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长春 五洲国际公寓:“韩松落”专栏文章录（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6:38:24
闫凤姣和她的照片正在风头上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假若明天来临》 （刊发后题目改做《闫凤姣的老茧让人感慨》），报纸出街当日中午，我上网，发现文章已经被转了几千次，心知大事不妙——引人注意从来都有副作用，果然，有大批愤怒读者指责我替本该投石处死的女人张目，更有女读者指出，高跟鞋穿多了，自然会有老茧，老茧不是闫凤姣获得赦免和赢得同情的理由。好在有读者替我说出心声：“高跟鞋和老茧指代的是我们必须取悦他人的共同处境，若想生存下去，就得让别人喜欢自己接受自己，高跟鞋，或者隐形眼镜，都是取悦之道。所有那些还需要取悦别人的人，其实都在一个战壕里。”
列侬有云：“要使你的政见被接受，你必须抹点蜜糖。”何止政见，时时处处，我们都得设法给自己抹点蜜糖，将自己呈送出去。不过，不是随便抹点蜜糖，就能导致接受，取悦之道，是最艰深的学问，不亚于任何一种真理。因此，求索的路上，就难免满布殉道者。超女王贝（2005年超级女声成都赛区20强，2009年快乐女声武汉唱区10强 ）死在整容手术台后，网友正期待超女之死能帮助群众擦亮眼睛，刺激当局整顿整容乱象，家人却选择私了，白岩松直呼绝望：“如果说王贝的死因是气道梗阻，这件事情到这儿停了，这个社会局部的气道发生的梗阻，我们每一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只是，一旦想想，那是个母亲和女儿齐齐躺上手术台的家，就不觉得这结果有何意外之处。那是个蜜糖之家，蜜糖成分略多于寻常巷陌里的寻常人家。
路啊路，飘满红罂粟。他们目不斜视走过的路上，刚刚倒下的人尚有体温——2009年11月，38岁的前阿根廷小姐、世界名模索朗热·马尼亚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臀部整形手术时，同样地，因医生不专业，致使注射液体流入她的肺部及大脑，引起急性呼吸衰竭，她死在3天后。再早些，韩国女星韩爱利在隆胸及面部轮廓手术时，因大量出血，差点儿丧命。
但相貌是身在演艺圈的人，最直接的蜜糖。好莱坞的金融分析家斯彭塞女士曾说：“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城市，你能否在这里混下去完全取决于你的长相如何！”在这个地方，被常人视为隐私的那些事情，统统不是秘密。是否在脸上动过刀子，才是好莱坞最深最黑的秘密。
好莱坞明星，在整容上一年要花掉数亿美元。列在整容医师整容怀疑名单上的，是好莱坞的所有明星。在整容医师看来，从老牌硬汉约翰·韦恩、加里·库柏，玛丽莲·梦露，到布拉德·皮特、辛迪·克劳馥，个个都不是原装产品。 乔治·克鲁尼整过下巴，汤姆·克鲁斯打过抗皱针，施瓦辛格缩过下巴，史泰龙做过拉皮手术。
即便是最守口如瓶的整容医生，也公开地说，在这个城市，1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有过整容经历。在奥斯卡典礼即将举行前，这种集体狂热更会达到顶峰，明星涌入整容诊所，竭尽所能地让自己看起来令人愉悦些。
整容其实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一套，已然陈旧，以外科手术尚未出现时候的见识限定现今的人类行为，非常不智。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整容手术日渐完备之后整容是否正当，而是毫无创造性的整容，这十年里，我们所有整容后的女星，一律拥有尖得戳死人的下巴，削得过分平的颌骨，还有相似的眼睛，毫无差别的鼻梁，以至于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同一个人——她们或许不是同一对父母生的，但或许都经过了同一段潮流的影响，同一个医生的再造。
为自己涂抹蜜糖是否正当，其实也不必讨论。有生的日子，我们都得设法使自己拥有悦人的价值，女人得穿高跟鞋，男人得小心地保持一种形象，在暗处点烟的时候，得“皱着眉头，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硬汉子，啪一下掀开打火机，火光闪烁照耀出一个男人昙花一现但却无比强烈的图像”，周立波得使自己俏皮点，像个还魂的老克拉，柯以敏得在超女比赛里严苛些，像个恶毒的老巫婆，专栏作家要有金句，微博上要想引人注意，得表现得像个异见人士。每个人都涂抹着蜜糖，等待某个戈多的光临，人的死亡因此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性的死亡，另一种是取悦未遂或者取悦的价值消失之后，社会性的死亡。
