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广告客户资料:性学第一人潘绥铭：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

http://www.39.net　　　　　2004-11-10
昨日，在广东省科学馆，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潘绥铭为广东的党政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性学教育课，此举开了国内的先河，同时也引起了广泛争议。争议点一是“学习性知识是否需要党政官员带头”；二是潘教授关于一夜情等敏感性问题的观点有点惊世骇俗。
潘绥铭：一夜情并非买卖淫
作为性文化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昨天在广东省科学馆为广东省的党政干部作专题报告，论述“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幽默风趣的演讲博得了听众的阵阵笑声和掌声。
潘绥铭介绍，21世纪中国社会的性文明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精神禁欲主义被打破，但是未能建立新的性哲学观念，目前中国仍然缺乏男女两性的自我意识解放、同性恋平等观念和人权道德观念，中国也正面临着第二代独生子女、农村社会性观念转型等等挑战。潘绥铭建议，政府应该监管各种形式的性侵害。
“性化”20年前开始盛行
潘绥铭教授提出，“性化”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盛行，将成为21世纪中国性问题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等。
潘绥铭认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在过去时代中，丈夫对妻子的例假几乎一无所知，就很难去了解和关心妻子的感受。最新“性话语”是性化现象对于近年来一些最新的
性话语如性感、性福、一夜情、网恋、泡妞等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潘绥铭认为，这些新话语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随着性化过程演变而出的新命名，是性化的一种现象。它们所对应的旧词分别是风骚、幸福、露水夫妻、鸿雁传情、死磨硬缠等，都是针对青年和爱情。这些词语并不是实践者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传媒加以定义与扩散，迫使人们去接受它，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新话语的传播。
一夜情并非买卖淫
对于一夜情，潘绥铭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邂逅相逢”、“就性论性”和“互不纠缠”，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来者不拒”、“毫无情感”和“概不负责”的买卖淫。
首先，“一夜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一夜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
第三，“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也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
第四，“一夜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并不完善。
潘绥铭认为，就像“一夜情”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一夜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一夜情肯定会带来害处。
据了解，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后，截至今年4月，全国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8万人，估计已死去的艾滋病患者已达到16万人。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处于世界第14位，在亚洲排名第二位。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40%的速度在递增，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前沿。
要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潘绥铭认为，可以从三类人群着手。
教育高危人群
被医学界和一般人所认为的高危传染源———性产业工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做深入了解和宣传，另一方面要给她们提供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在我国禁娼扫黄真正要完全见成效恐怕需要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艾滋病毒却是不等人的。在进行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同时给“小姐”们谈谈她们关心的话题，比如生殖健康教育以及她们今后是否还能生育等问题。
拆除桥梁人群
据潘绥铭介绍，一系列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事业小有成绩的男厂长、经理、老板被锁定为最危险的桥梁人群，他们的嫖娼率在所有职业中最高。他们的嫖娼可能性，是城市男性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
潘绥铭认为，仅仅把宣传人群锁定在“小姐”或处于青春期发育的青少年身上效果不大。要想有效阻断传播途径，就该教育那些手握决定权的男人而不是“小姐”。
不信任是好事
潘绥铭强调未来艾滋病从低流行率爆发为高流行率时，有一种可能就是普通人也成为感染传播者。“不信任你不意味着不爱你，爱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信任你”这样的观念一定要反复宣传。这可以称得上第二次性革命。在和伴侣发生关系时，必须假设他是和别人有过性关系的，所以一定要提倡使用安全套。
性学专家曾多次入住红灯区
有人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有位教授家里有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毛片儿。”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关于潘绥铭的描述。“为什么不能有？就像我家什么书都有，为什么不能有毛片儿？”潘绥铭扬眉反问，一副不可理解的神情。
妈咪主动要嫁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潘绥铭教授似乎一直是这样处于传奇与流言的风口浪尖。
1985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被首届学生斥为“脸皮厚”；从1997年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们吃住一起，进行入住考察，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以“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为题加以报道；在他2000年的新书结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接受他访问的妈咪(性产业从业者)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当笔者去性社会学研究所资料室查书时，连那位和善健谈的女管理员都正色对笔者说：“希望你不要做对潘老师不利的事！”
乍见潘绥铭，觉得他不太像是位学者，倒像是个常常跑码头的商人。肤色微黑，脸上常带油光。两道不太浓的眉毛颇有喜剧色彩地向外分着，不大的眼睛里透着对世事的通达，嘴角一抹略带讥诮的笑意时隐时现，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却又在严肃时令人不敢逼视。
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潘绥铭身上出人意料地有着很强的平民色彩，把他往人堆里一放，绝不会比任何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中年男性显眼。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九岁时父亲就被发配，到三十岁时父亲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他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在他的研究中也时时流露出来。
平等对待小姐
在采访中，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一点：小姐也是人，对她们进行的研究，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他说起研究中最大的苦恼便是：“明明看到她们需要帮助，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们！”而他接下来的话更为惊世骇俗：“所以我只能帮她们招客，这是一个什么也不侵犯的事儿，反正不招他们也会来，但是我往那儿一坐，生意就会好得多。”也许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让小姐们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说出了心里话，潘绥铭的研究因此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作为一名学者，研究的是性问题，多次入住红灯区，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猜疑、误解甚至压力和风险。潘绥铭对此十分坦然：“中国人老自己吓唬自己，有什么困难啊？你就租一间房住在那儿不就完了吗？有人说你怎么可能跟小姐打成一片，都不相信我。那你跟你的女同事是怎么接触的？”
自己并非异类
潘绥铭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严格来说，学者不管对策。搞对策搞得太多了容易丧失视角的独立性，学者的价值在于看到政府看不到的东西。学者的任务是教育政府，当然不是帮政府解决问题。”他对于自己学者身份的认识，冷静得近乎刻薄：“在中国，同样那本书，那件事，不是我写的，出不来；如果没有费孝通的题字也出不来。因为你的位置在这儿，你说的话，人家觉得是学术，比你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指红灯区问题)，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
采访快结束了，笔者终于问了一个久已想问的问题：“您给人的感觉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您的学术作品，在行文上也非常有个人特色，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另类’？”“那怨你，不怨我。你以为教授是什么样的？在人大里看看，不符合的人相当多，根本不像人想象的那样。就跟音乐界一样，窦唯什么的，他们自个儿一点不觉得自己异类。”潘绥铭摇着头，嘴角那抹讥嘲的笑容再度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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