试验和改进。所以，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注重实践，比如利用学者的研究优势，申请母课题，发展子课题和试验学校，带动并协助实验学校进行相关试验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周有光先生：“只要流通性不断增加，任何文字设计都可能从较狭走向较宽的范围，从辅助走向事实上的法定地位。”
（四）要了解历史，放眼未来。从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并总结经验教训，少走弯路。除了本民族文字的改革史，也包括了解世界文字的发展史。汉字是文字的一种，汉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部分。研究世界文字改革的历史，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吸取更多的养分。文字改革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个大事，都是个难事，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历尽种种磨难冲破层层阻挠之后才可成功。这不奇怪。这就更需要研究者或者关心文字改革的人士付出艰辛的努力，潜心研究，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学问做实，不能光凭热情。
放眼未来 ，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政策的调整或有人反对就失去方向和信心，就放弃努力。任何改革就会遇到阻力，都会有反对的声音，否则，就不叫改革了，要么就是改革的意义不大。阻力和困难是暂时的。政策是人定的，谁也不能保证永远都是正确的。人是拗不过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所以，任何国家的任何政策总是处在不断调整的状态下的。我们坚信，一切都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和实施，使中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渴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实现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文字发展规律使然。在此基础上，做些汉字完全表音化的努力是合情合理正常思维，是一种有远见的表现。明智的政府是绝对不会阻挠，而会予以支持的。当然，在政策调整之前，现行政策还是要坚持的。
放眼未来，还要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周有光先生提醒我们：“中国的语文现代化研究要放眼世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什么事情都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也不能从中国来看中国。”“关于文字，在今天很多事情都遇到困难。……但研究的时候，要从整个中国的文化（笔者：不仅仅是汉字或汉字文化本身）、整个世界的文化入手”。周有光先生经过近半个世纪对古今中外文字资料（其中仅汉字型文字就有30种）的研究，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得出的结论是：自从西方学者发现文字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的发展规律之后，还没有逆向的演变现象。
拼音化——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长征路
拼音化——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长征路
李开拓
（北华大学 学报编辑部，吉林 吉林 132033）
摘要：拼音化方向没有错，汉字朝着表音化方发展是世界文字发展规律使然。中国的拼音化始终在进行状态之中，并且取得巨大成绩。文字制度变革是极为缓慢的，加上中国特定的汉字环境，决定中国的拼音化是一条漫长的长征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拼音与汉字并行不悖，基于现行汉字的改革与坚持拼音化方向并不矛盾。“一语双文”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必经之路。当代先进知识分子要坚定信念，克服急躁心理，把握时机，注重策略，踏实稳进，为最终实现汉字的拼音化做好技术和变革环境的准备，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语文学者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语文现代化；拼音化；汉字改革；一语双文
一、引 言
语文现代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语言和文字加以改革、改良，或者弃旧用新，或者逐步减少旧质要素，增加新质要素，以提高语言和文字的习得与使用效率，推动社会更快地发展。”拼音化是指拼音字母在语言文字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广义指拼音字母的任何应用，狭义指使它取得法定的文字地位。”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拼音运动，尤其是晚近一百多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制订出《汉语拼音方案》，字母的运用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从社会发展需要和世界文字发展规律来看，制订拼音文字是汉字改革的必然趋势，但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且要经历“一语双文”的过渡期。这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拼音化方向是经过历史和民众实践检验的正确方向，也是适应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方向。
几千年来，汉字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文明发展功不可没，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汉字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拖现代化的后腿。从民族的发展角度出发，汉字急需改革。但是，汉字的历史久远，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大，人们对其感情深厚，在这样的大国，针对历史这么悠久的文字，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很艰难。对于中国的语文改革而言，拼音化意义重大，但道路曲折。
很长时间以来，有人反对拼音化，认为拼音化目的是为了取代和废除汉字，从而废除汉字所承载的文化，等等，阻碍了拼音化进程。错误的观点是极为危险的，对中国的语文现代化是极为有害的。
为了保证语文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认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用世界的眼光，全面认识，理性分析，作出科学判断，统一思想，形成合力，推动我国的语文现代化快速发展。
二、拼音化历程回望
（一）拼音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拼音运动史可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直音”和“反切”，接着，先后经历近代的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新文字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逐渐实现了汉字表音的科学化和国际化，中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渴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1．“直音”和“反切”——表音汉字化
汉字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给认读和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汉字的声旁最初具有表音功能，但是，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声旁的表音率呈下降趋势，到了现代，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声旁不能准确表音，而且，对于学习者而言，很难判定哪些声旁表音或不表音。至于非形声字，就更谈不上字形表音了。为了解决汉字的表音问题，古人（约公元200年前后）发明了“直音”（用一个汉字给另汉字注音）和“反切”（用两个汉字给另一个汉字注音）。这就是最早的拼音实践，中国拼音化的发端。缘由、目的单纯，就是解决汉字的表音问题，以利汉字的认读和使用。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汉语拼音。
这种直音和反切法有它的局限：如果没有同音字，或者虽有同音字但不认得，直音就无法实现；反切的前提是要熟识足够的用于反切的上下字，还要掌握拼合方法，同样不方便。尽管如此，在此后的16个世纪里没有新的表音法出现。直到16世纪末，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罗马字母，汉字的表音才开始走上字母化道路。
2. 外国人领衔的拼音运动——汉字表音由汉字化向字母化的发端
