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机顶盒有话筒吗:从奴隶到富翁的变迁史

美籍华人：从奴隶到富翁的变迁史

今日的美籍华人，不仅在收入方面优于一般的美国人，职业地位也有所提高。四分之一的就业美籍华人是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作。尽管曾经遭到美国历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严重歧视和暴力，华人还是拥有了今天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的华人，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即广东省。而且，他们的籍贯非常集中，多属广东省7个地区之一的台山。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过去主要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广东省的台山地区却是一个多山而贫瘠的地方，没有什么农业。那里的老百姓一般从事贸易，充当中间人、推销员和商人。许多人到了香港，在那里结识了欧洲人，并得知加利福尼亚在1849年发现金矿的消息。真可谓鬼使神差，由此开始了华人向美国的迁徙。

　　歧视和迫害

许多华人是作为合同工或依靠向美籍华人组织借钱才来到美国的，这些组织在美国对华人起到一种监管的作用。和别的那些完全不熟悉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移民一样，中国劳工经常在由自己同胞监管下的集体里干活。

到1851年，加利福尼亚州已有25,000名华人。1870年，美国有63,000名华人，几乎都分布在西海岸。1880年，大约有6,000名华人来到美国。1881年，入美人数又增加了一倍。1882年，又增加了4倍。后来，一项旨在排斥中国人的移民法，把华人的流入量在1890年前一直压低在千人之下，1890年回升到1,716人。

美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美国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美国。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一个煤矿，华工因罢工而遭到屠杀。只有最重、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给他们干。铺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穿越谢拉山脉后进入犹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铁路路轨的劳工，多数是华人。那些试图淘金的华人，都被美国西部淘金营地的白人给赶跑了。188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华人社区，由于受到一伙暴徒的武力威胁，人们全部被迫离开。几乎与此同时，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达科马两市也赶走了当地的中国人。类似的事件在温哥华和阿拉斯加也发生过。

除去这些引人注目的迫害之外，偶发的骚扰事件也是普遍现象。剪掉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长辫子，是个很时兴的恶作剧，而这对那些不幸的华人男子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满清王朝的法律，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

除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1882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作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1854-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中国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美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

　　洗衣店、餐馆和秘密社团

　　举凡华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属那里的职业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愿意去干的地方，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早期的华人也充当田间农工，早出晚归，工资却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亚州十分之一的农场劳工是华人。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过半数的农场劳工都是华人。事实证明，在农田里干活，华人比白人更勤劳，也更认真。在修筑铁路时，华人很苦干，集体铺轨时有坚韧不拔的毅力。10,000名华人劳工帮助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铁路。

　　在美国的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不大相同。商人、银行家和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到美国忍受侮辱、歧视和暴力。来美的是那些贫困的、受教育不多的，而且经常是年轻并缺乏经验的中国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离开了或被赶出了矿区、农田和铁路。他们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里安顿下来，也有一些人往东部搬迁。那些雇用华人的美国老板，时常受到骚扰和威胁，所以华人就业无门，只能自谋出路或者去做家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开洗衣店。中国餐馆是另一项就业渠道。这些餐馆大都坐落在华人社区或唐人街，竭力让人感到不是在与白人竞争。尽管被严格地限制在这两种职业领域，华人还是借此而获得了成功。华人的手工洗衣店成为美国一项不可或缺的行当。中国餐馆供应的食品也是如此，炒杂碎、炒面、炒饭，虽然样样都不是地道的中国菜，但却成了美国人喜爱的佳肴。

即便是在他们狭小的圈子里，华人仍然继续遭受法律的骚扰。华人开办的或按中国方式经营的企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费。面对无处不在的歧视，中国人的反应是退避三舍，尽量不惹人注目。

唐人街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并推举出头目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当地的美国机构。这种情形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华侨中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华人首领故意避开法庭和政治舞台。这样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华人都住在自成一体的社区内，大家都来自中国某个省的同一地区。在这些飞地上，他们原原本本地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而这一套在中国本土却已在瓦解。

　　美国唐人街的首领，其权力的来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有门路借用武力。当时美国社会给华人提供的经济机会很少，社会机会更加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民间团体的华人老板，要想清洗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或闹工潮的人，办法很简单，只要不给他们工作或信贷，就足以使他们走投无路。华人内部组织可以决定何人可在何地工作，何人可在何处开办企业，以及通过什么办法来筹集资金等等。

　　经济和社会压力有武力做后盾。存在于中国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秘密社团或堂，也存在于美国的各唐人街。19世纪，秘密社团的杀手用斧头做武器去行凶，于是美国英文里出现了“斧手”一词。这个词现可指代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的人。但秘密社团的斧头，渐渐演变为左轮手枪和机关枪，这也可算是被美国社会同化的一部分吧。

　　各堂之间不时爆发零星的暴力冲突。19世纪唐人街爆发的“堂战”尤其血腥。进入20世纪后，堂战仍不时打响，一直延续到1931年。尽管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堂战，但大多数美籍华人素来是文静而平和的。

　　没有家庭的“家族统治”

　　也许早期中国移民的最大悲剧，就是这个如此重视家庭的民族被剥夺了在美组成家庭的可能性。

　　1882年，美国单方面地降低中国人移美的数量，结果造成华人两性比例失调，其程度之严重，超过任何别的种族。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时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早期的华人无从繁衍后代。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几乎没有，直到1940年大多数华人仍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无从通过学校来学习英语和美国习俗，更谈不上像其他种族那样有第二代孩子来帮助其父母去适应美国文化了。

　　华人男子常被困在美国，既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为贫困而不能返回祖国。在一个既不为人所需而他们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国度里，数以千计本来就没有打算终生留居美国的华人，孤独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犹如在中国一样，家族在美国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影响。一个华裔商人通常掌握着一个家族的领导权，在商店附近为其族人提供住宿，给他们以接济、关照和庇护，也帮他们打开门路。因为在美国华人人数比较少，一些家族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并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馆的开办。不同的家族统治着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了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互助组织有多项功能，所以它能赢得华人的尊重或认可。没有这种组织，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苦命人就将失去许多必需的服务和享受。各种华人互助组织最后终于合并为华人慈善总会，一般称作“六公司”，形成唐人街的统一声音，并为在美国的所有华人说话。

　　来自家族、六公司和堂(既独立又能管教本堂成员不违反其他华人组织的规矩)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压力，使美国的唐人街成为高度自我封闭的社区。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