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彩虹岛普通图鉴包:宋人和宋词的故事---欧阳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6:53:04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主持编修《新唐书》，又自撰《新五代史》，有《归田录》、《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传世。
欧阳修是个苦孩子，四岁不到，父亲欧阳观去世，母亲郑氏只能带着他，依靠他叔父艰难度日。小欧阳修“敏悟过人”，过目成诵，但家贫无法上学，且买不起纸笔。郑氏就用芦荻为笔，沙地当纸，一笔一划地教儿子，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欧阳修长大后，没有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到京城参加科考， 23岁就进士及第，声誉鹊起。
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的欧阳修，热情、张扬而率直，不拘小节，经常在公开场合与歌妓们调情取笑。因此，他早期的词，都是沿袭“花间词”与南唐的传统，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幽会闺怨等等情感，甚至公开讴歌男女情爱。清代学者冯煦说，欧阳修与晏殊二人同受冯延巳的影响，共“开江西一派”，欧阳修“而深致则过之”。《艺概?词曲概》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这一类欧词，大部分是精品，情意缠绵，风流深婉，最著名的是《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金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本词描写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写景状物，疏俊委曲，辞意深婉，尤对少妇心理刻划写意传神，清人毛先舒评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用叠字之工，致使全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由此而生“深”之意境。李清照酷爱“庭院深深深几许”此语，遂用作庭院深深数阕。
再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是一首抒写离情别愁的词作：候馆、溪桥、残梅、细柳、芳草、暖风，情人即将骑马离去，倍增烦恼愁思，“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缠绵清丽，真挚动人。“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被俞平伯说称之为“似乎可画，却又画不到”。
但欧阳修写的那些艳情小词，以及张扬耿直、不拘小节的个性，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许多麻烦。政敌们两次攻击他的生活作风（这可真是古今中外通用的政治手段啊），冠以“帷簿不修”的罪名，硬说“词为心声”，将欧阳修的两首俚俗艳词，作为直接证据。第一次诬为“盗甥”案，即说他与外甥女有不正当的关系；第二次搞的是“私媳”案，即说他与儿媳“拔灰”。
这种“乱论”案件，哪怕是出现在“性解放”的美国，也是不亚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样炸弹级的“性丑闻”，何况是在强调“伦理道德”的千年之前？两次案件都是弄的全国轰动，小道消息满天飞，皇帝、谏官穷加追究，热闹非凡。虽然最后查清都是谣言，但欧阳修也被弄得窝火不已、狼狈郁闷、心灰意懒。以后，他虽然还“倔头倔脑”地写艳情词，但也不自觉地转向书写一些友情、怀古、人生际遇之类的词。
如这首《浪淘沙》，据说就是与好友梅尧臣重游洛阳而作，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此词笔致疏放，婉丽隽永，以惜春惜花的方式表现与友人的惜别情怀，黄蓼园《蓼园词选》说它“大有理趣”，俞陛云赞为“因惜花而怀友，前欢寂寂，后会悠悠，至情语以一气挥写，可谓深情如水，行气如虹矣。”
再如这首《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嘉祐元年（1056），好友刘敞（字原甫）出守扬州，欧阳修想起自己也曾任扬州太守，便作此词送给他。“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沉又流畅，深情又豪放，“几度春风”四字，给人轩昂清秀之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既鼓励朋友及时行乐，又嘲笑自己是个不中用的“衰翁”。这大概是宋词中第一首“赠友词”，突破了五代宋初以来的红香翠软、言情题材。
冯煦说欧词足足影响了两大词人，“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即说苏轼继承了这类《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欧词的旷达从容风骨，而秦观则得其《踏莎行 候馆梅残》深情委婉的韵致。
多年后，苏轼路过扬州平山堂，为悼念九泉之下的欧阳修，也写了一首《西江月 平山堂》，词中透出的豁达乐观情怀，确实是欧阳修一脉相传：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还作了一首《圣无忧》，感叹人生际遇：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看似潇洒，实则正话反说；“世路风波险”，世事消磨，人情冷暖，心中酸楚难尽，只得付于美酒中，沉醉忘情。
《宋史》说欧阳修的个性：“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这样的耿直张扬个性，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做不到圆滑老练，却因热情活跃、敢言敢为，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发生过联系。我这里举两个名人：一是关系疏远的“包拯”，一是感情亲密的范仲淹。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安徽合肥人，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以至“无故人亲党”，但嫉恶如仇、正直敢言，官场上甚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皇帝赵祯，极力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镜言正论”，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没多久，他却又亲自“弹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赵祯任命张方平为三司使，被包拯弹劾掉。赵祯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认为不合适。赵祯见自己的两次任命人选都被包拯弹劾掉，不仅不恼，反而乐了，哈哈一笑：“得，原来啊，就你包拯这家伙，最合适！”，立刻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谦虚婉辞”，丝毫不推托，满口答应。
欧阳修对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为十分愤怒，马上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素少学问”，直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怀疑包拯品行不良，强烈呼吁赵祯不要重用包拯。