金钱史
张柏芝复出，以每部一千万的片酬，接下黄百鸣电影《最强囍事2011》，却辞演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尔冬升的电影《大魔术师》，港媒爆出猛料，说张柏芝与尔冬升合作告吹的真正原因，是张柏芝“坐地起价”，尔冬升因此在背后大骂她“忘恩负义”和“反骨”。两边都否认这传言，但尔冬升多年好友兼搭档方平的一番话却显得意味深长：“老实说，大明星哪个不贪钱？”
方平的不平之感，自有来历，3年前，张柏芝的片酬，不过3百万，3年后，却暴涨3倍。有人将此归结为有号召力的女演员的稀少，以及张柏芝在隐私照事件中的刚烈表现对她影响力的提升。她的进化、她的不可复制性，是她片酬暴涨的原因。或许是，有定价权的明星，要在通胀的时代，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
一部金钱史，就是不断重新确定价值的历史。要想更方便地窥看这过程，明星片酬，真是个很好的样本——他们的钱，总是在明处，而且总是最先被时代起伏所影响，顶级明星的片酬，则是这个样本里最敏锐的部分，他们往往是重新定价的领头人。1917年，顶级女明星玛丽·璧克馥的片酬，达到35万美元，同年，卓别林的片酬，达到100万美元。这个标准维持了好些年，起伏不大，直到1963年，伊丽莎白·泰勒在这一年，凭借《埃及艳后》创造了新标杆，她拿到了100万美元片酬，十年后，马龙·白兰度因为《巴黎，最后的探戈》，拿到了300万美元。
此后，却是急弦繁管，片酬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1991年，施瓦辛格凭《魔鬼终结者2》，获得了史上最高片酬——1500万美元，这个纪录迅速被刷新，1996年，哥伦比亚为金·凯瑞的《王牌特派员》开出了2000万美元的片酬，让他成为2000万俱乐部第一位会员。大牌演员参与票房分红也渐成常态，2010年，约翰尼·德普和桑德拉·布洛克的收入，分别是7500万美元和5600万美元。这个收入不是单纯的一次性片酬，还包括了票房分红和广告收入，但显然，顶级明星的金钱标杆，已经越来越高了。
世界大同。中国影人，也在不断用数字来确认自己身处何世。上世纪30年代初，银元时代，“明星”公司给胡蝶的月薪是2000 元，这已属天文数字，而在上海税务部门供职的胡蝶的父亲胡少贡的月薪也不过60 元。上世纪70年代，谢贤在他最红的上世纪80年代的片酬是4万港币，而当时，尖沙咀山林道的房子，一套不过三万六。随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明星片酬300万、500万地涨上去，到了2010年，一线男星甄子丹的片酬已是2000万人民币，张柏芝的1000万片酬，显然是有来由的，并不能算悍然出世。只是，1000万片酬所能保证的生活水准，恐怕也不比胡蝶的2000元高出多少。
通胀也并不是孤零零地来的。保罗·约翰逊在提到发生在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时这样说：“这样一种动乱肯定会引出政治结果”，恶性通胀的年代，通常也是动荡年代，人们不但要抵御通胀，还要抵抗时局造成的各种意外损失。还是胡蝶，在1941 年，日军占领了香港之后，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控制，匆忙逃离香港，逃离前，将自己拍片积累的财富，装进30只箱子，托奇女子杨惠敏运回内地，却不幸遭劫，经此重创，胡蝶大病一场，随后再度复出拍片。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是网络流传的疑似仓央嘉措诗，又有上世纪80年代流行歌《追赶太阳》的歌词是：“为了追赶太阳，我跨上一朵红云彩”，如果把两个句子里的关键词改为“通胀”，似乎也无比通顺。人生太长了，而且没有一劳永逸，这世界有的是手段，刺激人们以不停的劳动，来供养它的繁荣，南方人常说的“手停口停”，虽然悲摧，却到底无怨无怒，因为那是人生真意。
我有一个朋友，是王菲的狂热粉丝，2003年（王菲目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将爱》在这一年11月问世）之后的这些年，每到岁末，问他该年有什么遗憾，其中之一，不是《红楼梦》未完，而是王菲没复出。如今，他的遗憾终于得到些补偿，王菲终于复出，从10月底开始举办名为“重生”的系列演唱会，而之所以叫“重生”，是因为“她认为每件事物都有重生，开始、经过、结束再从头开始，所以此次个唱将融入四季变换的概念，取其冬去春来循环不息之意”。