利玛窦在长期苦学中国古文之后，创制了一套给汉字注音的罗马字母（也称拉丁字母）方案——利玛窦罗马字方案，于1605年（明万历33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这本书已经失传），在流传下来的他在1605年写的四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罗马字母系统地给汉字注音。20年以后，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利玛窦的基础上，于1626年出版了《西儒耳目资》——最早的有完备的字母注音的中文字典。这些，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鸦片战争把满清帝国的大门打开以后，欧洲传教士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很快他们发现，汉字是他们传授教义的最大障碍。于是，出于传教的需要，他们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为多种方言设计罗马字母拼写法。一直到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外国传教士制定的各种教会罗马字拼写法式在中国许多地方兴旺了好一阵子。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因为民族、政治、文化等原因，教会罗马字很快全部枯萎了，没有得到发展。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外国人——威妥玛——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秘书。为帮助使馆人员学习汉语汉字，制定了一套接近英文拼音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并于1867年出版了《语言自迩集》。这个方案后来成了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的通用标准，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中国《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后才停止使用。
诸多外国人制定的字母方案，一般不重视词儿连写，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词儿连写规则。
外国传教士的到来，罗马字母在中国的应用，使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科学和拼音文字，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拼音文字的方便。经历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社会到了危亡时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振兴民族，首要的是开发民智，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开发民智首要的就要改革汉字，是汉字的繁难阻碍了教育的普及。于是，纷纷提出改革文字的主张，并积极设计文字改革方案。这样，汉字改革与普及教育、民族解放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由此，自清末，受明代教会罗马字和清朝教会罗马字的启发，中国人自觉地为汉语设计拼音方案的运动——“切音运动”开始了。
3．注音字母——开中国表音符号的纪元，开汉字表音字母化的先河
1892年卢戆章发表《一目了然初阶》，拉开了中国切音字运动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帷幕。在此后的20年间，产生的个人方案有28种之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设计的《官话和声字母》推行10年，遍及13省。这一时期的方案，从字母形式上看，汉字笔画式字母是主流，在拼音法式上，声韵双拼是主流，拼写的语言，官话和方言都有。切音字运动的收获或成果是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中国的第一套拼音字母。
20世纪以前，中国长期处于没有共同语，或者虽有共同语但不普及，且缺少明确的标准，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语言生活状态，几亿人民各操乡音，缺少沟通。这种落后的语言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展。到了清末，受日本成功推行国语的影响，才提出了推行“国语”的主张。1910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自此，以推广国语为目的的国语运动逐渐展开。1911年，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可惜，这个而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就倒台了。好在政府更替后，推行国语没有停止。民国政府成立后，1912年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为了推行国语审订国音，拟订拼写国音的字母，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但是，到1918年才由民国政府颁布施行。
注音字母继承了切音字运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字母形式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稍加改动以和流行汉字相区别），拼写方法上采用声介韵的三拼制，拼写的语言，是国语而不是方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套有政府公布的拼音字母，是中国人自觉研制的本土拼音字母，开了汉字表音字母化的先河。
历史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直音、反切，到切音字方案之集大成者注音字母；从受外国人的启发到自觉设计自己的方案；从汉字表音汉字化到表音字母化，中国人在汉字表音问题上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注音字母的产生使汉语拼音方法初步进入科学领域，但是，改革还是不够彻底。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又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拉开了探求汉字改革运动的帷幕。
4．国语罗马字、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带有革命性质的拼音运动；表音字母由民族形式变为国际形式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之后，很快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代表人物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认为，注音字母不是音素制，不是国际通行的字母，缺乏国际性，只能用来为汉字注音，不能作为文字记录汉语。他们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设计汉语拼音文字。1923年，《国语月刊》发表了钱玄同的一篇文章，认为汉字由象形而表意、表音，证明文字自身走着“离形就音”的发展道路，表音的假借字再往前发展一步，拼音文字即可出世。因此，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文字是绝对可能的事。世界文化并非洋人私产，中国如果不自甘于世界文化之外，就应该采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母式的拼音文字。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于1926拟订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但是，当时的教育部不肯公布，直到1928年，通过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才勉强争取到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公布。
“国罗”是接近完善的拼音文字方案：采用世界通用的26个罗马字母，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构，拼音准确，节省字母，而且采用词儿连写。符号的国际化，文字体系的完整性，对汉字的革命态度，使汉字改革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和水平。
“国罗”的主要缺点是过于繁琐，尤其字母的标调和拼写规则，民众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再加上缺少政府的支持，民众也很少了解和拥护，它始终停留在学者的圈子内，没能进入学校，没能推行和推广开来。
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掀起了拉丁化运动高潮，许多少数民族都创制了拉丁化新文字，扫盲工作取得了极大成效。而当时在前苏联的远东地区有10万华工，也需要扫盲。正在前苏联访问的瞿秋白深受启发，他开始研究中国语言能否用拉丁字母拼写，怎么样拼写，后来，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产党员也加入进来，在前苏联语言学家的帮助下，研制出“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32年开始用这种新文字在前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扫除文盲，获得成功。
1933年，上海语文工作者把“北拉”介绍到国内，受到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热烈欢迎。鲁迅称之为“中国语文的新生”。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拥护拉丁化新文字意见书。一时间，国内形成了“北拉”热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20多个大城市成立了70多个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出版了60多种图书和30多种期刊；在解放区，新文字更是深入群众。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得到边区政府的支持，规定新文字和汉字在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在国外的华侨区，拉丁化新文字也得到广泛推广。
