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兔(尊享版)手机: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 - 颜昌海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

默认分类 2010-06-13 00:43:19 阅读1087 评论36 字号：大中小

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难以估计的。印度宗教中，对享乐的贬斥，对吃苦修行的强调，对奉献的高度赞誉，使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在印度，甘地几乎是神，是偶像。甘地的自我节制，甘地的艰苦朴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

这样的传统与标准，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在印度，有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印度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他们先是用本地语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来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成立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枝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卡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又开展得最好，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意识、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这一运动，从最基层的乡镇开始，将全邦的社会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这又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M.P. 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商量，回国后应当为底层民众做点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脚踏实地，用母语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M.P.一回国,就去联系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开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M.P.与民众科学运动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其中心人物。M.P. 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他的房里布置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的粗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上当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房子面积也不大，客厅、书房连在一起，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还有茶几上。而实际上，在印度，象 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绝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极端奢侈的生活。M.P. 先生回忆当年参与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较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武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革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M.P.先生说：“权利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来的”。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倡导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M.P.先生说，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这样还可以避免大民主的弊端。因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规模的，区域性的，谁也不可能对全国或全世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人生短暂，谁也不可能到处走动。但对于本地本区域的情况，人们有发言权。所以，人民计划运动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卡拉拉邦执政党的支持。于是，以卡拉拉邦为实验基地，我们的志愿人员深入下去，将一个一个乡镇发动起来，发起乡自治运动，组织人们选举，投票，讨论乡财政支出，乡发展计划，使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到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的公共建设上，也使卡拉拉邦的乡村面貌一新，城乡基本没有差别，完全不同于印度其它邦农村落后、贫穷、肮脏的情况。在印度被誉为“喀拉拉模式”

V.R. 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年轻的时候，V.R. 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17年的时间一直呆在一个名叫高山加拔的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3百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大学者的架子，照样和其它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V.R. 先生20世纪1970年代在德里大学读书时，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人人激情洋溢，一大批出身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抛弃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寻求社会改革之路。V.R.先生还上深山打过游击，直到革命遭遇挫折，陷入低迷。当队伍只剩下五个人时，他们坐在丛林里苦苦思索，不理解事情为何会变得如此糟糕。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山，重新进入原有的体制，尝试从内部改造。几十年来，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理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心，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印度知识分子是如此特色鲜明，风格突出，确实值得中国人，特别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琢磨和研究。

在一次印度商人商会的庆典上，有两位主宾讲话，一位是代表印度中央政府的印度公司事务部长，另一位是《印度时报》的一位著名编辑。两人在讲话中都多次提到中国。那位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接下来是编辑发言，这位编辑一开口就明确声明不同意部长的观点，说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一个报纸编辑居然敢于在正式的场合公开发表同中央部长不同的意见，敢于公开批评政府政策是错误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就是印度知识分子的特性，坚持操守，不说违心话。

印度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在印度，从没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它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更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没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在印度市场上，基本上没有盗版书，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柯棣华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中国帮助抗战，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对观众来说，观看其它演出都是免费的，参观画展和其它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至于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这更是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们常常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多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印度，知识分子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是“博士生导师”，是否是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它专业技术头衔。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这种“土”，并不表明他们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恰恰相反，他们中许多都曾留学海外名牌大学，能说好几种语言，同国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印度高校和科研单位是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衙门。在孟买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里，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也没有厅级、处级官员之类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因而很少有人去投机钻营或傍大款，也没有哪个高校为了创收去办什么研究生班，而是认认真真教书育人，老老实实做学问；印度知识分子甘坐冷板凳，一个课题研究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也心甘情愿。正因为他们坐得住冷板凳，印度才能在一些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中占有领先地位。

虽然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l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在许多方面中国显然领先于印度，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科研经费、科技人才数量、科学著作、科研成果等指标来衡量的话，目前印度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仅10年时间，印度软件业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了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雄踞世界第二的软件大国。近几年，印度软件业的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同时，印度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软件业做成了一个大品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两年从13位下降至25位，而印度的科技竞争力一直排在中国前面。印度出版的科技著作占世界第8位，有18种科技杂志被收入国际权威科学情报刊物《最新刊物目录》。印度科技人员在国际科学期刊和国际科技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领先于中国，特别是1995年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当于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发表论文的总和！

一本名为《桃李》的长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一幅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形象图：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而且，这并非小说虚构，这全都是事实。如书中所写的某京城名校法学博士导师为二奶在海口花花世界所杀之事，就是人人皆知的风流韵事。

鲁迅先生曾有过关于“香汗与臭汗”的精辟论述，现在看来，这真是区别知识分子的一块试金石。中国的“著名专家、学者”整天出入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国际交流，热衷于围绕着权贵低头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点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调冷气，当然不用流臭汗。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鼓吹穷人是活该，贫富悬殊乃天经地义之事。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当然只有穷奢极欲，尔虞我诈，只有竞相比富，唯利是图，只有有钱时的趾高气扬，钱少时的失落自卑，得意与失意均以财富为中心，哪里还可能有一点所谓同情与怜悯。不少早已跻身于富人行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题中很少有穷人，即使有，也是以嫌恶的口气。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只会觉得自己赚的钱还不够多，开的车还不够高级，住的房子还不够大，找的情人还不够漂亮……。

曾经被誉为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反抗与怀疑精神的象征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变得如此鲜廉寡耻，欺软怕硬，不仅毫无骨气与良知良心，甚至为虎作伥。

然而，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算是知识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