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脉夹层护理措施:“闯关东”的历史与文化观

闯关东」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转换视角，在理清史实的基础上重在进行文化学考察，或有裨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从「闭关」到开放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闯关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

　　 关东之要「闯」，说明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其实，在近代自咸丰十年（1860）后，前往关东谋生，不仅不违禁，而且成为合法的了。「闯关东」一语在近代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一词语早已存在，并已约定俗成。「闯关东」由来已久了。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大可不「闯」。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存在「闯」的问题，相反，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开国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民人畏出关如虎」。福临入关建都北京，百万满族人随军入关者就达90万之多，以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一片荒凉。关东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顺治十年（1653）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条例》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薄，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口给月粮一斗，每地一，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在这一优惠政策的「激励」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但规模有限，仍属涓涓细流。尽管如此，清廷却颇感不安，《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康熙七年（1668），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作废。清廷所以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不得已而封关。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干脆封禁。再有，清廷鳃鳃以旗民生计为虑，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在我看来，保守满族固有的文化才是「闭关（山海关）」的深层的原因。

    「上谕」说得明明白白：「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日与本习相远，惟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将朕所降谕旨……晓谕乌喇、宁古塔等处人等知悉，并行知黑龙江将军，共相勉励，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吉林为我朝根本之地，……流民潜往，……初为佣工，继则渐向旗人佃种田亩；迨佃种既多，旗人咸耽安逸，不知力作，必致生计日蹙，且耳濡目染，习成汉俗，不复知有骑射本艺，积重难反，其害岂可胜言！」类似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在满洲贵族的脑海里，「满汉之见」甚深，对此，恐怕没人提出质疑。或可以说，「闭关」正是「满汉之见」主导意识下的「理智」行为。「满汉之见」的产生，除文化固有的「排他性」之外，主要还是战争的阴霾，「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一系列暴行，造成很深的民族矛盾，汉人屡起抗争以及「反清复明」的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干隆五年（1740）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干隆十五年（1750），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有私越者置重典」。

　　 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相反，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十多万。据估计，干隆四十一年（1776）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所以，「虽然清王下诏禁止华人进入他们帝胄的故乡去，虽然他们设法安下他们自己的旗人使之不离开满洲，他们终于不能遏止那威尔司（H. G. Wells）所谓『中国垦殖文化』的『蔓延与扩充的大力』。满人为种族关系而保守祖乡的举动，只不过是胜利者之失败的滑稽记述而已。」

二　「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咸丰十年（1860），清廷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流民入关，不再视为非法。

　　 清廷「开关（山海关）」的原因，学术界多有探讨，均强调：为镇压太平军、捻军，清廷抽调驻防东北的官兵入关，关东空虚，沙俄乘虚而入，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为遏制沙俄的入侵，亟须「移民实边」，这样，封闭近二百年之久的山海关大门终于打开了。这显然是「开关」的一大要因。但与其说清廷「开关」，倒不如说是流民「闯」开了山海关的大门。自清代中叶以来，在「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鼓励生育政策的激励下，人口膨胀性发展，人-地比例失调，社会生态严重失衡，流民大量滋生，加上华北自然灾害连绵不断，「闯关东」逐渐汇合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洪流，「流民出关觅食，势若河决，滔滔不可复止亦」。由于流民「人数众多，难以驱逐」，只好默认。内地「实无闲处」安插流民，如果不想激而生变，照康熙的话说，只好「密留」。关东地方官、旗人对流民的到来，不仅不加拒绝，「反极尽招徕之能事，于是借垫牛粮籽种，白住房屋，能下田的去下田，能伐木的去伐木，能种菜的去种菜，放羊的去放羊，喂猪的去喂猪，铁匠送到铁匠炉，木匠送到木匠铺，念过书的功名人，则留到府里，教少东人念书，伴老东家清谈」，为流民「闯关」推波助澜。「柳条边」形同虚设，「查办流民」令也成具文，山海关的大门从来就没关紧过，只是虚掩而已。保守满族固有文化的初衷付诸东流，除禁止通婚的下策外，无法限制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进入近代后，政治、社会危机并发，民变叠起，内忧外患交煎，清廷焦头烂额。「发捻交乘」之外，咸丰十年「闯关」流民的输出地山东成为抗清的又一大中心，「鲁捻」、幅军、长枪会军、文贤教军等起义烈火烧得山东「大半糜烂」。在「兵燹」的冲击下，农民大量逃亡，蜂拥「闯关」，给清廷造成很大的压力。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于是奏请「开关」，提出如下理由：一可充实边陲，以御俄人；二可安插流民，以杜私垦；三招垦征租，可裕俸饷。总而言之，既然「封禁」有名无实，还不如打开关门，开放关东，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清廷顺水推舟，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流民敞开。

