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主动脉缩窄手术费用:哲学的对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7:36:05
导语
“哲学对象问题是首要的元哲学问题。”（《元哲学初论》第12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因：“一门学科之所以称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元哲学初论》第12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注意：对象不同于范围。所谓“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320页左一）。
所谓“范围”，是指“①周围界限；②<书>限制；概括”（《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352页左）
“譬如，空间是哲学和几何学共有的范围，但二者的对象是不同的，几何学的对象是空间中的点、线、面、体的具体性质和数量关系，而哲学的对象是空间中的一般性质（如广延性、绝对性或相对性、客观性或主观性、有限性或无限性）和一般关系（如空间与物体的关系、空间与运动的关系、空间与认识的关系、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第一节 知识网络图
“哲学”一词的来历：（《元哲学初论》第13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西方，哲学一词的来历：
在希腊语中，ψιλοσοψια（哲学）由ψιλεω（热爱、亲近、友好、善待）和σοψια（智慧、知识、机智、技能）组合演变而成，其原意为“对知识的热爱”、“对智慧的亲近”。在希腊思想中，知识或智慧是指对事物的本原（αρχη原义为起始、根基）和实质（ονσια原义为实体、实在）的普遍必然的认识，不同于众说纷纭的反复无常的意见（δοξα）。（注：“知识”与“意见”之分在智者派和苏格拉底那里已经出现，但最早明确谈论二者的区别的人是柏拉图。在其《国家篇》（又译《理想国》）中，他把人类认识分为知识和意见两类，前者是关于数理对象和理念的理性认识，后者是对现实事物和影像的感性认识。）而当时从事知识或智慧研究的人大多是哲学家，所以，爱智者大体上就是哲学家，热爱智慧大体上就是哲学的态度。可见，从西语词源角度来看，“哲学”原义为指导人们追求和获取知识或智慧的学问。这种原义与哲学在希腊时期作为几乎无所不包的学问是一致的。
在中国，哲学一词的来历：
在古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是有“哲人”、“哲王”、“哲将”、“哲思”等词。作为名词，“哲”原义为智慧、知识。作为形容词，“哲”原义为明智的、聪慧的。故此，从汉语词源学角度看，“哲学”原义为“使人明智或聪慧的学问”。中国的“哲学”一词来源于近代日本。
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
“尽管西方哲学早在前7、6世纪之交即已开始，但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没有尚未反思哲学本身，因而没有思考过哲学的范围和对象问题。”（《元哲学初论》第14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下面这张表格是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元哲学初论》第14~28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哲学家
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
评价
苏格拉底
人生和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把哲学的范围局限于社会和人生，是偏颇的。
柏拉图
理念。理念在他那里可以是自然事物的理念，也可以是社会事物的理念。
不是宇宙、社会、人生中的现实事物，而是其中的理念。
“理念说”整体上是神秘主义的，不能令理性说服，但是以理念为哲学对象则包含着一个可取的观念：哲学的对象不再是某个事物的各种具体的和偶然的性质，而是某类事物的共同的和根本的性质即共性和本质。这一点成为了后来各种哲学观中的共同观念。
亚里士多德
“有一门学科，对作为实体的实体（即本质）及固有的属性做理论研究，它不同于任何其主题被限定为实体的特殊方面的学科。”（亚里士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61页以及中译本3-4页）
第一个提出哲学对象问题并做过充分探讨的哲学家。他的“实体”，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既可以是宇宙或自然中的，也可以是社会和人生中的。就其同为事物的本质而言，“理念”和“实体”是同一概念，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见解有一致之处。不过，理念由神灵创设，而实体出于自然创造、人工制作或自发生成，这就是在世界观上造成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分。
阿奎那
在存在上不依赖于物质而在概念上也往往不依赖于物质的事物，其中主要是上帝
Th.阿奎那所云在存在上不依赖于事物和在概念上不依赖于事物，就是亚里士多德所云不变动的和独立的，因此前者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基本上是同于后者。
只不过，阿奎那作为神学哲学家突出上帝在哲学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作为世俗哲学家没有为诸神在哲学中留下任何独特的位置。
霍布斯
生成的、可比较的、能组合和分解的物体的生成和特性、原因和结果。
最早提出哲学对象问题并做过具体研究的人。
霍布斯的哲学对象的划定清除了中古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们对哲学对象与神学对象的混同，基本上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划定，因为前者的“物体”与后者的“实体”是非常接近的。
然而，霍布斯没有说明哲学是探讨物体的一切原因、生成、特征和结果还是仅仅研究事物的某些原因、生成、特征和结果，就是没有把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区分开来，因为，天文学、物理学等等自然学科也研究物体的原因、生成、特征和结果。
康德
自然现象、道德现象和审美现象(主要是艺术审美现象)。
I．康德对哲学范围的划定是从其特定哲学体系(由纯粹理论理性批判、纯粹判断力批判和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三部分构成)出发而做出的。这种划定对于他本人的哲学体系可能是够用的，但对于整个哲学显得有点狭窄。其实，他全部哲学著作中的思想所涉及的领域不限于自然现象、道德现象和审美现象，还有政治现象、法律现象、宗教现象等。至于整个哲学所涉及的领域，还要宽广一些。
F．谢林
有关认识、道德、自然、艺术(或审美)的普遍原理。
在其哲学生涯的不同时期(自然哲学时期、同一哲学时期
和启示哲学时期)里对哲学对象的划定不同。这种观念相对于他本人的哲学体系而言可能是充分的，但相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状况而言则多有遗漏。
黑格尔
绝对理念(absoluteIdee）的演变历程。
他为其哲学体系的三大部分
分别划定的对象：逻辑学研究作为纯粹概念的绝对理念，自然哲学研究外化为自然的绝对理念，精神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绝对理念。
G．黑格尔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划定，因为前者的“绝对理念”与后者的“理念”在措词上和实质上都是非常近似的，，两种划定的区别要在于，前者比后者多了一层辩证色彩和一种历史意识，也就是说，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永恒的和不变的，而在G．黑格尔这里，理念是不断地自我演进和自我上升的。
W．文德尔班
哲学绝对不能脱离价值(Wert)观念，哲学就是普通价值论(algemeineWerttheorie)，其使命是通过对知识的评价在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他赞赏I．康德通过论证在具体科学之外或之上对世界做形上学探究的不可能性，把哲学的范围缩小到理性的自我批判。⑧理性的自我批判，在W．文德尔班看来，主要体现为价值反思。
明确地把价值纳入哲学的范围中，这是弗莱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的独特之处，值得重视。不过，普通价值论，像美学和伦理学这些部门价值学科一样，都只是哲学的一部分。
E．胡塞尔
纯粹意识
E．胡塞尔主张哲学应把其关注焦点集中于跟经验意识相对的纯粹意识(reinesBewusstsein)，运用现象学方法直观纯粹意识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把纯粹意识的外在相关物“悬置”(epoch6)起来不予理会。他强调这种现象学悬置不是诡辩术式的否认自然世界的存在，也不是怀疑论式的怀疑自然世界的真实性，而只是一种在不受时空事实性存在干扰的情形中对先验意识做本质直观得以可能的方法。（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7-100页。）
