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财政局长封毅夫人: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2>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好不容易混到1910年，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成立，总督赵尔巽大人亲临现场给官兵训话，说今天新军成立，未来国防省防都有保障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相当于中药里的甘草陈皮，百病可用，但讲台下面就有人不乐意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日组织大会的经办人员实在颟顸可恨，不巧把满肚子牢骚的尹科长也请来了。尹科长听见总督大人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跳出来指着赵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这可不是瞎说么？咱这支部队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卖出来的旧枪械，带兵的又都是些不懂军事的笨蛋，将来不打仗则已，打仗一定倒霉——就这您还为川人庆贺？
　　赵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给这么个小科长呛着了。好在赵大人知道自己未来要编《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养，所以就很客气地问尹科长，那你说谁懂军事啊？尹科长斩钉截铁：“周道刚！”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军事我们如今不好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该老兄刚刚从赵大人麾下调走，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于是赵大人干脆把人情做到底：“还有谁？”
　　尹科长昂然点点头，那就是在下我了。
　　赵大人继续问：“周道刚是哪个学堂毕业的？”
　　尹科长回答：“日本士官。”估计还有句想说，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赵大人乐了，咱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士官生还是有几个的。他指指旁边的十七镇程参谋官、施协统、吴总参议这几个人，问尹科长：“这些人又是哪里毕业的呢？”尹科长大言炎炎：“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顾其功业为何？”那意思很明白，虽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几个和我比还差些分量。
　　写到这里，在下敢说，就是整个民国时代够资格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多。因为赵大人手指头所点的几位，别人也就罢了，程参谋官是谁呢？该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学，炮兵科毕业，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潜，字颂云，自辛亥年起，护国护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蒋，打遍天下无役不与，人称程颂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国史上响当当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赵大人历史虽然学得好，但卦数不精，算不到未来，所以此刻倒还真拿着这个胡搅蛮缠的小科长没辙。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这位同期毕业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满吧？
　　他这话说得太冲，一时间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这时多亏旁边的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来打圆场，说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两杯，言语唐突，请大帅原谅，便亲自出手把他给拖走了——不是去关禁闭，而直接把尹科长送回家里睡觉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么，咱们还真不能照着今天的逻辑去推理——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时代呢？
　　这赵尔巽给个小科长呛得半死，照理说不让这小子蜕几层皮也该把他打回去做弼马温吧？可咱们还真不能照着现在的逻辑去推理那个时代的人物，当时稀奇古怪的妙人儿就是多，尹科长是，赵大人也是。赵大人居然从此便觉得这个敢于大言炎炎的小科长大概是个人才，很想私访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某日便从督署后门出来转进了督练公所——这两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远，不然怎么说工作岗位离领导的后门近会有些额外的好处呢——又进了尹科长的办公室，恰好尹科长不在。于是赵大人拉开尹科长的抽屉，登时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领导拉开咱们的办公桌抽屉，那能看见的可就是五颜六色了，估计不健康的玩意儿也是常有的，这一点想来在那个颓废时代也差不多。不过当天尹科长运气很好，抽屉里既没有放写给浣花溪薛涛姐姐的肉麻情书，也没有放滇货行云土大甩卖的优惠卷，更没有放袍哥兄弟们反清复明的血书投名状……
　　所以赵大人打开抽屉的时候，就看到了尹科长用来糊抽屉底的一张字纸，上书对联一幅：“爱花爱酒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大至刚至仁勇，圣贤学问，仙佛精神。”赵大人原是读旧书出身的，此时看到身为假洋鬼子的尹科长居然思想健康，胸怀远大，而且还有如此笔头，便颇为欣赏，认为此人大有抱负，又有学历，当是个可用之才。但赵大人最终还是强忍住了提拔尹科长当团长的冲动——这家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太“那个”了。回头新军举行秋操演习，尹科长被派为东军裁判，他又大肆指责负责指挥的将官战术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战一定要全军覆没云云……这让赵大人怎么好用他？
　　很快赵大人就被朝廷调到东北去当总督了，临走的时候，把提拔尹科长的重任就托付给了他兄弟小赵大人，也就是保路运动中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等到赵尔丰当四川总督的时候，成都已经乱得一团糟了。陆军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瞎起哄，非要学校放暑假，当时的陆军小学校长是个东北人，脾气也比较火爆。话说这十七镇的统制朱庆澜，本人是浙江人，但原来是在东北混的，所以来四川就带了一帮东北人——无非就是什么姜登选、郭松龄之辈啦（这世界是小了点，刚说完李猛仔、小诸葛、程颂公，这奉军张大帅的部下又窜出来了）——这时候在陆军小学火冒三丈的，就是这个士官五期学工兵毕业的姜登选。姜校长坚决不同意给学生放假，于是学生便计划罢课，姜校长便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去抓人，学生则以牙还牙……最后姜校长军装被抢，只得蓬头垢面抱头鼠窜，学生还不依不饶，跑到成都将军玉坤那里告状，说学潮全系姜登选激成，最后姜校长被撤职了事——接下来，他就被派去追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去了。可他也是个乱党分子，原是不打算当真消灭夏之时的，但夏之时不明就里，胡乱杀了他派去接头的几个人，结果双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乱得一塌糊涂——唉，这帮七零八落无组织无纪律的革命党噢！
