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瘦身汤:印度：陌生的邻居

印度：陌生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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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鸿沟

　　在去往新德里的飞机上，我与邻座克里希那先生交谈了近3个小时。这位年轻的印度人衣着考究、举止优雅，拥有普林斯顿大学MBA学历，供职于美国一家著名投行的印度分支。他用一口流利的、不带次大陆口音的英语议论着这个国家的市场、民主、非政府组织及环保话题；随后又重点表达了对自己现今享受的物质生活的满足乃至炫耀——细致到最近使用哪个品牌的香水，购买于哪个国家，以及价值多少美金。临别，他建议我一定要去印度门附近的泰姬陵酒店中庭享受下午茶时光：“那里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你也能听到最主流的议程设置。”

　　出租车带着我驶出崭新且气派十足的英迪拉·甘地机场T3航站楼。英迪拉是这个自称亚洲最大民主国家近代以来唯一推行过独裁统治的总理，她迷恋并寻求权力的集中，最终被自己的锡克教保镖枪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所接触到的出租车司机、人力车夫、理发师、保洁员及小贩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他们对英迪拉的赞赏。因为只有这位“印度女王”与农村下层阶级结成过民粹主义同盟，高度注重发展农业，关心弱势族群的民生福祉。生活在赤贫线上的普罗大众告诉我，比起纠结复杂的政治、永远琢磨不透的游戏规则，甚至猖獗的官员贪腐，“吃饱饭”永远是最火烧眉毛的事情。

　　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印度贫困人口数量超过26个非洲赤贫国家贫困人口数量的总和。他们普遍营养状况欠佳、热量摄入不足、健康堪忧，文化程度尚达不到小学毕业。克里希那口中的手表、香水、下午茶时光及精英化讨论，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玩笑。

　　在印度众多的旅游景点和涉外场所，一条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不可思议”，成为这个古老并深蕴哲学传统的国度为自己提炼的主题词。事实上，印度的不可思议很大程度正来源于它极端的分裂感。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种姓之间、宗教之间、性别之间、地域之间，横亘着清晰且不易逾越的鸿沟。

　　她时刻标榜民主并以此为荣，却腐败丛生、犬儒主义盛行。她的古代文化如此灿烂，现代科技又行走在全球信息高速路的最前方，基础教育普及率却惨不忍睹、文盲数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她避开了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发展路径：后者从农业改革起步，经过低成本制造业的过渡，进入第三产业崛起的黄金期；印度刚好相反——农业依然大面积地落后贫困，服务业却跃升显著，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软件外包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水准堪称一流。在西方媒体的话语表达里，中国被习惯性地称作“世界工厂”，而印度则被冠以“世界办公室”的名号。另外，印度人亦具有文明古国的子民惯常存在的矛盾：极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极为牢靠的自豪感。

　　玛丽杜拉夫人是国立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主席，也是尼赫鲁大学现代印度历史研究中心的教授。我们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官邸中见面。这座威严的建筑位于新德里的政治心脏，毗邻总统府和国防部，警卫森严。即便如此，在修葺平整的草坪上，以及总理曾经散步的小径上，还是可以看到肆无忌惮的流浪狗和流浪猴。路过的访客时不时对它们摆摆手。

　　“鸿沟无处不在。这不仅构成了印度的不可思议，而且回答了印度的不可思议，”夫人对我说。“印度的多元化让人咋舌。你去看看手上的卢比，印刷着17种法定语言，而事实上我们拥有一千多种语言；信徒最多的印度教拥有3亿多种神明；而政治上，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党派，瓦杰帕伊政府创下过24个党联合执政的奇迹。在这个维度上，印度发展的缓慢低效，以及种种劣根存在，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居然可以长期保持这个断裂国家的稳定——在几乎每天都有人上街游行、静坐、绝食的环境下。”

　　在玛丽杜拉眼中，印度社会鸿沟的此岸与彼岸如此遥远。中上层精英们狂热追捧、奉若圭臬的，是现代民族主义、民主和高度自决；而底层仍然根深蒂固地凝结着专制威权的统治情结，并深深打上宗教、种姓和性别的烙印。鸿沟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神的意志”，这在印度显得尤其棘手、顽劣。