　　 关门敞开，并不等于「闭关」的深层文化原因烟消云散，「满汉之见」依然存在，太平天国鼓起的「民族主义」激情，也不能不在满洲贵族心中投下阴影，只是这种「满汉之见」随着时光的流逝、政权的巩固而日益淡化而已。维持满族尚武骑射之风以备征调的计划早已落空，八旗兵腐朽无能，不堪一击（这与流民「闯关」进入关东地区有无内在联系，尚有待深究），要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只有依靠汉族武装，湘系及稍后崛起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因此成为清朝政治统治的中流砥柱。这些表明，尽管「闭关」的原动因依然留存，但已谈不上理直气壮了。不过，作者还是想强调，保守固有文化的封闭心态并未随关东的开放而豁然敞开，而这种心态，不能不影响关东开放的力度。关东是流民「闯」开的，对清廷来说，是一种被动的「开放」，1860年仅开放呼兰荒地，此后的开放，实际上仍是在流民浪潮的冲击下步步退守，「屡次经过流民的侵蚀，每侵蚀一部分，即开放一部分」。这种被动「开放」，从文化学的角度立论，完全可视为一种「文化退却」，难怪有人说，「虽说防止汉人流入满洲的原则是在部分崩溃，但是直到光绪三十年为止，基本上依然在保持着」。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交战，外势内侵，经将军达桂、副都统程德全奏准全体开放」，数百年封禁之地，「遂至荡然无存」。至此，固守的文化堡垒彻底崩溃。 

　　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东北「全体开放」后，山东、直隶流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贫民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四年；流入关东的人口，除一小部分是由政府组织的外，其余均是「自发」性的，就是说，「流入」人口中差不多都是以流民身份进入关东的；「回流」人口的身份依然是流民，至于「留住定居」的人口则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已经改变流民身份，有的仍然是流民。

    就是把「留住定居」的人口排除在外，流民人口11,840,271人，占全部「流入」人口的59.66%，平均每年30万以上，规模之巨，「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诚可谓「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三　不绝如缕的「因果链」

　　 上千万流民抛别故土，远走关东，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九一八事变」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曾派人前往东北对1,149户来自直隶、山东等地的流民家庭进行调查，经分类整理，「离村原因」归纳为三大类：（一）经济原因（包括无职业生活艰难、土地狭小人口过剩粮食不足、缺乏耕地、负债、赚钱的关系、无恒产、营业上的失败等七个方面），计79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69%，其中因生活艰难、无职业而「离村」者居多，有569户，占49.5%；（二）天灾人祸（包括匪患、兵灾、旱灾、兵灾匪患、兵匪天灾、水灾、电灾、蝗灾、各种天灾等九个方面），计314户，占调查总户数的27.3%；（三）其他原因（包括家累、亲友的劝诱、寻亲、省亲、访友、从他处来的、其他等七个方面），计42户，占调查总户数的3.7%。这份「样本」资料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尽可置疑，但农民「离村」闯关的基本原因还是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对流民「闯关」原因的全面系统的研究，这里已经没有太多的必要，这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除前面提到的著作之外，还有大量学术论文发表，如李普国的〈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放〉、赵中孚的〈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田志和的〈关于清代东北流民〉、王润福的〈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张利民的〈「闯关东」移民潮简析〉等等。就拿山东来说，他们强调了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政策导向、近代交通的兴起诸因在激起近代山东流民「闯关东」浪潮中的因果关系，但无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我们发现，其中地区文化传统的影响，以为尤其值得注意。

    「闯关东」由来已久，正是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在齐鲁大地承传、沉淀、累积。这种传统积淀越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地区文化传统，「闯关东」深深扎根于日益扩大的社会联系中。「闯关」的流民一般春往冬归，这是主流，但越来越多的流民在关东生根（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均超过1,000万）。这就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流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个案1：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口述：「我出生于东北新京。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我父亲去先到济南，坐火车经山海关到新京，在一家面粉厂做工。我母亲也是山东人随父亲闯关东，在新京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了婚。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

　　 个案2：博兴县于树林口述：「我今年74岁，闯关东时26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从张店坐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奉天。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我没上过学。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学木匠的。」

　　 个案3：邹平县孙志国口述：「1945年父亲为了躲避日伪军抓兵，便带着我母亲、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岛，而后坐船到大连，再到辽宁的瓦房店落户。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顾。我们去是投奔1939年去东北的本村一位干小炉匠的乡亲。」

　　 个案4：临胊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个案5：莱阳县刘逞口述：「我是21岁（1938年）一人去东北大连的。……我是投奔本村姜蓝起的父亲去的，那时他在大连干木工，我们之间有姨表亲关系，我要求去东北，他很同意。」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四　「闯关东」的社会文化观

　　 关东的黑土地最具有吸引力，因此，「闯关东」的流民大多奔着土地去的，据满铁、中东铁路及其他公共团体的调查，「谓百名难民中，八十五人志在农业，为工者百分之十」。这个统计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其他资料，「在奉省之难民，据省署调查，谓十分之六被人雇用垦地，十分之三自领官地垦荒；其余十分之一为工人，因无力领荒，故多为人雇用。故自能谋生，不受人指使者，仅十分之三而已。又据吉林省调查，十分之五受公团指导，呈领官荒自垦，十分之四为人佣田；十分之一为苦力」。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流民从事土地开发。「闯关东」的流民有77%务农，务工、经商者占20%，新到未及找到职业者（失业者）仅占3%。这个统计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筑路工、伐木工、矿工等均未统计在内。尽管如此，这个统计还是勾勒出本世纪20、30年代「闯关东」流民职业流向的粗线条。