把哲学的范围完全限制在人类意识领域，而且是其中的先验意识层面，哲学的活动空间变得太过狭窄了。因为人类意识仅仅是整个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先验意识又仅仅是人类意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外在世界的各个领域被各门具体学科瓜分之后，寻找尚未被占据的领域作为哲学的范围是很自然的事情。E．胡塞尔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纯粹意识属于此类尝试，之前，W．文德尔班和H．李凯尔特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价值属于此类尝试，之后，L．维特根施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语言还是属于此类尝试。
L．维特根施坦
在他看来，哲学的范围只能是表达思想的语言，哲学只能是语言哲学，而形上学、
伦理学、美学等传统哲学分支中的问题和命题几乎全都属于不可言说的伪问题和毫无意义的伪命题。
L．维特根施坦突出地把语言纳入哲学的范围，这是值得重视的，但他对哲学范围的划定显然太过狭窄。另外，他对以往哲学的评价也太过偏激和笼统。受L．维特根施坦影响，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哲学只能是语言批判或语言逻辑分析，形上学是伪科学，形上学的一切问题和命题都是伪问题和伪命题。
M．海德格尔
他的划定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①前期：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者的存在，它就此在探究存在特别是存在的意义。
②后期：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者的所是，它就存在者的存在来探究存在者的所是。
M．海德格尔在前期和在后期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能否一致，取决于他所云存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的所是是否一致。存在者的存在，依他之见，是非给定的、不断生成着的，而存在者的所是，依他所认同的亚里斯多德之见，是给定的、不变的。这样，他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就不能一致。
胡适
哲学的对象是关于宇宙、知识、人生、教育、政治、宗教等的普遍根本问题。
这种划定是较为宽广的，但仍然有重要遗漏(如经济、法律、艺术、科学、语言)。而把教育纳入哲学范围——这显然受到J．杜威(JohnDewey，1859—1952)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冯友兰(1895—1990)
在不同年代的著作中，冯友兰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是不一的。（具体见冯友兰的著作论证）
冯友兰对哲学范围的第三、四种划定局限于世界的某个领域(人生或认识)，因而过于狭窄。其第一种划定较第三、四种划定虽远为宽广，但尚未囊括哲学的全部范围。其第二种划定是最宽广的，就其实质而言，与亚里斯多德的划定是一致的。
前苏联和当代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
哲学是理论化的系统化的世界观，而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总体看法或根本见解。（在前苏联和当代中国，还有少数哲学研究者提出：哲学的范围是知识(或认识)，哲学就是知识学(或认识论)）但世界观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总体看法或根本见
解，从这一哲学定义中不得而知。于是，出现了补充性的哲学定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普遍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他们把哲学对象划定为世界三个领域中的普遍规律。
这种划定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F．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那里找到部分依据。他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规律的学科，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于自然的和人类历史的运动还是对于思维的运动必定是同样适用的；辩证法的规律正是关于自然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思维本身的发展的最普遍规律。（参见F．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译者不详，载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5，484页）F．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界定之所以被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视为对哲学的一种定义，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包括唯物辩证的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把哲学对象划定为世界某些领域里的普遍规律，并非始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而是可以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找到源头。他所云一切存在或实体的普遍的本原和原因，就包括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在内。说哲学研究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是不错的，但把普遍规律限制在自然、社会(被理解为历史)和思维中是不妥的。这是因为：首先，人生这一重要的世界维度被忽略了。被理解为历史的社会是不包括人生的。其次，思维仅仅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其中还有意志、情感、感觉等方面。尽管从理性主义的视点来看，思维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方面，但是无论如何，思维不能代表人类精神世界整体。正是由于这两种忽略，在前苏联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伦理学和美学等传统哲学分支的应有的地位，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不乏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思想。
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有关的相关著作及其中的论证：
苏格拉底：
色诺芬（Χευοψωυ，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在其《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中记述，这位哲人认为哲学应当关注“人间的事物”而非“天上的事物”，因为后者的学问既不切实际又纷争不断，而关于前者的学问至少还切合实际。（参见《回忆苏格拉底》，吴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P4~5）他所云的“天上的事物”是指宇宙的本原、宇宙的存在状态、天体的成因、天体的运行规律等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中的问题，而他所云的“人间的事物”是指正义的标准、各种德行的规定、国家和政府的本质、政治家应有的品格和风度等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参见上书第五页）
柏拉图：
在其《国家篇》第六卷中，他论及了人类认识的两个类别和四个层次：两个类别即意见和认识，四个层次即属于意见的幻觉和感觉，以及属于知识的数学和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
在其《形上学》中，他多次言及哲学的对象。在该书第一卷中，他比较哲学与技术时指出，智慧是关于原因和本原的理性知识，哲学就是关于原因和本原的理论学科。也就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事物的本原和原因。他是这样讲的：“有一门学科，对作为实体的实体（即本质）及固有的属性做理论研究，它不同于任何其主题被限定为实体的特殊方面的学科。”（亚里士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61页以及中译本3-4页）
Th.阿奎那：
阿奎那因为继承亚里斯多德，而把理论学科分为物学、数学和神学。在他的作品《波爱修<论三位一体>注释》中，他提出，神学（或形上学、第一哲学）的对象是在存在上不依赖于物质而在概念上有时依赖于、有时不依赖于物质的事物。（《波爱修<论三位一体>注释》，载于王太庆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6页）
他解释道，第三门理论学科之所以被称为神学，是因为其对象主要是上帝；之所以被称为形上学，是因为其对象在物学对象之后，因而它超越了物学（阿奎那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在古希腊语中，形上学（ταμεταταψυσμκα）的原义就是“物学之后”或“超越物学）；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是因为其为了其他学科都从之获取基本原理，因而都得跟踪它。（上书，第266~267页）
霍布斯：
纯化哲学，基于他对哲学对象的划定，Th.霍布斯把一切伪科学和伪学科都排除在哲学之外：
哲学排除关于永恒的、非生成的、不可思议的上帝的学说；
