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廉江广泛选聘人民调解员并进行年度考核，优秀案例可获3000元奖励

“东方一枝花”能否常开不败（议事会·多方议事　推动做事）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参与嘉宾

　　黄海波：廉江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司法局局长

　　李亚胜：罗州司法所所长、专职调解员

　　叶华凤：新南社区党支部书记、兼职调解员

　　温明秀：廉江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处理医患纠纷负责人

　　谢建社：广州大学教授、社会学博士　　

　　新闻故事

　　标志着人民调解工作全面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人民调解法》施行已近一年。这种被称为“东方一枝花”的司法民主方式在传统社会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变迁，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范围不再限于传统的“民间借贷”“婚姻纠纷”，因拆迁、土地征用等引发的各种矛盾中，也常有他们发挥的空间。

　　日前，广东廉江市塘蓬镇有两个村庄因山岭土地纠纷，双方组织人员准备械斗。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一个在村中极有威望的老板黄廉奎从北京及时赶回，缓解了双方对抗情绪。最终，通过多方努力，两村握手言和，一场潜在的群体性事件被成功化解。

　　作为广东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廉江面对的各种纠纷逐渐呈多元化、复杂化、群体化的趋势，而且专职工作人员和所辖人口不成比例。为此，廉江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特别注重从基层干部、教师、有威望的老板、村中年长者等中选聘兼职调解员。目前，尽管廉江市仅有100多人的专职调解干部，但人民调解员队伍却已多达4724人。

　　廉江对人民调解员实行一年一聘，并在年终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续聘。财政出钱，每调处成功一宗纠纷，给予调解员50—100元不等的奖金；每年还评选100宗“优秀调解案件奖”和若干“优秀调解员奖”，每案（每人）给予3000元的奖金。

　　去年至今年10月，廉江的调解成功率达97.1％。市委书记何鑫说：“基本实现了‘小问题不出村（社区）、一般问题不出镇（街）、疑难问题不出市（县）’，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呈现出‘倒金字塔’式良性发展的态势。”

　　廉江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调解法》有所突破。这是否能够成为人民调解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议题①：复杂利益格局下的传统和新生矛盾，传统调解方法能有多大作用？

　　黄海波：廉江160多万人口，78％的人生活在农村，有7个镇在两广交界处。传统的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矛盾没有减少。比如当年山头没人要，产权登记又混乱，常常“一女嫁两郎”，现在山头值钱了，大家都抢着要。很多新型矛盾又产生出来，境内高岭土、金银、河砂等矿产资源，又滋生出许多产权纠纷、劳资纠纷。

　　有了矛盾，第一时间没有发现解决，就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但这么多矛盾，靠政府、靠公务员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群防群治呢？实际上，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中央的要求，更是我们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

　　李亚胜：矛盾调处，我们是专业，当然还是要以我们为主力。但新形势下，完全依赖我们这些传统力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力量还是那么大，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扩充。有了人民调解员，我们的专、兼职队伍扩大到120多人，力量就强多了。

　　前几天，有一户人家的烟囱正对着后面人家的窗户，为此两家闹得不可开交，各聚了十几个人准备“开战”。幸亏当地居委会一名兼职调解员通报消息。我们连续做了三次工作，才解决了问题。还有很多事也都是兼职调解员第一时间出来劝解。他们搞不定的重大纠纷，才会到我们这里，压力自然就小得多。

　　叶华凤：我们的优势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社区，人数多，来自各行各业，能够及时发现、排查矛盾纠纷隐患。一些小矛盾、小纠纷，我们就现场做工作，因为有些知识、有些威信，跟当事双方又都是老熟人，说出话来他们信服、听得进去，有时候比穿着制服的干部、民警还管用。