“北拉”的特点，除了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和音素制音节结构之外，还有不标声调，可以拼写方言。简单易学是它的突出优点，所以，得以广泛推广和应用。不足是设计不够精密，缺乏完善的标调规则和词儿连写规则，因此，在拼音化道路上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
“国罗”与“北拉”在汉字改革的革命性上是比较彻底的。方案的设计不只是注音，还有更高的文字功能欲求；弃笔画式民族表音字母，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是拼音化进程中的一大飞跃。所有这些，为拼音化的下一步乃至下几步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汉语拼音方案——历史的科学总结，拼音化的重要里程碑
新中国诞生后，首要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首要的是人才培养。但当时的中国，85%以上人口是文盲，急需进行扫盲教育，急需科技知识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这样，识字教育就显得极为迫切。但是，汉字本身就是扫盲和文化教育的一个大难题。20世纪30年代初远东地区用拉丁新文字给华工扫盲和其后在陕甘宁边区等地推广的拉丁新文字教育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为了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我们迫切需要一套科学适用的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拼写汉语。“国罗”和“北拉”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是最佳方案，于是，党中央决定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设计初新的方案。1954年10月，国务院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负责拼音方案的研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956年12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全国委员会政协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和讨论，到1957年9月，文改会收到全国各方面人士及海外华侨、留学生、外国汉学家等关于草案的来信4300多件。如此广泛低征求意见和群众如此广泛热烈地反映意见，是历史上任何方案都无法比拟的。
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经过几年的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并于1958年2月1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施行。
汉语拼音方案继承了“国罗”和“北拉”的优点，采用26个国际通用拉丁字母，不增加新字母；采用音素制音节结构。声调是汉语的重要特征，“国罗”有拼调方式，“北拉”忽视声调，是个缺点。汉语拼音有标调法，采用了注音字母的标调符号。此外，还有消除了变读，减少了双字母和隔音符号等优点，使它比以前的任何方案都周密、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普通话，不拼写方言和文言。它不是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
这个方案是300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60年来中国人自己创制拼音方案的总结，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方案都更加科学、更加完备。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决议，规定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此，中国的汉语拼音开始走上国际舞台。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利用方案进行扫盲识字、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汉语国际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少数民族改革或创制文字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特殊教育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在计算机信息处理领域更是发挥重要作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这是拼音化运动的巨大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关于拼音化的语言规划和政策演变
回顾历史，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拼音化运动，来自民众个人或团体的自发自觉行为多，政府干涉（规划）少。从古代的反切，到外国人的罗马字方案，到清末卢戆章、王照等人的切音字方案，到 “北拉”，都没有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国罗”虽然得到政府承认，但缺乏政府的支持，所以，仍旧短命。直到近代的民国政府和新中国的政府对拼音化问题才进行了直接干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语言政策及其演变对文字改革有着极大的影响。
按照语言规划理论，虽然语言规划有自下而上进行的，即由群众或学者研究到政府承认和支持，但是，这里关键还是政府的语言政策。
1912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就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为了推行国语审订国音，拟订拼写国音的字母，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1918年由民国政府颁布施行。注音字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制订成功，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注音字母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大影响，能够推行开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政府公布的。
汉语拼音方案之所以能够制订得那么成功，推行得那么顺利，主要是因为有“中央指示”和“国务院直接领导”，还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
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在20世纪80年中期以前，一直都很明确——朝着拼音化或拉丁化方向发展。政府相关部门甚至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学者、社会各界、民众也都高度关注，积极参与。1951年，毛泽东曾经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直到1984年2月1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国务院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里还说：“会议认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汉字的继续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一个内容。围绕着拼音所开展的各项语文现代化事业（如“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等）开展得如火如荼，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80年代中期后，我国政府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调整。
1986年1月6日到13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没有提及“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汉语拼音不再被看做文字，而只是被看做是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因此，自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拼音与汉字就不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是从属于汉字的，不再是准备将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1986年5月3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作出结论。”这个纪要同样明确地说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表明了对待“拼音化”的态度。
