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欢香叶酯功效与作用:邵纯：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我早有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愿望，再现那些被鲁迅称之为“脊梁”式的人物。都说诗言志，其实史更言志，但我缺乏学识和能力上的自信，直到香港回归前两年才动笔，此时我已经是55岁的小老头儿了，尚在新疆党校任职。

 　　我选择的第一位传主是林则徐。政治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政治家兼有人格魅力者却寥若晨星。林则徐了不起，并非全因虎门销烟。30多年当大官，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是一个道德的磁场，人性的能源。乌鲁木齐的制高点是红山顶，而红山顶尖处树立着林则徐的雕像;在伊犁有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中学。有一次我到奎屯讲课，无意中发现人民公园中心位置有一高大的林则徐雕像，于是问当地人为什么在奎屯立林则徐像?他们说：“林则徐在这里的一棵树上拴过马。”林则徐当年修的皇渠，被称为“林公渠”，林则徐把内地纺线车引进了新疆，人们叫它“林公车”；坎儿井不是林则徐发明的，人们却叫它“林公井”；据说“林公善饮”，所以市场上就出现了“林公酒”……一个“罪臣”在新疆流放了三年，却留下了无数神话般美妙的历史和传说，这在中国似乎没有第二人。 　　从1994年12月起我动笔写《历史巨人林则徐》，日夜奋战了112天，完成了18万字的书稿，1995年6月此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半月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王初江同志即索要此书(当时纽约正在筹建林则徐广场和林则徐塑像)。这下子，我深受鼓舞，有了点自信，此后又陆续写了詹天佑、容闳、鲁迅、马寅初、蔡元培、梁漱溟…… 　　写历史人物必须占有大量史料，能了解传主生活的细节更好，出于这两个愿望，我先后拜识了林则徐后裔林子东、凌青、傅秀；詹天佑嫡孙詹同济先生；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蔡元培的女儿蔡 盎女士和她的弟弟蔡怀新先生。大概是先祖遗风所致，我有幸结识的这些名门之后，都是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当然，我对他们的了解是有限的，只能就所见所闻所感，给这些名门之后记录一些历史的片断。 　　1 　　写林则徐的一生，我在乌鲁木齐能收集到的史料是远远不够的。正当我为此发愁时，接到一个令我到南京开会的通知。会后，有4天自由“考察”，我借机到了林则徐的家乡福州，住进了省委党校。福州姓林和姓陈的人特别多，当时省委党校的4位副校长都姓林。他们得知我不远万里而来，目的是为了写林则徐，都非常热情。由于他们的介绍，我有幸结识了林公后裔。 　　1994年11月7日上午，我到福州古田路建华新村拜访林则徐的玄孙林子东。此前双方毫无了解，但她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给予了热情而认真的接待。她家的客厅简朴，只有赖少其写的两个条幅很醒目，那方方正正的字写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主人当时已经74岁，身体比较瘦弱，但思惟敏捷，学识渊博，谈锋甚健，且说了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话里没有含糊其词的东西，多为论断性的语言。是，或不是；对，或不对；这样，或那样，然后说明理由。我对她说的话，主要是表达了两个意思：目前已出版的多种林则徐传都太长、或学究气很浓，这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我想写一本不超过20万字，专门供干部阅读的林则徐传，必求史实准确，同时在可读性上下功夫；要吸引读者一口气看下去，甚至可以朗诵。再有，20年“左”的跋扈，史学是重灾区，我说要一定要克服“左”的影响，并提出自己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当时，作为林公后裔的林子东不要说给我泼冷水，就是以敷衍的态度对待我这个突然的来访者，我就可能敲退堂鼓了。然而，她对我的观点似乎一拍即合，当即给林则徐纪念馆的副馆长官桂铨同志打了电话, 请他次日接待我并提供史料。我们谈话时，她因事出去了一会儿，此时她的老伴儿孙明来陪我，这是一位瘦弱的老人。直觉告诉我，和他相处有安全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切小孩子决不会怕他，而受点委曲的角色可能都由他担当。他和我聊天，说人要做到四乐，即助人为乐、知足常乐、与民同乐、天伦之乐，并把这四句话写给我看。林子东说这“四乐”是孙明的科研成果。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无为不善的老人，是在战场上真枪实弹地拚杀过的人。孙明生于上海奉贤，有初中学历，1941年到苏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他所在的部队是6师18旅52团3营7连。当时部队中的初中毕业生是难得的秀才，所以后来他当了文化教员、记者，新华社驻福建分社主任，还去过西藏，离休前是福州市副市长。 　　我从福州借到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台湾出版的《林则徐传》，洋洋60余万字，竟然是蒋介石题写的书名，封面左下方写着“蒋中正敬题”；扉页上有林则徐画像，蒋介石写了“林则徐先生像”，又写了“蒋中正敬题”，这使我第一次对蒋先生有了点好感。当我取道上海回到乌鲁木齐时是11月14日。当时，我84岁的老母重病，次年3月辞世，这正是我写《历史巨人林则徐》那段时间。 　　此后十多年来，在福建、北京、江苏、上海和林子东面晤不少于20次。起初通信多，后来程控电话普及了，双方通电话早已超过一百次了。