　　谢建社：在我们现行的行政、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和基层之间的编制分配、人员配备、支出财力是严重倒挂的。下面干具体事情的政府、机构既缺钱又缺人，不仅矛盾纠纷无法第一时间发现、调处，大量民生事务也无力去兑现、落实；而民生事务不落实，公共服务不到位又导致群众新的不满，生出更多的矛盾。这种体制，已与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日益复杂，矛盾日益多发、频发的局面很不适应了。

　　在体制性矛盾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力量是对有限政府资源的一个很好补充。这也符合将来“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把大量可以由社会承担的事务转移到社会组织、人士手中，政府借机转变自身职能，变亲自办为监督、规范。

　　议题②：与以规则为导向的司法调解衔接，人民调解员是否给力？

　　叶华凤：很多矛盾涉及到法律政策，我们平时要抓住一切机会，跟群众多做普法教育、政策宣传。知法懂法的人多了，按章办事的人多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但跟专业调解员比，我们的弱项在法律政策。现在国家出台的法律一年比一年多，还有很多相关的法规、司法解释，各级政府也出台很多规章制度、红头文件，最基层的工作者要都知晓这些，难度很大。

　　温明秀：我们作为医患纠纷的一方当事人，也是被调解人，经常面对患者对医院诊疗的质疑。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合理的诉求，但也有不少问题是因为对专业诊疗知识和医疗制度规定的不了解。由我们来给患者解释这些东西，他们往往听不进去，觉得是医院在糊弄他们。如果有懂这些的人民调解员来给他们讲，相信效果会好得多。

　　谢建社：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复杂化、社会治理法治化。现在的调解员，已不是改革开放以前那种“调解主任”的形象，只要有威信、擅讲理，会做“和事老”就行，而是在文化知识、法律政策、调解技巧三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基层很多的矛盾都是缘于对法律政策的不了解，如果调解员光会“和稀泥”，却不能在谁对谁错上做出专业解释，就很难令人信服。

　　黄海波：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人民调解员，都实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的制度。在平时的工作中，每年把他们集中上来，搞一两次的培训；同时我们市司法局农村维稳律师团有8名执业律师，他们也抽时间下去给基层调解员讲课。但这些还是肯定不够的，调解员水平素质的提升，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谢建社：廉江市应该在制度上做专门的安排，比如建立调解员定期培训的机制、基金，规定培训内容、目标，考试的标准；还要有退出的机制，培训不达标后，能不能解聘，怎样解聘。

　　议题③：兼职调解员是否值得投入更多并作为一个职业生涯来规划？

　　谢建社：廉江聘用人民调解员，有没有工资，有没有其他激励机制，这是关系到人民调解员制度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黄海波：是的，对于担任调解员的群众来说，光靠个人责任感、靠思想教育做得了一时，做不了一世。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要有稳定的利益回报。廉江因为是欠发达地区，财政紧张，所以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健全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在这一块，市里去年给了4万元，今年看我们工作做得有成效，一下子提到了30万元。

　　虽然经费增加了很多，但调解员的聘用、培训、奖励，全部都从这里出，分摊下来，就捉襟见肘了。比如培训，每年组织人家来开一次会，每人给个50元，近5000人一下子就去了25万，所以要组织系统化的培训，根本不可能。此外，市里每年解决几十万的经费，作为年终评优奖励，评那么几十到一百个优秀调解员，其他大多数调解员就拿不到了。

　　温明秀：我们切身感觉到，调解员对我们社会的意义很大。如果没有把好关，没能阻止一宗群体性事件或大规模的越级上访，处理这个事情要花的钱可能多得多，几十万一百万未必搞得定。与其把这些维稳经费花在事后救火上，不如花在人民调解员身上，变成事前预防，可能花得钱更少，效果更好。

　　黄海波：我们也希望，能给调解员发固定报酬，不要多哪怕每人每月50元、100元也好。现在我们市政府已经在研究，争取明年把人民调解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另外，我们也要打开一个向上的通道，对工作出色的人民调解员，由市司法局向组织部门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