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玛与中国，谁的改变

中国是世界增长最快的零售市场，年销售额以18%的幅度递增，沃尔玛的高管们嗅到了未来高收益的商机。图为2011年10月2 5日，重庆沃尔玛重新开业， 市民采购商品满载而归。

　　它，一个外型像盒子的大型超市，坐落在北京的五环路边上。五环是围绕北京城区，放射状铺陈的七条环路之一。超市侧面的停车场上停满了各种新款轿车。空购物车排成长龙，面色黝黑的农民工推着它们往超市入口处走去。上千家这样的仓储式超市遍布中国。

　　迈入这座超市，里面布局开阔，没有窗户，仿佛走进了一个俄罗斯式皇室复活节彩蛋。但是，这里没有沙俄般精致又充满贵族气息的场景；相反，在这个一度强调“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超市中，我所碰到的是成百上千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忙于他们被新近赋予、却已俨然不可或缺的权利——购物。这里是位于中国北京石景山区的山姆俱乐部，沃尔玛在120个中国城市中经营的352家超级购物中心之一。

　　在超市入口的通道里，推销员叫卖着各种产品，从烤红薯到健身会员卡与按摩椅。精力充沛的顾客推着满载的购物车（车上装载屏幕，显示最新的降价打折信息），车下橡皮滑轮与水泥地的摩擦声不绝于耳。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仿佛置身于美国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市——沃尔玛的诞生地，也就是近日被沃尔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克（Michael Duke）形容为 “美国欧扎克山的灯塔”的地方。

　　但是，众多穿着绿围裙、戴着口罩的超市女员工会让你意识到，这里可不是美国的沃尔玛。她们用普通话叫卖着商品，提供免费品尝的豆浆、枣汁和荔枝果冻。在她们周围是堆成小山似的新鲜猪肠；枕头大小的袋装干木耳、海带和蘑菇；包装好的脱水鹿腿腱子肉（还连着鹿蹄子！）；黑色脱水的海蛞蝓；在碎冰上亮闪闪的章鱼；成桶的活鱼、青蛙、乌龟和活蹦乱跳的虾。

　　沃尔玛在中国的年销售额75亿美元，只占全球收入的2%，但过去十年间增长迅猛。与之相对，沃尔玛在美国的销售业绩却在萎缩。中国是世界增长最快的零售市场，年销售额以18%的幅度递增，沃尔玛的高管们嗅到了未来高收益的商机。同样重要的是，每年沃尔玛在中国的2万家供应商提供给前者销往全球价值高达4200亿美元商品中的70%（鉴于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难以精确计算中国制造货品的比例）。中国在沃尔玛供应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促使沃尔玛在2002年将它的全球外购总部从香港迁到了中国南部城市深圳。

　　我的足迹遍布中国的许多地方，从深圳到满洲里，从北部平原到四川省，拜访了沃尔玛的零售超市、制作工厂、农村合作社和高管的办公室，沃尔玛和中国结成的连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不仅庞大，而且相互作用。中国和沃尔玛，两个完全不同的庞大实体，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二者的相互作用竟能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并且能互相满足对方最核心的需要。中国能提供给沃尔玛的是高速增长率，而沃尔玛不仅能帮助中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还能增加中国政府的监管筹码。它们的相互合作，可被视为多个领域的大胆试验：消费者行为改变、市场经济学和环境保护。在这两个超大实体各自发展的道路上，这种互动关系能发挥多大影响，尚无定论。但确凿无疑的是，未来十年里，它们的彼此作用会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赌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美国公司高管、政策权威、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客们都建言美国政府，要遏制中国的列宁主义倾向，最好方式莫过于让中国人浸淫在开放市场之中。虽然中国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但基于一党制的政治体系却不愿接受政治改革，特别是政治民主化。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显得被迫改变，尤其是外力作用下的改变。

　　在过去的150年里，众多美国传教士、商人、军方使节和教育工作者都曾抱着改变中国的想法前来，结果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这种特质就像一种独特的合金——镍钛诺，因它可以自我恢复——被加热后可以弯曲，冷却后又回复到原始状态。一直以来，中国对试图改变自己的海外力量都不屑一顾。那么，为什么像沃尔玛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历境遇会不同？

　　沃尔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保守、根植于美国南部小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工会以及代表中产阶级。它的创始人山姆·沃顿（Sam Walton）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狂热的资本家，还是一个激进的反共人士。他将这种价值观根植于公司的基石中，将这种半是宗教半是政治的信条打造成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曾被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赞为“彰显了我们国家最好的品质：努力工作，企业家精神，公平交易和诚恳正直”。切尼还称赞沃尔玛是“美国最伟大的公司之一”。

　　1962年，在美国阿肯色州的Rogers市，沃顿开了他的第一家店。他以低价格换取高销售量的经营策略，写着“永远低价，永远”的卖场条幅，以及公司里那种轻松友好的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迅速受到了普通美国人的欢迎。到1985年，沃顿已经成为全美最富有的人，《今日美国》报纸曾评价他为“人人都喜欢的亿万富翁”，到1989年，沃尔玛的分店已经遍及全美27个州。1991年在墨西哥，沃尔玛开设了它的第一家海外分店。从那以后，除了在德国、俄罗斯和韩国少数失败案例，沃尔玛持续在海外扩张。2003年，沃尔玛已经成为北美洲最大的私营企业，《财富》杂志评价它为全美最受尊敬的公司。