　　夫人穿着鲜艳的纱丽，仆人不时给她递上奶茶和曲奇饼，配以细滑的、镶着金边的瓷器，空调的温度正相宜。而这栋房子的外面，普通的工作人员顶着高温，排队购买简单的午饭，很多餐盘都已生锈。一墙之隔的院外，衣衫褴褛的乞丐们蜷缩在大树的根部，迷离的双眼飘忽地望着身边一栋栋的高官宅第。

　　诸神

　　印度被称作世界宗教的博物馆，宗教亦是洞察并理解这个国家的必要参考系。整体而言，宗教异端主张在这里得到极大包容，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耆那教、犹太教、基督教、锡克教等都曾扎根于斯；怀疑论、不可知论与无神论也愈发受到重视。当然，因此而生的流血冲突、暴乱骚动也从来不曾停止。

　　印度教是当前印度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教，拥有约占80%人口的信徒，总量超过8亿，这个教派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种姓制度又是印度教最重要的仪轨之一，印度经典《薄伽梵歌》中建有一套详尽的秩序，其核心价值观是“洁净与不洁”。每一个种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规则体系，你必须严守，并且世袭下去。在这些种姓之外的人，则是不可触碰的贱民阶层(达利特)，他们可以干的只能是清扫粪便或处理尸体之类的工作。很多人生来被贴上了卑微的标签，看不到翻身的任何希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评论家乔治·伯德伍德爵士曾经这样说道：“只要印度教徒仍然坚持他们的种姓制度，印度就将永远是印度；一旦他们抛弃种姓制度，印度将不复存在。”

　　我们关于印度宗教的考察便始于种姓。

　　3月中旬的一周，是印度教最盛大的节日“洒红节”。那个周末，我到达距德里250公里外的古城斋普尔——印度教的中心之一。教徒们开始一年一度的满城狂欢，彼此抛洒颜料粉末儿，投掷水球，将草和纸扎成的“荷丽卡像”投入熊熊燃烧的烈火堆。

　　著名的历史遗迹琥珀堡附近，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工艺品集市，许多游客流连于此，挑选各式印度风情浓郁的纪念物。我就是在这里见证了这样一个时刻：店里分别属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的员工聚集到一起，站成一排，相互紧握着双手，大大方方地欢迎拍照。这并不是以促销为目的的低劣作秀，而是对外国记者的一种宣示，尽管你仍可以从那个位列最低种姓的小伙子脸上看出显著的自卑情绪。

　　“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种姓歧视观在城市开始慢慢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消亡，也很难消亡。当然了，广大的农村中，由种姓而产生的社会距离和族群区隔仍根深蒂固，”哈佛大学教授贾南德拉在新德里的一间咖啡馆里对我说。城市化和政治强制性措施的推行，都在给低种姓及达利特的阶层跃动提供可能。法律为他们在一些特定领域甚至给予“配额保障”。

　　譬如，每年有超过22%的大学招生指标和公共机构工作职位专门定向给达利特和原住民。而接受高等教育和担任公职的人，在印度历来被视作精英。2002年，一场由达利特政客和文化知识界人士参与的集会通过了《博帕尔共同宣言》，声称达利特人群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但是宣言也承认，在这个国家，他们的地位仍然最孱弱，而“配额保障制度”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歧视。

　　似乎，从根本上改变种姓的办法只有改变信仰。“嘟嘟车”驾驶员拉凯斯和他的一些同行就是这么做的。“嘟嘟车”，带有黄色雨篷的电动三轮车，是印度城乡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廉价却丑陋、废气排放严重，与日新月异的首都风貌不符。但它却是穷人们谋生立命的重要依靠，新德里政府总是给予这些落后的福利工种最大的包容。我经常坐着它穿越德里——从恢宏的中央政府建筑群到塑料棚连片的贫民区。我在与多位嘟嘟车夫的聊天中发现，宿命论和对种姓的认同遵从在他们的思想中虽由来已久，但也开始存在反叛的火焰。达利特们拒绝沉默下去。

　　拉凯斯来自北印度恒河岸边的坎普尔，到德里谋生已经10年。2008年，他和其他达利特一起在家乡参加佛教皈依仪式，摒弃“一出生就带来无止境苦难”的印度教，从而彻底甩掉低种姓的帽子。拉凯斯告诉我，深受种姓制度压迫而无法隐忍最终改信他教，在印度已经形成过多次浪潮。“我有两个偶像，板球明星沙辛，以及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沙辛是全印度的天王，而后者是达利特的骄傲，他曾任印度共和国第11任总统。”