　　却说当时，赵尔丰把手下这帮人物一个个掂量掂量，最后想起这个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让他去当陆军小学校长吧！尹科长就这么成了尹校长，跑到学校去给学生训话，第一句是：“前总办（校长）因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见众人默然不语，尹校长继续讲：“现在时局动荡，道途不靖，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是未来的大英雄，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遇事，丧失了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这话声情并茂，措辞动听，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见放假反正是没戏了，于是便相约复课。
　　从此陆军小学就成了尹校长的地盘，同时尹校长还是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士官学校的资历，爱出风头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当时成都城里颇有名望的人物，新军中不少实权人物都是他囊袋里的筹码 当重庆独立，端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困守成都的赵尔丰大人见援军无望，也只得屈服了。他向士绅们表示愿意把权力交出来，但希望对方能够保证他和其他外省同僚的生命安全，温和的“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接受了赵大人的要求——在这个保皇派头头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位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蒲举人当选为都督，就把自称是很懂军事的尹校长请出来当了军政部长。
　　可是尹校长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没有实权的军政部长，他想当的是有实权的统制，也就是师长。不过当时全四川也只有一个镇（师），统制（师长）就是前面把尹科长拉回去睡觉的朱庆澜，老朱人缘不错，既然他自己没有表示要让贤，那谁也不好意思就请尹科长出马的。
　　尹科长见当不成师长，老大的不高兴，便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招牌抬了出来过大哥瘾，而且还号召其他袍哥组织都把牌子挂出来热闹热闹。举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着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练武出身的尹部长，便也装着没有看见。黑社会组织公然挂牌营业，这可是够骇人听闻的！这也就为未来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种下了祸因。
　　在这样的纵容下，一批着装古怪的古装英雄出现了！他们脚蹬线耳草鞋，头顶英雄结，腰缠湖绉飘带，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一幕幕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场面尽现于人们眼前——在他们看来，大概这才是所谓“汉家衣冠”，这才是所谓“革命”。
　　作为对这种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各地方独立政府纷纷将成都这个军政府称之为“袍哥政府”，拒绝加以承认，他们只愿意承认重庆的“蜀军政府”。
　　然而，这只是乱世的开始，在野心家的推动下，乱世还将继续，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了一场兵变。当天大都督蒲殿俊身着上将军服，在东较场登台阅兵，但台下的兵们忽然骚动起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蒲都督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在两个弁兵的搀扶下勉强逃脱。叛乱的士兵从较场中冲出来，大闹全城：手脚快的抢劫了藩库、盐库，将库存的六百万两银两劫掠一空，手脚慢的没有抢到银子，便把目标改为城里的当铺、商店、公馆甚至居民住宅。那些头挽英雄结的好汉们也趁机参与，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提马刀甚至是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兵，他们人多势众，甚至连那些叛乱士兵手里的银子也敢抢……
　　蒲都督跑丢了，朱统制逃走了，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凤凰山军营找到他的铁哥们儿周骏周团长（士官六期），请他出兵平乱——一些未来的牛人，这时候正在周团长手下鬼混着呢！周团长怕自己的兵也跟着抢劫，不肯亲自下山，但又却不过尹部长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几百人交给他带下山去——无非就是些刘湘、杨森之辈了。于是当叛乱平息的时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里的士绅代表和军政府成员推举为都督。
　　这场叛乱，后来的人们大多归咎于赵尔丰的阴谋诡计，认为是他企图趁乱变天。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当讲不通的：首先，赵尔丰既然有那么大力量去发动叛乱，那当初他又何必老老实实地交出政权呢？其次，在叛乱中，连尹昌衡带去平叛的士兵都叛变了将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赵尔丰统辖下部分巡防军和少城里驻扎的满蒙军队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大规模参与抢劫，也没有趁乱夺回政权——赵大人的表现么，完全是在看热闹。所以，无论是从案发现场的行为看，还是从此案发生后的受益看，赵尔丰都不应该是那个策划叛乱的人。
　　如果我们把当时现场的情况和背后的人际关系联系一下，这个谜底就不难揭穿了：
　　叛乱当日，在东较场最先骚动并开枪的，是新军队官（连长）彭汉涛的部队，而积极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军呢？其队官正是彭汉涛的族兄弟。而他们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长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说这场叛乱背后有人指使，那么尹部长的嫌疑要远远大于落水狗赵尔丰。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恶都注定要归在他们身上了！现在是赵尔丰，将来则是袁世凯，而辛亥“元勋”则永远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当那些辛亥人物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爱用晦涩模糊的春秋笔法敷衍了事，因为这一段他们实在没法儿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年前的子贡说的那句话：“纣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恶归焉。故君子恶居下流。”唉，谁叫我们的历史就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呢？
兵变平息了，然而背信弃义的事情却还没有完。在勃勃的野心或是高尚的使命感的驱使下（至于这两者中哪一样更重些，我想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吧），那些晕了头的大英雄，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访了一次已经落水，人人喊打，正处于惶恐中的赵大人。尹都督用传统的方式表示了他对于赵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这个落款表明，他虽然已经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没有因为赵大人的落水而忘怀赵家兄弟俩对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谦恭地以后进晚辈自居。