　　这种地道的美国公司要和中国结盟，凭直觉当极艰难。沃尔玛高管们1996年首次来华时，对眼中的中国充满未知。但是，这个来自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市的庞然大物，却与它的新合作伙伴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从目标、政策到组织架构，甚至意识形态。

　　想想这些：

　　沃尔玛的创始人和新中国的缔造者都被人们神化。带着铁锹型帽子的沃顿笑脸头像现在仍挂在每个沃尔玛门店的显著位置，正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标志性头像，印刻在币值逐日爬升的人民币上。时至今日，这两位创始人的继任者——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仍然在他们各自的组织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两位领导者都无需经过选举，是各自机构的绝对领导者，其驾驭的专制机构凭借宗教般的信仰或意识形态凝聚一起。在他们各自的组织里，又有数量庞大的专业化的管理者群体：在中国是党的领导和骨干，在沃尔玛有公司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

　　这两个庞大的机构都想通过媒体、广告和公关活动来影响外部世界，同时又通过内部宣传、激励活动来管理机构内部的下属和强化内部文化，有时甚至要采取强制性命令，使那些不听话的“同志”或“同事”服从组织路线。在这两种体系里，都采取了大量的监测活动，甚至是公开的电子监视器，以确保他们的员工、顾客和公民的行为“正确”。

　　 最后，两者都诉诸民粹路线，皆称要为自己的人民和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领导人一直以来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沃尔玛则突出自己要为顾客提供好的服务。在中国的沃尔玛门店里展示着一幅倒金字塔型的人员图表，表里将顾客和最底层的员工放在最上面，而将管理层置于表的最底层。

　　正如毛泽东在革命中将行为准则和意识形态制定得很清楚一样，在沃尔玛也有一套“沃尔玛文化”。在Derek J. Davies即将面世的《沃尔玛在中国》一书中，描述“公司骨干”的文章中引用了一名沃尔玛员工的话，形容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不只是简单的工作方式条例，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两种组织架构里，每一方都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感到不快，却都要依靠创新。他们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在控制如此严密、并且被密切监视的组织机构里，他们能够鼓励独立、创新精神存在吗？这种精神对保持竞争优势甚至持续生存至关重要。

　　从这个层面考虑，如果中国想继续发展威权资本主义，其领导者们或许能从沃尔玛的经验中获益。无论是公司规模还是物流体系的复杂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家公司能与沃尔玛相提并论：它在全球28个国家有9700家门店，每周遍布于60个国家的、10万家供应商网络为其提供商品，它在全球的210万名雇员为2亿名顾客提供服务。如果拿沃尔玛的年收入和主权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前者肯定位列前四分之一。从很多层面看，沃尔玛的运营模式更像一个国家。在海外，其首席执行官常受到的元首般礼遇；其负责海外业务的公司高管像外交官一样，与外国政府和公司签订协议，并维护着本公司的利益；沃尔玛基金会设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所开展的业务，像是来自政府的国际援助项目；而遍布全球的各个沃尔玛的门店，则如美国的领事馆一样，常常被视为美国的象征。

打破“本顿维尔泡沫”

　　中国可以从沃尔玛过去十年间的经历中汲取教训。截至2005年，沃尔玛的稳步扩张使它饱受批评，背上了小城镇和独立商业机构毁灭者的骂名。人们指责它贪婪，反工会组织和破坏环境。2004年11月发生了一件有损它公司品牌形象的事。在美国的喜剧频道有一档节目叫“南方公园”，其中一个系列的内容是，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假想小镇上要建一家沃尔玛门店，这个消息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却又无法拒绝它那有诱惑力的低价，最后这家分店的总经理选择了自杀，理由是沃尔玛在国内所犯下的种种恶行让他感到愧疚，背负不了这么沉重的负担。这使得全镇的村民欢呼雀跃，“南方公园”的主角们前往沃尔玛的起源地本顿维尔市，想阻止沃尔玛的进一步扩张。

　　“对，我们就是来投诉的。”剧中的人物凯尔对沃尔玛公司总部的前台员工说道，“我们的小镇不需要沃尔玛。”

　　前台人员冷笑着答道：“谁需要啊？没人喜欢沃尔玛干的那些事，但它有这么做的权利！”

　　“南方公园”节目经典的快速切换镜头转到了剧中另一个场景，主人公被迅速带到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创始人之一的办公室里，只见他喝得酩酊大醉，不仅是个酒鬼，还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我们在1987年成立了沃尔玛超级购物中心。”他简短地答道，“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成立一家一站式的购物中心，通过顾客的大量购买可以保持超低的价格。我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干了什么，我们的发展速度已经在四年里难以控制了。”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它停止扩张呢？”凯尔问。

