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和种瘦身茶好用:《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作者：陈永苗 2007-08-01 19:35:34 发表于：博客中国

《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陈永苗

《读书》换帅，本来以为会掀起新一轮的“左右之争”高潮，没想到就几许口水，更多的是理性反思。牵扯到这个不大不小争论中的各派，基本上是理性的归理性，阶级斗争的归阶级斗争。
    我觉得《读书》换帅，老左未必难受。他们估计对汪晖老早就不耐烦了。说汪晖和自由右派不干不净，这家伙《读书》搞的都是他们都看不懂的。仅仅出于阶级斗争的惯性，阶级斗争一下。
    新左可能心里难受得一下，但是一想也就是没什么了。除了比较无耻的文革造反派，和一些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老左之外，基本上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坐下来反思90年代，而且很多得出结论，过去的都讲过的，开始意识一个新时代要破晓了或者已经破晓了。虽然他们无法命名。我这里可以大声地说出他们无可名状的感觉：《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汪晖说《读书》发行量上升应该不假。自由右派在心理上，认为发行量下降。还有人为不好读，很大程度上出于是因为对80年总体性的回忆。80年是知识分子青春焕发的年代，略带苦涩中幸福无比，尤其到了今天回忆过去。《读书》在80年代的符号价值，折射了这一点。如今自由右派如此表现，不外乎是到了再次回归总体性，怀念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过是要求回归总体性。就像看不到政治体制改革希望的人们怀念前15年改革一样。
    89之后自己趴下来，并不是可耻的。可以给自己趴下来辩护，例如用保存生命乃是第一要务，也可以用个人主义为自己辩护，可是不要把这种辩护当作普世价值，自己趴下来，就不要论证别人也应该趴下来，把别人也拉趴下来，以遮蔽自己的丑陋和恐惧。大部分也普遍趴下来，甚至是全部趴下来，那心中还是必须以“站立”作为标准，千万别把大部分或全部，就当作真理。“站立”必须是绝对价值，绝对高度，即使全部趴下来，那也不是真理。
在这个方面，自由右派虽然以保守主义的姿态，与现实一定妥协，尽管在国内有所屈服，还是坚持两步走的改革逻辑，但是其心中或者理论上的政治高度，远远高于新左派。自由右派仅仅是不敢强项而有所低头，而新左派半趴在地上。
    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右派支持1956年的新民主主义和1978年之后改革：当接近或者符合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的，会伸手推一把。必须记住的是，自由主义永远在历史长河之外，它属于永恒。自由主义可以将伸手历史长河中，助推改革，但本身并没有被河水淹没。自由主义在历史之中，又高于历史。因为自由主义从1840年开始，就是整个民族的根本救赎，它是作为命运之神出现。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而是精神的和总体性的。它是作为中华民族重生和再造的根本方案，新的开天辟地的根本精神，作为起源和开端。
    它不可能被改革历史之重负窒息，当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无法完成自由主义给它的使命，它就抛弃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入维权运动。在改革初期反思文革形成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市场经济，分成两步走：先市场经济后政治自由。现在面对改革共识破裂，在维权时代初期反思改革的新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维权运动，一步走：当下就要求兑现政治自由。改革时代是经济问题去政治化，政治问题要去政治化道德去但被拒绝。如今应该是政治问题继续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经济问题相反要政治化，以法政方式作为总体解决方案。
    1998年的左右之争，造成一个严重的负面后果是，把本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内部批评的“新左”，作为自由主义试图超越历史现实的努力，推到对立面，变成敌我之分。经过这种意识形态化，害得自由主义本身，看起来就是从市场经济到政治自由，惟有华山此条路。如此自由主义自我封闭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而被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历史之河淹没。当市场经济和改革已经失败时，自由主义也作了殉葬品。还有害得“新左”在政治上脱离了民国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其现实性所指向出来的目标，仅仅是爬行，匍匐于现实。其赞同自由民主共和的目标，被其手段和现实性淹没。