尼尔·盖曼的小说《美国众神》里，凡是获得人们关注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神，哪怕这个事物只有一个拥趸，也会有一个神因此前来，随着膜拜者的增多和减少，他们的神力也随之增强或者减弱。神并且拥有凡间的身份，他们混在芸芸众生中，有的成为出租车司机，有的沦为妓女，有的是犯罪分子，神也有新旧更替，旧日的神是那些元素意义上的神，比如水神、火神、狡诈之神、骗术之神，新一代的神则是高速公路神、信用卡神、互联网神。以尼尔·盖曼的标准来衡量，流行文化的巨星，也都是神，而王菲，是少数几个可以跻身众神的国产巨星之一。
王菲能成为巨星，是因为她具有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王菲是一个“同时代人”，她在鸿蒙初开土里土气的90年代，“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从邓丽君、Tori Amos、Cocteau Twins、The Cranberries、Bjork和Sophie Zelmani以及国产摇滚里汲取营养，她在北京和香港之间穿行，得以跳脱香港看香港，以及远离北京地审视北京，锤炼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清新、迷离、诡异、慵懒……甚至颓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可见，“同时代”意味着超脱、异质、疏离和前瞻性，“同时代人”不会全心全意沉浸在我们引以为傲的那些时代特质中，而是全力挣脱，甚至始终和这些特质保持距离。一个时代的时代性，并非来自那些公认的、已经固化了的部分，恰恰来自“同时代人”为它添加的、甚至竭力否定的部分。
可以预见的是，至少在短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出现另一个王菲级别的巨星了，这或许因为明星产生的机制发生了变化，或许因为娱乐性扼杀了巨星的神秘感，也或许是网络毁灭了这种超级巨星的黄砖路，更重要的是，这种“同时代人”需要时间成就，如人参果，许久才开花，许久才结果。
尴尬的是我们，我们和这些异质的“同时代人”，与这些半个身子已经进入神话的人物，并存于一个时间空间里，不知该怎么对待他们。张爱玲、塞林格或者伯格曼去世的消息传来，驱之不去的不是哀伤，而是诡异感，他们前几天还活着？他们曾经和我们长期并存于一个时代？更诡异的感觉，则由那些正处在转折期的巨星们带来，王菲还要逛新光天地，张曼玉还要为建筑师男友请任志强吃饭，伦纳德·科恩还要为赚取退休费举行“听一场就少一场的演出”。这些已经进入神龛的新神们的肉身令我们异常恼火，我们既幸运又不幸，得目睹他们的瑕疵，窥见他们的衰弱，忍受一个神话完成前的最后工序，挨过彻底入冬前的那段脏兮兮的秋凉。
我们知道那些“同时代人”像马尔克斯小说里的巨翅老人一样，可能是上天的馈赠，但我们照旧凶狠地对待他们，最后以悔恨表示一点姿态，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昆西·琼斯说：“迈克尔是新一代的莫扎特、贝多芬或巴赫……他们都曾在在世的时候遭到攻击。人们不理解他们，但直到他们逝去已久后，人们才知道原因……在我们和迈克尔去世很久以后，他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而且他不会被世人遗忘永远不会。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并感谢上帝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的传奇。人们总是把他和猫王、Beatles或Sinatra相比较，但世界上只有一个迈克尔·杰克逊……两百年后，人们会为今天发生的一切羞愧。”
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点，所以努力削减自己的存在感，像隐居的嘉宝，躲在美国的张爱玲，以及淡出歌坛前的王菲，她曾在演唱会VCR中说：“如果我以后不唱了，希望你们忘了我”，这些“同时代人”，不但知道自己的位置，也能预见到自己某一段时间内的处境，知道自己要为曾经的脱序付出什么代价。王菲用“重生”为自己的复出演唱会命名，大概也是一种解释，一种讪讪的低回。
有两种方式，可以为那些以身心修炼为职者提供说服力，一种是持续不断的清寂生活，另一种是浮华尝遍后的陡然转身。胡因梦大致属于后一种。