起初我叫她“林老”，她不高兴，必以大姐称之，她说：“大姐这个称呼，适合于任何年长的女性。”她和孙明都生于1921年，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已有60多年的党龄，所我就称孙明“党大哥”，他欣然受之。 　　有了这么多的接触，我对林大姐的家世和经历，也自然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典型的风雨历程，其中有为抗日而献身的激情，有共产党的培养教育，有“左”的残酷迫害，也有改革开放后的晚年生活…… 　　林子东同辈6人。大姐林圣观生于1914年，与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卡尔 秉格结为伉俪，早年去了德国未归，秉格曾任“德中友协”会长。照此说来，这位德国教授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婿。大姐以下依次是李良（男）、林兴（男）、傅秀（女）、林子东（女）、凌青（男）。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因为家境贫穷才参加革命的，而是为了抗日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在这5位前辈中，我最早知道的是李良。1967年乌鲁木齐的武斗急剧升级，“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失去了保障，我做为一个已被揪斗的人，不要说人权，连人命也毫无保障。借两派武斗战犹酣之机，我偷偷逃跑出疆，辗转流落到天津，寄宿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友人家中。当时，各种免费的红卫兵小报满天飞，我从这类小报中得知天津公安系统揪出了“国际间谍”李良，是轰动一时的“伟大胜利”。我不知道李良是谁，但对此事留有深刻印象。30年后才知道李良是子林子东的大哥。我曾对她说：“应当给李良写个传记吧！”大姐说：“不行，他一直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工作，我们谁都不清楚他的具体情况，他的儿子现在公安部工作，也不了解他父亲的事。我只是参加了为他平反的追悼会而已。”在公开发行的《林则徐世系录》一书中有“李良事略”一文，从这篇短文中得知他生于1918年，16岁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热血青年。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无名英雄，解放后的公开身份是南开大学外语系的副教授，曾一度到境外从事秘密工作。“文革”中李良被诬为国际间谍，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但他宁死不泄密，被关押了349天，于1969年7月18日折磨至死，实为虐杀，年仅51岁。后来，由于胡耀邦、罗瑞卿的直接过问，1977年12月31日李良被追认为烈士，1978年7月18日公安部发出向“公安战线的英雄李良”学习的号召。呜呼，万恶文革！当年李良的先祖蒙冤流放3年后复职，他却蒙冤惨死，可见林彪、江青等人的封建本性是超过了满清王朝的！ 　　1996年6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林则徐与当代禁毒研讨会”时，我第三次见到子东大姐。借此机会她引领我到花园街2号拜访了原名林锦双的傅秀老大姐。她是同辈5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带头人，包括他的哥哥林兴，都是由她引领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她宽敞的住宅中我看到了许多珍贵的藏书。老人家乐观豁达谈笑风生。老伴儿已经过世，子女都不在身边，她却过得津津有味，更看不出她是在“文革”中蹲过7年秦城监狱的人。她的罪名是什么？身陷囹圄原因何在？她曾是刘仁的部下，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更隐秘的原因是傅秀了解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双重丑恶的历史。傅秀和文静（原名李岩）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差不多同时参加了革命。文静是一个在两性关系上风流到不顾道德的人，正当她和一男人野合的时候，突然被日本鬼子发现，当时文静用英语惊叫了一句，日本人见她懂英语，恐非一般人，所以没有杀她。从此文静当了名符其实的叛徒和汉奸。解放后作为张春桥的老婆，这自然是她的一块大心病。为此，文静曾要求傅秀以老同学老同志的身份写个材料，证明她历史上没有问题，而傅秀则不予理睬。文革中，江青、叶群等人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丑史，不惜杀人灭口。了解文静丑史的傅秀自然在劫难逃。2001年5月初我在北京，曾再次去看望老人家，她依然很健康，很乐观，不停地说笑。不料，半年后白血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享年82岁。 　　林兴1945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与夫人同在安徽大学工作，文革中其夫人自杀的遭遇，我不愿写出来，因为太悲惨了。我感到公开那样的事，是对死者的不敬。我甚至没有勇气，说出她那与容貌同样美丽的名字。 　　林子东同辈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23年的凌青（原名林墨卿）。他曾就读于燕京大学，1942年参加革命，1944年到延安，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做过英文译员，解放后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直至担任首任驻联合国大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这位林则徐的后裔，把《中英联合声明》交联合国备案的。