　　 「闯关东」流民的职业分流是多向的，前近代、近代前期、近代后期职业结构变化也很显著，不同的社会关系也会制约职业的选择。但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东三省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

　　 「闯关东」的历史影响当然不止于东北的开发，《东方杂志》所载〈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一文，认为「闯关东」的流民潮，「于中国前途之影响有五：（一）解决民食问题，减少内乱之原（源）。（二）解决人口问题，使内地各省不致有人口过剩之患。（三）为中国民族向北发展之一新纪元，移民结果，可使东三省完全中国化。（四）开垦荒地，启发利源。（五）增加中国在满洲之势力，以御外侮（辱）而防侵略──进一步言之，可以强固东北之边防，而拱卫中原。」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第三点虽然带有种族偏见，但也提醒我们，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

　　 关东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同构共存的少数民族社区。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在满、汉之间进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采取高压政策，强迫汉族「满化」，结果适得其反。为固守满族「纯正」风俗，采取「闭关」政策，但并不能奏效。「闯关东」有禁不止，满族固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逐渐受到「侵蚀」，「弃置本姓沿用汉习者」所在多有，因闯关「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汉语」也不鲜见。到十九世纪初，「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许多满人甚至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母语，此即汉化的结果」。由此看来，保持满族文化的初衷似乎无法达成，并逐渐走向它的反面。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文化伴随着众多「闯关东」流民在关东的落地生根而呈现出大面积的「复制」，有关资料就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例证：

　　 例证一：山东博兴县郭宏华口述：「我今年42岁。1937年，日本鬼子招工，我父亲单身去东北。家中还撇下我母亲、两个姐姐，后来瘟疫流行，大姐病死，1939年父亲从东北回来。1940年家乡又逢大旱，父亲带母亲和我二姐又去东北吉林省北部的一个县，在那儿和山东的同乡合伙种地。不久即1941年又转到吉林内蒙交界的王爷庙开荒种地。当时同我家住在一起的只有七户人家，叫『山东村』。1943年我母亲就在这个『山东村』的一个地窖里生下了我。『山东村』全是山东人，靠种地为生。吃饭没有问题，只是山里经常有红胡子抢粮食。……『山东村』的七户人家，原先有三家先到那儿，后来又去了四户，记得一户是博兴的，另三户是青州的。大家都是不约而同住到一起，开荒种地，老乡之间都很亲热。我们到那儿时先借一间小房，等盖好房子才搬出来。当地一片荒凉，村庄很稀少。这个山东村发展很快，1953年我们回来时已有二百多人，1968年我回东北看望老乡时，村里已有一千多人了，除几户是河北人外，其余全是山东人。」

　　 例证二：蓬莱县草店村高绪洪说：「现在在外地的还很多，据调查统计，现在全村1,300人，在东北的连同后代也有1,300人，也就是说有两个『草店村』，一是现在的草店村，二是东北留住的人也相当一个『草店村』。」

　　 例证三：蓬莱县安香于家村李玉璞说：「蓬莱县有个『安香于家村』，迁到东北的还有一个『安香于家村』。」

　　 台湾学者赵中孚也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仍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如果笔者没有曲解的话，赵先生表达了近似的见解。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山东棒子」的语源，无疑来自于土著居民。有人认为，「山东移民入乡随俗，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没有产生所谓『土客』矛盾」，显然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文化的封闭、排他乃至冲突是相对的、暂时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是一般趋势。笔者在《中国近代流民》一书中论及「土客冲突的文化观」时曾总结出「几条带有规律性的意见」：「就历史上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来说，流民亦为重要媒体；两种异文化相遇，由于反差甚巨，客民又比较集中，往往经过隔阂、抗拒、渗透、冲突，逐渐达到融合，如土著居民的群体素质（指平均文化水平、观念层次、社会活动能力等社会文化指标）较流民群体素质为高，那么，融合的过程就表现为土著文化对异文化进行改造、同化的过程；当流民数量大大超过土著居民，……这时客文化就可能喧宾夺主，并对土著文化产生影响，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环境的改变，文化也在发生变迁，即已与流出地文化有了区别。相反，当流民数量大大少于土著居民、群体素质不若土著为高，客文化就会逐渐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几条「规律」，同样适用于关东地区。

　　 「闯关东」流民众多，落地生根者年年增长，「客民」占压倒优势，中原文化喧宾夺主，这样势必造成中原文化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关东文化的同化局面。关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齐，所谓「渐效华风」是也。结果如扬（Walter Young）所云：「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原有的关东文化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同化」是文化的「融合」，本质上不能等同于「文化交流」，相对对等、双向互动是文化交流的本质，「同化」顶多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大面积「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不能不发生「异变」，明显的事实是，流民到了关东，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对付严寒，也不能不学着关东人的样子烧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母体文化」逐渐拉开距离。而关东文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的全盘「同化」。

    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而不尽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区域文化，即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尽管在「闯关东」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关东文化还没有显示出绰约的丰姿，但已初见端倪，照史书上的话说：「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