她家世良好。父亲胡赓年，沈阳人，本姓瓜尔佳，属满洲正红旗贵族；母亲璩诗方，老家安徽桐城，也属名门。抗战时，独居重庆歌乐山的璩诗方，在友人家里见到胡赓年，在她眼里，他唇红齿白，“样子好看得沁人”。她一天一封情书寄往沈阳，那时，胡与第一任太太潘玉璞虽已分开，却还存复合可能，见此情形，潘远避美国。璩诗方随后也脱离了她的丈夫——她一直嫌他不好看，两人从此成了胡先生胡太太。
胡因梦生在台中，少年时，因为沉迷存在主义、禅、李敖和占星学，在辅仁大学德文系读到大二便退学，偶遇导演徐进良，出演《云深不知处》，从此成为演员，15年时间，40部电影作品，1977年，在琼瑶片《人在天涯》里出演配角，获得第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1986年，因主演《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被亚太影展评为“最受欢迎明星”。
这种光洁明亮的人家，一旦古怪起来，就会格外古怪。她的父母坚信，是修藏密和太极拳的气功师，以及开了第3眼的皮肤科大夫，用气功医治好了她母亲的输卵管堵塞，促成了她的出生。她母亲，在麻将桌上耗了半辈子，又极吝啬，“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10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她和她母亲的关系，让人想起《钢琴教师》和《小团圆》，在控制和反控制上纠结了许多年，她母亲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她的男人只有李敖的时候，她不肯嫁给他，等到她母亲反对他们来往，她欣喜若狂地连夜嫁给了他。
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四个月，骂战却持续了30年。自传里固然是要写的，电视里也要一遍遍地述说，洁癖、神经质、纱窗上放菜板等等段子，多次重述，字句都一样。2006年10月，胡因梦登上《鲁豫有约》，说两人离婚是因为李敖侵吞朋友萧孟能的财产，李敖随即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里，连续几天开骂，称胡因梦的人是20世纪的，“头脑却是2世纪的，甚至是公元前2世纪的”，是典型的“迷信大王”、“妖妄的女人”，之所以要和他在一起，不过是“用文化来美容”。并细细分析：15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演戏，没有时间看书，怎么可能在最短时间里变成有文化的人？她是很努力、力争上游，但把一个大前提弄错的话，怎样努力都是错的，最后得出结论，胡因梦“作为一个才女是失败的”，两个人里，有一个不适合过婚姻生活，这个人，“对不起不是我”。
可能谁都没错，错在，两个人都敏感、夸张、戏剧化。电视节目中的李敖，那种生动的表情，铿锵的语气，都在告诉观者，这是一个非常态的人，如法拉奇在《好莱坞的七宗罪》里所说：“在好莱坞，所有人都想显出自己很正常，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就是在谈话的时候也做不到。一些形容最高状态的词从他们嘴里流出来，就像秋天的树叶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什么都是‘巨大的、精彩的、壮观的、非凡的、可怕的’。”
这种敏感严厉、不停地在“心”和“灵”上兜转的人，其实是有出路的，那就是接受生活的粉碎和重新组装，被世俗生活浸透，变得宽厚，但若没能如期完成这种转变，最后都免不了要走这条路（或与之近似的路）：1988年，在拜访了许多异人之后，胡因梦在纽约的一家书店，看到了《克里希那穆提：觉醒的岁月》（Krishnamurti: The Years of Awakening）。以后，她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胡因梦，克里希那穆提的中国传播者，“身心灵”的探讨者与治疗者，在她的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内地版名为《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有大量删节）里，充满“灵媒体质”、“前世回溯”、“外气”、“内音”、“原型经验”、“灵界的能量人格元素”、“深埋情绪的释放”之类晦涩的词语，以及正在因为新闻事件而被掀开在日光下，接受普通人打量和争议的——“谭崔”（Tantra），而在内地版被删除的第十五章里，她还描绘了见证张宝胜的过程。