　　谦虚的后辈，当然是容易讨老前辈喜欢的，赵大人也因此觉得这个乱党头目大概还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诚地攀谈起来。
　　在赵大人看来，这个又谦虚又有礼貌尹都督，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是相当悲观的——他居然说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想和赵大人达成协议：如果民国果然成功，那么他尹昌衡就负责保赵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赢了呢？那么也有请赵大人费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赵大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协议，而且对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接下来，尹都督谈到，赵大人虽然退位了，但手里还握有三千巡防军，这让曾经反对过大人的四川士绅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议赵大人把军队交给军政府——当然，这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他会命令这些军队继续保卫赵大人，不会把它调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后，军政府也可以继续在饷项上予以关照。赵大人既然已经对这个乱党头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对这看起来是相当诚恳的建议，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在征得赵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给全体官兵训了话，称赞他们对赵大人的忠心难能可贵，并且承诺发清积欠的饷项，还答应给每人额外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讲究实惠的大兵们，此刻自然也觉得尹都督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天晚上，赵大人和他的兵们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时候，不祥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些可怜的笨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他们！
　　除了赵大人在川边收的一个少数民族丫头因拼死保卫他而被杀外，其他人几乎没有抵抗——他们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现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轻易崩溃了。赵大人被人从床上逮起来，捆送到位于皇城内的军政府。那个昨天还自称“世再晚”的尹昌衡，现在又变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前在永宁杀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边更肆行杀戮，在成都对请愿的民众又杀死杀伤数百人。他恶贯满盈，今天被我们拿下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群众纷纷怒吼道：“该杀！”于是尹都督便当场宣布，将赵尔丰斩首。
　　赵的老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床大红毡子，须发苍苍的他，便从容盘腿坐于其上，面不改色地对尹都督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骗）！”到这个时候，再笨的人也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赵大人的护卫，现在是尹都督警卫标统的陶泽坤亲自动手，用马刀砍下了这颗也曾经显赫一时的脑袋。
尹都督取代了蒲举人，杀掉了赵尔丰，从此声名大振，群情慑服，同时他又掌握了旧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东重庆的蜀军政府终于不得不低头，同意合并。
　　从此，尹昌衡变成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备学堂的老师，同时也是士官三期生的亲信胡景伊派到重庆坐镇，而将张培爵召到成都担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时那种天下为公的气氛开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彼此猜忌——新时代的确是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
　　正在尹昌衡积极整顿军备内政，准备大有所为的时候，从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陆续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说来这都是英国鬼子干的好事儿。早在1904年，英国因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争端，遂派荣赫鹏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军也曾经拼死抵抗，但旧时代的武力终究敌不过英国人的现代化装备，最终英国人这支远征的孤军竟然打进了拉萨城。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只得仓皇出逃——这一逃，就逃得远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库仑地方。
　　而拉萨这边呢？还得请清朝政府出面来收拾烂摊子。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从印度到北京来回跑，最后终于在1906年，在北京达成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不用说，自然又是“丧权辱国”了。可在那样的窘样下，咱们又能指望外交官们怎样？他们不是不肯拼命去争权益，而是他们身后的祖国实在太虚弱，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无从强硬起来。
　　却说这十三世达赖，他别的地方都不肯去，却偏要跑库仑，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英俄两国分据印度和中亚，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时时明争暗斗。而达赖不巧听信了俄国人也信仰喇嘛教的传言——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遂偏向俄国一方。故英国人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达赖屈服。达赖既然抵抗失败，自然第一念头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国人寻求庇护了。
　　然而此刻的俄国人自己，也正在走霉运中。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们不得不大为收敛自己在东亚扩张的野心，自然也就顾不上“同一信仰”的达赖喇嘛了，不太肯为这场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大的战争出死力。他们只是在1907年，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才和英国人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扩张的谅解协议，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免大家为了抢蛋糕而打破头。