哲学排除关于不能组合或分解，增加或减少的天使及一切既非物体本身也非其特性的东西的学说；
排除出于经验或权威，而非出于推理的历史（包括政治史和自然史）；
排除一切并非由理性引导给人们的，而是凭借神赐予的灵感或者启示或者某种超自然的感觉获得的知识；
排除错误的或者没有确凿根据的学说（如星相学和占卜术）；
排除不是通过自然理性，而是通过教会权威得来的敬神学说。（参见霍布斯《论物体》，齐良骥译，载于《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4-65页）
I．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
在其《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提出，人类的心灵机能可分为三种，相应地，哲学的领域有三个：
①相应于认识机能(ErkenntnisveI'moegen)即知性(VeI'Stand)的自然概念领域；②相应于欲求机能(Begehrungsvermoegen)即理性(Vernunft)的自由概念领域；③相应于愉快或不快情感(GefuehlderLustundUnlust)的体验机能即判断力(Urteilskraft)的艺术领域o（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德文本），载于《康德著作集》第六卷，莱比锡：因瑟尔出版社，1921年，第47，21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15页）而哲学的领域永远只能限于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之总和，即不能超出现象(Erscheinung)而通达自在之物(Dingansich)。
F．谢林(FriedrichWilhelmJosephyonSchelling，1775—1854）：
在属于其自然哲学时期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他把哲学的对象划定为认知本身(WissenSell)st)或认知一般(WissenueberhauDt)。他所云，认知，包括普通的科学认知、道德认知、宗教认知和审美认知等在内。这从他的哲学分类(理论哲学、实践哲学、自然目的哲学、艺术哲学)中可以见出。
G.黑格尔：
G．黑格尔关于哲学对象有多种措辞不同但观念相通的表述。在其《哲学全书纲要》的“导论”中，他声称，哲学以最高意义上的真理(Wahrheit)即神为对象，此外它还处理自然和人类精神、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与神的关系。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他断言，对(Absolute)就是哲学的对象，哲学史就是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发现史。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论”中，他提出，哲学的课题和任务是揭示出理念(Idee)以各种形态和范畴在不同阶段和环节推演的必然过程。
W．文德尔班：
W．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的“绪论”中一开始就转述了当时流行的哲学定义：对世界观(Weltan．schauung)和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中的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说。他认为，对哲学的这种理解虽然可以接受，但还不太明确。
在其《哲学导论》中，他强调，哲学绝对不能脱离价值(Wert)观念，哲学就是普通价值论(algemeineWerttheorie)，其使命是通过对知识的评价在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胡塞尔：
E．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其《哲学作E．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一方面提出，把意识、观念、规范、理想自然化的“自然主义”哲学以及带有相对主义倾向和怀疑主义倾向的“历史主义"哲学都不是严格的科学，哲学欲成为严格的科学，必须有意识地放弃对世界观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万物的本原、起源的根本性的学科。（参见E．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粱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69页。）如果这两个观念应当是一致的，那么他就不是反对一切世界观，而仅仅反对传统形上学中的世界观，因为关于万物的本原、起源的学问恰恰就是世界观。
L．维特根施坦：
L．维特根施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宣称：以往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无意义，出于对语言逻辑(SDFaChlogik)的不理解；全部哲学只能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其目的是使表达思想的命题在逻辑上变得明晰。（参见L．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德一英对照本)，c．H．奥格登译，伦敦：罗特利奇和凯根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第62-63，76一7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8-44页。）他强调，哲学应当划清可思考者(Denkbare)与不可思考者(Undenkbale)的界限，可思考者即可言说者(Sagbare)，不可思考者即不可言说者(Unsagbare)；对于不能言说者，人们应当保持沉默，即便硬说也说不清楚。（参见上书，第76---77，188--189，26---2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45，97，20页。L·维特根施坦所云“可思考者”、“不可思考者”、“可言说者”、“不可言说者”应分别被理解为可清晰地被思考者、不可清晰地被思考者、可清晰地被言说者、不可清晰地被言说者。而他所意指的请晰即合乎语育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的界限、逻辑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参见上书，第148-149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79页。），语言和逻辑不能通达的领域就是哲学的禁区。他认为，世界观、伦理学、美学等之中的问题几乎都不可言说，因而无法解答。（参见上书，第179-18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94-97页。）
M．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
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在前期与在后期有所不同。
①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他不满于传统形上学仅关注存在者(Seiende)而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Sein)，强调形上学应当就此在(Dasein)这种在存在者层面上和在存在论层面上都具有优越地位的特殊存在者，探究一般存在者的存在特别是存在的意义(SinnvonSein)。（参见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本)，哈雷：马克斯·尼迈尔出版社，1931年，第11．13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3，16页）
②在l955年发表的题为《哲学——这是什么?》的一篇讲演稿中，基于对“哲学”的古希腊语词源学的解析，M．海德格尔提出，哲学是就存在者的存在来探究存在者的所是(Wasdasist，或译“本质”，在古希腊语中为τιτοον）（参见M．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载于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96页）。他以不同的措辞多次表述了这一观念：哲学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把存在者纳入视域，就存在者的存在洞察存在者的所是；哲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Entsprechen)；哲学以响应方式存在，其相应乃是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协调一致。（参见上书，第598，<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60l，605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者的所是，它就存在者的在来探究存在者的所是。而据M．海德格尔解释，他所云存在者的所是，就是亚里斯多德所云存在者的本原和原因。
这样，前者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就与后者的无异：存在者的本原和原因。M．海德格尔在前期和在后期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能否一致，取决于他所云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的所是是否一致。存在者的存在，依他之见，是非给定的、不断生成着的，而存在者的所是，依他所认同的亚里斯多德之见，是给定的、不变的。这样，他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就不能一致。