而明星，抑或艺术家，尤其如此。艺术与神与巫与怪力乱神之间的距离，本就很近，舞蹈和戏剧的起源，都和神和巫脱不了干系，成为艺术家或者文艺青年的，也多半是感情丰富的、过于敏感的、神经质的人，历史上那些被当做女巫焚烧的女人，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些“银镯女子”，或者像我们小城那个目光炯炯的文化馆周老师，气功瑜伽迪斯科，她一样都没落下。那些“异人”瞅准的、吸引的，也就是这些人吧。这可以解释，那些“大师”背后，为什么总有明星的身影祟动，明星，又为什么总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
张艺谋电影的女主角，通常都找得很艰难，寻找《山楂树之恋》中静秋的扮演者时，导演组兵分八路，几乎跑遍了全国的艺术院校，最后入选的，是石家庄的高中女生周冬雨。她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她有一张干净的脸，张伟平认为她“气质独特，极其清纯”、“眼神如山泉水般纯净”、“看片的人一致认为她长得像山口百惠”。而新闻里，张艺谋的反应是：“试戏过程中，我发现这位女孩虽已18岁，却像一张白纸，对社会中的很多人情世故全然不懂，几乎是现实版静秋。”
一张干净的脸，是“谋女郎”的入门条件，这是全国皆知的秘密，巩俐、章子怡、董洁，都有相近的面容特质。何况《山楂树之恋》的故事背景在1975年，主张的又是纯爱，弥漫禁欲气息，演员脸孔更要干净。不过，不只张艺谋有这种要求，凡是将故事背景放在七八十年代的电影，也都免不了要寻找些干净的面孔，制造些干净的画面，干净，已经成为用影像重现三十年前时光时的统一诉求。
那时候的人，比现在干净、恬静、单纯，这几乎已是共识。那些影像中的干净面孔所代表的世界，和作品所描绘的龌龊如19世纪前的欧洲一样的世界，哪个比较接近真实？
“过去是个异域”，过去了的时光，多半已经云雾缭绕，搅拌和混杂了种种晦暗不明的细节、印象，难以看清原貌。吊诡的是，“干净”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象？“干净的脸”为什么能为那个时代代言？
脸的历史，是另一部隐秘的历史。陈丹青认为，人的面孔和时代关系紧密，鲁迅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那样一个时代，足以滋养出那么一张即便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也不让我们丢脸的脸——人的脸孔，是时代元气的凝结，是时代能量的表露。但，脸的历史，也不是那么自然发生的，脸的历史，也是摒弃和承认的历史，是有意倡导和声张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受过西方教育的新浪潮影人，打算重振香港电影，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演员面孔，他们找到的新代言人是夏文汐和叶童，“都是高挑修长、外表冷若冰霜，打扮清秀淡雅，似不食人间烟火……两个都不似本地明星，而具有西片女星奥黛丽·赫本和黛博拉·蔻儿型格”。
而说起1949年以后内地女明星脸孔变化时，影评人娄军这么认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的功能受到抑制，旧上海那种既是罪恶之城又是时尚天堂的矛盾被革命理想重新整合，城市生活在银幕后面悄然隐去，作为革命象征的土地和农民被突出出来，反映革命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题材成为主流。”所以，1949年后的明星，比如谢芳、王丹凤、秦怡、王晓棠、张瑞芳，“她们的美丽是全部面向公共空间的”，她们的面孔公约数里，最多的是母性元素，谢绝欲望投射，而那些拥有城市标记的女明星，则只好扮演女特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城市化再度开始，潘虹、张瑜、方舒、龚雪、肖雄那些精细妩媚类的面孔才重新出现。
过去的世界，地位则更加尴尬，通常是我们给它什么脸，就得要什么脸，我们认为它是干净的，它就是干净的，让它成为某种干净的社会理想的寄托，它就得担负此责。张艺谋在城市化潮流中逆行，努力寻找非城市化特征的脸，也正是源于这种需求。
所以，本雅明认为，照片（也可以扩大到所有影像领域）和讽喻有着相近的功能，将世界缩微，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方式。控制了一张脸，就控制了脸的主人被领会的方式，控制了一个时代的脸，就控制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人的面孔其实并无大的变化，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面孔作为时代的代表。所以，朱文在他的诗里这样写：“道理都写在脸上。”