所以我认为，新左派在市场经济的批判方面，歪打正着，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在政治自由方面，新左派下降到匍匐到血染的土地上，以帝王师或者幕僚的姿态，冒充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右派，对于历史大潮可出可入，而新左派为了批判市场经济推动改革，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了，结果被现实政治所俘获。应该说自由右派下半身陷入历史泥潭，上半身还是自由的。而新左派相反，下半身自由的，而上半身全部陷入历史泥潭。在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幸婚姻方面”，新左派构成了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对于市场经济的批判，我站在比较政治成熟的新左派，很遗憾地看到市场乌托邦空想主义与中国的一次失之交臂。对于政治，我毫无疑问站在自由右派一边。
    我这里必须承认，新左派并非反对政治自由，而是意图曲径通幽，以一个与政治自由偏差甚大的威权整体作为前提。新左派认可现实的规定性，但是把事实转化为价值，赋予威权政体事实上的正当性。这种甚为微弱的事实上正当性，1949年之后强大的意识形态磁场中，在新左与老左的大合唱中，融入老左的轨道中，融入专制的轨道中，把事实上正当性转为专制背书。虽然新左派与老左同床异梦，但不过是为人作了嫁衣裳。虽然新左派闭上眼睛掩上耳朵不承认，但是在政治领域中，不代表别人就被别人不代表。
    新左派的一个基点是想继承文革与毛泽|东的遗产。我承认文革与毛|泽东的遗产中，有杰弗逊式共和平等的因子，毛泽东是其意图中有用政治推动政治自由的理想。但是革命吃掉了儿女，在那里政治自由完全被专制吃掉。如果继承文革与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只有美好的意图和很坏的结局。这不足以祖法之，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回到孙中山。新左派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被当下的必然性所规定，被1949年之后的“新的时间开始了”所规定。把当前有限的，处于争议的，历史现实的有效性提升到准则，没有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还以为自己用心良苦，贴近于现实。其实大谬。
    统治时间长了，产生的正当性，这里行不通。法国保守主义者麦斯特在《论教皇》中说，当一个政府被建立起来，并毫无争议地存在了很长时间，它就是好的。在中国并不满足这些条件。这就决定了不能出现新的“胡适”来事实或者价值上拥护，进行“补台”。保守主义要带来利益、和平和秩序，强奸后结婚，至少要可以过日子，还在打骂和虐待，那是要离婚的。出现新的“胡适”至少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外来民族的入侵。如今没有民族生存危机。“补台说”已经没有任何正当依据把现状正当化。
    眼花了的新左老认为中国现在太自由了，要中央政治集权。现在有了卖淫的经济自由，却没有投票的政治自由。卖淫的经济自由拿来干什么？政治自由是首要的，经济自由根本无法瓦解专制，这时候来谈中央集权，无疑于饮鸩止渴。
    现在的腐败，并不是太自由造成的，相反是过去集权在今天必然造成的。新左的判断背后，有一种道德文化结构，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延续，也就是党政官员太自由了，太自由主义了，所以造成目前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的味道，觉得一旦经济自由了，政治也必然自由。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路线，因此为一些子乌虚有的东西也搬进来争论，以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宣布中国已是自由主主义，以偏概全，把未来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意想中的趋势也拿进来讨论，来搞思想上的线路斗争。
    89形成的历史高度，也与黑格尔、科耶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吻合。新左派反对这一点。我一直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要避免极权主义民主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么？我想遭遇的问题是：尼采要终结轴心期以将两千多年的自然法秩序体系，价值重估要开启未来秩序，那么避免极权主义民主维护宪政的努力，在尼采面前是不是很可笑？