　　由于低种姓人群和达利特在印度数量众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受到“选票决定一切”的政党的关切。印度各低种姓政党在特定地域的得票非常稳定，并成为全国性政党展开政治、经济权力斗争的利器。这也导致了低种姓阶层内部的分裂和围歼，以及得势以后对高种姓阶层疯狂的政治报复和利益榨取。印度虽是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但在选票面前，宗教俨然成为一种博弈。

　　这种博弈，在异教间更为常见，尤其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知名学者斯蒂芬·柯恩将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战争描述为“教派暴徒的兵戎相见”。而印度国内穆斯林的数量已超过1.5亿。1992年12月6日，数以千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冲进了建在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并将其强行拆毁。他们的理由是，阿约迪亚乃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罗摩神庙；而当年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巴布尔派人将此夷为平地，立起眼前的这座清真寺。这场宗教战争，直接导致一千多人死于非命。紧接着，印度发生了独立以来最频繁的骚乱，孟买连续发生14起连环爆炸案，两百多人丧生，肇事者乌马尔来自博尔本德尔——圣雄甘地的故里，甘地所高擎的非暴力大旗曾一度感动了整个次大陆。

　　2002年，古吉拉特邦又爆发惨烈的种族大屠杀，两千多名穆斯林在血泊中倒下。2008年全年，印度共发生八百多起恐怖事件，多与民族宗教争端相关。“时隔3年，那场冬天里的大爆炸仍让我惊悚。一个有神灵的国度，一群虚伪的宗教暴徒！”这位未及留下姓名的中年男人和我谈起往事，仍怒不可遏。他服务于举世闻名的泰姬玛哈酒店——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主场，象征权贵的奢侈地标，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眺望阿拉伯海。哈吉阿里清真寺近在咫尺。它坐落在一个小岛上，延绵几百米的长堤将其与海岸相连，每到退潮，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排着长队亲吻覆盖圣人棺椁的幔帐，大理石柱子上是99种字体镌刻的真主安拉的名字。涨潮时分，海水淹没长堤，洁白的清真寺于海中遗世独立，如此安宁。

　　“这都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是政治，不是宗教。”在印巴边境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船屋上，穆斯林杰夫德一边拨弄炉子里的炭火，一边平静地对我说。“无论是安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还是印度教众神，没有一个是教唆人杀戮的。在民间，我们信奉各种宗教，却相处和睦。”同样，在印度享有崇高声望的瑜伽上师普里巴巴在圣城瑞诗凯诗接受我们的访问，他说自己笃信“生命的真谛是爱。诸神教导人们去爱”。

　　贾南德拉教授提醒我注意圣雄甘地的一段名言：“他说‘一切都是政治。我们必须使政治超凡脱俗’”，而“不顾诸神是与印度文化本源价值观南辕北辙的”。

　　民主

　　1991年，印度正式摈弃费边社会主义，强势推行市场化改革，多年来，其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改革虽极大加剧了社会的区隔与两极分化，农业也因此饱受冲击，但它的确从根本上提高了全民收入及生活水准，让沉睡百年的巨象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其崛起背后的“印度模式”，也引发国际官方与坊间的热议。

　　玛丽杜拉夫人对我说，印度奉行的哲学一直是不囿教条，而尼赫鲁总理的遗言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更具意义。“如果我们最终未能解决国家和人民的最普世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宣扬资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什么新的主义，都毫无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印度模式”的重要承载是它的宪政民主：“印度的范例说明，宪政民主制度不仅能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一个大国实现，而且能够在一个传统上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冲突严重的地区增强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有西方媒体评价，东亚在战后书写了经济传奇，而南亚印度则创造了政治奇迹。

　　我曾两次访问新德里阿克巴路24号大院——印度执政党国民大会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排队上访的各地民众。每天中午11点，只要你具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登记并进行安检，最终由专人负责接待。距离接待处不过10米远的白色小楼，便是现任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和总书记拉胡尔·甘地的办公室。印度人告诉我，24号大院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周围遍布持枪警力和军事哨卡；即便如此，它的大门依然必须保持敞开。