胡适：
胡适(1891—1962)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把哲学界定为，从根本上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以寻求根本的解决的学问（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他以善恶问题为例对此定义做了说明。胡适所云人生的切要问题，不能如常地被理解为人生哲学问题，而应被理解为与人生直接或间接地相关的一切哲学问题。这可以从其哲学分类论得到依据。他提到了以下哲学门类：关于天地万物产生的宇宙论，关于知识的范围、作用和方法的知识论和逻辑学，关于人生行为的伦理学，关于知识和道德之教育的教育哲学，关于国家之组织和管理的政治哲学，关于人生归宿的宗教哲学（参见上书。第1—2页）。
冯友兰：
在不同年代的著作中，冯友兰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是不一的：
①在1930年首版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他提出，哲学的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目的分别是关于世界[应被理解为宇宙]、人生和知识的道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这表明，他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宇宙、人生和知识，哲学在他看来就是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综合。
②在1938年首版的《新理学》中，他论及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一门科学只关涉宇宙间的一部分事物，而哲学则关涉宇宙全体；哲学一般只对“真际”或“本然”做形式上的肯定，而不对“实际”或“自然”做事实上的肯定，而科学则对“实际"或“自然"做事实上的肯定。（参见冯友兰《新理学>，载于《贞元六书》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11页）这表明，他把哲学的对象划定为宇宙全体的“真际”或“本然”。换言之，在他看来，哲学的对象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本质、真相、真理。
③在1947年首版的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中，他认为，哲学就是关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这表明，他把哲学的范围限定为人生，在他看来，哲学就是人生论。
④在1980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全书绪论”中，在回答“什么是哲学”时，他宣称：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而由于人类精神主要是认识，因此哲学也可以说就是对认识的认识或对认识的反思。他补充道，哲学并不等于通常所说的认识论，因为这种认识论仅涉及认识的形式而不涉及认识的内容，而哲学既反思认识的形式也反思认识的内容。（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各个时代的大哲学家们的哲学，都是以当时的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知识为根据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哲学是凌驾于那些知识之上的“太上科学”，或是从那些知识中拼凑出来的“科学大纲"，他们的哲学是人类精神对那些知识的反思。（参见上书，第14页）这些表明，他把哲学的范围限定为包括一切科学知识在内的认识，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广义认识论。
总之。冯友兰对哲学范围的第三、四种划定局限于世界的某个领域(人生或认识)，因而过于狭窄。其第一种划定较第三、四种划定虽远为宽广，但尚未囊括哲学的全部范围。其第二种划定是最宽广的，就其实质而言，与亚里斯多德的划定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哲学家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提出了各个相同的看法：
①J．拉梅特利(JulienOffraydelaMettrie,1709-1751)
认为哲学的范围是自然，哲学应像女儿听从母亲一样地听从自然，对自然死心塌地、惟命是从。这种观念回到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只不过J．拉梅特利对自然的理解较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宽泛一些而已。
②L．费尔巴哈(LudwigAndreas．Feuerbach，1804—1872)
宣称人和自然是他的人学唯物主义哲学的范围，他把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惟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这种观念是对偏重自然与偏重人两种倾向的综合，但依然未囊括哲学的应有范围。并非自然的全部和人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对象，只有自然的某些部分和人的某些方面才是哲学的对象。
③H．柯亨(HermannCohen，1842-1918)
以科学认识为哲学的范围，他强调，哲学不研究宇宙，只研究认识，它就是科学之自我意识，就是纯粹知识学。这种观念是片面强调I.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知识学部分的结果，它是后来颇为盛行的哲学就是知识学(又译“认识论”)之论断的先声。
④R.奥伊肯(RudolfEucken,1846)
以精神生活为哲学的范围，他提出,哲学不是对世界的纯粹理论解说，而是根植于精神生活中的人生智慧，就是精神生活启示录。这种观念可以说回到了苏格拉底，尽管R．奥伊肯所云精神生活只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人生的一部分。
第二章哲学家们的诸种划定综论
不同哲学家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各个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哲学本身不断地变化着。社会需要的变化和学科的分化等造成了哲学本身的变化，主要体现之一即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不同列代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是一切知识或智慧的总汇，几乎包罗了数学、医学、农学之外的各门可理论化的、可体系化的学科(在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那里，甚至数学也属于哲学)，其范围极其广阔。在基督教中世纪，哲学连同其他一些学科，如Th．阿奎那所称，沦为至高无上的神学的下属和奴婢（参见Th．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卷第一部分，译者不详，载于A．佩吉斯编注《圣托马斯.阿奎那基本著作》(英译本)上卷．伦敦：兰登书屋公司，1945年，第9页。），那些无助于论证神学教条的哲学分支有意无意地被抛弃了，哲学的范围明显窄化。在近代，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先后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的范围变得愈来愈窄，哲学开始感觉到丧失领土的危机。迨至现代，随着学科分化加剧，随着自然科学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优势地位不断巩固，哲学的范围更形狭窄了，以致有些哲学家惊呼“哲学的终结”（在英国剑桥MIT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哲学之后：终结还是转型?》的书中，十四位哲学家应邀撰文谈论他们对哲学前途的jI法。他们的基本共识是：哲学前逾未卜，它也许有出路，也许没有出路。而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来了）。正是由于哲学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占有大小不等的范围，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对其对象的划定才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为恰如G．黑格尔所云，哲学置身于其特定时代中，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对各自时代的精神实质的一种把握（参见G．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6-57页）。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之总体变化趋势是，愈是属于后续时期的哲学家，其划定愈显狭窄。换言之，总体上，现代的哲学家比近代的、近代的哲学家比中古的、中古的哲学家比远古的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依次或多或少狭窄一些(这并不排除某些近代的和现代的哲学家试图建立包罗广博的哲学体系)。