　　CEO严肃地说:“你停止不了它的扩张。”

　　“肯定能有办法。”凯尔恳求道。

　　“没办法，难道你不明白吗？”表情痛苦的CEO喊道：“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沃尔玛进入你们小镇上，当然了，除非你能找到并摧毁它的心，只有这样，你才能扭转整个局面。”他听上去就好像是低成本科幻电影中那些恶魔角色所说的话一样。

　　最后，“南方公园”的主人公们肯定找到并摧毁了沃尔玛的心，拯救了世界。心的位置在哪里？当然是沃尔玛门店里卖电视的区域。

　　其实，这档节目开始首播时，沃尔玛公司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2003年由于雇佣非法移民遭到移民局的突然搜查；2004年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条例而接二连三地遭到罚款。麦肯锡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负面新闻让沃尔玛损失了将近8%的顾客。2005年Robert Greenwald拍了一部名为“沃尔玛：低价格的高成本”的记录片，片中指责该公司“缺乏良知，擅长用卑鄙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员工”。公司的全球声誉已经严重受损。《财富》杂志这样评价沃尔玛这几年的遭遇: “好公司赶上了坏年份，在沃尔玛连续七年的衰退期里，2006年只不过是又一个令人沮丧的年份，这段时间正是公司首席执行官司各特（Lee Scott）主政时期。”

　　起初在公司交通部门工作的司各特在2000年成为新一任沃尔玛总裁兼CEO。他的长相符合人们对沃尔玛的印象：一张大众化的脸，高高的个子，稀疏的头发；有着严肃而坚定的神情，办事认真且为人真诚，这是来自美国大平原一带的人的典型特征。他的家乡是美国堪萨斯州东南部的一个小镇，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经在他父亲的加油站帮忙，并在一所州立大学半工半读地获得了学位。读书时，他住在活动房屋里，还在一家轮胎厂打工。

　　司各特不愿总听人们批评沃尔玛破坏环境，总成为别人的出气筒。他开始思考如何提升公司受损的声誉和品牌形象。恰在这时，司各特结识了埃里森（Jib Ellison），后者曾是一名运河导游，刚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诺马县成立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取名为“永远蓝天”。埃里森对我回忆道：“我初次和司各特见面时，他的状况很糟糕，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的状况都使他应接不暇；当时那种情景好像是整个世界都在针对他和他的公司。”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埃里森成功地打破了他命名的“本顿维尔泡沫”，让司各特信服，不仅要减少沃尔玛相关的负面报道，而且借可持续性，提高绩效。正像爱德华休斯（Ed Humes）在《自然的力量：难以想像沃尔玛绿色革命的故事》一书中提到的：“效率低下和浪费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像沃尔玛那样小气的公司也存在浪费现象，这不仅破坏环境而且也会浪费公司成本。”在包装、运输和能源使用环节找到并且消灭这种浪费现象，将使司各特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同时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建议，埃里森最终说服了司各特聘请他的公司为沃尔玛提供咨询服务，这个小小的“永远蓝天”公司竟然给沃尔玛这个庞然大物开启了一段新征程，并且还为埃里森赢得了“CEO的军师”的称号。不久，司各特就邀请几家和沃尔玛公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落基山脉研究院和环境卫士基金会来到沃尔玛的大本营本顿维尔市，来商量是否能够找到解决对策。

　　据沃尔玛公司的记载，2005年10月24日被誉为对“沃尔玛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这天，司各特通过视频直播向全球沃尔玛的门店和供应商发表了“21世纪领导力”的讲话。和中国领导人演讲中喜欢以引用伟人的革命语录开场一样，司各特先回顾公司创始人沃顿：“山姆·沃顿服务大众的理念改变了世界。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从众或者中庸，而是因为我们的不同，我们极不同。”

　　司各特承认公司“在前所未有的境遇之中”。但他说，“经过近一年的听取意见和自我反省，现在是该对世界宣布公司如何能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在21世纪，沃尔玛要发挥行业领导者的作用”。接着，他提到了本次演讲的重点: “破坏环境不仅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同时也威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伴随着我们在全球的扩张步伐，环境问题已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

　　司各特认为，那些抱着“如果一个公司既想有好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又想不破坏环境，那么公司就不可能赚钱”这样想法的人错了。他继续说道：“我认为，持有刚才那种观点的人，他们是错误的，因为我相信公司既能获得好的投资回报率同时也能保护好环境，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而且这是一回事。”

　　沃尔玛公司从创始人沃顿那里继承并发展出了带有宗教性的公司文化，而现在，司各特使之重生，他用简短的语言规划了公司三个富有远见的长期目标：

　　1.供应链100%使用再生能源；

　　2.零浪费；

　　3.销售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商品。

　　司各特承认：“我也不确定如何达到这些目标，至少现在还不知道。”

