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最好的慢摇吧: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

——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

 

　　本文摘自《读史求实》，杨奎松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这或许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究竟给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哪些具体的帮助，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从已经发现的各种文献记载看，过去流传的关于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这个计划最后尽管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的存在及其实施经过，足以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至少这时并没有放弃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共中央自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以后，就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一意坚持独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国和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几乎任何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能够看出，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和这一便利的陆路连接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由此得到的帮助，在数量上还远不如冯玉祥、盛世才，包括孙中山、蒋介石这些国民党人或地方军阀得到的多。但是，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过于弱小有关，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响。已知1933年苏联就曾具体提出和计划过由海路，甚至通过飞机，向中共江西苏区运送军火、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方案，并且设想过提供大笔经费从福建十九路军手中购买重型火炮、飞机等装备的方案，只因为当时红军具体条件限制，和南京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军集结太快而未能实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0月29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14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页；《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18、123页。然而，在1935年，当红军长途征战，最终选择北上，开始靠近苏蒙边界的时候，这样的援助条件第一次变得现实起来了。据此，莫斯科很快依据过去帮助冯玉祥国民军的经验，作出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大规模援助红军的重要决定。于是就有了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浴血征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后的1945—1946年取得了苏联的援助，中共革命后来的历史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孙中山、冯玉祥、鲍罗庭都曾尝试从西北接取苏联援助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曾经三度提出过从西北边境接通苏联，接取援助的设想。一次是在20年代初，当时孙中山发动的革命历经挫折，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抗击十四国武装干涉，逐步将其统治扩展到远东地区，孙中山向苏俄在中国的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通过新疆或外蒙接取苏联援助，建立革命军队，再大举进攻北京政府的“西北军事计划”。为了这个计划，蒋介石1923年秋天曾经受孙中山之托，率团访问过莫斯科。但由于国民党人在西北地区没有一块落脚之地，孙中山、蒋介石设想的利用新疆乌鲁木齐和蒙古乌兰巴托（当年叫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组建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不仅需要苏联红军的帮助，而且直接涉及苏联与新疆和蒙古的关系问题，因此，苏联军方反复研究后，拒绝了这个计划。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重提这一设想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与南方的国民党携手之后的1925年。尽管当时的冯玉祥远不如南方的国民党更让俄国人放心，但考虑到冯玉祥直接在同敌视苏联的张作霖作战，因此，当冯玉祥提出希望能够通过外蒙古接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后，莫斯科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仅半年多时间，冯玉祥就至少得到了价值数百万卢布的388万支步枪、60门大炮、3架飞机，以及大量弹药及药品等参见杨雨青：《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从而使一度在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作战败北的西北军，很快发展强大起来。 　　第三次提出从西北接通苏联的想法，是在1927年的4月。当时还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继续赞同国共合作，军事上却开始渐入困境。于是，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考虑用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军队继续向北推进，争取占领平津及张家口，“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再回过头来收拾蒋介石。但一来这一主张自始就受到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认为是“逃跑主义”；二来当时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实行这一计划几乎没有条件。结果，计划没有实现，在共产党人内部，“打通国际路线”的提法反而背上了一个不大好的名声。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中共党内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1934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26页。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查此一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的是周恩来，而非毛泽东。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见，是否存在过张国焘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指示，值得怀疑。实际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提出过的一系列建议根据地的目标，都在西南地区，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等。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这表明，他们当时并没有向西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打算。 　　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当时，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作战屡屡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苏联通过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因此，毛泽东等人认为应当向北发展，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6月26日。。 　　6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实力增强，中共中央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仍旧包含着准备与苏联接通的意图在内。关于这一点，从朱德等人6月16日给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电报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1935年6月16日。出乎意料的是，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6月17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无论是向西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向南与川军争地盘，以往数月的作战都证明困难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页。。两河口会议就是这么来的。 　　关于两河口会议，除了前面提到的张国焘的回忆声称中央的计划受到激烈批评以外，过去的一些党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笔墨来说明张国焘是如何反对中央北上计划的。事实上，至少我们从会议记录上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由于会前做过工作，张国焘在会上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承认：目前向西去阿坝要通过草原地区，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16日。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1—462页。 　　毛泽东说：地理上靠近苏联，军事上飞机大炮，意义重大 　　两河口会议没有具体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时候要想实现这一设想纯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就明确认为，这样做一来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的安全，二来以现有实力也很难实现。更多的领导人则顾虑到鲍罗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义”错误，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有退却畏缩之嫌，因而极力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考虑得更多。他根据四方面军过去的作战经验，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比较有信心，对打国民党的中央军则顾虑重重。当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后，立即对北上方针犹豫起来。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四方面军无论人还是枪的数量都几倍于中央红军，张国焘相信有必要先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陈昌浩据此于16、18日两电中央，要求“请焘（指张国焘——引者注）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由“军委独断决行”以利集中。因此，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很快却开始拖延部队的行动了。 　　还在7月10日，一方面军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一旦被敌人识破红军北上意图，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赶到阻截，整个计划均将告吹。故朱德、毛泽东等已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1935年7月10日。 　　眼看不满足张国焘等人的要求难以确实北上，经这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决定在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193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至此，张国焘才又开始指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即又出现各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延误。很快，胡宗南军主力赶到松潘地区，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被迫取消。 　　既然北上必与国民党中央军遭遇，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而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也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如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 　　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 　　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仍旧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规定了北上战役行动的具体步骤。只是，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张在名义上又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受到严重掣肘。 　　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张国焘面临严峻选择。终于，张国焘以缺粮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于9月3日下令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形势一时间变得异常微妙和复杂。 　　红军分裂，毛泽东提议：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9月8日，张国焘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觉，一、四方面军迅速面临分裂危险。 　　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各种书讲得很多。始终成为悬案的，是毛泽东提到过的那封张国焘想要“武力解决”一方面军的“密电”。实际上，即使没有所谓“密令”，以当时情势和以后红军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共中央不顾一切单独北上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接获张国焘电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经劝说，徐、陈均同意北上更为有利。于是当晚七人联名电张，说明无论地形、经济还是居民环境，阿坝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难、减员再严重，只要进入甘南，就补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但9日张国焘再电陈、徐并中央，坚持原令，强调川敌好打。结果，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经劝说无效，不得已，毛泽东等当晚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关于要不要单独北上的问题，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曾经有过顾虑，担心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大家都赞同了毛泽东的提议，以周恩来任右路军指挥，密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尔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在脱离右路军陈昌浩指挥下的四方面军部队之后，中央致电张国焘，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毛泽东等以政治局名义命令陈昌浩、徐向前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472页。 　　当然，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一、三两个军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4000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苏蒙边界去的问题立即提了出来。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