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奇数p 2xy p x y:【见证民国金融沉浮】

百年中行人：见证民国金融沉浮

　　[导读]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本刊编辑部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蓝格志拓植的公司，公司声称经营橡胶种植园、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生意。当时，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胶鞋、三轮车、橡皮雨衣等一些与橡胶有关的新型产业的出现，国际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许多金融资本家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厂，同时把总部设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橡胶股票炙手可热。

　　蓝格志拓植也是跟着这股“橡胶热”应景而生。但是，这家公司是打着橡胶旗号炒卖股票的众多空壳公司之一。而麦边，只是一个地道的金融炒家和投机客。

　　麦边和其他外国投机者一道，不断在上海的报纸上宣传橡胶产业的前景和自身公司的业绩。他们在上海市场以高价购买橡胶股票，炒高后大笔转让，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回收。

　　仅仅几年时间，橡胶投资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上海。不但上海的富人竞相倾家购买，连老百姓也不惜借贷，一些阔太太甚至当掉金银首饰换购橡胶股票。只要有新股出现，数月间价格便会轻易翻上几倍。在这场橡胶大战中，华商直接投入的白银总量接近3000万两，并且还在伦敦市场投入了1400万两。而蓝格志拓植公司开办那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超过1亿两白银。

　　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其中以正元、兆康、谦余最大。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然后再以股票作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钱庄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一种几天期限的短期贷款方式）。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用与生俱来的粗犷方式，加速自己和这个国家在新规则下的解体。

　　到1910年春天，橡胶行情开始急速倒退。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崩盘。外国银行当即“变脸”，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并且马上催要先前欠款。此前，像麦边一样的外国投机者早已捞够白银，在将全部股票套现后，恰时退出了上海橡胶市场。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橡胶股票风潮。它不仅让深陷战争和赔款中的晚清经济雪上加霜，更让数以千万的白银外流，掠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限资本。在这场危机中，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同为当时中国金融稳定擎天柱的地下钱庄相继倒闭。这种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曾一度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已经在现代雏形下的西方金融资本面前明显地不堪一击。

　　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走上共和道路。随同政治体制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千疮百孔的中国金融业。当时代表实业派人士的“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一大批和穆藕初一样的实业救国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图强，必须发展金融业，而发展金融业，在依靠民间金融机构的同时，更要凭借大型国资银行的有力后盾。

　　这是另外一场革命，甚至于政治革命之先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逐渐掌控中国金融命脉。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晚清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背后几乎都有外国资本从中参与，即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难逃因其破产。为了对抗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从1897年到1911年，晚清共设立过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十七家官办银行。清朝灭亡时，还有十二家留存。

　　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启蒙伴生的，还有一大批近代金融银行家。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贝祖诒：汇兑奇才

　　一般而言，为了满足国家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虽然民国建立后，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是，这项业务一直仍由外商银行主导。

　　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商银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凭借其实力，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

　　作为央行存在的中国银行，自然要首先承担起外汇这项业务。当时，中国民族实业尚处发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抗衡，而国民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十分有限，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广东侨资，广东分行尤为重要。

　　广东分行主要由江苏人贝祖诒负责，他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因为勤于职守，努力钻研，宋汉章和张公权都对他颇为赏识。1915年，贝祖诒调入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

　　在贝祖诒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主任期间，他力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以自己发行的纸币，收回泛滥于市的滥币。贝祖诒参与其间，稳定了清末遗留下来的币值混乱。更为重要的是，贝祖贻积极开展起侨汇业务，使广东分行的侨汇业务成为整个中国银行国际收支项目中之一笔重要收入。

　　尽管当时中国在名义上已经完成统一，但在距离中央偏远的东南沿海完成这项工作实属不易。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一向自成一体，不会当地语言，很难与当地人打交道。对于一口吴侬软语的贝祖诒而言，语言不通竟然也是一大障碍。为了增进沟通，他一到广东，便开始勤奋学习粤语，花费几个月时间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广东官话。