其次，哲学家们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多种多样。有些哲学家(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把“哲学”非常狭隘地理解为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有些哲学家（如Th.阿奎那）把它较狭隘地理解为理论哲学(包括形上学、自然哲学、知识学等）；有些哲学家(如I．康德)把它理解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等)之综合；也有些哲学家(如多位中国现代哲学家)把它理解为宇宙论(含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人生论(含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和知识论(含知识学和逻辑学)的总称；还有些哲学家(如亚里斯多德)较宽泛地把它理解为各种理论学科(包括数学、含自然哲学在内的物学、形上学)，实践学科(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和创制学科(包括诗学、修辞学等)的统称；甚至还有个别哲学家(如G．黑格尔)最宽泛地把它理解为几乎一切学科的总和。对“哲学”概念的外延的规定不同，必然导致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有别，即便划定者们面临同样的哲学境况。
再次，哲学家们的哲学兴趣和哲学体系各不相同。虽然有些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甚或完全相同的，但由于他们的哲学兴趣和哲学体系各不相同，而他们又从各自的哲学兴趣和哲学体系出发思考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因此，他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往往不同。智者派哲学家们的哲学兴趣主要在宇宙或自然方面，苏格拉底的哲学兴趣则根本不在宇宙或自然方一面，而完全在人生和社会方面，因此后者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必定不同于诸前者的，尽管他们都面临着希腊早中期过渡阶段的哲学境况。E．胡塞尔的哲学兴趣在于对纯粹意识做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L．维特根施坦的哲学兴趣在于对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做语言一逻辑分析，因此他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当然是有别的，尽管他们都处于现代哲学境况中，且都对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深感不满。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以理念为逻辑原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以实体为逻辑原点，因此前者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必定不同于后者的，尽管他们都面临着希腊文明中期的哲学境况，且都非常宽泛地理解“哲学”。I.康德的哲学体系以批判地分析人类的科学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条件和限度为宗旨，G．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以辩证地推演绝对理念从逻辑阶段经自然阶段回归到精神阶段的漫长7万程为宗旨，他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当然是有别的，尽管他们都处于近代后期的哲学境况中。哲学兴趣的差异和哲学体系的差异可以共同导致，也可以分别导致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之划定中的分歧。在更多的情形中，它们共同导致这种结果。
哲学家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的共性：
尽管上述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是不尽相同的甚或迥然而异的，但他们持有一种基本的共识：哲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或某些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它寻求的是关于这些普遍根本问题的究极道理。就那些主张哲学关涉世界的多个领域的哲学家而言，他们大多提到宇宙、人生和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把哲学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宇宙论包括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狭义的仅指自然哲学；广义的人生论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实践哲学，狭义的仅指伦理学；广义的知识论包括知识学、逻辑学等，狭义的仅指知识学。
一些对哲学对象的划分的消极观念：
有人从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纷纭众说中得出消极的结论：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是不可划定的，从而哲学是不可定义的。不必说初涉哲学的好疑青年可能这样认为，就是严肃的哲学家也可能这样认为。譬如W．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中就流露出这样的观念。他断言，鉴于“哲学”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人们要想从历史的比较中获得普遍的哲学概念是不切实际的。（参见w．文德尔斑<哲学史教程>上卷，第ll页）消极对待思想遗产不是哲学所推荐态度。哲学从来就没有允诺过就任何问题提出数学公理般的确定不移的答案。有耐心的理性懂得，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以往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各种划定是必要的。这种划定的复杂多样性提醒人们：不能仅以某家某派的意见为圭臬而把其他一切意见斥为谬论；应当尽可能兼容并包诸家诸派的观念或学说；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应然与实然应当统一起来；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境况应当综合考虑。这些启示对于我们重新划定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是有益的。
不少人抱怨过哲学从来“一无所成”，他们没有意识到，哲学的作用之一恰恰在于就任何重要问题呈示多种多样的答案以供人选择和启人思致，使人们避免陷人单一化和教条化。这一点，B．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在其《哲学问题》中论及哲学的价值时谈得较精辟：哲学之当学，并不在于它能够对所设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通常不可能知道什么确定的答案是真确的)，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因为它们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的想象力，减少我们的教条式的自信，从而解除禁锢我们的思维的各种羁绊。（B．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页）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多种多样的见解就是如此，它们可以破除教条主义的和独断主义的成见，丰富后学们的相关认识，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促使他们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深入思索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们的哲学研究对象的狭隘性和我们学习哲学的广泛性：
上述哲学家们中，有些(如苏格拉底、H．柯亨、R．奥伊肯、W．文德尔班和H．李凯尔特、E．胡塞尔、L．维特根施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M．海德格尔等)所谈论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哲学应当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非哲学本身实际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后者比前者宽广得多。哲学家们对哲学应当研究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几乎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哲学观或哲学体系出发的，因而只考虑了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兴趣，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和兴趣。
