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荣万迪王养生壶那好:现实题材不能关而无心(艺坛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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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不能关而无心(艺坛走笔)

徐红梅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04日   08 版)

  观当下美术展览和美术创作,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驾驭比之传统题材更为吃力,撼人心魄的现实题材创作匮乏。

  中国美术从来不乏对于现实的关注。从尽显唐代宫女哀婉之愁的《簪花仕女图》到生动记录宋朝汴梁繁华景象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从清代黄慎笔下的盲翁《乞食图》到抗战时期蒋兆和在沦陷区创作的《流民图》,从为旧中国写照的新兴版画《怒吼吧,中国》到体现新中国精神面貌的《洪荒风雪》,从反思“文革”的伤痕美术《1968年×年×日雪》到真情再现乡土的《父亲》……它们穿越时空,拨动观者的心弦,用情感的丝线、文化的图案,连缀起历史的记忆。

  近些年的美术创作,也不乏对于现实题材的开拓。从港澳回归到阅兵式,从高铁到“神七”飞天,从奥运会到世博会,从抗洪到抗震,从春运到春耕,从民主投票到现代婚礼,从新民居到玻璃房子,从西沙卫士到守门人,从农民工到留守儿童,从驴友到宅男宅女……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

  之所以是“事事关注”,而非“事事关心”,是因为一些现实题材无关思想,一些艺术表达无关心灵。商场橱窗前呆站着的帅男靓女、镜头前僵笑着的旅客、随意交谈着的士兵、打发时光的小两口、村口大树下的少女……接近写实的艺术语言,描绘着接近照片的生活片段,艺术形式平白无味,少有美感和艺术想象力,更无思想可言。

  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许多人不知道怎么画,许多人不知道画什么,许多人来回踏着前人留下的足迹,在已有的风格样式中裹足不前。于是乎,美术创作便表现出诸多反常之处:对于战争题材的表现相对自如,对于和平年代的题材表现却很单一;对于历史伟人的表现驾轻就熟,对于普通小人物的表现却很单薄;对于人物的写实造型等刻画入微,对于人物内心的情感表现却很无力、很苍白……更让人担忧的是,老一辈艺术家和年轻艺术家或许水平上有高低差距,但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假、大、空,浅、浮、薄,思想空乏,艺术形式流于概念化,成了一些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通病。

  通病大多源自于创作者本身的无心。面对时代气象,一些创作者未能放开胸襟,在对现实的观照中没有寻求心灵与时代的共鸣、思想与社会的对话;面对民生,一些创作者未能放下艺术家的范儿,没有俯下身子体会百姓的喜怒、黎民的哀乐、苍生的疾苦;面对鲜活的艺术形象,一些创作者未能放下手中的相机,没有通过心灵的窗户,以手中的画笔触摸艺术的真实;面对画布,一些创作者未能放下心中的杂念,没有反复推敲、苦心构思,以废画三千的精神投入创作;面对仕途,一些创作者未能放下一己之私,在对参展获奖的渴望中,在对评委口味的揣摩中,拼凑着时代之像;面对市场,一些创作者未能放下眼前的名利,在诱惑中渐失敏锐的艺术感觉、深刻的思考力和旺盛的创造力;面对学生,一些教师未能跳出窠臼,没有激发学生的艺术创造力,而是不断延续着师门,在原有程式上做加减法……如此无心的创作,岂能拨动观者的心弦?

  通病和无心,还反映出美术创作理念上的模糊与困惑。谈论现实题材,便不能不提“现实主义”。源自法国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曾几经变幻:从“五四”时期以写实为基础的中西融合探索,到抗战时期边区革命的“延安美术模式”;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苏联模式”,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从“文革”时期的“高大全、红光亮”,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主义大讨论……作为一个不稳定的概念,“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逐渐消解或减弱着法国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批判性等固有之意,一方面带给美术创作以生机和活力,同时,也成为最令美术界困惑的一个术语。直至今日,美术界的思想禁锢虽然早已打开,但是诸多创作者的心头还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禁区或误区,或以写实主义代替现实主义,或以强调艺术性来否定“关注现实”。因此,中国美术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与实践,仍然在与中国文化、社会与艺术理想的适应与牵绊中,在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中,踉跄前行。但是,不管是把现实主义当作创作方法,还是一种艺术手法,都应该发扬其精神内核,关注现实,直面人生。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美术不可能总是趴在历史的灰烬中翻拣。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需要用心体察造化之奇、用心感悟天地之大、用心挥写丹青之妙,以心的温度,使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坚冰和隔膜,渐次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