　　司各特的演讲震惊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不久，沃尔玛公司便从上上下下检查每个环节，以求发现低效和浪费。接下来，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将洗衣剂改换成简易的小包装，也便于集装箱运输；给7000辆大型运输车配备了小型的辅助发动机，这样，司机就不用在睡觉的时候还开着马达来冷却驾驶室了；减少包装环节中纸板和塑料的使用量；为了能够得到价格更便宜、品质更新鲜可靠的有机农产品，公司开始从农民手里直接采购。这一系列改进，目的是想通过各种环保的方法进一步降低成本。

绿色香格里拉

　　沃尔玛在中国有近3万家制造商。公司未来方向的改变自然和中国紧密联系。所以，司各特和他的团队很清楚，如果不对来自中国的供应链实施改革，沃尔玛就不可能变成真正的 “绿色”。但是，如果拿中国作为试验田，公司高管很难想象，如何才能够管理这样一个分布广泛且迥然不同的供应商网络，使之响应这一行动。

　　2008年10月21日，1000多家沃尔玛的中国供应商来到北京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宴会厅，参加公司举办的“北京可持续发展峰会”。供应商们期待着公司发布一份全新的环境宣言，但并不真正担心。理由很简单，沃尔玛以压榨供应商而闻名，让他们减少成本降低价格，以致供应商们的获利少得可怜。而且，当时的世界经济局面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像美国也都大幅减少了从外国的订单。

　　伴随着背景音乐，司各特大踏步登上了讲台，讲话的语调还是一贯的不紧不慢，开场白先是对北京奥运会的赞扬，称颂他的这些中国供应商们身处一个“办实事”的国家，应该感到骄傲。紧接着，他将话锋切入了主题，说道：“当沃尔玛最初来到中国时，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对我们说，希望我们成为一家模范零售商，在此过程中，我们努力希望能够达到政府部门对我们的期望，同时还可以节约成本。”说这话时，他没有任何夸张的停顿和具有表现力的手势。他接着说：“如今，中国政府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这也正符合沃尔玛未来在中国的发展规划，我们也会致力于成为一家更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司。”

　　司各特继续以他那低沉而平淡的声音向在座的各位传达着自己的信心，他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有1000家供应商，你们在座的各位都要承诺，在一年以内成为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更环保的公司，这样做，不仅对你我，对我们的顾客，对公司，甚至是对中国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同时承认，沃尔玛的顾客“需要低价格”，还说: “我们的顾客会渐渐地了解一件商品自始至终的整个环节，从如何生产、销售、使用到再利用这一系列的过程。为了能够达到顾客的期望，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我们生产商品的这些工厂是否真的保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自然资源？”

　　其中关于能源的重要性，司各特继续说：“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而这又将给气候变化带来深刻影响。”这时，他讲话的语气好像是一名外交官，他接着警告说：“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会成为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这种挑战体现在经济、环境和安全等层面。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达到社会对我们的期望和相应的环保标准。而且，我坚信如果一个公司有欺骗行为——员工的加班时间、谎报用工年龄、随处倾倒垃圾、往河流湖泊中倾倒化学品、不缴纳税款和不履行合同——这样的公司最终也会在产品质量上欺骗消费者。”

　　在座的经销商们听得聚精会神，司各特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公司会和你们一起努力”。紧接着，他就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如果工厂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他们应当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计划。如果他们没有改进，他们的产品就会被禁止进入沃尔玛。”

　　他的这一番话听起来好像是神父在训诫教区的居民遵守教义，否则就会被驱逐出教会一样。司各特接着解释说，每家经销商不仅要签署一份自觉遵守环保标准的协议，而且，此后还要允许沃尔玛对他们的整个流程随时开展第三方审计。

　　“也许你们要问，甚至沃尔玛内部的员工也有疑问，现在全球经济这么不景气，对于公司来说是盈利重要，还是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同时也保护环境的公司更重要？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作为后者更重要，做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司是首要任务。”

　　司各特近乎说教，他操着美国南方口音宣讲着这项环保事业，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和盈利前景，逐步将听众引向福音。他虽然提高了嗓门，但是，在演讲的整个过程中仍然保留着美国中部人那特有的克制。

　　“无论作为一个商人，一个对公司股东负责的人，一个父亲，一个祖父，我都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因为只有保护好环境，我们的公司和社会才能变得更好。我们应该为这项事业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做出我们的承诺，这样，我们才能造福于我们的下一代。”

　　阿门！

　　我转头问邻座，来自四川的一个工厂经理，对刚才司各特的演讲有何看法。他皱了皱眉头。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用带有责备的口吻问司各特，如果对供应商们实行这项新要求，是不是意味着进一步压缩经销商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利润率呢？听到这个问题，司各特用生气的口吻反问这位记者，难道不愿为能买到品质更好的商品，同时又不破坏环境而多付几分钱吗?