　　东南沿海的外汇收入，不可能不依赖香港市场，贝祖诒在广东站稳脚跟后，立即主持开展香港业务。1916年，他前往香港筹建分支机构。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成立。当时，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华侨辛勤劳作的收入需要汇回国内，贝祖诒将在香港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这部分客源身上。

　　应该说，香港支行是中国银行率先在客户服务上进行改革的地方。为了吸引华侨，贝祖诒主张中行要主动改变服务形象，改革取款汇兑的手续和方法，同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同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凡侨胞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香港支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大量外汇资金，更多的侨汇源源不断地经此转汇国内，并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来源匮乏，筹备各项用款尚十分困难。蒋介石希望能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但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任中行总经理的张公权建议蒋介石：“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支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当时宋汉章正好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极需静养。1927年夏天，贝祖诒被任至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了新的主要业务，贝祖诒有了用武之地，他随即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又兼任上海分行经理。

　　在贝祖贻主管国际汇兑业务的18年间，外商银行依然占据着汇兑的主导地位。但他争取到的国际汇兑业务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仍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与此同时，中行相继在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设分行，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开。（甘棠）

　　宋汉章：“信”字为先

　　张公权在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时，已经发现袁世凯停兑令将会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分行当时极力抵触停兑令。在这次“抗命”行动中，与张公权相得益彰的是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

　　1897年，宋汉章便进入上海通商银行任职。此后，他终生服务于银行界。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后，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在各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宋汉章此前在银行界已经崭露头角，因此被调任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武昌起义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当时是吴鼎昌的得力助手，在张公权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同时，他上任为上海分行经理。

　　袁世凯掌权后，为应付财政危机，一方面大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方面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兑换劵，引起通货膨胀，社会各界怨声载道。北洋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由，要求发给现洋。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银行的一些分行已出现挤兑风潮。

　　为控制为数不多的现银，防止挤兑风潮蔓延，当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发布“停兑令”，停止兑换现银。

　　还在北京等地开始出现挤兑风潮，社会上传出中国、交通银行现金库存枯竭消息时，宋汉章就预感到北京政府可能会不顾银行信誉和存户利益，强令银行停兑。他立即与副经理张公权同在上海的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决定成立股东联合会，并把股东联合会推到应付事变的前台。这项举措实际上是动员、联合上海资产阶级，同北京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

　　“停兑令”发布后，宋汉章和张公权都表示坚决不予执行。为防止宋张抗拒“停兑令”，北京政府下令将二人免职。那段时间，宋汉章和张公权每晚都同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相聚策划。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曾回忆：“宋汉章、张公权、胡穋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卮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

　　宋汉章的交际能力赢得了浙江商会的支持，“停兑令”颁布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逆流而上，反而登报表示照常开门兑现。营业厅前一时“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张”。但是，连续进行了三天兑换，宋汉章筹备的库存现银也已基本耗尽，为预防现款不敷，宋汉章又亲自去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与两行经理协商，拟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收押之地产道契等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当日下午，上海各外商银行开会，并经北京公使团同意，答应协助上海分行，共允透支200万元。

　　到第四个兑现日，前往上海分行的挤兑人数已由第一天的2000人下降到100人，风潮稍有平息。《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宋汉章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至记者所以虑及暴动者，则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气势汹汹，苟有压迫，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富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实际上，宋汉章当时并非毫无担心，但出于维护银行信用并为以后发展着想，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

　　当时一位营业专员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以发生危险。”据称“宋汉章也慄慄畏惧”。

　　这次有惊无险的挤兑风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六年前的橡胶股票风潮，近代银行家充分证明了他们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有力作用，传统票号推波助澜的一幕没有重演。（洪浩）