经子东大姐建议，《历史巨人林则徐》由凌青同志作序，使拙作意外生辉。我在福州、江苏、北京多次见到过凌青同志。他待人平易、儒雅，没有官气，有“学者大使”誉。但可能由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语言严谨，措辞缜密，敏于事而慎于言，有君子之风。 　　最后要说到林子东大姐了。年轻时，这是一个才女。她高中毕业后，先是考取了上海的沪江大学，一年后又到北京考上了燕京大学。由于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她返回上海再读沪江大学。1942年秘密离开上海，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她回到家乡福州，在福建出版界、社科界担任领导工作。“文革”中她太幸运，太有福气了，因为她仅仅遭到过各种批斗、挂牌子、游街之类的锻炼，这对老干部来说是最轻松的文革套餐。没有死于非命，没有留下伤残，据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三中全会后她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所以73岁才离休。我的这位老大姐现在已经86岁了，看上去好像相当瘦弱，但仍元气充沛。我爱人每接电话，只听一声“喂--”，便从那有几分威严的声音中准确地判断出电话来自福州的大姐，然后双方都笑声不止。十多年的密切往来，她已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重大一点的事，我都想听听她的意见。子东大姐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两条：第一，她的思想不僵化，实事求是，与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她没有自由化的思想，但也决不认同“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更不趋炎附势。比如去年我们在福州聊天，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司徒雷登，她对全盘否定这个美国人，把他当死敌看待，颇不以为然。她讲了司徒雷登的三件事：头一件，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客观上对中国革命有好处，众多燕大的学生参加了中共，并成为骨干分子，黄华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第二件，抗日战争时期，司徒雷登在中国是蹲了3年日本人的监狱，不曾屈服。第三件，解放南京时，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广州，而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却没有跟着国民党跑。第二天送给了我一本司徒雷登的传记。第二，她有绝佳的记忆力和突出的才干。比如，60多年前学的英语，居然还刻在她的记忆中。有一次写作时，我因弄不清“帕麦斯顿”和“巴麦尊”是不是同一个英国人的两种汉译法，所以打电话向林大姐请教，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说：“Pamaston 译成帕麦斯顿更准确些。”真是了不起！我自15岁走进社会，结识的人总在几千人以上，为有这样一位老大姐感到荣幸。所以，在我与家里人说到她的时候，不叫她林子东，也不叫她子东大姐，而是说“我姐”如何如何。她是能干大事、承重任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大姐曾对我说她原来预期的寿数是希望能活到50岁，因为在战争中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能活50岁够幸运了。我祝愿她50翻番，成为百岁寿星。 　　2 　　1996年我写詹天佑的传记时，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小时候就听说连结火车箱的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所以外国人把挂钩就叫“詹天佑”，但是从一份资料上看这可能是讹传。另一个问题是詹天佑是否参加了1884年中国和法国的马尾海战？据台湾的一份资料上看，詹天佑不但参加了海战，还从海中救出过战友。我对此事也有怀疑。这年夏天北京很热，挥汗如雨，跑了5个单位也没弄出可靠的结果来。同年11月我到无锡开会，认识了铁道部党校的吕昌副校长，会后我又到了北京。蒙他的帮助我去了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的嫡孙詹同济先生是铁道部的高级工程师，担任过纪念馆的馆长，已退休，家住东华门骑河楼街南巷。 　　这街这巷很幽静，但当我按门牌号找到目的地时，不禁吃了一惊，因为这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大杂院。进大门是一公用厕所，可见各家各户都没有自己的卫生间。我是出生在北京的，对幼年时住的大杂院还依稀有所记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光彩。但是，中国工程之父、举世闻名的詹天佑的后代就住在大杂院里，实在出乎我的预料。再说詹同济本人也是高级工程师，经过一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1996年还住在这样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在一瞬间我想到詹天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如果美国友人来访问詹天佑的后代，这样的居住条件不是太丢人了吗?就在这样的思索中我走进了詹先生的家，更准确的说我走进了詹家的一间有潮湿感的房。这房内还有门，但里边有一间还是两间我就不知道了。 　　房壁上挂着詹天佑那张很像孙中山的大照片，因为有一架钢琴，给人以这家并不贫寒，且属知识分子家庭的感觉。