　　既然英、俄相继收手，大清朝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便趁机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全力经营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来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经越过丹达山，直抵江达，这就形成了未来西康建省的基础——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还是以此为基础。
　　赵尔丰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至少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劳绩值得我们去回忆：正是他平定川边，奠定了未来的西康省域，从而维护了帝国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头颅的革命者，又将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回过头来再说在库仑作客的十三世达赖。
　　达赖这几年那叫一个郁闷啊！俄援不得要领自是不消说了，想要常住库仑吧，又和当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积不相能，入觐清廷吧，又总觉得在礼仪上受了委屈……总之是看谁谁不顺眼。翻来覆去思想一番，还是觉着呆在自己家里最妥帖，于是便硬着头皮于1909年底回到了拉萨。一路上又因为不满意赵尔丰西进川边，到处闹别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里一切总该好了吧？那可不然。这活佛还没进到拉萨城里呢，便又和人干上了。对方是谁呢？大清朝派来的驻藏大臣联豫，说来这位老兄也是有满肚子牢骚要发的。
　　本来联豫大人已经抹下面子，带着僚属们很客气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对欢迎队伍熟视无睹，理都不理。联豫大人那叫一个憋屈啊，咱怎么说也是号中央大员吧？于是当场便还以颜色，硬说活佛的行李里恐夹带有俄国军火，必须严格检查。结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乱七八糟，活佛因此相当的不高兴。一回头，活佛便四处散布流言，说朝廷要灭宗教，还唆使各地藏人进兵争夺川边。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说来这活佛也真是淘气。前几年吧，他看不惯英国人，于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还丢了拉萨；接下来俄国人不肯帮忙，他又恨死了俄国人和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连香火之谊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现在呢，他又觉着大清朝更讨厌了，于是又转回头来和英国人拉关系，要给联豫、赵尔丰们添堵。就这还不够，他还上书朝廷要求把西藏边境划到打箭炉以东的邛州大桥去……敢说松赞干布活过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闹腾，那动静自然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于是整个藏区都扰动起来。
　　大清帝国为镇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钟颖帅新军一标出征拉萨，共混编有步、骑、轻炮等多兵种两千余人，钟颖的参谋长，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将王陵基。
　　就在钟颖这支远征军进抵拉萨的当晚，活佛就带着心腹们逃到印度的噶伦堡去了。入藏新军分驻拉萨周边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乱——然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辛亥年的风波很快便波及于此。新军中也多有袍哥组织，故而士兵们也纷纷响应内地的号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时王纲解钮，混乱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坏。
　　正巧此时俄国人也正一门心思地筹划着要煽动外蒙古独立呢，于是英国人便和俄国人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人不干涉俄国人在外蒙搞独立，俄国人也不干涉英国人在西藏的颠覆活动——旧帝国的崩溃，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敛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
　　在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后，英国人便大着胆子拉拢西藏地方势力，出钱出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新叛乱。而同时，新军自身又内斗频频，自相残杀，战斗力大为削弱。最要命的是，这帮袍哥出身的兵们纪律也相当的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喜欢他们。
　　最后，在内斗中失败的新军管带（营长）陈渠珍，带着一只百来人的小部队，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甘肃回归内地。那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支小小的汉人军队几乎在荒野里全军覆没。陈渠珍辗转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号称“湘西王”——故后来的湘西土匪，都把陈渠珍奉为老祖宗，称之为“老统”。
　　而未来的四川军阀，国军上将潘文华呢？此刻还在当队官（连长），正带着一百多号人驻守在拉萨至亚东间的交通要点江孜。叛乱分子贸然进攻潘上将的队伍，吃了大亏。但潘上将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祖国在哪里都是个问题……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把枪械弹药作价卖给叛乱者，收了九千多块钱，然后率队经印度回国，到内战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去了。
　　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勇敢与机智。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搅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开始割据称雄的标志。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达赖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军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均趋紧张——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在这两条自川入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此种形同趁火打劫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入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随即又消灭了自称川南都督的“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部队，进占自流井，掌握了这一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此地区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