　　张公权：独立总裁

　　吴鼎昌卸任后，唐瑞铜、孙多森、汤睿等人先后在中行理事。1917年，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任命王克敏暂署中国银行总裁，并在王克敏的提议下，任命张公权（名嘉璈）署理中国银行副总裁。四年前，张公权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他曾赴日本留学，在著名教授崛江归一门下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

　　张公权此次升职，主要是由于当时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推荐。中国银行属于国家银行，由财政部全权管理，总裁的人事变动亦随财政总长的更动而不断变化，往往不能长久，也无法提供空间实现个人的抱负与目标。因此，张公权最初去电恳辞副总裁一职，并请在北京的钱新之“阻止发表本人为中国银行副总裁，即发表亦不就”。但梁启超认准了张公权，再三劝驾，并答应暂时保留他沪行副经理的职位，可随时往来南北，处理行务。得到保证后，张公权才答应北上就任。

　　由于当时的总裁王克敏主理事务不在中行，对一般业务过问不是很多，张公权成为中行实际主持者。他就任副总裁后，有机会了解到了京津地区中行的实际情况，不兑现的“京钞”依然滥发，对政府的垫款还在不断增加，经营问题重重。经过调查研究，张公权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意见：一、修改《中国银行则例》，使总裁等高级负责人不随当政者的变化而变动，以稳定领导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二、限制中国银行对政府垫款，下决心整理京钞，以恢复中行信用；三、扩大招收商股，以稳固中行基础。

　　王克敏与张公权随后共同主持了中国银行则例修订稿的起草工作，并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修改后的《中国银行则例》以大总统令公布，规定股本收足1000万元即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政府只能从5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4年。这样，政府虽有最后任命权，但如果没有商股大部分股东同意，董事就不能选出，从而保障了总裁、副总裁的稳定性。

　　总裁职位不再受到政治影响而频繁更替，让张公权得以全心发展中国银行，彻底解决日益严重的京钞问题。“京钞”是袁世凯发布停兑令后流通于市面的不兑现钞票。中行北京分行当时因为地处京畿，不得不遵从停兑令，结果停兑最久，发行量也最大，币值不断下滑。这样的钞票流通于市，不仅影响中行的信誉，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与中行的立行初衷相违背。当时，中行已为政府垫款4630万元，而1元京钞的市价跌到只有6角钱。

　　张公权的想法是，只有先收缩发行京钞，然后停止为政府垫款，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他借庚子赔款展期之际，要求政府发行7年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用以收回京钞，抵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垫政府的款项，并希望政府停止向银行要求垫款。在中国银行的一再要求下，加之解决京钞问题已经十分迫切，财政总长曹汝霖最终同意了中行的请求。1920年，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六年期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用以收回尚在市场上流通的京钞，其余2400万元用作清理京钞押款。到1921年2月1日起，京钞已经一律不得在市面流通。这时，拖延5年之久的京钞问题终于告一段落，民国十年艰难恢复的金融秩序得以保存。

　　不难看出，张公权与吴鼎昌一样，无论如何开展业务，始终坚持把银行独立发展和信誉放在第一位，力图摆脱政府的干涉和控制。1921年，张公权联合当时的中行总裁冯耿光，决定以续招商股股本的方法，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的势力，削弱官股力量。

　　此后，中行多次引入商股，到1923年，官股数量只保留了象征性的5万元。事后，他曾感慨：“此后股东总会已不复见少数股东之无理争执。开会议事，均守秩序。经六年之斗争教育，始见光明。可见建立大规模公司之不易。”

　　张公权总共在中国银行副总裁的位置上服务了11年。在他任期内，代表中国金融业之先的中国银行发展十分迅速，并且不断扩大海外业务。

　　到1926年，全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全国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而中国银行对于股本增加和股本构成的变化，对整个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柴桑）

　　吴鼎昌：中行之始

　　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

　　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上海源丰润钱庄和义善源钱庄，力求为金融稳定保留住最后一丝希望。中国金融顽疾并非一日之寒，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救市以失败结束。