    后现代主义的新左派学者遭遇了尼采之后的出路问题，例如汪晖他们，就像学习德国哲人，用中华文明来开启现代性终结之后的新世界。因此整个西方的宪政都进入他们的怀疑，而美国民主政体算最优良的，新左也要站在人类的最前面，批判美国民主。这里有两种新左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效果，一种是彻底否定了现代性，另外一种是学习毛泽东想超越英美宪政，结果堕入了“地狱”。这种看到现代性的缺陷，想在中国一步到位，加以避免，一劳永逸，恐怕是文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而非政治成熟。
    高全喜先生在评论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时候，就直接碰撞了这个问题。当下到底是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还是开启新世界？德国哲人如同海德格尔，想用日耳曼精神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失败。我看得出来，新左派的下场可能也如德国，但是却是把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有人说，后现代的路未必一定会回归，未必一定在这暮色中的枫林里走向那暗红的源头，可能一路头也不回地走下去，直到另一片完全不同的林园，直到另一个忧郁的秋天。
    我们必须面对黑格尔无法超越法国大革命所发现的现代性的预言。尼采反对黑格尔，但并未战胜黑格尔，黑格尔也未战胜尼采。但是问题始终存在：即将有新世界诞生么，或者已经怀胎十月。作为一个政治哲人，在这个赌局中，很容易被迫站在黑格尔一边。因为政治倾向于保守，为了人民就按部就班吧，对冒险中的伟业总是感到毛骨耸然。下的赌注对错，只有上帝知道。从如今来看，尼采仅仅构成了现代性浪潮的第三波，而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例如在美国，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尼采与黑格尔的赌局，就是自由主义的新左翼与右翼，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赌局。因此，新左对反现代性“先守后待”，敌人的敌人，或许就是朋友，能开启新世纪。新左归于文化，文化人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就来了，脑袋电路就短路，就开始想入非非，凭空进入共产主义，虚无主义前景，一团愿意和虚幻。因为文化本身，并不足以应对政治上危机，对付不了，就开始象征，就开始直观，就开始神秘兮兮。
    汪晖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它确实是一种政治，但不使用政治的语言，在各个方面以去政治化的面目出现。如果说他主持《读书》的十年是总体性破碎，去政治化的，我异议不大。可是2003年之后，就不是了去政治化。例如胡温新政就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第三等级就是国民全体”的总体性，连战访问大陆就恢复了大中华。自由主义既有维权运动，恢复基于自然权利的总体性。否则新左派为什么去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
    而且奇怪的是，社会主义、鲁迅和文革明明是现代性的，却说成新左派反现代性。用追求真理的激情，去追求谬误。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李泽厚80年代影响巨大的错误断论“封建压倒启蒙”的余音。新左派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半现实一半虚幻。因此新左派把现代性的独立和断裂取消，把民国明明白白的“重生”和“再造”之决断取消，强行弥合入前现代性。新左派的一办超越了经济自由主义，一半却落在80年代文化批评的野狐禅，可爱的谬误中。
    2007年7月22日的《〈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谈会上，汪晖说，他们一直努力发出些与主流声音不太一样的声音，但学科领域非常多，而且每一处都有主流声音，这可能就导致了《读书》关注的范围包罗太广了。总体性破碎，造成了否定政治神学，遗忘改革总体性目标。汪晖的反思，确实有了现实性，靠近了土地，可是却被现实土地撕成了碎片，纷纷落到地上。为了弥补这个，汪晖似乎颇为重视全球化话语，并且关心帝国问题。就像尼采和施密特晚年考虑全球空间一样。所以应该说刘小枫引进施密特和施特劳斯，其政治性意在克服汪晖，自由主义跨越了新左派的挑战，走向政治成熟，有了其绝对高度和历史质感。
    《读书》换帅之后，结论是：多读书，少说话，紧做事。可以在书斋里面闹自己灵魂的革命，也可以冲出书斋奔向田野闹社会的革命，千万少在《读书》上闹别人灵魂和道德的革命。别人的灵魂和道德，干卿何事？
不管《读书》要左要右，反正时局已是两岸左右唤不住，轻舟已经万重山：进入维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