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拼音化方向”在政策上的变化，代表们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特别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比较多的同志赞成工作报告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符合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注重务实的精神，容易收到实效，有利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报告中的有关表述，虽然是现实的，可行的，但总觉得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我们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考虑、研究，仍然认为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这里我们向同志们作个说明，刘导生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国家语委是事先请示过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的。大会期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昨天下午，国家语委接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同意刘导生同志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希望同志们能很好理解。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希望这种讨论不要影响集中力量做好我们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６］这段表述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是否坚持“拼音化方向”，与会的代表们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二是，政府调整政策的态度坚决鲜明，决定主要来自高层（陈的报告里说是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但原因似乎不是很充分，难以服众；三是，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留有余地，在贯彻执行的同时，有些问题还“可以讨论”。这个“余地”有多大呢？
1997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无论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思想”、“新世纪的奋斗目标”，还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不但不提“拼音化方向”，连“工作策略的考虑”也没有了。北华大学陈永舜教授认为，1986年的会议“是一个丢掉了方向又没了方向转（zhuàn）了向的会议”。“由于不提了‘拼音化方向’，奇谈怪论丛生，更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个民间刊物，打着“学术争鸣”的幌子不断发表诋毁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及改革成果的文章，企图通过非学术争论搅乱视听，激起以吕书湘为代表的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奋起揭露和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1986年会议期间一些同志所预料的：‘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
确实，政策的调整，对拼音化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我国的语文生活也产生一定影响。比如，意义重大，当初搞的很有成绩的“拼音识字，提前读写”渐渐地淡化了，到今天，小学里甚至连拼音教学都在淡化（主要表现是课时少，不熟练，很多孩子的拼读能力差）；纯拼音读物很少，没能利用拼音进行提前读写训练；拼音读物不按照正词法进行分词连写，多是按照汉字注音形式拼写，没能做到利用拼音强化儿童的词意识；更没有专门的拼音出版物和研究汉语拼音的专门刊物；汉语拼音方案和正词法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虽然学者们纷纷指出疏漏、提出各种完善意见，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没有政府支持，一直没有得到及时的完善……虽然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由国家标准变为世界标准，虽然有语言文字法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注音和拼写功能，虽然汉语拼音在某些领域已经不可或缺，对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整体来看，我们对拼音的重视程度和热情削弱了，拼音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某种角度来说，停滞就等于倒退和落后。由于“拼音化”的呼声弱了，反对拼音化的呼声是日渐升高，拼音化受到严重阻力。试想，如果拼音化政策不变，汉语拼音方案和正词法是否早已完善？孩子们得提前多少年进入语文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的利用得有多广泛？汉语拼音文本和汉字文本并用，即实行“双语文”政策，计算机信息处理，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和交流，以及普通话的推广、使用又会便捷到什么程度？！
三、历史告诉我们
1．从古到今，中国需要拼音化，包括文字自身发展需要和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需要，而且，一直在拼音“化”着，一步步“化”向现代化。
古汉字不表音，在使用中人们发现汉字的这一特点其实是缺点——识字和使用都很困难。为了解决汉字的表音问题，古人发明了直音和反切法，从此踏上拼音化的征程。这种表音法从汉朝后期一直运用到清末，约16个世纪的时间。
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带来了外族文化和新的表音工具——罗马字母及新的表音方法——罗马字母表音法。对比传统表音法的局限，人们看到了字母字的优势。加上当时强烈的普及民众文化教育的需求，迫切需要改革文字，于是，受罗马字方案的启发，中国人开始设计字母表音法，清末爆发了切音字运动。自此，汉字的表音开始由汉字化走向字母化道路。切音字运动的最终成果是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中国的第一套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开了中国表音符号的纪元，也开了汉字表音字母化的先河。拼音化先前跨越了一大步。
注音字母的产生使汉语拼音方法初步进入科学领域，但是，改革还是不够彻底。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注音字母不是音素制，不是国际通行的字母，缺乏国际性，只能用来为汉字注音，不能作为文字记录汉语。他们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设计汉语拼音文字。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字革命”的口号响亮呼出。出于和国际接轨的明智思考，“国语罗马字”产生了。接着，同样受外国——前苏联文字改革经验的启发，出于为华侨工人扫盲的需要，另外一套拉丁字方案“北拉”也产生了。“国罗”和“北拉”，是带有革命性质的拼音运动，实现了表音字母由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的转变。拼音化又先前跨越一大步。
这两种方案同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考虑，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组织研制新的更科学完善的拼音方案，在研究了历史上所有方案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讨论，反复修订，终于制订出现在的科学而完备的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化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汉语拼音方案不是凭产生的，是历史上所有方案的经验总结，是所有方案的集大成者。从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的语文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从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文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来看，拼音化方向是正确的，科学的。
2．影响拼音化进程的因素很多，政府的语言政策支持和学者的研究、民众的广泛实践、文化交流等，是促进文字改革的重要条件。其中，学者的研究是基础，民众的实践是保证，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是催化剂，而政府的语言政策是关键。
拼音化进程是不平衡的。直音和反切应用了约16个世纪，到了清末才产生注音字母。而注音字母的产生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西方文化尤其是罗马字母进入中国之后，使中国的拼音化进程实现了飞跃。“国罗”是这种文化影响的继续，西方文化的介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和世界接轨，接轨首先就要实现文字形式的国际化——拉丁化，进而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北拉”是受前苏联拉丁化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扫盲的文化文化教育的需要。受西方文化影响之后的文字改革进程相当快，从注音字母到“北拉”到汉语拼音方案，前后仅半个世纪的历史，为什么？中国封闭得太久了，新文化对其的冲击力显得特别的强，尤其表现在文字方面，因为国人认识到汉字是导致中国文化教育落后的罪魁祸首。所以，中国不断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包括汉字简化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拼音方案的制订更加科学完备，一时难以有新的如破，所以，下一步的拼音化进程会放慢脚步。