豆芽别乱上添加剂

　　司各特的倡议正好与当时中国政府的战略印合，后者要求大型外资公司要在中国更加注意环境保护的发展。直到2005年，中国政府一直都推行的是粗放式的发展战略，不大考虑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自从第11个五年规划开始，中国政府推行“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加注意保护环境。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又推出了“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

　　在这段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环境污染、食物造假和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而感到担心，对中央政府拿不出相应的补救措施而感到气愤。此时的中国，人们不仅会自发地组织抗议以表达诉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同时，他们也会向非政府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越来越透明。这些都促使中国政府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担心这会威胁国家稳定。

　　一系列往食品中添加非法化学品的案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8年爆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三聚氰胺是在生产塑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业化学品，被人体吸收后会导致肾结石和肾衰竭（为了提高蛋白质含量，三聚氰胺经常被非法添加在普通奶粉和婴儿配方奶粉中）。全国共有30万名消费者因此致病，至少造成六名婴儿死亡。针对这一事件，中国政府重新修改了食品安检体系，并于2009年开始执行新的食品安全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2011年乳制品业又发生了类似事件。

　　今年春天，中国16个省份发现猪肉里含有瘦肉精。瘦肉精是一种含有克多巴胺和双氯醇胺的有毒化学添加剂，生猪服用后会产生更多的瘦肉。这一事件导致上百名消费者被送往医院。在广东省，当地政府部门检查出并销毁了45吨被非法添加了石蜡和油墨的粉丝；在沈阳市，当地警方查获了40吨浸泡在尿素和亚硝酸盐中的豆芽，这种方法会使豆芽长得更快更新鲜。这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今年4月14日首次公开表明，现在中国的商家们“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

　　所以，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倾向于去品牌餐馆吃饭，去品牌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经常光顾麦当劳和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而沃尔玛也曾在中国发生过几次丑闻，比如出售的商品中包含有毒的化学物质，有机产品和无机产品混杂着卖。例如，今年秋天重庆直辖市政府因该公司错贴有机猪肉标签，对沃尔玛处以罚款并责令几家门店停业整顿。

　　沃尔玛毕竟是一个知名的跨国公司。几次风波之后，中国人自然认为它将更重视自己的品牌，成为一家更加值得信赖的商店（当然，美国和欧洲人对此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们现在更倾向于从小规模的生产有机产品的生产商中购买商品，而不是去大超市购买）。此外，因为中国政府也很关注人们的健康和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北京也开始寻找那些规模大、声誉好的品牌商店作为行业模范和合作伙伴。“政府在中国仍然是最有权力的机构，他们已经开始实施‘十二五’规划，其中特别强调食品安全和打击国内腐败现象。”沃尔玛中国区政府关系总监 David Gao在深圳总部对我说，“如果我们公司想要推动可持续发展，并在中国不断壮大，我们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希望把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政府利益相结合。此外，整个商业氛围都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这件事情。”

　　在北京郊区的石景山山姆会员店，商品架上到处都是三种类型的新鲜产品：有机的、绿色的、无公害的。一位部门副经理告诉我，蔬菜、肉类、鸡蛋和食用油等有机产品的销售量每年几乎都增长20%。我在“有机”商品区拦下了几个正在挑选商品的人，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多花钱来购买这些看起来和普通食物一样的有机食品。大部分人有典型的中国式回应——不愿意回答一个陌生人的提问，就像闻到一股臭味一样避之不及。不过，也有一些人愿意讨论。有一个男顾客承认，他购买有机食物，是因为“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所以我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有一位年轻女士回答：“如果我的工资足够高，那么我只吃有机食物。”

　　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有些地方会把一些烂西红柿滥竽充数掺在好西红柿中，然后把它们一起包装在塑料盒里。我们当地的超市，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不过，我相信沃尔玛，在这里可以买到最好的产品。”

　　沃尔玛的“绿色”和“有机”商品上都有特殊标签，上面写明这些产品是在哪个农场种植生长的。其中，很多食物都是来自“农超对接”，这种联合方式最早由沃尔玛在2007年搭建，2008年商务部和农业部邀请沃尔玛加入了类似计划。此举开创了全国“新农业合作社”的效应，这让人想起了毛泽东时代强制推行的集体公社，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由当地的农民自发联合起来去争取市场，并把产品直接销售到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店。

　　“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我们可以直接购买产品。沃尔玛省去了中间的供应链环节。”莱斯利达什（Leslie Dash）说。他是沃尔玛负责公司事务、政府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执行副总裁，“同时，我们发现，这种途径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他们提供服务，确保他们进入市场。另外，我们也保证食物更加新鲜，烂的食物少了，一来减少了浪费，二来也降低了我们的价格。”

　　“农超对接”还有一个好处：由于直接和农民交易，零售商可以更好地控制食物的标准，确保它们是“绿色的”或者“有机的”。在中国，如果没有认证机构的有效鉴定，几乎没有人相信有机食品的商标，除非有大品牌做后盾。但是，重庆风波再次证明，哪怕沃尔玛或别的品牌的供应链，都不是无懈可击。

资本主义之果

　　辽宁省大平原一片空旷，没有树木，其间新建的高铁线路与壮观的八车道高速公路平行，连接了不冻港大连和省会城市沈阳。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多少都经历过这种惊叹难抑的时刻。