一时间，“外议哗然”。包拯也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上朝。
虽然赵祯不改成命，但包拯显然不想与“昔日推荐人”发生正面冲突，躲了欧阳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走马上任。后来的事实表明，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其政严明”，“人品之高，出处之正”，“足以师表后世”，连司马光都称他“刚而不复”，不愧被后世称为“包青天”。
包拯传世的诗篇只有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翰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比起 “诗词文史通才”的欧阳修来说，不仅是“素少学问”，简直就是“毫无学问”了！――这，大概也是两人谈不到一块去的缘由吧？两人年纪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而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刚刚进入仕途、年仅二十出头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疏言，结果也被贬了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兴致昂然，积极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到庆历五年，范、韩、富等受到排挤陷害，相继被贬，欧阳修又站出来，“慨言上书”，坚持要为范仲淹、为“庆历新政”讨个“说法”。这次又触怒了权贵，受到重罚，甚至被扔进监狱，最后被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到滁州后，工作之余，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喝酒，饮少辄醉，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名号，并给亭子起名叫“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了《岳阳楼记》以自勉，欧阳修在滁州也写了《醉翁亭记》，与朋友遥相呼应。但两篇文章风格迥异，《岳阳楼记》通篇写“忧”，“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醉翁亭记》纯是写“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乐无穷也”。这足见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范仲淹壮怀激烈，而欧阳修则豁达洒脱，“伤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了嫌隙；而范纯仁擅自删削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寥落了、嘎然而止。
自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改革文风，以提拔贤材为己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后奖掖、提拔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几首《采桑子》，大都即事即目，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不假雕琢，却处处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真切动人。尤其第二首词，笔调疏淡轻快，写残春之景，却无伤春之感，呈现清丽幽雅静谧的境界。
安闲自适的晚年生活，足令人艳羡，但白发苍苍的欧阳修又闲不住了，开始自修《新五代史》。他竭力考据钻研，对文字反复推敲，不惮一再修改，往往是“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欧阳夫人心疼他，就苦口婆心地劝道：“老公，你这是何苦来着！你已经名满天下了，难道还怕当年的先生来责骂不成？”欧阳修揉了揉眼睛，呵呵一笑，道：“不怕先生骂，可怕后生笑！”
欧阳修是个苦孩子，四岁不到，父亲欧阳观去世，母亲郑氏只能带着他，依靠他叔父艰难度日。小欧阳修“敏悟过人”，过目成诵，但家贫无法上学，且买不起纸笔。郑氏就用芦荻为笔，沙地当纸，一笔一划地教儿子，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欧阳修长大后，没有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到京城参加科考， 23岁就进士及第，声誉鹊起。
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的欧阳修，热情、张扬而率直，不拘小节，经常在公开场合与歌妓们调情取笑。因此，他早期的词，都是沿袭“花间词”与南唐的传统，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幽会闺怨等等情感，甚至公开讴歌男女情爱。清代学者冯煦说，欧阳修与晏殊二人同受冯延巳的影响，共“开江西一派”，欧阳修“而深致则过之”。《艺概?词曲概》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这一类欧词，大部分是精品，情意缠绵，风流深婉，最著名的是《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金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本词描写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写景状物，疏俊委曲，辞意深婉，尤对少妇心理刻划写意传神，清人毛先舒评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用叠字之工，致使全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由此而生“深”之意境。李清照酷爱“庭院深深深几许”此语，遂用作庭院深深数阕。
再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是一首抒写离情别愁的词作：候馆、溪桥、残梅、细柳、芳草、暖风，情人即将骑马离去，倍增烦恼愁思，“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缠绵清丽，真挚动人。“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被俞平伯说称之为“似乎可画，却又画不到”。
但欧阳修写的那些艳情小词，以及张扬耿直、不拘小节的个性，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许多麻烦。政敌们两次攻击他的生活作风（这可真是古今中外通用的政治手段啊），冠以“帷簿不修”的罪名，硬说“词为心声”，将欧阳修的两首俚俗艳词，作为直接证据。第一次诬为“盗甥”案，即说他与外甥女有不正当的关系；第二次搞的是“私媳”案，即说他与儿媳“拔灰”。
这种“乱论”案件，哪怕是出现在“性解放”的美国，也是不亚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样炸弹级的“性丑闻”，何况是在强调“伦理道德”的千年之前？两次案件都是弄的全国轰动，小道消息满天飞，皇帝、谏官穷加追究，热闹非凡。虽然最后查清都是谣言，但欧阳修也被弄得窝火不已、狼狈郁闷、心灰意懒。以后，他虽然还“倔头倔脑”地写艳情词，但也不自觉地转向书写一些友情、怀古、人生际遇之类的词。
如这首《浪淘沙》，据说就是与好友梅尧臣重游洛阳而作，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此词笔致疏放，婉丽隽永，以惜春惜花的方式表现与友人的惜别情怀，黄蓼园《蓼园词选》说它“大有理趣”，俞陛云赞为“因惜花而怀友，前欢寂寂，后会悠悠，至情语以一气挥写，可谓深情如水，行气如虹矣。”