历史上的每一种拼音方案的推出，几乎都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尤其是汉语拼音，更是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设计初新的方案。知识分子具有灵敏的感知力、强烈的使命感、对学术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和为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所以，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之初和之后若干年，还有好多人在不断提出个人的设计，或者，对现有方案进行反复观察、试验，找寻其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并提出完善意见，同时，为使汉字进一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为促进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继续埋头于汉字改革事业，为拼音化的进一步发展做着各种技术准备。周有关先生指出，文字具有三种属性，即技术性、流通性和法定性。谓技术性是文字的基础。知识分子（学者）是决定文字技术性的主要因素。
流通性指的就是民众的广泛实践。这点对于拼音化的进程也相当重要。从反切到注音字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方案公布以后，对照少数人能够识字学文化的旧时代，民众当然喜欢，所以，能够得以广泛推广，至今，还有好多人对注音字母情有独钟啊。“国罗”也是由政府公布的，是比较完善的接近文字的设计，但是，由于没有进入到小学，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缺乏群众的广泛接触和应用，结果没有推广开来。“北拉”，在国外远东地区和陕甘宁边区都是作为扫盲工具而广泛深入群众，才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就更不用说了，进入小学先学习汉语拼音，儿童靠拼音识字、阅读，方言区人靠拼音来正音，学习普通话。不说别的功能和作用，仅这一条，就保证汉语拼音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是拼音化的成果，也是拼音化继续发展的基础。
政府的语言政策对拼音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一般地，国家或政府部门参与的拼音运动，也就是有相关语言政策的支持，都进展顺利，而且，推行起来也很有成效。如果政府再在法律上予以承认，那就具有法定性了。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了政府语言政策的支持，所以，制订顺利、科学、完备，但是，法律上没有承认其文字地位，只承认其注意和拼写工具的地位，所以，现在还不能和汉字平起平坐。
当然，这些因素有时候是互相牵制，共同起作用的。比如“国罗”，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但是，流通性差，所以，没有推广开来。但是，从中国国情来看，政府的支持还是最关键的因素。
3．文字制度的变革是极为缓慢的，表音方向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汉字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改革的终结目标。
纵观世界文字发展史。最初是原始文字，多是零散的符号或简单的图画，表达简单的意思或概念，不能完整地按照词序记录语言。原始文字一般都兼用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法，属于“形意文字”，不表音，更没有其他辅助表音工具或措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字逐渐走向成熟。成熟的文字，指“能够按照词序完备地把语言记录下来，叫任何人阅读起来都能读出相同的语言。”历史上发挥过实际作用的上古时期的成熟文字主要有苏美尔人创造的“钉头字”（公元前3500年前）、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公元前3500年前）、早期汉字“甲骨文”（公元前1300年前）。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三种文字。这些早期文字属于“意音文字”，他们的特点是：一个符号单位代表一个语词单位，同时又有音节符号作为补充，也就是既有表意成分，又有表音成分。
“意音文字”中的音符是逐步向前发展的。比如钉头文字，在其存在的3000多年的时间里是逐渐增加表因成分的。经由阿卡德时代到巴比伦时代，钉头文字开始由“衍形”向“衍声”演进，钉头文字从表示实物的象形进而成为表示联系实物的会意，又从表示实物或概念的“形符”进而成为脱离原有意义的表示语音的“声符”。等到亚述帝国后期，钉头文字已经接近音节文字了。
古埃及的圣书字在其存在的3000多年里，也是经历了象形、会意到双辅音字（带有音节符号性质）的“衍形”到“衍声”的发展过程。
汉字的情况，最初的古文字是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这些字因为不能表音所以无法表达复杂的语言，为了完备地记写语言，古人又想出一种造字法——形声造字法。因形声造字法具有表音优势，所以，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越来越大。《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有6797个，占82%；现代汉字，除去原来表声现在不表声的之外，形声字还占绝对优势的。
从这三种世界最古老的文字的发展来看，古文字是朝着表音方向发展的。
人类文字的历史发展到“中古期”——“音节（辅音）字母”时期（公元前1400年或稍后—公元前900年），西方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地中海东部。因水上交流发达，文化也跟着商船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商人们忙于商务，没时间学习繁难的钉头字和圣书字，于是，便采取或仿造其中的表音符号，经过简化和改变，代表语音，用来记账和记事。再后来，文字中的意符逐渐减少，最后，意符全部转化为声符，形成音节（辅音）文字，文字制度发生了变革。古代的钉头字和圣书字敌不过纸草划写的字母线条文字而终于消亡。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两种古文字的消亡，是受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击的结果。当西方文字演变为辅音文字的早些时候，我们的汉字正处于甲骨文时期。由于中国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字制度没有改变，对汉字而言，属于停滞时期。但是，有意思的是2000年之后，我们的文字在外族发生了制度上的演变（日本的假名文字）。
文字发展到“近世期”——“音素字母”时期（公元900年左右— ），希腊的音素字母已经成熟。希腊人把带有元音的“辅音字母”分解成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使语音分析达到完备程度。希腊字母传到意大利半岛，经过改造，成为罗马帝国书写拉丁语的文字，称为“拉丁（罗马）字母”。拉丁字母随着宗教传遍欧洲信奉天主教的所有国家。现在，拉丁字母无论是使用人口还是分布面积，在三种多国通用的字母（还包括阿拉伯字母、印度字母）中都占有绝对优势，可谓国际通用字母。一直没有表音制度化变革的汉字，在这一阶段仍旧“我自岿然不动”，保持着自己的风格。
从世界文字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字是朝着表音化方向发展的。在文字发展的后两个时期，由于中国的封闭，汉字没有跟上世界文字发展的步伐，没有实现表音制度上的变革，但是，这两个时期汉字也并不是没有表音要求和向表音方向改革的努力。相反，中国的拼音化一直在进行中状态。从直音、反切，到注音字母，到“国罗”、“北拉”，到“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也在向着拼音化方向发展，这是顺应世界文字发展规律的要求和表现。由于没能随上世界文字的变革步伐，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汉字的表音化变革有其自身的特点。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和扩大，中国人不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西学东渐的时期开始，不断有人提出汉字需要制度化变革的主张，也就是坚持拼音化方向，事实上，中国的文字改革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在拼音“化”着。但是，中国太大了，封闭太久了，可以说由于文字制度长期没有跟上世界和时代的脚步，文化落后，思想保守且固执。人们认识不到汉字朝表音化方向发展是进步，反而认为汉字是惟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这是汉字的荣耀、优势，应该保持下去，甚至，故意视汉字给现代化带来的阻碍而不见。所以，这种先进思想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很好的传播和为民众接受，相反，还很容易被看成异端。几千年的使用习惯和心理，庞大的使用人群，就如铜墙铁壁一般成为汉字的护身符。所以，尽管拼音化在中国搞得如火如荼，也只能是独立运行，始终没能动摇汉字的法定地位，没能使汉字改革发生本质的变化。目前，汉语拼音应用非常广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拼音化方向不会变，不会丢，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和政治变革不同，文字制度的发展变革是极其缓慢的。从早期的钉头字、圣书字到早期的辅音字母，经历了2000多年；从甲骨文到日本的假名文字也经历了2000多年；拉丁字母从产生到传出欧洲同样经历了2000多年；中国人自觉地进行的拼音化运动到现在才100多年历史。所以，中国的拼音化才刚刚开始，还有好漫长的路要走，这一点必须清楚，国人都要清楚。至于还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汉字拼音化，影响因素很多，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拼音化应该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一条长征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育家，社会发展大潮是绝对的推动力。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彼此联系达到空前的紧密，如果谁游离于，它将会被世界缩抛弃，最终走向自我灭亡。