　　同为东方古国的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独立，但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印度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而中国采取的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折射出两国政治体制的迥异：宪政民主体制的印度及非西方民主体制的中国，后者又被称作“人民民主专政”。印度这套政体移植自英国，并进行了多年的本土化再造。目前，印度以宪法形式确立了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等多项基本制度，并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教育和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的基本权利。

　　我们在印度采访期间，恰逢4个邦同时举行大选。选举，是这个国家的全民狂欢节，大部分适龄公民均会参与投票，执政党则可上可下，一党独大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CWC)政治秘书安尼尔在接受本刊访问时透露，大选期间，所有的印度政党都如临大敌，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大党几乎所有中央要员必须全部下到一线坐镇指挥，应对民众提出的一切诉求。否则，败选是毫无疑问的。“政党不得不随时修正和调整执政诉求。比如，为同右翼争夺选票，你必须让原来坚定的世俗主义价值观变得柔软。”这个政党时刻牢记：历史上的党主席、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曾一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民主，奉行严厉新闻审查，剥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最终被选民赶下了权力巅峰。

　　翻阅当日主要报章是印度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的传统习惯，至今不衰。4月初，有关安纳先生绝食的消息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头版头条。安纳现年72岁，是印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自4月5日开始在首都标志性建筑简塔·曼塔天文台发起绝食，以此要求新德里政府重新审视反贪腐法案——《公民监察法案》：“这部法案目前没有给予民众足够的监督权，无法对腐败嫌疑人进行起诉，适用范围也不尽如人意”。在印度各地，安纳的响应者此起彼伏，大家相继加入示威队伍，要求政府严惩腐败。这足以对处于大选敏感期的执政党产生震慑。索尼娅·甘地不久即在党中央网站首页发表声明：一定考虑民意民怨，恳请安纳和安纳们放弃绝食。

　　“考察印度政治，媒体生态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玛丽杜拉夫人介绍道。印度没有官办媒体，全部归属私人或财团运营，媒体因此成为继三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在印度社会作用广泛。目前，印度公开出版3万多种报刊，发行量超过一亿。

　　“当然，在选举白热化的印度，各媒体阵营早已成为政党间炒作、造势的工具和舞台。媒体可以报道信息，更可以选择信息，以及发出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安尼尔这样对我说。“就像很多印度媒体带有反华色彩，‘中国威胁论’常见诸报端，可基本上这都是相关政党的声音，而不是印度的声音。绝对的民主，会导致媒体的异化。”

　　印度人喜欢对你讲“5个印度斯坦盲人”的寓言故事。5个盲人共同触摸一头大象，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为大象构建的概念便有着天壤之别。印度政治亦是如此。

　　阿茹娜是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与发展中心”的创始人。她始终认为印度政治存在着迷思。比如 “社会和经济的不公造成了贫穷，并维持着贫穷，百姓深陷在民主编织起的大网中，享受广泛政治参与的尊严权利，却不能真正由此变得富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国家，窃取穷人救济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家却还蒙在鼓里”；“纵使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揭露信息，政府却更可以隐瞒信息”。圣雄甘地曾倡导用他的非暴力思维，将政治与道德相结合；而现在，“这位20世纪影响印度最深的人却完全被抛弃了”。

　　据社会学家贝尔纳德的观察，具有纪念功能的甘地修行馆，早已成为政治人物粉饰太平、标榜体贴民众疾苦的秀场。修行馆最重要的区域甚至成为空地，专供高级官员的直升飞机起降。现在的知识分子这样评价甘地：他无比伟大，但若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政治的独立似乎意义不大，民主容易变成游戏。

　　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现代印度首席记录者”的古哈总结：“印度的民主值得称赞，不过弊端也令人难寐。这里实在太复杂。但不管怎样，当代印度的成功故事发生在政治领域，绝非经济领域。”古哈是《后甘地时期的印度》一书的作者，这本宏大叙事的政经读物一度傲居德里和孟买主要书店畅销榜首位。