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说哲学应当研究这个领域或这类事物，另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说哲学应当研究那个领域或那类事物，哲学在听了诸家诸派的意见之后说：你们都有理由，但我们不能仅仅听取你们中任何一方的意见，我们得通盘考虑。你们干完各自的事情之后就可以放心走了，而我们则要对一切相关工作负全部责任。
以上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对象观。
从西方哲学三次转向看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之演变
西方哲学在其演进历程的每个时期或每个重要时代里都经历了一次转变。
在这些转变中，有三次特别值得重视：
1.发生在远古的实践哲学的兴起；
2.发生在近代的知识学的繁盛；
3.发生在现代的语言哲学的出场。
它们可以被合称为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哲学的形成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次大转向，即从本己的自在的哲学向神学化的异在的哲学转变。但是由于这次转向对于哲学本身主要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因此它没有也不应得到哲学史家们的青昧）
一、第一次转向——实践哲学的兴起
前苏格拉底哲学：
是以形上学(存在论或本体论)和自然哲学(狭义宇宙论)为中心的。在米利都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约前624一前547)、阿纳克西曼德(约前6ll—前546)和阿纳克西美尼(约前586-前525)那里，在毕达戈拉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毕达戈拉(约前570---前490)那里，在赫拉克利特（约前483)那里，在爱利亚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约前515一前445)和芝诺(约前490---前426)等人那里，在阿纳克萨戈拉(约前500-_前428)那里，在恩培多克勒(约前492一前432)那里，在智者派主要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约前480---前399)等人那里，总之，在前苏格拉底各家各派那里，绝大部分思想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最著名的观念或学说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他们中仅有部分人零散地思考过若干伦理问题和政治哲学问题，其他人则似乎未曾把实践哲学问题纳入其哲学探究中，至少从其现存著作残篇来看如此。
萌芽：
这种转向可以在智者派最重要代表人物普罗塔泰拉(II~raTopas，约前485-一前4lO)那里找到其萌芽，他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预示着希腊哲学开始意识到人本身和属人事物在哲学范围中的重要性。不过，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智者派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还是自然或宇宙中的问题而非人生和社会中的问题。
概述这次转向：
苏格拉底所实现的转向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大转向。这次大转向可以被称为从以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为中心向伦理学、政治哲学与形上学、自然哲学并重转变，简称伦理学转向。考虑到形上学和自然哲学属于亚里斯多德所谓理论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属于他所谓实践哲学，这次转向也可以被称为从以理论哲举为中心向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并重转变。（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分是成问题的．因为一切哲学分支部属于理论学科。但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我们姑且采用这种区分）
转向标志：以苏格拉底哲学为界，希腊罗马哲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向。
苏格拉底的哲学兴趣是不同于以往希腊哲学家们的。据其弟子们记述，苏格拉底对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缺乏兴趣，他关注的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用他本人的话语来说，他关注的不是“天上的事物”而是“人间的事物”，他宣称，那些精通有关人间事物的问题的人值得尊重，而哪不懂这类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被视为不比奴隶强多少。（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5页）他对同时代的智者派哲学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天上的事物”上表示不满。他所云“天上的事物”是指宇宙的本原是什么，它是单一的还是复多的、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天体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运行是否遵循规律、遵循什么规律等有关自然或宇宙的问题；而他所云“人间的事物”是指做什么事是虔敬的或不虔敬的、适当的或不当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正义的或不义的，什么是勇敢或怯懦、坚毅或脆弱，什么是国家和政府，英明的统治者应具什么品格而优秀的政治家应有什么风度等有关人生和政治的问题。（参见上书．第4-5页）在其哲学思想中，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没有任何观念和学说值得注意，而其值得注意的观念和学说几乎全都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亚里斯多德在追溯到柏拉图为止的希腊哲学史时谈到了其师祖的这一特点：苏格拉底忙于探讨伦理，而不关心整个自然，在寻求普遍的伦理真理时，他开始借助定义明确思想。（参见亚里士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19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16页）苏格拉底之所以对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据色诺芬记述，主要是因为这类问题既不切实际又纷争无定。他指出，有关“天上的事物”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研究者们意见不一、争执激烈，如关于世界万物的本性，一些人认为一切存在是统一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存在着无数世界；一些人认为万物永恒运动着，另一些人则认为无物运动；一些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生灭，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任何东西生灭。他还讽刺地诘问，那些研究“天上的事物”的人，是否像掌握了实用技艺的人那样，为了自己的或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的本领付诸实践呢?是否在发现了万物的规律之后，希望制造出风雨、节气或其他可欲求的自然事物呢?还是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实践和希望，而仅仅满足于知道这类事物?（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4—5页）要求哲学思想有益于社会和人生是正当的，但要求哲学思想有定论无争端是不当的。苏格拉底陷入了双重错误观念中：一方面，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非对社会和人生毫无益处，尽管它们离社会和人生较远；另一方面，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固然对社会和人生有益，却并非不可争论．实际上，关于伦理问题和政治哲学问题的争论在数量和程度上绝不亚于关于形上问题和自然哲学问题的争论。
苏格拉底以来：
实践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在希腊罗马哲学中占有了与理论哲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哲学家那里甚至占有超出理论哲学的至上地位。
德摩克利特：
在苏格拉底的同辈人、原子派最著名代表人物德摩克利特(约前460一前370)那里，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思想固然丰富，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同样丰富，他的某些实践哲学观念或学说(如行为的正当与否取决于它能够带来快乐、在民主国度里受穷胜过在专制国度里享福)像他的原子说等理论哲学学说一样引人注目。
小苏格拉底学派：
在三个小苏格拉底学派——欧克莱德(约前450一前374)创始的麦加拉派、安提斯泰涅(约前435一前370)创始的居尼克派(又称犬儒派)和阿里斯提普(约前435—前360)创始的居勒尼派(又称快乐派)——的代表人物们那里，人们所得知的大多是伦理思想。