4．文字制度的变革有方便在异地异族实现的倾向。
上古的“意音文字”是逐步发展的，但是，几千年时间没有使这些古文字自身演变为表音制度。音符的飞跃发展是在古文字流传到异族之后实现的。例如钉头字，是流传到埃兰人（Elamites）以后，变成只用113个符号，其中80个是音节符号，最后实现古文字表音化的变革。曾经辉煌地在3500年中记录“西方”世界文化的钉头字最后还是被历史的波涛淹没了。汉字流传到日本后，产生音节符号“假名”，使东方的文字历史也进入音素化的初期。中国人自己的拼音运动是在西方人的启发下才开始的。从西方文字到中国应用产生罗马字方案来看，也是异地发生，只不过是传入式而不是外传式的。周游光先生笑谈“文字像鱼一样，要到异地产卵”，确实有这个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种：一是出于应用简便的考虑。一种文字传到另一民族，如果它更易学易用，那就直接拿过来，或者加以改革之后为我所用。钉头字被简便的线条字母缩淘汰，汉字被日本改革之后利用；二是本族难以突破自身传统思维定势实现改革飞跃。比如钉头字、汉字，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们一般会考虑在现有基础上做改良调整，很难实现思维的突破。总之，根源在于文化交流。
世界上三种古老的文字，后来只有汉字沿用下来，直到现在还在世界文字舞台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国长期封闭没有或者很少受外族文化的影响。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迫切要求和国际接轨，那么，就会受到很多外族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汉字改革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四、拼音化的未来展望
拼音运动的历史证明，拼音化进程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拼音运动为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拼音化，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无论如何不能阻挡，也不可阻挡。
由于国家拼音化政策的调整，拼音化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在拼音教学和拼音读物出版，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和推广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是，因《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普及、深入人心，以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政府到民众乃至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都对它予以肯定和关注，这为拼音化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基础。
政府方面，虽然还没明确提出支持“拼音化方向”，但是，对于社会各界的研究并没有干涉。在许多领域积极支持汉语拼音的应用，比如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等等。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和不能使用的领域。”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势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拼写”功能。经过不断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是有希望成为准文字系统的。2008年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教育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研究部署纪念活动，教育部、国家语委决定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2008年1月4日，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第８次会议上，委员们表示，要以《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进行广泛宣传，以促进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使用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委员同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问题可以进行研究，但对此要慎重。这说明，政府对汉语拼音是非常重视的；大多数人对拼音化方向在内心深处是关心和赞成的。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虽然在某些领域有些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困难多多，阻力阻力重重，但拼音化事业仍然生机盎然，充满希望和活力。
《汉语拼音方案》“是100多年来关心我国进步进步发展的语言文字学家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晶，是20世纪中国语文建设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索引和排序、编制型号编码、专名拼写、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对外汉语教学、通信、信息处理、作为国际标准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等各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方便，尤其是信息化，离开《汉语拼音方案》简直寸步难行。
在方案制订之初，主要用于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帮助儿童识字和提前阅读。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和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以致于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述。“这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语文现代化工作做一次肯定的小结，保障了语文现代化的成果进一步顺利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身价地位的提升，是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而备受重视使然。实践充分证明，拼音化方向是正确的，是大有前途的，拼音化的继续推进，无疑对进一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这话到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功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社会发展对《汉语拼音方案》的依赖，应该已经引起更多人的深刻反思，从而自觉提高认识，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们相信，经过摇摆期，不久的将来，拼音化一定会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五、必须澄清的几个认识
在拼音化进程中，必须澄清一些错误认识，以保证拼音化顺利发展
（一）拼音化和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不矛盾，拼音化不是为了也不能废除汉字及汉字承载的文化
拼音化是语文现代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不是语文现代化的全部。进一步普及推广、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促进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使用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乃至在技术上为拼音文字的制订奠定基础等，这些拼音化的奋斗目标都是语文现代化的工作和任务。有些是现阶段的重点工作，有些则是长期性准备性的工作。基于现行汉字的改革，包括制订各种新的汉字规范等，也是语文现代化的工作和任务，而且是当下非常紧迫的工作。所以，拼音化和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都是语文现代化，二者不矛盾，不对立。
随着拼音化的发展，最终一定会创制出拼音文字，但拼音化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取代和废除汉字。退一步说，就算有一天拼音文字真的取代了汉字，那也是社会发展使然，是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历史的选择和自然选择同样不可逆转。正如彭泽润教授所言：“汉字将来怎么发展，一定会遵循文字发展的规律。汉字是不是会发展成为世界普遍使用的表音文字，我们可以开展学术研究。如果拼音好，逐渐被大家接受，成为汉语的文字，害怕也没有用。”
