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西凤酒多少钱:农发行的历程：回顾与前瞻

农发行的历程：回顾与前瞻

农发行江津支行  周  建  撰写

先 说 几 句

笔者乃一名有30多年工龄，在农发行工作了整整15年，还有4年便行将结束职场生涯的普通职工。在职场打拼了30余年，按照世俗的标尺衡量，我算是一无所成，完全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因为作为金融行业科班出生的我，从业30多年了，依然还在一个县级支行文字综合秘书的位置上动弹不得。

但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文字综合秘书给了我舞文弄墨的机会。从业几十年来，我在金融理论研究，撰写金融理论文章上乐而不疲。曾在《金融研究》、《中国金融》、《中国统计》、《农村经济问题》等中央、省、市各级刊物发表文章五十余篇，近五十万字。曾三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其中重庆直辖前两次，重庆直辖后一次，其他奖项十余次；1993年被四川省农村金融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亲友们说以此成果，我不应该如此尴尬，盖因我主体意识过强，不会自我推销。我却不以为意。东晋陶渊明在其自画像《五柳先生传》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那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宋代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亦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也是一种参透人生的旷达。我虽无五柳先生和东坡先生的达观和淡定，但追寻先贤，守住此生，不慕荣利，忘却营营我倒是心向往之。这不，临近退休，我又开始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积习难改地老想给我的职场生涯留下点什么纪念，希图不枉此生。

10多年前，江津区（当时还是江津市）地方志办公室来函征集江津农发行行志，以便编写江津市志金融篇，我受支行指派，编写了《农发行支行行志简编（1997年—1999年）》。去年（2010年），江津区地方志办公室又来函征集农发行江津支行自成立以来到2009年的行志。于是我着手在《农发行支行行志简编（1997年—1999年）》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了《农发行支行行志简编（1997年—2009年）》。在编写的过程中，当然要翻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正好我管理着支行的综合档案，这给我写作行志带来了极大方便。在此期间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手中的档案资料，对农发行成立以来的整个历程进行一番思考与回顾，从中找出一些有利于农发行今后发展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呢？这种想法使我无端地激动起来。觉得不写一本书简直对不起手中的档案。这就是我写作这本《农发行的历程：回顾与前瞻》的契机。

写作的过程当然是非常艰苦的。我手里虽然掌握着江津支行自1997年成立到目前为止的全部档案，不可谓不丰富。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手中的档案的层次过低，缺少决策层面的东西。好在农发行向来重视文件资料的汇集,每年总行和市分行都要印发当年的文件汇编,这给我查找资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除此之外,我还充分利用了网络,从网上查找到不少珍贵资料。总之，上级行的文件汇编和现代网络给了我搜集资料极大的方便，否则写作本书就是我无法完成的奢望。为了搜集资料，可以说我穷尽了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虽然如此,资料的缺乏仍是我最大的短板,也严重的限制了我的视野,致使我某些看法和结论可能失之偏颇和片面。

这本稿子当然是极不成熟的。但我还是不揣冒昧，把它公诸于众。本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把它当成一个行将完成职场生涯，成为闲云游鹤的后备老朽对农发行的临别赠言吧。如果本书能够让决策者有兴趣翻翻，并对其有些许参考，则超越了职场生涯纪念这个我写作本书的初衷，简直就是意外收获了。不过如果它如同一粒细沙掉进水里，不曾泛起一点点涟漪，那我也心如止水，因为我早已“忘却营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至今已经历了15个年头。15年来，农发行走过了一条马鞍形的道路，其间的历程可用跌宕起伏，柳暗花明来形容。

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农发行诞生15年以来的发展轨迹。

1994年，农发行与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一道经国务院批准横空出世，高调登上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舞台。至此，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日臻完善。既有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人民银行，又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各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现在又有了以执行国家政策为主要任务，分工明确的三家国有政策性银行。这些不同类型的银行优势互补，共同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片蓝天。