在远古哲学的两座商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及各自所创立的学派学园派和逍遥派那里：
在远古哲学的两座高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及各自所创立的学派学园派和逍遥派那里，形上学和自然哲学虽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不再独占主导地位，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占有至少同等重要的甚至稍胜一筹的地位。
在柏拉图的代表作中，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比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巴门尼德篇》、《提迈欧篇》更受重视，其中《国家篇》更是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
在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中，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优代莫伦理学》、《政治学》与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形上学》、《物理学》同样受重视。
在晚期希腊哲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伊壁鸠鲁(前34l一前270)创始的花园派(又称伊壁鸠鲁派)和芝诺(Ζευωυοs，约前336-一前264)创始的斯多亚派(又称芝诺派)——的代表人物们那里，伦理学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分支，它们的哲学思想的主体部分就是伦理思想。大多数斯多亚派哲学家通过多种类比表明他们视伦理学为他们的哲学体系(由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构成)中最重要的或最显著的分支：在动物之喻中，伦理学是外显的肌肉（在中文节译中，物理学(或自然哲学)被类比于肌肉，伦理学被类比于灵魂。此处据希腊文一英文对照本改为：物理学(或自然哲学)被类比于灵魂，伦理学被类比于肌肉）；在鸡蛋之喻中，伦理学是营养价值高的蛋白；在果园之喻中，伦理学是最受瞩目的果实；在城邦之喻中，伦理学是凭借智慧治理城邦的统治者。（参见D．拉尔修斯(约200-250)《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希一英对照本)下卷，R．D．希克斯译．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有限公司／纽约：G．P．帕特南氏兄弟出版公司．1931年．第150---15l页）
在希腊晚期哲学的另一个知名流派——皮罗(IIvρρωυ，约前360--前270)创始的怀疑派(又称皮罗派)那里，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地位固然不甚突出，而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地位也不甚突出，因为该派关注的是知识学和逻辑学。
伊壁鸠鲁哲学的罗马传人卢克莱修(TitusLu—cretiusCarus，约前98一前55)的惟一著作《物性论》(凡六卷)主要是一部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但其中第三、四、五卷涉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在折衷派最著名代表人物西塞罗(Marcu8TilliusCicero，前106一前43)那里，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方面的思想占据了他几乎全部重要著作（如《论义务》、《论目的》、《论友谊》、《论老年》、《论共和国》、《论法律》)。
在罗马斯多亚派代表人物们——一如赛涩卡（LuciusAnnaeusSeneca，约前4—65年)、爱皮克泰特（Epictetus,约55-135)、奥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那里，伦理思想无疑是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部分，他们中有人（如塞涅卡)明确提出逻辑学和物理学从属于伦理学，有人(如奥勒留)毕生只关注伦理问题。惟独在新柏拉图主义派代表人物们——如普洛丁(Plotinos，205—270)——那里，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地位明显不如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地位。这些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伦理论题有德性、幸福、德福关系、正义、人生态度人生理想等。他们大多甚至全都认为，人应当重视德性的修养．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人性的完善和人生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感官享乐而是精神愉悦，道德与幸福是一致的，正义要求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人应当节制欲望和控制激情，人在世上应当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在他们的伦理思想中，可以发现朴素的人道主义、内涵不同的温和个体主义、程度不等的节制主义、样式不一的精神至上主义等普遍倾向。这些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政治哲学论题有国家的起源、本质目的、功能，政体的类型及其理想，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及其间关系，政治家的素质和品格等。他们大多或全都认为，国家是民众出于某一或某些意图而结成的，国家以俘护民众的共同利益为己任，政体可以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类(其中每一类都有其变种)，国家成员可以被分为多个阶级或阶层，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乃至拥有不同的人格地位，政治家应当是明智的和公正的。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可以发现目的不同的民本主义、强度不等的等级观念、立场不一的精英意识等共同特征。
西方哲学在希腊文明中期发生第一次大转向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非仅仅是苏格拉底想如此便如此。他只是民众满足其深层精神需要和哲学实现其内在发展要求的一个出色的媒介或载体而已。分析起来，这次转向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有其社会动力和学术动力。其中最直接的因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学术动力。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现实基础是希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已发展到较高程度。大约前9世纪，希腊人进入城邦社会。至前5世纪，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道德生活和政治事务)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就当时的世界状况而言，可以说是最高的程度。这种发展的根本表征是：希腊人就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和应当修养的德性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如道德原则方面的人道主义、温和个体主义、节制主义、精神至上主义，德性方面的明智、勇敢、节制、公正(合称四主德)；希腊人创立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如梭伦(Σωλον，约前638一前559)变法和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ηs，约前495一前429)改革所确立的雅典政法制度。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定程度的发达为思想家们从哲学高度探究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早期希腊诗人们和哲人们对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探究已积累了较长时间。尽管在苏格拉底以前实践哲学不受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希腊人根本没有思考过实践哲学问题。实际上，希腊文明早期的诗人们和哲人们对若干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做过或多或少的、或深或浅的探讨。如在荷马（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9---前8世纪)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在赫西俄德(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8世纪)的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在伊索(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6世纪)的寓言中，在索伦．