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睾酮水平:大学官场化何时休:真的很羡慕日本的大学同行/林少华

转自 教育频道-中华网2007-04-26 10:21:02 林少华的BLOG      笔者在日本的大学当过几年老师。说心里话，我很羡慕日本的大学同行。羡慕什么呢？羡慕没有官管着他们。不仅没人管着，还到处受到礼貌对待和服务，连我这个外籍教师也跟着风光一回。去图书馆借书，每次借完，对方都道声谢谢；去“共同研究室”，女事务员常常笑着问是喝咖啡还是喝茶。我的研究室（日本大学老师一人一个研究室）缺个茶几，遂打电话给“庶务课”（总务处），结果第二天就有崭新的茶几摆在沙发前。一次参加一个校内学术研讨会，时值冬季，房间阴冷，一个教授打个电话，不出五分钟“庶务课”两个职员就抬一个取暖炉进来，打火调试好后才鞠躬离去。校长、“学部长”和学科主任倒也是有的，但从没看见他们像个官似的指手划脚。更没看见有官员来校检查和欢迎官员“光临”字样的横幅。后来得知，原来日本的大学是“自治体”，教授治校，几乎所有事项都由“教授会”决定，校长权力很有限。而校长也是由教授互选产生的，三四年选一次，学部长和其他各委员会的“官”也是同样。有的教授甚至怕当官而索性辞职跑去另一所学校。
    
    也不仅日本，西方国家大多如此。如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学校重大问题均由校务委员会等机构讨论决定。学术事务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或大学理事会行使决策权，校长的工作多是日常事务性的。在英国，行政权利由校外人士组成的理事会行使，学术管理则由本校教授组成的评议会全权负责。美国的大学则由校董事会、校行政管理机构和教授会共同管理。教授会权力很大，整个学术政策、学术规划、以及聘评职称、任命教师均由教授会说了算。在这些国家，学校里没有什么官，没有官本位意识，更没有媚官的龌龊现象。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官不可谓不大，但他后来想回哈佛大学继续当教授的申请却遭到当时的博克校长的拒绝。这位校长据说还拒绝过老布什。他明确表示：“我要的是教授，不是大人物。”而类似的情形若出现在中国的大学，任何人都想像得出那会使校长沉浸在怎样的惊喜之中。
    
    是的，坦率地说，中国大学的官场化现象已经严重到见怪不怪的程度了。笔者通过开会和讲学等活动，接触过不少学校的教师。交谈之间，深感他们作为普通教师、尤其普通年轻教师有多么苦闷。学校当局一方面对“大人物”、对官员读博士、当客座教授笑脸相迎，一方面以“规范化”和“执行力”等名目对教师严加管束。无官无职的普通教师别说参与学校管理，连发表意见的场合都没有，几乎沦为上课工具。如有的学校规定每学期调课不许超过两次，提前下课五分钟即大会点名批评。甚至上课迟到一分钟即按“教学事故”（注意：事故二字令人联想到的是煤矿事故和交通事故等血淋淋的场面）论处，不但取消奖金，还不许当年申报职称。问题主要还不在这些规定本身，而在于规定的出处——这些规定并未经过老师们哪怕象征性的讨论，而是直接由行政办公会议或学校某个职能部门做出的。亦即官说了算。
    
    既然官说了算，就有不少人争着当官，为此不惜媚上欺下，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当上后也确实一副官员派头，千方百计让手上的权力“最大化”。于是，本应是“研究学问之机关”、“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蔡元培语）的大学逐渐官场化，成了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准政府组织。上下官气弥漫，唯上是从，跑“部”前进，各种哗众取宠的口号和指标不绝于耳，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屡禁不绝，致使世间这最后一方净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蔡元培语）。难怪有人调侃说，中国的大学只有两个级别，一个是副部级，一个是正厅级；只有一个特色，就是官场特色。
    
    为什么本应同官场保持距离的大学官场化这么严重呢？一、从历史传统看，中国漫长时间里只实行一种激励制度，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学好了当官，因此官衔成了衡量个人价值的惟一尺度。现实当中，学校里的各项待遇也基本是按行政级别或套用行政级别区分的。二、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的大学不妨说是政府的附庸，地位靠政府认定，资金靠政府划拨，项目从政府争取，扩建靠政府支持，离开政府就玩不转了。不仅如此，就连学术研究主体和评价方式也开始行政化了，致使许多教师往往不是根据学术规律和自身特长从事研究，而是揣摸政府部门的意志，以争取立项和获奖。学术成果的评价也取决于行政部门制定的“游戏规则”，教师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最后要忐忑不安地等待行政部门的裁判。而在西方，则是由学者们自定规则自我评价，主要通过加大学术透明度减少学术领域的不良现象。三、从学校内部看，有的教师本身也对官本位或行政权力本位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说越是学术水平低的人越愿意当官未免偏颇，但当官的未必水平高应是不争的事实。一小部分人甚至需要借助行政官衔闯荡江湖，以此抢夺话语权，占用学术资源和压制同行，尤其压制比自己优秀的同行。此乃内生的、学者异化方面的原因。
    
    毋庸讳言，中国大学的弊端和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官本位、官场化。长此以往，建设一流大学无疑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解决呢？笔者以为，首要一点是加速大学自治的步伐，依法自主办学。大学自治、自主是西方大学的根本制度和成熟经验，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作为大学教师也应加强自律意识，提高自我净化能力，以免自治过程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次，应加强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真正落实“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教育部长周济语）的办学体制。或许有人说，院长、系主任自不用说，行政系统的处长副处长们也都有教授或研究员等高级职称，这不就是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吗？可问题是，如今稍有办法的膳食科长都能弄个副教授职称或博士帽。如果这就是所谓教授治校，那么就需要质疑是什么教授在治校了。即使真正教授出身的院长主任们也还有个异化问题——关键是要有学术组织、有相应的制度做保障。否则，大学官场化现象只能愈演愈烈。邓小平生前就曾担心将来教育出问题，确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