农发行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她要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1994年农发行诞生时，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样，只有总行级机构和省级分行。虽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组建方案》明确，当年（1994年）下半年有选择地进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县级营业机构的组建试点工作。但实际上农发行市县级分支机构并未组建。1995年3月22日至25日在农发行召开的首次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传达了国务院的决定：农发行机构不再延伸到省级分行以下，其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理。二级分行及基层县级支行均告缺失，致使农发行组织体系极不完善。其业务不得不实行代理制，即委托农行全面代理。但是农发行面对的毕竟是高度分散又高度弱势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它的业务，深入到了中国最基层的县乡，而且主要是在县乡。业务机构的不成体系使农发行无法得心应手地运作和管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而承担代理任务的代理行也很难对政策性信贷支农资金实施严密追踪，进行有效管理。这就使国家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的运行过程中常常遭遇肠梗阻。一时间，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仍屡禁不止，收购白条依旧满天飞；农村经济依然危机四伏，“三农”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整体经济运行，拖累着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显然，当时农发行的运行模式不适应农发行这家独具特点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要求，更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严峻的现实促使决策者开始思考农发行机构系统建设和完善的问题。于是，决策者的思考与解决“三农”问题现实的需求产生共振，市（地）县（市）级农发行基层营业机构设置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农发行基层机构呼之欲出了。

于是在农发行诞生两年后，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增设农发行省级以下二级分行及县级支行营业机构。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从1996年末到1997年初各地市县级分支机构陆续挂牌营业。以此为标志，农发行最终形成了从总行到基层支行营业机构的完整系统，开始独步农业政策性金融舞台，在上面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至此，农发行政策性信贷支农功能得到大大完善，始可称之为功能齐全、运行有序的农业政策性银行。

但机构增设后的农发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农发行基层营业机构成立后不久接收以1997年6月30日为时点数的人民银行划转专项贷款为标志，农发行基层营业机构甫一成立，就似乎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期。其信贷业务除办理农发行成立之初国家规定办理的粮、棉、油、肉、糖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贷款；办理粮、棉、油、肉等农副产品的收购贷款及粮油调销、批发贷款；办理承担国家粮、油等产品政策性加工任务企业的贷款和棉麻系统棉花初加工企业的贷款；办理国务院确定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贷款、贫困县县办工业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其他财政贴息的农业方面的贷款；以及办理国家确定的小型农、林、牧、水利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外，又增加了一项管理与农业政策性业务并不搭界的人行原专项贷款这一责任，农发行业务范围似乎在有限扩张。一时间,农发行发展好像是顺风顺水，全行上下欢欣鼓舞，憋着一口气,要在金融这个大舞台上把农业政策性金融这出活剧不断推向高潮。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998年风云突变。国家决定在这一年进一步开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作为与粮食企业有着紧密关系的农发行不能不受到这一改革进程的深刻影响。

国家进行这项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旧有的粮食流通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企业经营僵化，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亏损严重；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和收购“打白条”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少干部特别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认识不足，还没有把认识真正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一些地方对粮食市场管理不力；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还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缺乏改善经营的激励机制；企业减人增效工作进展缓慢；有的地方未实现粮食顺价销售，粮食企业亏损依然严重,且基层粮食企业财务报表上反映的经营状况并不真实，还有很多呆账、死账没有反映到财务报表上来,实际亏损大大多于账面亏损。