同济先生面孔棱角分明，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两个字：严肃。从谈话中感到他实事求是，对大事和小事都极端认真，神态严峻，不苟言笑。是一位不知关系学为何物的、正派的，但有点难于接近的工程技术专家。 　　我向他请教：“火车挂钩是詹公发明的吗？”他立刻回答说：“不是，发明者是美国人詹内。我祖父生前得知有人误把詹内说成詹天佑时，他不但口头上请同事们代为澄清，而且在他编纂的铁路工程方面的词典里，把通常说的“詹氏挂钩‘故意写成‘郑氏挂钩’，避开‘詹’字，以免误解，造成掠人之美。”詹同济先生回答得毫不含糊，那说话的语气和严肃的神情，象是将军在战场上分析战局。我又问：“您的祖父参加过马尾海战吗？”他说：“没有，因为当时我祖父已从福州调到广州，担任英文教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常强调詹天佑是广东人而不是江西人(詹氏祖籍是江西婺源)。谈话的时间长了，我的紧张有些缓解，因此提出了请他为我的书稿作序的要求，他只说了两个字：“可以”。谈话的间隙，我无意中看着身边那架钢琴，心中暗想：这是他夫人的爱好，还是子女的爱好呢？我猜不出。但是我又想，这如果这是詹同济先生本人的爱好，他喜欢的曲子不会是柔情似水的旋律，而是拉德斯基进行曲或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之类。我还猜想，他可能喜欢拿破仑、丘吉尔、巴顿或苏联电影中的夏伯阳。 　　我回到新疆后，曾多次通过书信向詹同济先生请教了一些铁路工程的术语，他都认真作答，并及时地寄来了他写的序文。我那本詹天佑的传记出版后，当然寄给了同济先生两册，他读后给我写了回信，还夸奖了我几句，并说孙道临正在主持拍摄电影《詹天佑》。转眼间，我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朽，詹同济先生肯定已过古稀之年，不知詹老是否还住在那个大杂院里。我想，他如若不是高工而是高干，早就乔迁了。 　　3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大大地前进了。同时，面临的难题也是一大堆，而任何一个难题都与中国人口过多直接相关。令人无比尴尬的是解决这个难题要一二百年之久。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想到马寅初先生。如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实行计划生育，并定为国策，如今的中国人口约为8亿，那该多好啊！我特别敬佩马寅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是在“左”的政治高压锅里，唯一没有写过一个字检讨的名人。与此相反，当陈伯达、康生直接出面以毛泽东的名义打压马寅初的时候；当全国对他进行大批判，大字报贴到床头的时候；当周恩来为保护他，劝他写个检讨时，他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石破天惊的声明，其中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伟哉壮哉！有一篇纪念马寅初的文章叹息道“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马寅初一生在千难万险中不曾一次低下过他那高贵的头颅，我们中国人太需要这种骨气了。辛弃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我说：“做人当学马寅初。”20年前出版过两本马寅初的传记，但受时代限制，这两本书既是宝贵的，又是有缺憾的。出于这些原因，我想写一本新的马寅初传，只要内容新而真，一本小册子就够了。人人都忙，谁有时间看大部头呢?为达到我的目的，只看史料不行，必须请教马公的后代。 　　从一本书中，我知道马寅初故居在北京市东总布胡同32号。马公有两个儿子，马本寅和马本初，我只要能拜识一位即可。但是，人家怎么可能接待和信任我这个远在新疆的陌生人呢？为此，我耍了一点“阴谋诡计”。 　　1998年元旦前后，新疆党校图书馆的副馆长刘汉泉同志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我托他帮我试探一下拜访马公后代的可能性，并面授机宜说：“东总布胡同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你到32号按一下门铃，有人开门后，人家可能不接待你这不速之客。”他说：“那我不是白跑一趟吗？”我说：“你带上我的一封信，还有我赠送给主人的五本书（均系我写的传记作品），交给主人后你就告辞。我在信中已说明了我的意图和可靠的身份，那几本书既是见面礼，也证明我有写人物传记的能力。过一个星期后你再去一次，主人必定接待你。”刘汉泉到北京后，完全按我的计谋行事，果然奏效，他第二次到东总布胡同32号时，马本初先生欣然同意了我日后拜访的请求，并将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1998年4月下旬我到北京开会，会后从西郊迁至干面胡同东城区党校寄宿。这里距马寅初故居不过三百公尺。所谓东总布胡同，其实是一条历经多年风霜雨雪的小街。还有西总布胡同，贯通起来相当长。在这条小街里住过宋庆龄、李济深、李宗仁、沈钧儒、张治中、蒋光鼐、史良、钱昌照、王首道和班禅大师…… 　　我拜访本初先生那天，空中下着细密的小雨。不知为什么，在32号附近我徘徊了很久之后，才鼓足勇气按了门铃。事后我清理自己的思绪时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中马寅初还活着，我将要见到一位大学者中的大英雄，心中自然有些紧张和朝圣前的庄严感。 　　马寅初的故居有一个不算小的院子，住所是一幢解放前修建的，建筑面积约五百平方米的小楼。当我置身其间的时候感到一切都是陈旧的，一切都给人以历史的沧桑感。主人告诉我，这院子一棵树上曾盘绕过一条很大很长的蛇，而且出没无常。我想：不，那不是蛇，而是一条龙！因为这里住着龙的传人，这里曾居住过一个虽死犹生的人，一个永远活着而且永远充满活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