周有光先生早就提醒过：“有人害怕推行汉语拼音会废除汉字，那是杞人忧天。”彭泽润教授也谈到：“即使在遥远的未来，汉字被拼音取代了，只是汉字不再在一般人的语言生活中流通，汉字做为古代文献和书法艺术等的载体，会永远存在，汉字也会伴随它们永远存在。正如甲骨文汉字已经不再流通，但是它仍然保留到现在，不少学者在研究。文字总会发展的，但是旧的文字也永远不会消失。”汉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对于民族文化，大家的心理、情感是相同的。只要汉字存在，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就不会消失，更何况，文化的承载和传播途径又是灵活多样的。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工具，已经伴随“孔子学院”的出现，通过“孔子周游列国”在全世界进行宣传和使用，谁能保证这同时汉字乃至民族文化没有得到传播？所以，这种认识和恐慌是没有必要的。
2007年8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华大学举办“第三期汉语拼音理论高级研修班”期间。 笔者拜访了上届会长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和现任会长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谈话中，两位会长谈到：现在要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拼音化方向和现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是不相抵触的。完善《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拼音文字不是为了替代或废除汉字。“双文制”是科学的提法，是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文字而带来的诸多难题的科学有效的办法。两条腿走路，是有利于促进文字改革的。完善和发展《汉语拼音方案》完全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需要。无论是所谓的“汉字派”还是“拼音派”，大家的心理、出发点和目标是一致的，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殊途同归。不要谈“拼音”就色变，坚持拼音化方向的人同样是爱国的，对我们的汉字同样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的。拼音文字能否制订出来，什么时候制订出来，如何应用，能否最终取代方块汉字，这不是几个人或部分人能决定和摆布得了的，这是由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定的，更何况，这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早做准备，等到需要了，大家认识都统一了再去研究，恐怕就来不及了。为了共同的事业，大家还是把精力集中到潜心做自己的事上吧。
这些观点非常可贵，值得大家深思。
拼音化是一个长远目标，一项长期任务。从技术完善、实践检验、普及推行、民众接受、政府认同和支持角度来看，其道路是漫长的，不可一蹴而就。汉字是现行的法定汉字，目前，基于汉字所进行的各种文字改革行为，也是语文现代化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目前的文字现代化的主要对象是现行汉字，是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但是，这不能也不该妨碍拼音化的研究和发展。坚持拼音化方向，正是出于弥补现行汉字改革所不能之不足，以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进程。
（二）推进拼音化进程，不能脱离《汉语拼音方案》另起炉灶
《汉语拼音方案》使用了50年，功劳卓著。但是，随着应用的广泛，功能的扩大，尤其是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方案的要求越来越高，现有方案也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声调符号使用不便的问题，有些已经过时或者没有实际意义的规定应该修改的问题，以及《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相关细则的完善问题等等。
其实，从方案创制到现在，人们一直没有间断过改进方案或创制新方案的尝试。尤其是当人们看到《汉语拼音方案》只取得“注音”的法定地位而没有取得“拼音文字”的法定地位，为了填补“拼音文字”的空缺，从1958年到1980年，来自国内外的拼音方案就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近年来，为了适应信息处理的需要，解决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难题等，语文现代化研究学者和计算语言学界学者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新疆教育学院李逊永教授等分别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制出比较成熟的改进方案，解决了声调符号使用不方便等问题。机会成熟的时候，完全可以拿出来在学术界先行讨论一下。
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基于完善现有方案，还是基于为拼音文字的研制做技术上的准备，所有操作都必须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来进行，不能另起炉灶。一来，现有方案是在以往诸多方案基础上创制的，是各种方案的集大成者，其科学性毋庸置疑，其他新方案难以有新的突破，而且，抛开现有方案去研究，难免要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二者，《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有了广泛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随便更改一个字母可能都会引混乱，若抛开现有方案另起炉灶去设计新方案，引起的混乱恐怕用“极大”都难以形容；三者，《汉语拼音方案》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国家公布的法定标准，世界承认的国际标准，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肯定，其地位难以动摇。另拟新的就不要提了，即便是改进，对政府来说，都是需要谨慎又谨慎的大事。
（三）“一语双文”有实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应该是双线并行——拼音化和基于现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二者同生共存，优势互补，相辅相成。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实行“一语双文”。在我国学者中，早就有人主张“双文制”(digraphia)，例如，周有光就主张实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双轨制）。考虑到政府对“拼音化”的现行政策，为了减少阻力，应信息化发展之需，冯志伟提出首先在计算机通信中实行“文字双轨制”。
实行双文制，既有利于促进拼音化进程，又有利于基于现有汉字的文字改革，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信息化程度，还照顾了民众的心理。根据周有光先生的论述：“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页码双文制恰恰可以在实践中检验两种文字工具的适用性高效性，形成一种竞争态势，从而推动文字改革的飞跃发展，保证我国的文字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干涉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我国政府这样宽松的政策，为“双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基于汉字的文字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拼音化研究宽松自由，热情不减，基本上是双线并行，双管齐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深化，对拼音化的需求不断提升，“一语双文”一定会等来梦醒时分。
六、保证中国语文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战略思考
语文要现代化，这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如何保证语文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则需要做战略性思考。放眼未来，拼音化方向不能丢，这不仅关涉语言文字本身的现代化，更关涉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立足现在，现行法定文字——汉字的改革也必须跟紧时代步伐，否则，难以并入信息化的世界轨道。二者并不矛盾。但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存在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为拼音化的推进设置了障碍。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正确认识，放眼未来，坚定信念，深入研究，努力践行，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双线并行，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才能保证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一）要尊重现行政策，尊重汉字的法定文字地位，继续做好现行法定文字——方块汉字的简化和规范化工作。