再如这首《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嘉祐元年（1056），好友刘敞（字原甫）出守扬州，欧阳修想起自己也曾任扬州太守，便作此词送给他。“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沉又流畅，深情又豪放，“几度春风”四字，给人轩昂清秀之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既鼓励朋友及时行乐，又嘲笑自己是个不中用的“衰翁”。这大概是宋词中第一首“赠友词”，突破了五代宋初以来的红香翠软、言情题材。
冯煦说欧词足足影响了两大词人，“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即说苏轼继承了这类《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欧词的旷达从容风骨，而秦观则得其《踏莎行 候馆梅残》深情委婉的韵致。
多年后，苏轼路过扬州平山堂，为悼念九泉之下的欧阳修，也写了一首《西江月 平山堂》，词中透出的豁达乐观情怀，确实是欧阳修一脉相传：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还作了一首《圣无忧》，感叹人生际遇：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看似潇洒，实则正话反说；“世路风波险”，世事消磨，人情冷暖，心中酸楚难尽，只得付于美酒中，沉醉忘情。
《宋史》说欧阳修的个性：“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这样的耿直张扬个性，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做不到圆滑老练，却因热情活跃、敢言敢为，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发生过联系。我这里举两个名人：一是关系疏远的“包拯”，一是感情亲密的范仲淹。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安徽合肥人，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以至“无故人亲党”，但嫉恶如仇、正直敢言，官场上甚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皇帝赵祯，极力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镜言正论”，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没多久，他却又亲自“弹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赵祯任命张方平为三司使，被包拯弹劾掉。赵祯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认为不合适。赵祯见自己的两次任命人选都被包拯弹劾掉，不仅不恼，反而乐了，哈哈一笑：“得，原来啊，就你包拯这家伙，最合适！”，立刻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谦虚婉辞”，丝毫不推托，满口答应。
欧阳修对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为十分愤怒，马上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素少学问”，直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怀疑包拯品行不良，强烈呼吁赵祯不要重用包拯。
一时间，“外议哗然”。包拯也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上朝。
虽然赵祯不改成命，但包拯显然不想与“昔日推荐人”发生正面冲突，躲了欧阳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走马上任。后来的事实表明，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其政严明”，“人品之高，出处之正”，“足以师表后世”，连司马光都称他“刚而不复”，不愧被后世称为“包青天”。
包拯传世的诗篇只有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翰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比起 “诗词文史通才”的欧阳修来说，不仅是“素少学问”，简直就是“毫无学问”了！――这，大概也是两人谈不到一块去的缘由吧？两人年纪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而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刚刚进入仕途、年仅二十出头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疏言，结果也被贬了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兴致昂然，积极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到庆历五年，范、韩、富等受到排挤陷害，相继被贬，欧阳修又站出来，“慨言上书”，坚持要为范仲淹、为“庆历新政”讨个“说法”。这次又触怒了权贵，受到重罚，甚至被扔进监狱，最后被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到滁州后，工作之余，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喝酒，饮少辄醉，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名号，并给亭子起名叫“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了《岳阳楼记》以自勉，欧阳修在滁州也写了《醉翁亭记》，与朋友遥相呼应。但两篇文章风格迥异，《岳阳楼记》通篇写“忧”，“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醉翁亭记》纯是写“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乐无穷也”。这足见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范仲淹壮怀激烈，而欧阳修则豁达洒脱，“伤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了嫌隙；而范纯仁擅自删削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寥落了、嘎然而止。
自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改革文风，以提拔贤材为己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后奖掖、提拔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几首《采桑子》，大都即事即目，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不假雕琢，却处处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真切动人。尤其第二首词，笔调疏淡轻快，写残春之景，却无伤春之感，呈现清丽幽雅静谧的境界。
安闲自适的晚年生活，足令人艳羡，但白发苍苍的欧阳修又闲不住了，开始自修《新五代史》。他竭力考据钻研，对文字反复推敲，不惮一再修改，往往是“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欧阳夫人心疼他，就苦口婆心地劝道：“老公，你这是何苦来着！你已经名满天下了，难道还怕当年的先生来责骂不成？”欧阳修揉了揉眼睛，呵呵一笑，道：“不怕先生骂，可怕后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