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马蜂窝 不能治病:新中国外交战略六次演变历程：60年的调整和创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14:00:01
六十年来，受国际关系格局以及与主要大国关系的影响，中国外交在战略上经历了一个调整、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呈现出每十年一个大调整的基本态势。具体来说，五十年代是联合苏联的“一边倒”，六十年代是“反帝反修”的“两条线”，七十年代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八十年代是独立自主不结盟，九十年代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进入新的世纪显示的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一、维护独立，巩固政权，联合苏联“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分裂，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冷战格局。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支持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毛泽东语）”，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虽然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并不信任。鉴于苏联成立后的历史经验，新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新政权成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同时又要考虑能否消除苏联的怀疑，得到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支持。
为了得到安全保障，消除苏联的怀疑和不信任，毛泽东在
“一边倒”政策的宣布减少了苏联的怀疑。
中苏结盟也使中美之间缓和失去了可能。
在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体谅它们的处境，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在与印度解决印度继承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特权过程中，周恩来总体在
二、反帝反修两条线，支持革命一大片
中美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和缓，双方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但是，这个会谈在达成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后，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以及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斗争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进展缓慢，除了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中日之间的民间关系由于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进展缓慢。
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仍然是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中美对峙的主题在六十年代有了转换。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反对美国从南部对中国的威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向越南人民提供了政治、道义、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援助，应越南方面请求派出了包括地空导弹、高炮、工程兵、铁道兵、扫雷部队、后勤部队等32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他们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公路、铁路和机场、通讯设备、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他们在北越抗美的三年零九个月中，击落美国飞机1700多架，改建和新建铁路
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处于不同国际地位的中苏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共运一些方面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苏联仰仗自己大国地位，企图将中国拉入其“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在双方产生战略分歧后，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两个国家都试图通过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分歧，但分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大辩论。而意识形态的分歧反过来又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导致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转变。由于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劝阻执意在莫斯科召开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中国与另外7个国家的共产党或劳动党拒绝参会，国际共运在组织上出现了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从此，中国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主张。受这个战略态势的影响中国在六十年代在对外政策上显示出“两面开弓”、“四面出击”的态势，一度把对外宣传世界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
中国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与大部分周边邻国通过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对于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在谈判时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和双边关系的大局，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根据这样的原则，1960年中国首先与缅甸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条约，随后又先后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与苏联和越南等国家的边界没有在同一时期内得到解决，原本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不承认双方之间存在边界分歧，意图把非法“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在多达13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歧上立场强硬，在边界线上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导致双方在1962年边界冲突和战争。
中国与亚非新独立国家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关系全面展开。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了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同时，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从1955年底至1965年初，有亚非18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访问也高达30余次。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对亚非13个国家的访问期间，在马里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
这个时期中国爆发了“文革”，导致国内的动乱。中国外交也受到严重冲击：外长批斗，司局长靠边站，外交机构瘫痪，中国与一些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受到影响。
三、团结一条线、联合一大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方面，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尼克松政府在1968年提出旨在从亚太收缩的“尼克松主义”，意图利用各种相互矛盾力量的对立来“相互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全球地位。尼克松于1971年7月提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尼克松根据对国际上力量格局、美国国际地位，以及面临挑战的认识，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改善对华关系。
随着美国国力的衰弱，美苏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差不多在尼克松提出其以“收缩”为主要特点的“尼克松主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则提出了旨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进行干涉为主要内容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两个主义标志着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不断增加，1969年3月还爆发了“珍宝岛事件”。
1969年4月中共9大以后，毛泽东主席通过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当时的国际问题。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提出了两份报告，认为美苏两国单独或联合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都不大。陈毅进而提出，利用苏美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设想。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霸”的战略方针。
由于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和敌视，中美最初关系的改善是缓慢的，经历了相互之间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信息，互相探询对方意图的谨慎过程。其中1970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随后，相关渠道更加活跃，两国间的信息传递更加频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达成后来成为发展中美关系基础之一的《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方阐述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美关系的改善促进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以及中国与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联邦德国等其他西方大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出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为后来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标志着新的中国对外战略的形成。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给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又提出，“我看，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 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这个思想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确立的，清楚地回答了在国际斗争中，团结谁，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为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具体地讲，为了对付苏联，建立一个最为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因而也是反霸的主力；具有两面性的第二世界是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在反对美苏争霸的同时，对它们不是等量齐观的，而是有区别地对待的，为了集中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
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提出美苏争夺所造成的战争危机已经日益迫近，就像“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大战已经临近了；揭露美苏缓和和裁军的本质；支持欧洲联合自强；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和入侵，打击越南支持苏联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
四、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
进入八十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经过建国后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安全战略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集中精力进行和平建设真正有了可能。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11届3中全会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应该为这个大目标服务。
其次，国际上美苏争霸的态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因与美国争霸战线拉得太长，力不从心。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后所形成的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以及苏联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形成的同样困境，促使苏联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收缩。里根上台后对内提出“振兴经济，”对外要“重振国威”，重新研制和部署卡特执政时期停止的一些武器计划项目,运用经济和外交手段，在全球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开始了一轮被称为“新冷战”的全球进攻战略。七十年代苏攻美守的格局转变为“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僵持态势。如果中国继续执行“一条线”的战略，就会破坏国际格局微妙的平衡，使同中国结盟的美国从中渔利。中国认识到自己在国际上的份量和责任，开始执行不结盟政策。
第三，从主观指导思想上看，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有了提高。七十年代认为战争即将打起来，又因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认为战争的因素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坚决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希望和平，不要战争。
此外，对“一条线”的执行情况的总结，也促使中国政府对这一外交战略进行思考。中国建立反霸的努力给美国造成了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错觉，里根上台后错误地认为美国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吞下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苦果。早在里根竞选总统期间，中国就开始对中美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而正当中美关系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矛盾激化，双边关系濒临倒退之际，