　　我们的面包车穿过了几千平方公里的农田，这片红土地已经被精心修剪成葡萄园、苹果园、梨园、桃园和樱桃园。刘梅和她妹妹刘燕建立的水果基地，是中国最成功的水果集散地之一。刘燕对我讲述了她的故事。她身穿高跟长筒黑皮靴和黑色真丝晚礼服，一头时尚的发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我现在身处农村，更别说她的创业传奇——从“文革”之后经营的小本西瓜生意，到后来著名的农业企业家。当然，在如今的中国，白手起家的故事一点都不稀奇了。刘梅，取了“Lucy”的英文名，是家族企业兴业源集团的副总经理，如今，这家企业也是中国发展迅速的有机水果产业中的领军者。我们一边行驶，一边回忆当初沃尔玛公司的顾问如何登门拜访，并向她们解释如何把产品直接销售到沃尔玛，还介绍了沃尔玛的业务，以及公司现有的合作方式，使她们的公司更高效，利润更丰厚。

　　“我们从沃尔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商品的品质、定价和管理方法。”她还告诉我，“起初，我们不是很理解，但是，他们非常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消费者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逐渐明白了沃尔玛不仅具有远见，同时它们自身也是最严格的执行者。现在，我们已经从‘绿色’产品转向‘有机’产品。”

　　随后，我们到达了她公司在当地的水果包装公司——大连黄金时代物流公司，公司建筑呈“U”字形，是由一个学校改造而来，耸立在果园的中间。所有水果集中在此，分类之后被存放在冷库里，然后再包装，运送到全国各地100多个城市的1000多个仓库中。

　　“近几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始让人们思考和关注我们的食品来源。”说这话的时候，刘燕态度严肃，“很多公司都是利益至上，忽略了产品质量；所以，很多消费者开始信赖沃尔玛这样的品牌企业，它也的确是有机食品的先驱，非常注重食品的检疫和标准。”停顿了一会，她又继续说，“我们从沃尔玛身上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突然，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提到梵蒂冈教堂一样，刘燕很自豪地说，自己已经去过了沃尔玛本顿维尔的总部。

　　但是，面对中国难以控制的工业污染，沃尔玛的“绿化”农产品链变得越来越艰难。很早之前，沃尔玛就开始谋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用来监督和培训前者的供应商的员工。这是个大胆举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得到充分认可，而且政府对民间组织持有矛盾态度的国家。

　　沃尔玛联系了中国一家环保组织的负责人马军。马军所在的公共环境事务研究院建立了数据库，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即根据中国政府给出的非法废水排放数据来跟踪了解污染企业。当沃尔玛的代表找到马军的时候，后者半信半疑。正如马军第一次参加“北京可持续发展峰会”时，就怀疑“他们最终不能做出什么改变”。会议结束的几个月之后，马军接到一个来自沃尔玛的电话，说沃尔玛采购组希望可以拜访他在北京的工作室。他回忆说，“出乎我们意料，他们居然来了15个人。当时，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坐，很多人不得不坐在茶几上。”现在，沃尔玛公司非常依赖马军研究所的数据库，来辨识那些在污染排放方面违规的企业。“截至2008年，每个月沃尔玛都会核对他们的供应商名单和我们名单上的违规者。”马军对我说，“这正是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大胆革新毛巾产业”

　　黎明的曙光照耀在中国北方田野上，但是，工业排放的浓雾遮天蔽日，太阳被挡住了，只隐隐约约透出一点微光。密密麻麻的高楼，高速公路上的立交桥，工业烟囱和沙漏型的发电厂里的冷却塔以及鳞次栉比的工厂矗立在山东济南的郊区，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单调，也毫无吸引力，却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典型形象。

　　山东的另外一个城市滨州，距离济南两个小时车程。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级城市，飞速发展的经济帮助几百万人脱离了贫困。相比美国只有七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百万的，中国有超过160多个城市的人口都已超过了100万，西方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带有极大的竞争热情和集权主义，正如当年毛泽东时代，在“正确路线”的号召下，革命者的斗争热情被立刻点燃。

　　我来滨州是为了参观亚光家纺，它是沃尔玛高端浴巾的供应商。2008可持续发展峰会之后，沃尔玛挑选了200家最大的地方供应商加入到可持续发展价值网络中，期望到2012年能节约20%的能源。同时，公司也开始评选“能源节约奖”。公司还与美国环保协会、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和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的顾问合作，检查供应商公司在供应链中如何节约能源和降低价格，而亚光家纺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

　　进入亚光家纺的公司总部大门，就明显感觉到这家公司的努力上进。门口挂着巨幅标语，激励3000多名工人的不是阶级革命，而是“大胆革新毛巾产业”和“远离平庸，创造卓越”。不过，公司的大部分口号还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中一条是这么说的：“企业必须发展，但是首先必须保护环境。”

　　事实上，这家公司有火力发电厂和废水处理设备。几千平方米的工厂里到处都是机器，这些机器每年都要消耗5万吨棉花用来生产，大部分进口自美国。工厂时刻不停地生产——抽纱、纺织、染色、贴标、包装。而生产出的各种各样的毛巾，大部分又出口到了美国。