　　当时四川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劫夺邻省财富之举皆相当不满，均要求滇军退出川南。坐镇成都的尹昌衡干脆就派出川军主力第一师向川南压迫入川滇军，双方战于距自流井三十里处的界牌场。
　　川军第一师，就是清末第十七镇的老底子，此时的师长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学周骏，其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都不错，战斗力较强。滇军虽然总体不弱于川军（说来川军军官还有不少是由云南讲武堂委培的呢），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缺乏补充，形势不利，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滇军临行前，也没忘了在驻地捞上一把。驻军自流井的第一梯团第三支队黄毓成部，向当地商会勒索了现洋五万元，滇军第二梯团更厉害，在合江袭击了“同志军”黄方的部队，劫夺盐款白银三十多万两。
　　讲到这里，不妨也讲讲那个时代里的两大货币单位，即“元”与“两”之争。当时中国还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银两与银元处于混用状况，故常常“两”、“元”同见。银元每枚，通常是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但也有重达一两的，和低于七钱二分的所谓“小洋”。“两”、“元”之争，贯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通令废两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纸币，“元”单位才终于胜出。 滇军入川，原是借援蜀独立之名，此时四川既已自行独立，则滇军援蜀之说就站不住脚了，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实上，这种假大义之名的暧昧威胁，倒确实是促成成渝两军政府迅速合并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对四川的觊觎并没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间，恰逢川藏间形势陡变，云南方面便又借机以协助平定藏事为由，企图再次“援”蜀——无奈云南方面想出来的题目虽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买账，非要“藏事独任其难”，拒绝滇军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议——看看后来贵州民党的遭遇，我们还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见之明。
　　尹都督要“独任其难”，一来固是对云南存有戒心，深恐对方是“假途伐虢”之计；二来赵尔丰、钟颖抚平川边西藏的成功前例犹在，足见以一川之兵力、财富底定藏边，并不是什么的难以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动员部队，亲自出马西征川边。
　　都督出征，论理应该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职务，但尹昌衡信不过出自蜀军政府系统的张培爵，非要把正坐镇重庆的亲信胡景伊调回成都代行都督职务。
　　尹昌衡身边的人，大都反对他在这政权尚未稳定的要命时刻亲征，更反对他把权力交给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为了去战场上大出风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除了带上一个混成旅的军队，约三千人外，还筹集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委实是群贤毕集，其中甚至还有位前清的状元公骆成骧先生——说来惭愧，这四川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但有清两百余年，还就出了这么一位神仙。
　　骆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状元，也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届了。再往前数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黄海里干了几仗，次次大败亏输，到次年又被人家抢走了所有的军用筏子，遂只好求和。于是就在骆状元们考进士的时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去签了大名鼎鼎的《马关条约》，中堂大人个人挨了一枪不说，还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一个台湾，大家才重归和平。
　　传说就因为大清朝吃了这场败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务正业起来——他不肯好好温书应考，却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强烈反对对日妥协，主张“拒和、迁都、变法”，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些纸上谈兵的嚷嚷，可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是热血沸腾了一把，所以在最后给进士们审卷子定名次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康有为写的，便把它从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后一出榜，眼镜跌落一地，状元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人骆成骧。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进士，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就这样兴冲冲地拍马西征去了。 对于士官高材生出身的尹都督，指挥川边的战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川军迅速解了巴塘、昌都之围，并收复了理塘、贡觉、江卡等地，同时助战的滇军也攻占了川、滇、藏边的盐井。然而川、滇两军的平叛，也就到此为止了，袁世凯在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下，严禁川、滇两军进入藏边。
　　战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挥若定之余，与当地人民大搞联欢活动，还亲自去跳锅庄舞，完全不象个率军打仗的大都督样。如果说这还可以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当战士们在高原反应下头晕目眩时，尹都督却不断地和当地妇女传出种种绯闻就绝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问题了。
　　乱世的逻辑，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断地失去人心的家伙，一定会遭到惩罚。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时候，坐镇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却悄悄地通过老关系，找到曾任四川武备学堂会办的陈宦将军，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袁大总统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为袁大总统效忠——而作为交换，则希望袁大总统能够以中央的名义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袁大总统此刻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着急呢，对这样一个友好的请求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颁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则被改任为川边经略使。