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去投奔姑妈，她家的佣人随行，在姑妈家的深宅大院门前，在一迭连声的狗叫声中，在姑妈家的佣人前来开门的历史性的时刻里，葛薇龙忽然异样地清醒、客观和冷静，因为周围的环境，她的眼光和立场都变了，觉得自家的佣人格外古怪。“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
内地艺人与港台艺人站在一起，往往就有这种效果，不论是公私场合下，抑或合拍片中，还是综艺节目里，但凡两岸艺人同时出现，以前看惯了的内地艺人，骤然就异样起来，让人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分明是娱乐，却有历史性时刻的那种火光冲天熊熊照面。
从前，是形神都有差异。1989年，刘晓庆访港，与林青霞会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亦舒没有放过这样戏剧性的时刻，专栏里的揶揄之意溢于言表，“刘晓庆最近一次外访，擦艳红胭脂，穿大花衣裳，戴金刚钻手镯腕表，脖子上一条粗金链条，用碎钻拼出英文字样。”面对记者，刘晓庆说：“如果叫我跑到台湾去，像红虹（红线女的女儿）那样，我是绝不会的”，“我觉得不化妆打扮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况且，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气质而不是打扮。”——因为是正面的、称道的口吻，更让人难过了。
明星身上，其实凝结着我们与时代有关的一切进展与心得，没人可以脱离时代支撑独力飞身向前。1980年，15岁的刘嘉玲去香港时，她穿着黄色上衣鲜红喇叭裤子挑着行李到了香港；从无线第12期艺员训练班出来，进了演艺圈，香港人却不接受她，始终嘲笑她的衣着；即便是在《明报周刊》封面上，和许晋亨在一起，关注的重点还是她穿的衣服，当然，不被接受的，还有她早年的处世为人。四十年时间，东风西风，河东河西，全都倒过来了，领涨的变成了领跌的，时代拖住了女明星的后腿。
到了合拍片时代，衣着妆容上的差异缩小了，神采上的区别却照旧是天上地下。内地艺人大量地出现在香港电影里，但他们举手投足的生涩僵硬，在港台演员的映衬下，格外触目惊心，即便是王晶作为人才引进的刘洋或者孟瑶，在熏风里浸泡了那么久，却还是听得见骨头里的铿锵作响。
当然，电影是非常态的、高度控制的人性展示，人为的因素常常会干扰到样本的纯洁度，综艺节目里的对照，就更有说服力。作为标杆的，是内地明星在《康熙来了》里的表现。45分钟的节目，蔡康永和小S以庄谐齐备的手法引蛇出洞，从体力、耐力到素养储备，对艺人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到最后，不略微露点原形，几乎是不可能的。《风声》的几位主演，就曾经登上《康熙》，李冰冰过分警觉，黄晓明有点平淡，张涵予面对小S飞身扑男的做派略显拘谨，而上过这节目的黄磊、李艾、那英、小沈阳，也多半如此，总体表现不过不失，甚至不乏亮点，但却坏在直、白、凛然，“杀气腾腾”，缺乏人性的细节。
这差异或许来自南北地理性格的不同，东南卫视有一档《海峡午报》，是这种性格的具体呈现，蓝绿打架，市县政客跳淡水河博人气，小吃店用帅哥店员招揽顾客，中学生在毕业典礼上cosplay吴淑珍——再没看见过那么富有烟火气的新闻。稍北一点就不行，韩国新闻，永远看得见一片黑压压的衣服，白亮的灯光，动辄有人自杀了。气温高一度低一度，纬度多一分少一分，性格迥然两样。
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几十年生活在取消世俗生活的境况下。景象肃穆的乌托邦里，建筑得是整齐划一的，会议室里的杯子得在一条线上，电影里的古代士兵也要走成团体操，阳台上不能晾衣服，人们乐于取消人性的细节，嘲笑多余的情绪，连演员都是一派正大肃杀的气象。这三十年的重建，重建的其实是世俗生活，但有时进，有时退，如此曲折反复。而香港台湾，世俗生活没被打断，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全，人们渐渐培育出失落许久的“唐人”特质来，差异就此产生，在艺人身上格外明显。细究之下，多少令人怅然。