　　走进亚光家纺的一间会议室，里面的一盆假百合花差不多有桌子高，还有一尊维纳斯雕像（不过，这维纳斯居然是有胳膊的）；用铁做的野马雕像（这是向画家弗里德里克·雷明顿致敬吗？），还有几幅抽象油画。公司总经理王红星个子不高，非常和蔼，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系着深色领带。我问他2008年司各特在北京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在场吗？

　　“我当时在场，而且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件好事。”他欢欣鼓舞地对我说，“不过，转念一想，这个新政策会给我们施加很多压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完成沃尔玛的目标，不知道它会涉及什么形式的投资，当然我们也没想到沃尔玛开展这么多项目来帮助我们，提供节能减排的建议。”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亚光家纺在节能领域投资了近400万元人民币，并最终降低了25%能耗和35%的用水量，在2011年提前达到了2012年的目标。

　　“现在，无论何时我们生产一条新毛巾，我们想到的总是环境问题。”总经理助理李永志先生得意地说。这让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革委会的领导大吹大擂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每亩土地的产值有多么大。“我们已经开始实验新科技，比如，用竹子和牛奶生产的新型纤维和我们的棉花混合，生产出来的毛巾干起来更快，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生产的毛巾就能节约更多能源。”

　　毫无疑问，在沃尔玛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中，亚光家纺是个模范。怪不得沃尔玛会迫不及待地要求我来参观他们的“模范”公司：离开亚光家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王红星是班级里那个最聪明的学生，每次重要的人来参观听课，老师提问时，他总是举手说出正确答案。

　　不过，正如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不乏反面角色，沃尔玛的供应商亦如此。为了提高供应商的用工标准， 1992年沃尔玛就建立了一套道德标准。不断有人质疑该标准的有效性。事实上，《沃尔玛在中国》一书对沃尔玛的整个计划都表示质疑，书中引用了沃尔玛公司自己的说法“公司一直都存在严重的违规事件”。这本书的一位作者说道：“这个‘企业社会责任’产业已经沦为了供应商和沃尔玛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沃尔玛实行的这项计划，不仅没能使供应商们更好地执行计划标准，反而催生了另外一个大规模且获利颇丰的产业——“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产业，将合规责任从沃尔玛公司转移到外部的第三方审计单位和供应商身上。

　　撰文过程中，我反复追问沃尔玛的管理者一个问题，但从未得到明确答复——自从司各特在北京表示要强化管理之后，根据沃尔玛的全球审计制度，目前到底有多少中国工厂被给了红色警告，并被取消其供应商的资格？查阅沃尔玛公司“2011全球责任报告”， 我发现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三个国家归到“远东”范畴内，这不禁让人好奇，司各特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其实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最后，我总算得到了公司“道德标准组 ”的回复，他们“不会提供具体国家的事例”，但是，他们也承认，“远东地区，有合规问题的主要是中国工厂”。

　　但在我采访的环保人士中，没有人认为沃尔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仅是公关策略。正如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成就，终于逐步为其发展模式赢得部分认可；沃尔玛在环保方面的执着也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埃里森对我说，“当然，媒体一开始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找沃尔玛的软肋。不过，就我个人经验，一旦他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都会被深深吸引。”

　　2009年，《纽约时报》也承认沃尔玛企业精神的重生。“过去沃尔玛民主化消费行为，如今它也民主化环境可持续行动。”同时，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供应链专家安德鲁赫斯顿（Andrew Hutson），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发现自己不仅是在解释沃尔玛为什么对供应商施压以降低价格，甚至是在为沃尔玛辩护。“低价不一定依靠过去那种压榨的方法。”他承认，过去的策略导致了环境的退化，同时，他强调沃尔玛一直在努力改进，他们帮助供应商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以抵消因为环保投入而增加的成本。

　　“沃尔玛是最重视环保的企业之一。”马军带着欣赏的口吻对我说，“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在中国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我们期待廉价的产品，但是，生产遗留的垃圾污染了中国的水、空气、土壤和近海。我想沃尔玛并不希望有一天大家都来指责他们的采购行为，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破坏。现在，他们正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沃尔玛效应

　　即使亚光家纺和兴业源集团有点像俄国神话故事中的波将金村（沃尔玛曾经邀请《华盛顿邮报》参观采访过这两家公司），但是，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自身如何绿化供应链，在生产过程中节约了多少资源，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将司各特的愿景从理论变成现实的重要典范。当然，树立正面典型是共产党的长项，不仅可以试验改革，也更易在宣传中将其形容为来自人民。沃尔玛已经把这招学得炉火纯青。

　　“沃尔玛效应”——研究沃尔玛的学者中，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管理决策，假定沃尔玛做的任何事情对于它的竞争者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当沃尔玛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它的转向对于全球经济的转变都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2009年，迈克尔·杜克（Michael Duke） 从司各特手中接过CEO的权杖，他不仅肯定了司各特的目标——供应链环节必须使用可持续能源，不产生任何污染，出售的产品也必须是可持续产品——而且，他把这些目标称为“新常态”。休斯说：“沃尔玛生产好处在于，不管以何种方式来做，他们都能推动其他的生产商努力跟上。现在，他们在不同领域都施加了积极的影响。”