　　但在筹款救市的过程里，清末新政中官办的大清银行也紧急调运了100万两白银运至上海，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开办的第一家中央银行。经过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市场上的金融秩序每况愈下。与其他官办银行一样，大清银行总行与各地分行挤兑严重。

　　武昌起义爆发后，除上海分行外，绝大部分分支机构已经停业。行长贾继英回乡，正、副监督叶揆初和陈锦涛也弃职南下。为了保全商本，以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为主的大清银行股东，在上海成立股东联合会（商股联合会），力主改组大清银行。时任江西分行总办的吴鼎昌奉命来到上海，参与清理事务并主持改组工作。

　　吴鼎昌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曾表示，自己平生有三大愿望：开银行、办报纸、兴学堂。12岁时，他便进入了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开办的成都尊经书院就学。年纪稍长，他又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日本，吴鼎昌考入了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结识了日后另外两位著名的金融人士钱新之和谈荔孙。与早期的清朝官员不同，他们很早就接触到了新式教育和近代金融业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提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军需孔急，财政萌芽，不得不以发行军用钞票、募集公债两项为急，则治标之计斯不能不有完全巩固之金融机关维系其间”，建立中央银行“诚为目前唯一急务”，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2年1月，改组后的大清银行正式更名为中国银行，同时委任吴鼎昌、薛颂瀛为中国银行正副监督。

　　吴鼎昌主持中国银行的首要工作，是制订则例。筹备处起先拟定了一个体现熊希龄（曾任中华民国总理）思想的则例，主张把中国银行变为一个完全的国有中央银行。遭否决后，吴鼎昌又拟了一个体现其本人主张的29条则例草案。与第一个方案相比较，吴鼎昌所拟“则例草案”的最大不同，是规定中国银行的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吴鼎昌开办银行一贯坚持的基本主张，他最担心政府将中央银行当作其外库，使银行失去独立性，所以极力主张官商合办，一定要加入商股。吴鼎昌拟订的草案，成为日后通过并公布的《中国银行则例》蓝本。后来，继任周学熙、孙多森在历次修改条例时，均未作出过重大变化。

　　民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在很短的时间内，吴鼎昌便在中国银行开设出许多新型业务，其中包括受兑军用票券、销售公债、发行兑换券。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银行“得于二月初旬在上海、南京各处次第成立。当时政府缓急均赖中国银行随时设法补助，举凡代办国库、代理军票、发行公债等重要职务，皆我国未有之创举，兼营旁骛，措施裕如，如存款至40万两以上，发行本行钞票至80万元以上，出入款项至1000万两以上，信用昭著”。

　　经营大的中央银行，必须依赖政府支持，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吴鼎昌和新财政总长周学熙政见相左。1912年8月，他向袁递交辞呈，以“筹办业已完竣”、“拟即日出洋游历”为名，希望辞去在中国银行的职务。但是，深慕吴鼎昌金融才能的袁世凯没有批准，他劝告吴，“该监督历在东西各国考察财政，于学问经验皆有心得，前在上海开办中国银行，已著成效，值此总行甫经成立，维持擘画，正赖长材，仍望勉为其难”，希望他留任。
　　吴鼎昌当时确实去意己决。次月，他再次呈书，直言与周学熙之间的分歧，表示反对周在中国银行成立未多久，便另外筹备新的国家银行，使中国银行先前的许多承诺和业务失效，成为仅限兑换的机构，“骈枝离奇，莫可思议，不特中国银行信用因此扫地，钞票存款立受影响，且旬日之间，国家政令因人而变更，金融机关以意为兴废”。周学熙筹备新行的决定不可能没有袁世凯的授权。见无法挽回，袁遂同意吴的辞呈。
　　在经历中国银行创办以来的种种艰难和成绩后，第一任“掌柜”吴鼎昌净身离开，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