为了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布了两个文件：“国发〔1998〕15号”《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令第244号”《粮食收购条例》，提出了一系列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措施。作为配套改革措施，国家对农发行的业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建行之初开办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贷款、贫困县县办工业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其他财政贴息的农业方面的贷、小型农、林、牧、水利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以及刚刚由人行划转的专项贷款全部划转有关商业银行。农发行演变成为专司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主要办理粮棉油收购贷款、储备贷款、调销贷款等业务农业政策性银行。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进展和农发行加强收购资金管理，实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粮食市场状况得到有效改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和实行户交户结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强了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粮食收购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一些粮食品种逐步实现了顺价销售，个别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低价亏本销售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初步扭转了亏损严重的局面。实现了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和收购“打白条”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农民对此比较满意；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同步实施，减员分流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但是随着粮食流通市场状况的好转，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随着粮食经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明显下降，虽然政策允许农发行向多元的粮食市场主体提供支持,但一方面农发行对支持个体等粮食经营者并无热情，另一方面个体等粮食经营者也似乎没有寻求农发行支持的动力。因而这项政策实际上一直是只规定在文件上，布置在会议上，落实在汇报上。而由于大量信贷资产剥离，以及粮棉油收购贷款、储备贷款、调销贷款业务发展乏力，使得农发行面临着业务的严重萎缩，困扰着农发行的发展。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提出了农发行的旗帜能够扛得了多久的问题。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4年。转机出现在2004年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国务院标志这次常务会议对农发行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农发行“在做好粮棉油收购、储备、调销贷款的供应和封闭管理基础上，根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新情况，审慎调整业务范围，适当增加对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扩大中间业务”。

这次会议从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当前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情况,提出要调整农发行职能，对农发行工作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要求,为农发行改革与发展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对农发行更好地履行职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后，农发行抓住机遇，确立了“一体两翼”的发展规划，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纳入信贷支持范围。随后又经银监会批准，农发行业务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形成目前多方位、宽领域支农的格局，农发行的发展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期。

从上述对农发行成立以来发展粗线条的回顾可以看出，农发行自成立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建行初期阶段（1994年至1998年）。主要办理粮棉油肉糖等农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贷款，粮棉油肉等农产品收购贷款及粮油调销、批发贷款，政策性粮棉油加工企业贷款，扶贫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贷款，贫困县县办工业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及其他财政贴息的农业贷款，小型农、林、牧、水利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等业务。其间又有人行专项贷款划入的插曲。

第二阶段：收购资金封闭管理阶段（1998年至2004年）。这一阶段农发行专司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主要办理粮棉油收购、储备、调销贷款等业务。农发行陷入发展瓶颈，业务萎缩，支农职能受限。

第三阶段：多方位、宽领域支农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以国务院2004年第57次常务会议为标志，农发行业务蓬勃发展，政策性支农能力大为增强，除办理传统的办理粮棉油收储贷款外，经银监局批准，办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新农村建设贷款，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业务。

农发行成立以来经历的这三个阶段见证了农发行发展所走的一条马鞍形道路。其成立之初高调登场，在农业政策性金融领域全方位出击，其事业欣欣向荣，其业务蒸蒸日上；从业者为之欢欣，“三农”倍受鼓舞。其间又有人行划入专项贷款的小插曲，使农发行向非农行业伸出了一个小小的触角。但紧接着，随着农业开发性贷款、粮油附营业务贷款的划出，农发行经营立即走出了一条下行线，特别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到位后，农发行业务更趋萎缩，原有经营规模既不能保，更遑论业务扩张，终于在2004年触及谷底。真所谓“否极泰来”，2004年国务院召开第 57次常务会议给农发行带来了巨大转机。不管这次会议提出的农发行要审慎调整业务范围也好，对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也好，扩大中间业务也好，都意味着农发行将迎来一次浴火再生。因此2004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每个农发行人都应记住这个节点。

随着国务院这次常务会议精神的贯彻，银监会逐步批准了农发行开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新农村建设贷款，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业务，农发行业务进入了上升期；其业务规模迅速超过了1998年业务调整前的水平。农发行的发展又进入了辉煌期。

农发行这种马鞍形的发展道路说明什么？它说明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确不同于普通商业银行。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制约。其经营自主权要大大小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且其资金来源渠道、信贷业务对象、范围也受着国家政策的严格制约。这就使农发行发展有着特有的，与商业银行迥异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实践论》）因此，研究农发行的特征，把对农发行的认识从感性层面提高到理性层面，进而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提升，可以使我们对农发行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运用这些规律性的认识能动地推动农发行事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本书以此为宗旨，试图在事实的叙说中进行理性探索，进而实现理论的升华。如果通过这种探索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在重返实践后，能对农发行的事业有些许推动，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