　　或许沃尔玛的领导者们，不管是司各特、杜克，还是达什，在埃里森等环境顾问的帮助下，将会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聪明人，成功预言了将来的环境发展趋势和对绿色市场的需求。当下，他们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看起来是互惠互利，有利可图的。随着中国经济去中心化，很多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变成了富裕又贪污腐败的地方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发现面对这些成千上万的地方污染企业和十几万家小规模的食品生产商，越来越手足无措。很多企业和个人已经习惯大肆破坏环境。但是，像沃尔玛这样管理有序的大型企业，政府发现他们有很多额外的教育、监控和管理资源，所有这些不需要额外的公共开支。

　　此外，沃尔玛的管理者提出满足顾客需求，并最终“改变中国”的理念对于商业价值的转变，比起前几代的西方传教士、教育家以及民主和人权的拥护者更有效。沃尔玛这样的全球企业要赢得市场，就必须满足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消费者的需求。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国家一向不屈从外部压力，我们很难预测中共领导人将如何应对高涨的期望。所以，沃尔玛和中国共产党如胶似漆的时候，沃尔玛的主管应该时刻牢记，中国有可能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情人。利益关系产生的联姻是不堪一击的，只要利益发生分歧，关系就会解体。

　　即使在目前，沃尔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找到便利的条件和适于投资的地方，继续走绿色之路，并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盈利，但是，美国还是涌现出各种问题。比如，低工资、和工会之间的矛盾摩擦、男女职工的薪酬和晋升机会不平等，在社区周围开设新的“超级中心”而对社区和小规模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损沃尔玛的声誉。

　　此外，如果逐渐偏离过去的定位，即工人阶级是核心价值和核心消费者，它有可能从一家“大众商店”变成精品店大卖场。如今，沃尔玛更加吸引热衷于瑜伽课程和天然健康食品的高端消费者，但它同时有可能失去，至少影响到过去几十年的老顾客。事实上，随着过去七个季度沃尔玛在美国的销售量不断下降，很多批评声音开始涌现。沃尔玛的新宠如何和它的老顾客能相安共处，尤其是在“茶党”席卷的美国南部的时候？“茶党”反对为气候变化立法，还主张取消对环境保护局的拨款。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沃尔玛想赢回老顾客。今年4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公司决定开展“回归”的促销活动，让其美国的“核心老顾客”知道沃尔玛将会重新卖渔具、布匹和其他传统商品，这些产品原本在一场革新活动中已经从货架上撤销，报纸批评这是“搞糟了的创意活动”。

　　一路下来，我拜访沃尔玛卖场，参观工厂，漫步和它有合作关系的农场，倾听在中国的公司高管分享他们的故事，我发现，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与沃尔玛目前在中国和全世界取得的成功毫不相关，我的问题是，不管沃尔玛可持续发展的尝试最终证明是多么聪明，多么有先见之明，多么成功，占据沃尔玛核心地位的全球供应链是怎样的“可持续”？或许沃尔玛的新举措——将它的供应链绿色化，改善公司效率，甚至还能在零售行业成为环境管理的优秀典范。但是，这个高效的零售-消费模式，能改善世界吗？

　　“是啊，我担心别人读了我的书之后，怀疑我是不是被糖衣炮弹击中了。”休斯回顾他那篇研究沃尔玛绿色发展的文字，“我刚开始调研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来会信服沃尔玛的绿色之路。事实上，它不是完全绿色的，但是，它比过去要好得多。而且，它所做的努力不仅影响了供应商，也影响了其他公司。如今，沃尔玛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私人监控者。不过，他们外包业务模式的性质也不算是可持续的。”他一边说，一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因为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很讽刺，“我们现在创造的环境，让那些疯狂的事情也变得合情合理” 。

　　事实上，关于中国，也有人使用类似的描述。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直在反对和挑战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但是，现在它开始接受美国市场的经营模式，并大胆地追随“走向繁荣的沃尔玛模式”。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大肆消费，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策略，以此保证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共产党的领导们把他们的发展称之为“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它毕竟还是为了发展。可悲的是，即使生产造成的环境破坏相比过去要小得多，长远看来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仍然是不可持续的。为此，一个最具创新的绿色策略，或许堪称沃尔玛在环保领域的突破和一个良好的商业模式，或许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好政策，但是，对全人类而言，最终其实可能是一件坏事情。 ■

　　作者为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原文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杂志，作者授权中文版独家发表

　　沃尔玛

　　沃尔玛公司由美国零售业的传奇人物山姆·沃尔顿于1962年在阿肯色州成立。经过40多年的发展，沃尔玛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商。

　　目前，沃尔玛在全球15个国家开设了超过8400家商场，员工总数210多万人。2010财政年度（2009年2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销售额达4050亿美元。沃尔玛于1996年进入中国。截至2010年8月5日，已经在全国20个省的101个城市开设了189家商场，雇员超过50000名。

　　资料来源：沃尔玛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