　　希望

　　中国人对待印度的态度是复杂的。不少人提到这个邻邦的第一感观仍是肮脏、混乱、落后、贫穷。连尼赫鲁也曾为它绝望过——“这就是印度人吗？一味地延续着故旧、沉寂和虚弱，缺乏创新和创造。”但变革正在发生。用南丹·尼勒卡尼的话说，现在的次大陆“年轻、热切、活跃、警醒，并充满无限希望”。南丹是号称“微软第二”的印度最著名高科技企业印孚瑟斯(Infosys)的领袖；而这座企业所在城市班加罗尔亦被西方喻为“亚洲硅谷”。现在提到印度，西方更多的是将它与IT业关联在一起。这个改变了世界的新兴生产力，更是唤醒并重塑着印度的力量——而印度深入骨髓的价值观从来都是安贫乐道、野鹤闲云。

　　印度人口众多(仅次于中国)，且缺乏有效控制，大有短期内超过中国之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正进入人口红利期，其年龄中值仅23岁，拥有世界最多的会讲英语的年轻劳动力，和世界最多的高素质工程师队伍，每年仍有超过30万的工科大学毕业生进入已有的230万工程师群体。现任总理辛格表示，印度要善用人口红利，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论”正成为印度崛起的关键力量。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眼里，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迥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着力建设本土化企业，并精于将品牌推向全球视野，像印孚瑟斯、维普罗和塔塔咨询，早就成为世界同业中的领先品牌。中国在过去相当长时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引入外资，大规模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足足晚了12年，它最终走上知识密集型的发展道路——软件、通讯技术和呼叫中心成为其中最亮眼的路标。在西方媒体的笔下，新德里是印度的心脏，因IT而生的班加罗尔已然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印度人甚至在做一个穿越历史的大胆设想——如果甘地依然活着，他也会放弃纺纱车，拿起鼠标，走向电脑吗？

　　南丹写过一本名叫《想象印度——这个国家的困顿与崛起》的书，在西方销量可观。在这本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印度梦”的概念，而此前的主流论调，有且只有“美国梦”——印度梦，正从独立后的国家意志、威权意志，转向民间；从虚无缥缈转向可触摸的存在。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并努力晋升为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数量的确在快速增长，并迅速演进为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受国情、地域、种姓和机遇限制的上两代人，普遍贫困、目不识丁，堪称“群氓”，他们却高度关注起子女教育问题，即便是贫民窟里的家庭，也要将孩子送到可以教授英语的学校去。

　　“建在这儿的学校已经有一半提供英语课程，而且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被送去私立学校就读。他们未来可能进入大学，成为富足的工程师。”汉德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站在达拉维一条狭窄的巷道中，眼睛里透露出神采。他有4个儿子，一直居住在位于孟买市中心的达拉维——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外景地，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在这两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生活着上百万人，平均一千多人才享有一个厕所。印度过去有80%的民众居住在农村，而他们现在则大量前往城市谋生。贫民窟成为据点，但他们觉得，这里离梦想更近。居民们大多同时打几份工，数千家年均利润5万美元以上的家族企业在此诞生，这里的学生的英语测评成绩比官办学校可以足足高出2倍。

　　克山曾长期担任印度驻德国等多国大使，并在英迪拉内阁供职。1961年，他被送往香港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缘，中国由此成为他的研究趣味。5月25日，他受邀做客北京大学品牌国家高峰论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做了一番总结：

　　中印同时起步，共同经历过建国早期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共产主义梦想，而后它们却在经济上最困难的20年后褪去颜色；中印又共同度过了同样苦痛的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和英迪拉政府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独裁统治。20世纪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拉奥的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与自由开始影响东方古国。如今，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跃居第四，“中国制造”期待走向“中国创造”，而“印度外包”也希冀走向“印度效率”。不得不说，龙象共舞已不是空想。

　　在从新德里开往孟买的卧铺火车上，和我同屋的另外3位印度人围绕信仰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无论处于何种阶层。他们最终的共识是：“财务自由堪称最具黏合度的宗教。这片诸神林立的土地，无论庙堂还是草民，对经济的渴望史无前例。”

　　但印度毕竟是印度，它仍然是个“封建与世俗，理智与传统，人性与神性”的杂糅体。像我造访的瑜伽圣地瑞诗凯诗，商业气息的浓郁不输给任何城市，但只要你穿越山林，还是可以找到潜心教习梵语、传播经典吠陀的老者与风华正茂的少年。他们坚信：“要是失去印度，这个星球上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