同时，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目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解决《汉语拼音方案》中上述的妨碍信息处理和准确表达、传输信息的技术难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更好地发挥方案的“拼写”工具的功能，同时，为汉语拼音为走向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表音汉字的最终创制，为实现过渡期的“双文制”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全面发挥汉语拼音在文化学习，对外汉语教学，中文电脑信息处理和国际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等领域的作用。进一步拓展汉语拼音的功能，使其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二）正确认识政府关于拼音化政策的调整，克服急躁情绪。历史告诉我们，文字制度的变革是极其缓慢的。中国的拼音化发展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已经到了一个顶峰阶段，与现行汉字配合使用，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应用需要。汉语拼音的流通性还不够，汉语拼音还没有在人们心中的占据足够的地位，汉语拼音方案（包括汉语拼音正词法）本身也还有技术上的不完备，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老完善。再加上汉字在人们心中的深刻影响，这时继续大力推进拼音化，制订拼音文字，阻力会非常大，而且，恐怕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语文生活只需。虽然，政府的政策有些保守，但可以理解。
汉语拼音方案在拟订之初，是带有“文字”方案的色彩和倾向的。1955年10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拼音方案委员会拟订的方案初稿叫“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后来在修改成草案之后，删除了“文字”二字，变成“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据周先生介绍，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 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周有光先生在考察世界文字发展历史和文字的三个属性之后说：“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给《汉语拼音方案》以文字的法定地位，这不是保守，二是现实。”“是切合实际”的。“汉语拼音已经取得‘拼音’的法定地位，虽然没有取得‘拼音文字’的法定地位。这足够了。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文字是变化的，但是绝对不是快速的变化。在包重于字母的社会里，它变化得最慢。我们既不要放弃，也不要过急，放眼未来，踏实稳进，才是今天的先进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
（三）注重宣传和试验，争取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关于拼音化历史（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功用和意义），拼音化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意义，社会上了解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大学生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又知道多少？这样的社会环境，开展拼音化事业的难度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要想加速拼音化进程，不说来一次类似五四运动的群众运动，至少也要有意识地扩大宣传，尤其是要在学校中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没有宣传就没有流通，没有流通就没有试验和改进。所以，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注重实践，比如利用学者的研究优势，申请母课题，发展子课题和试验学校，带动并协助实验学校进行相关试验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周有光先生：“只要流通性不断增加，任何文字设计都可能从较狭走向较宽的范围，从辅助走向事实上的法定地位。”
（四）要了解历史，放眼未来。从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并总结经验教训，少走弯路。除了本民族文字的改革史，也包括了解世界文字的发展史。汉字是文字的一种，汉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部分。研究世界文字改革的历史，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吸取更多的养分。文字改革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个大事，都是个难事，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历尽种种磨难冲破层层阻挠之后才可成功。这不奇怪。这就更需要研究者或者关心文字改革的人士付出艰辛的努力，潜心研究，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学问做实，不能光凭热情。
放眼未来 ，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政策的调整或有人反对就失去方向和信心，就放弃努力。任何改革就会遇到阻力，都会有反对的声音，否则，就不叫改革了，要么就是改革的意义不大。阻力和困难是暂时的。政策是人定的，谁也不能保证永远都是正确的。人是拗不过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所以，任何国家的任何政策总是处在不断调整的状态下的。我们坚信，一切都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和实施，使中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渴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实现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文字发展规律使然。在此基础上，做些汉字完全表音化的努力是合情合理正常思维，是一种有远见的表现。明智的政府是绝对不会阻挠，而会予以支持的。当然，在政策调整之前，现行政策还是要坚持的。
放眼未来，还要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周有光先生提醒我们：“中国的语文现代化研究要放眼世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什么事情都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也不能从中国来看中国。”“关于文字，在今天很多事情都遇到困难。……但研究的时候，要从整个中国的文化（笔者：不仅仅是汉字或汉字文化本身）、整个世界的文化入手”。周有光先生经过近半个世纪对古今中外文字资料（其中仅汉字型文字就有30种）的研究，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得出的结论是：自从西方学者发现文字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的发展规律之后，还没有逆向的演变现象。
七、结 语
拼音化发展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达到了历史的飞跃，开创了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新纪元的里程碑，但是，拼音化是一条长征路，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和全球化的大背景，要求大大加快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加速拼音化进程。坚定信念，把握时机，多研究，多实验，多宣传，为最终实现汉字的拼音化做好技术和变革环境的准备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近代史看中国的现代化
初三的语文参考资料哪一种好
1.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背景是什么?
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渔民社会保障研究的参考资料
千千阙歌有拼音化的粤语歌词吗？
谁有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的每课参考资料？
现代化建设中，长征精神还有意义吗？
汽车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是什么概念？
中国现代化为什么是以革命的形式进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简答题：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背景是什么？
简答题：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次是哪些？
中国现代化试步时期有哪些重要的教训
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模式?
中国法制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法制的关系是什么啊？
中国自然环境最好的现代化大城市是哪个？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什么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是什么？是革命还是现代化呢？
迁都，可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
毛主席诗词——《长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