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奥运会篮球:从金刚经与楞严经推断开宝藏的底本

北宋的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刻版大藏经。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敕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造大藏经，刊板13万余块，至太平兴国八年（983）经板运抵汴京，置于太平兴国寺印经院内印刷流通。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又增入了唐《开元录》以后续入藏典籍及宋新译撰典籍，使全藏收经达到1565部6962卷682帙。其版式为每版23行，每行14字。卷轴式装帧。现今存世只有寥寥十数卷，且分布于世界各地。由于存世太少，难以反映开宝藏的基本情况。但从开宝藏的复刻本高丽藏初、再雕本，赵城金藏，可以看到开宝藏的基本风貌，也可以通过这几部藏经，参阅房山石经与敦煌遗书来推断开宝藏的底本情况。

高丽藏本金刚经（缺赵城藏本金刚经存世）都有冥司偈，初雕本为60字，再调本为62字（此处可以认为高丽藏初雕本是完全复刻的开宝藏，高丽藏再调本对初雕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应该是有所依据的，依据的是否是契丹藏或者他藏经，还是高丽国内的其他一些流通经文没有定论），且经文后面都有一段真言。在敦煌遗书中，在中晚唐、归义军时期后的金刚经的个人抄本中开始出现冥司偈。在晚唐后大量的个人抄本中，很多金刚经前面有祈请部分，后面是一些真言。这些个人抄本并不是非常严谨，书法不算流畅，审校也不算严格，且其中的冥司偈是60字。由此推断，开宝藏中的金刚经的底本应该是流传在四川一带的一个手抄版本（或者说开宝藏所依据的手抄藏经中的金刚经的底本是一个手抄本），连经文中后面的真言部分也一字不差的刻入。

在敦煌遗书中的前面祈请和后面真言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尤其是真言部分文字出入很大。在唐武宗灭佛以及唐末的兵火的情况下，佛经可能大量流失，在开宝藏雕造的时代，应该很难找到如唐代初期与中期所流通的书写流畅、准确程度高、校勘严格的佛经，不得不以手抄本代替。经文后面真言部分的添加，应该是唐代中后期不空、金刚智等印度密宗高僧来华后，密宗流行有关。也可能受当时的抄经（或者诵经）功德思想的影响。

唐武宗灭佛时期，北方受影响情况要小的多，唐末、五代以及宋初的连年战火，相对来说北方比南方和中原地区要好一些。晚于开宝藏的雕造的契丹藏，其底本情况应该比开宝藏要好。当时北方应该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唐代官方的流通经本或者手抄藏经。房山石经中的金刚经除去在转抄和刻石中的错字，可以认为其底本为契丹藏。在辽代雕刻的金刚经（为契丹藏底本）与高丽藏本经文并不一致处也颇多。说明契丹藏的底本应该为另一个底本。（房山石经辽代刻的契丹藏底本的金刚经是62字的冥司偈，难以判断是契丹藏原本是否有62字的冥司偈，也可能当时在刻石抄写所做的修改）

高丽藏初雕本、再调本、赵城藏都有10卷楞严经存世。其版本情况基本类似。与敦煌本楞严经和房山石经对比，主要不同之处为经文的副题与楞严咒。高丽藏初雕本、再调本、赵城藏在楞严经卷名下有“一名中印度那兰陁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大唐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門般剌蜜帝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出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  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敦煌本大部分则为““一名中印度那兰陁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神龍元年中天竺沙門般剌蜜帝於廣州制止寺譯房融笔受”房山石经本作“一名中印度那兰陁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  大唐循州沙门怀迪共梵僧于广州译”。而楞严咒部分，高丽藏初雕本、再调本、赵城藏与房山石经部分相同，为439句，且楞严咒前面有“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缽怛囉菩薩萬行品灌頂部錄出一名中印度那蘭陀曼茶羅灌頂金剛大道場神咒”，敦煌本则与现在流通本类似，为427句。

据此推断，开宝藏也应该与同高丽藏初再调本、赵城藏一样。在开宝藏的楞严经的处理上似乎要严谨得多，应该参阅了一些资料或者记录（猜测），在经题后进行了集注，详细了译经的时间，参与人物，并细化到了分工。

对于楞严咒的不同，则可能在雕造开宝藏时还保有梵本的楞严咒（此楞严咒的版本应该与般剌蜜帝所携本相同或者相近），依此梵本对楞严咒进行了重新翻译；或者在开宝藏以前所单独翻译出，开宝藏认为439句要好于427句，便在开宝藏刻藏中所采用。另外，在敦煌遗书中有很多楞严咒或者疑似楞严咒，但就目前查阅到的版本，并没有找到与439句类似的楞严咒。

从金刚经和楞严经的情况分析开宝藏的大致情况，可以认为开宝藏当时的雕刻还是非常严谨和认真的，虽然金刚经所选用的底本要略差，但当时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底本。楞严经经题的审慎处理，为后世留下了很多信息，楞严咒的选择也同样为后世留下了参考。

（房山石经参阅房山石经辽代刻石 经文前有千字文序号“龙” 底本应为契丹藏。敦煌本参阅  津艺009  西北师002  法p.2152  法p.2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