　　怒气冲冲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讨说法，但胡景伊都督却对他避而不见，尹无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来就不妙了，1913年7月，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心不甘情不愿而是被下属所迫的福建都督孙道仁，集体通电反对袁世凯，这也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乃下决心以军事实力解决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北洋军各部纷纷南进。而在四川，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也参与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团长张煦也为响应熊克武而起兵。
　　张煦参与反袁的消息传来后，已在成都呆了许久的尹前都督，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川边去收拾残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泸定桥整修，当地士绅请他写副对联，尹前都督挥笔立就：“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锁定一江春水，迓我归来！”敢情还是那副臭脾气没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业并不成功——稍微通晓点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这时候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北洋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这帮“叛党”分子支撑不住，纷纷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虽然侥幸撵走了起义的张煦，但很快他的川边经略使职务也被裁撤——因为袁大总统认为，他终究是个危险人物。
　　这时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辩——且不说他手下的团长确实参与了针对袁大总统的“叛乱”，就社会关系而论，他和乱党分子李烈钧还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呢！老袁吃了这一惊，便不肯再玩绥靖，遂尽召危险人物入京述职——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这么一份入京通知书。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还是个辛亥元勋呢，这次又没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个情面，给个位置放着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他进京前，大概也没有查过赵尔丰大人的社会关系——这老赵家可还是袁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呢！小媳妇儿跑到公公那里哭着鼻子求他为自家的长辈报仇，而对象又是个落了水的叛党嫌疑分子，你说老袁还会客气么？
　　于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来，投入监狱，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据说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帐务不清。尹昌衡那个冤枉啊，当时全四川都是俺的，俺还会贪污？这种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凯这样的大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于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实地在牢里呆着——当然不会老实的，那还得有多少牢骚发啊！
　　可过不多久，居然有位专门烧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来拜望他了，谁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当了大总统，未来还要想当皇帝，这袁大公子自然就该是太子爷了，而大公子也确实一向都是以太子爷自居的。说实话，他可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段祺瑞、冯国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虽然不聪明——聪明他就不会鼓捣着老袁去当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妈不得宠，兄弟又多（比如说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爷子偏爱），本人不但骑术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当的有限，到时候是不是真的当得上秦二世，还很是个问题。所以还是趁着老爷子还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培养些属于自己的力量为好。
　　于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借机拉拢这些地方上的豪杰。他和尹结为金兰之好，并答应关照正在苦闷中的尹前都督。后来他听说尹前都督很喜欢女人，便又特意花一万块钱买了位名妓良玉楼小姐送给他，总之是表现得相当的有诚意。
　　于是，这对“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里著名的两对神仙人物中的一对——虽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但至少这金丝鸟笼还是相当精致的。比比同样被召入京，最后只好躲到天津靠织袜子过日子的张培爵，尹昌衡觉着这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金丝鸟笼，比如说这两对“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对就不大喜欢，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
　　那一对又是谁和谁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艺名叫做“小凤仙”。那男的名头还要大些，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前云南都督蔡锷。
　　蔡锷，湖南人，梁启超的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生（实际上这个“第三期”，不是士官学校从建校以来的入学期数排行，而仅是指该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期数，本书中所说到的其他中国士官留学生期数概与此同。中国留学生的期数和士官学校的日本学生期数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国留学生的第三期，约相当于日本学生的第十六期）。说来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蔡学长的——唉，就是叫一声蔡老师也是应该的。这可不是瞎扯淡，与蔡锷同届的那批日本学生毕业后，确实有好几位兄台带过尹昌衡这一届留学生，比如侵华日军的末代主帅冈村宁次先生就当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学生，后来当过五省联军大帅的孙传芳，就很恭敬地管冈村叫“老师”来着。
　　蔡锷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学校校史上也是相当出名的，因为他们即便是和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么一帮牛人同学，可毕业时还是压过了人家一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