苍井空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她刚在推特开了微博，就有人发出线报，中文推特界随之沸腾，于是造就了4月11日的“苍井空之夜”，网络大佬们连夜振臂高呼，网友连夜翻墙加关注，她的关注者在几天内迅速从2000人增加到几万人，她做出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的表示，久游网旗下网游《勇士OL》便要她当代言人，刚刚改版开播的青海卫视打算邀请她上节目，谈论女性情感。总之，大家都在“想起苍井空”——香港歌手李嘉强的歌，甚至高高兴兴地称她为“苍老师”。
苍井空的好处在哪里？童颜巨乳只是寻常，她还妙在轻盈。宫部美雪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火车》，讲述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之后，欠债家庭女性的最后下落，她们或者抛弃从前的身份四处逃亡，或者在风月场下海，AV达人“一剑浣春秋”的博客，也在印证这种惨境，每每说起女优下海拍AV的因由，“还债”总是频频出现。苍井空没有这么苦大仇深，她起初不过是贪一点零花钱，在成人电影星探遍布各种车站的日本，这点小贪恋，马上就会被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诱惑。这个行当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代言人，就得是这种身世素白轻盈的，以配合这个行业的日益非罪化——以前是法律上的，现在是心理上的，Mew这样的女优就不行，她的资质平常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一个崩溃的富豪之家，从前，她家的玄关和客厅之间，甚至有条小河，现在，她是面目模糊的企划女优，这种时运不济，被人世惩罚的女性，显然太“重”了，而人都喜欢“轻”。
当然，日本硬色情电影的身份，也在变“轻”。上世纪80年代，从粉红电影、Roman Porno（罗曼情色电影）撑大的空间里，AV豁然跃出，30年时间，AV的口味越来越重，身份却越来越轻，这得归功于日本AV对欲望精微之处的剖解，片长，是一场性事或者自渎的长度，光与影与场景，有平常生活的涩与杂乱，过程，处处照顾观者的心理感受，起兴、癫狂，和事后的感伤失落全都不缺，而在此基础上，又分出明媚、阴郁或者污秽的类别，应有尽有。一件事物，美起来了，自然就合法了，美感，是合法性的前提。而那背后，是日本色情业的精工细作，在美国摄影师Joan Sinclair笔下，东京的色情俱乐部“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欲望，被最大限度地照顾了，所以有人说，日本的色情业，是在“向人类致敬”。
但对我们来说，苍井空所在的那个行当，根本就不存在。《勇士OL》发布会的新闻通稿里，苍井空被称为“日本影星”，发言人一再强调她形象的健康正面。苍井优的粉丝，看到这条新闻，恐怕会更不高兴了，他们和苍井空的粉丝的互相攻击，已经有些时日了，都因为，他们的偶像，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女神”，而且都叫“苍井”。
我们甚至愿意假装欲望是不存在的，我们奉行的，是克林顿针对军中同性恋的“不许问、不许说”政策，看了，但却不见，知道它占据了我们生活的空间，但却齐心协力地忽视它。就像爱尔兰作家Bernard MacLaverty说的，尽管北爱乱象纷生，却鲜见报纸有报道，“因为所有人都已司空见惯，就好比自己屋里有头大象，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大家却都异常默契，从不谈论它，一起漠视它，很快就习惯了它的这种存在”。而我们的屋子里那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大象中，有一头是粉红色的。
不存在的事物，自然不能对它有所要求，尤其是不能要求它有美感。《性书大亨》中，拉里·弗林特有这样的认识：“使性爱性感迷人是一项十亿元的大产业”，这个产业，得建立在精工细作的基础上，处处照顾精微而娇嫩的身心感受。我们那些以偷拍流出、隐私外泄流传于世的影像，甚或“青岛小琴”、“工行女”、“兽兽视频”，以及那部由三线明星出演的《农民伯伯乡下妹》，之所以不美，是因为它没经过“文化的调节与塑造”，有种久经压抑之后的粗鄙，它的来历和传播方式，也使观者背负罪责感。对苍井空的那种夸大了的向往和热情，就是对这种粗鄙的鄙视，和对这种罪责感的逃离。显然，距离美和“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