根据这些形势的变化以及认识的深入，中国领导人决定调整对美苏的关系，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松动与苏联的关系。因此，在《八?一七公报》公布后不久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明确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些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改变七十年代与美国搞潜在的“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政策，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不与美国搞“战略”关系。受其影响，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不再“以苏划线”，也“不以美划线”，而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
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后，提出既不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全方位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与经济互补、制度不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高层领导互访频繁，经济合作领域广泛，形式多样，贸易额增加迅速。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经过友好协商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就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签署联合声明。对外战略调整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与其它国家党的关系的原则，并据此步巩固和加强了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逐步实现了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逐步开始改善。
政策调整后，中国更加强调发展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1982年12月底，中国总理出访了非洲11国家，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两年后，他在访问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发展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从1983年开始，中国在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无息贷款，实施承建成套项目的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件等。从1978年到1990年，仅中国同西亚北非的10多个国家签订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项目就达2639个，合同总额达56亿美元，参加人数达8000多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开始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从1980年起，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大六个主要机构（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和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下属各特委会和工作组的活动；恢复了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逐步加入各国议会联盟、国际刑警组织、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等许多其它的国际组织等，全面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
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东欧巨变、两德统一、海湾战争，尤其是苏联解体，使原来的两极体制归于终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东剧变弹冠相庆，并借1989年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以压促变，希望“苏东波”在中国出现。面对形势的急速变化，中国政府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其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这个战略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不对抗。针对西方的制裁，中国不向强权政治示弱，进行严正的交涉，同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妥善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保持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稳定。特别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示愿意在中美三个公报的基础上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维护了中美关系基本框架和总体关系的基本稳定。
不树敌。苏东巨变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政府更迭，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仍同他们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关系的过渡，扩大了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不扛旗。苏联原来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苏联解体后，苏联这杆旗帜倒了，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中心地位”。
不当头。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更多的表现，对一些国家内政的干涉时有发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带头反对霸权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不称霸，中国也永不当头。
此外，坚持在发展对外关系上继续超越意识形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关系；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洛克比空难事，前南斯拉夫问题、以及中亚地区等与中国国家切身利益关系并不重大的热点问题上相对超脱的态度。
由于采取得力政策，挫败了西方的制裁。1989年底，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政府援助。从1990年底起，中国同西欧国家逐步恢复高层互访。1993年，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结束了1989年6月以来中美没有元首会晤的不正常局面。
中苏关系在国际格局的转变期间“结束了过去”，在苏联解体后顺利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以中俄构筑战略伙伴关系为开头，双方形成“不对抗、不结盟、睦邻友好”关系，双方成为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国政府反对西方大国借人权问题、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等经济问题对中国的挤压，也反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妥善处理了由于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台湾海峡危机、美国炸我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给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危机，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也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1997年，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两国愿共同积极寻求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关系。
中日关系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获得新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保持了友好交往的主流，但因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否认或淡化日本侵华历史，日本个别领导人惨败供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中不断出现不和谐的噪音。
实现了与越南、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解决与独联体国家在边界问题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为维护西北边陲安全和加强与它们关系的重要机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同东盟国家以密切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为基础增加相互信任的增加，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六、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形成全方位良性互动，拓展总体外交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总体缓和、总体和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近代以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紧张、局部动荡、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特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秉承外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宗旨，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提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出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到目前为止中国参加了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组织和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签署了300多项国际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多边舞台上，积极开展高层外交，宣示我重大理念及主张，拓展与各方关系，维护我利益与形象；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推动形成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为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独特作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已向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两万人次。
国际关系的缓和为中国发展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形成了全方位的良好关系。如与主要大国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协议同意全面推进21世纪建设性合作关系；中俄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两国领导人成功实现了互访，开创了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成为首个非东盟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著。
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取得重要进展。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成立中非合作论坛和2004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成为促进中国与非洲、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全面展开的机制和平台，2006年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巩固和发展我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同拉美、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加强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中俄印、中俄印巴（西）“金砖四国”等合作机制日益充实、完善。
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总体外交的格局。在安全领域，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开展和深化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在国际上与“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有效斗争。
在经济领域，利用高层互访和国际多边峰会等重大外交活动，促成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大力推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合作，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正在建设的自贸区有12个，其中已签署协议并开始实施的有6个。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达77个。提出新能源安全观，积极开展能源资源外交。
在文化领域，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等治国理念和内外方针，努力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增进各国民众对中国内外政策的了解和支持；通过主办“文化年”、“文化节”等对外文化活动，建立“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增进了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国家形象。
在外交创新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建立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问题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和防范预警机制。成功实施多起从动乱国家大规模撤侨行动，妥善处置我人员海外遇袭事件。设立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不断加强领事保护的机制建设。
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年，是中国外交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创新的六十年，是周边环境不断改善的六十年，是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的六十年，是为世界和平孜孜以求的六十年，也是由孤立到不断融入世界，不断走向成熟的六十年。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正以一个大国的身份、积极的姿态为世界和平、人类的繁荣做着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