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杂谈】用三句话讲清中共党史

• 发表于：2011-04-12 20:57:15
• 作者:dxzzc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是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契机。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研究党的历史“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此外，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党组织，这个时候更应该注意学习中共党史。而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三批学习书目基本上都是党史书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党的历史知识简明读本》以及《复兴之路》、《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毛泽东传》）。这也就明确地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学习中共党史的号召。

    搞清楚90年的中共党史绝非易事。而笔者却偏偏选择了“用三句话讲清中共党史”这样一个轻巧的题目，不免叫人疑问，以为笔者是在说大话、吹牛皮。这里需要做个简单的说明。笔者试图“用三句话讲清中共党史”，主旨是要抓住中共党史的“纲”，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正所谓“纲举目张”，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笔者看来，中共党史有一条基本脉络，或者叫主线，即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渐次掀起了三大高潮，进而完成了三大创造。这就是笔者要讲的三句话，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领导下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在邓小平领导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

    这三句话所指的人物和事件，相比较其他人物和事件而言，是最突出、最重要的。而就这三者自身比较而言，是可以放在同一历史天平上等量齐观的，因而也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中共党史上的三个里程碑。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也是比较公正的。

    下面，笔者就讲讲这三句话的意思。

    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调”的位置。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因为陈独秀。他是党的第一个领袖，但后来犯了不少严重错误，直至被开除党籍。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好讲的。另一个是因为毛泽东。从我们党着手研究中共党史之日起直到现在，其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撰，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确立的。当时毛泽东就讲，“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令人遗憾的是，在毛泽东的生前和死后，他讲的宣传陈独秀历史、讲讲陈独秀功劳的那个“将来”一直没来。

    其实，除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后人没有很好地领悟和把握毛泽东讲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所折射出的大历史观。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在西柏坡讲的那句名言，“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如果把人们所熟知的“标准”的中共党史比作一出长剧，那么发生在1921年7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事件（“南陈”即陈独秀，“北李”即李大钊），就只能算作是这出长剧的序幕，人们自然也就认为“但序幕还不是高潮”。这样就容易倾向“低估”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和功劳，更不会给出“里程碑”那样的高度评价。毕竟里程碑是有了一段里程以后才立的碑（标志）。

    实际上，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已经透露了他的大历史观。当时毛泽东就指出：“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而在后来，比如毛泽东在1949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把中共党史研究时限上溯到1840年。

    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1920年，这漫长的80年，正是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艰辛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人的依次登场，也是对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学习和选择，最终都归于失败。一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李大钊、陈独秀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着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段80年的“长剧”来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事件就是它的高潮，就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向前追溯8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事件是一个高潮；向后而看，直到现在的90年，这个事件就是一个“红色的起点”，是一个大本大源。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就是从那时起，率先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立起来了一面旗子，就是马克思主义，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没有这面旗子，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有后来直至今天的伟大成就。前后正如“1”和“0”的关系，没有了“1”，后面再多的“0”也是“0”。正像盖高楼大厦，没有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党的最初的创立者和奠基人。笔者也希望，在纪念建党90周年、隆重推出《建党大业》之际，毛主席那个未了心愿——宣传陈独秀历史、讲讲陈独秀功劳的那个“将来”也能如期而至。

    第二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领导下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在形成第一个高潮之后，即在1921年建党以后的十几年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经历了不少艰辛和曲折，在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建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很快又被一系列或“左”或右的领导错误所湮没，最后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种境遇暴露了自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如果说，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进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最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沟也能出马克思主义”与王明等人“言必称希腊”那一派教条式理解和执行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分歧与长期较量，标志着党的日趋成熟，进而确立起毛泽东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原则，并最终造就了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等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就是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讲“古今中外法”的“中国和外国”（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中国与苏联）。他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他同时也批评了“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原则下，毛泽东本人和我们党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最大成果就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王明等人教条式理解和执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注意研究中国的特点，彰显中国的特色。比如中国的革命，与传统的“城市中心论”和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同，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中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蕴含的力量最大、最有革命性的人是亿万农民，而广大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土地。所以，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和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党所制定和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围绕着“农民”和“土地”展开的，就其本质而言，无异于是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如此，中国的建设也是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提出向苏联学习，但后来也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在毛泽东的主持和领导下，不论是在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民族制度政策上，还是在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和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重大问题上，都十分注意到中国自身的实际和特点，比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下毛泽东思想在建设时期的最重大的发展。

    总之，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才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进而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世界上重新确立起了中国的地位。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一段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毛泽东继列宁之后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或“本国化”）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

    第三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在邓小平领导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而这“人和”即人心所向又是建立在“天时”和“地利”基础之上的。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原则，主要是占据了“地利”，创立了中国特色，打出了中国气派。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原先那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而也发展到如何对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在毛泽东的晚年已经是一个十分突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林彪等人提出了“顶峰论”，邓小平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早在1960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辞世后，1977年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我们党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区分和厘清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的界限。那么，在邓小平等人看来，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到底暴露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根据和逻辑起点。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它的存在和发挥积极作用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最实在的莫过于一定的时空条件。我们说，毛泽东的成功主要是占据了“地利”，而越往后这种“地利”上的优势就会被日益凸显的“天时”问题所羁绊和局限。很显然，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如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就连他亲自发动的“文革”到最后，也不那么自信了，所以才意味深长地发出“只有天知道”的感慨。实际上，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天时”的变化，所以才在他有生之年，不失时机又十分巧妙地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只不过自那以后，年迈的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以及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不足以“扭转乾坤”了。这副重担只能留给后面的人来完成。

    而在毛泽东之后，成功接棒的当属邓小平。而他开创历史的第一招就是沿着毛泽东遗留下的正确轨迹，及时准确地把握并占据了“天时”，这就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成功访美、访日，亲眼见识和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对当时中国与之巨大的差距震撼不已。所以，邓小平回国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力主推动改革开放。而这一重大转折，从理论上概括，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命题，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