萨福(Σαπψο，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7一前6世纪)、希摩尼德斯(约前556一前467)、品达罗斯(约前518一前438)等的抒情诗中，在埃斯库罗斯(Αισχλοs，约前525一前456)、索福克勒斯(Σοψοκεηs，约前496一前406)、欧里庇德斯(Ευριπιηs,约前400——前406）等的悲剧和阿里斯托芬(Aριστοανηs，约446一前385)的喜剧中，不少伦理观念(特别是希腊人共同推崇的德性观念和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在毕达戈拉派那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在某些智者派哲学家特别是在普罗泰戈拉那里，很多伦理观念或学说和少数政治哲学观念或学说得到阐述，有时还是较深入的阐述。这些观念和学说，尽管不系统且往往不深人，但毕竟为苏格拉底以来的希腊哲学家们从事伦理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探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社会动力是文明趋近成熟的希腊人希望有系统的哲学理论指导其社会实践。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民众必定萌生创立哲学的要求。而当一个有哲学的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民众必定要求有系统的哲学理论指导其实践活动。前5世纪的希腊人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实践(特别是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因此他们必定呼唤系统的实践哲学理论出场。这种内心的呼唤，成为了希腊文明中期实践哲学崛起的巨大的社会动因。而此时的哲学家们，以苏格拉底为起始，响应民众热切的呼唤，致力于创立各自的实践哲学体系。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学术动力是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哲学必然向哲学家们提出深入系统地认识人本身的要求。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为了它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它必定向哲学家们提出由物及人、由外向内、深入系统地认识人本身的要求。希腊哲学演进到前5世纪，达到了其初步成熟期一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哲学，它当然会要求哲学家们关注人本身，而首先是关注人的社会行为，特别是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这种内在地要求，成为了希腊文明中期实践哲学兴盛的直接的学术助力。苏格拉底所发出的“认识你自己”的倡议(据说这原本是德尔斐神庙中的一句铭柱箴言)，只不过是当时的希腊哲学的内在要求的表达，是当时的希腊哲学的觉醒了的自我意识的呼声。
二、第二次转向——知识学的繁盛
以F．培根(FrancisBacon，l561～1626)和R．笛卡尔(Ren6Descartes，1596~1650)的哲学为界，西方近代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次大转向。它可以被称为从以形上学为中心向知识学超出形上学转变，简称为知识学转向。这次转向比第一次转向更受哲学史家们青睐。
F．培根和R．笛卡尔以前的西方哲学无疑是以形上学为中心的，伦理学、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亦在其中占有不同程度的重要位置，但知识学在其中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尽管不少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如恩培多克勒、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德摩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皮罗派、西塞罗、普洛丁、A．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_430)、Th．阿奎那、R．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2)、J．司各托(JohannesDunsScotus，约1265—1308)、W．奥卡姆(GuillelmusWilliamdeOckham，约1290l-1349)、M．蒙泰涅(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N．库萨(NicolausdeCusanus，1401~1464)、G．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等，或多或少思考过一些知识学问题，如认识的根源、认识的类别或层次、认识能力、认识过程、感觉与理智的关系、理智与信仰的关系、真理的标准、所谓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或科学真理的关系等。他们就这些论题阐发了一批在西方哲学史中值得注意的观念或学说，如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所包含的相对主义，高尔吉亚的“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所包含的不可知论，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说。德摩克利特的影像说，柏拉图的两类四级知识说（两类：意见和知识，四级：感觉、幻觉、数学、辩证法)或关于理念与认识关系的洞穴之喻和回忆说，亚里斯多德的关于认识根源的白板之喻和关于认识方式的蜡块之喻，斯多亚派的真理标准论中的符合说，伊壁鸠鲁派的感觉无误说，皮罗派的对立判断可以并存和悬置一切判断等观念所显露出来的彻底怀疑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西塞罗的真理标准论中的清晰观念说，普洛丁的心灵之眼说，A．奥古斯丁的内外感觉说和关于神启与认识关系的光照之喻，Th．阿奎那的触觉中心论和双重真理说，R．培根的真理四障碍说和实验科学论，J．司各托的演绎知识与归纳知识之分，W．奥卡姆的关于认识原则的剃刀之喻和证据知识与自明知识之分，M．蒙泰涅的怀疑增进知识和知识变动不居等观念所显示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N．库萨的有学问无知说和四级认识能力说(感觉和想象、知性、理性、直觉)，G．布鲁诺的三级认识能力说(感觉、理性、智慧)，等等，但是近代以前没有一部真正的知识学专著，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学体系。知识学甚至没有被近代以前的哲学家们视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几乎都是顺带论及知识学问题的。在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如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那里，知识学甚至没有独立的地位，而隶属于逻辑学。
作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F．培根和R．笛卡尔的哲学兴趣明显不同于中世纪神学哲学家们。他们重点关注的不再是神学哲学中那些广泛被探讨和被争论的问题，如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上帝，世界的关系、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理智与信仰先后之争、自由意志论与上帝决定论之争、教权与王权高低之争及若干教义(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原罪、赎救、末日审判、千年王国)，等等，而是本己哲学问题特别是知识学问题，如知识的根源、知识的范围或限度、知识的类别或层次、获取知识的方法、妨碍认识的原因、对待既有学说的态度、检验真理的标准等。
F．培根对以往的哲学体系都不满意，认为它们不是独断诡辩的就是狭隘经验的或是宗教迷信的。（①参见F．墙根《新工具》，许宝马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435页）他称它们为“剧场假相”：剧场假相是由各式各样的哲学教条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一切公认的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舞台戏剧，表演着人们依照虚构布景的样式创造出来的世界，这样的戏剧不仅包括古代的和时兴的各种哲学体系，而且包括以后还会出现的基于同类脚本和同样的造作方式排演出来的更多的哲学体系。（参见上书，第21页）他以发明一种不同于亚里斯多德的演绎逻辑的“新工具”(NovumOrganum)即科学归纳法(他本人称之为“真正归纳法")以促成学术的复兴为自己的毕生使命，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新工具》、《学术的进步》)就属于这一伟大的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他打算撰写一套总题为“伟大的复兴"的六卷本丛书，惜仅完成其中前二卷。在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中，知识学方面的思想占大部分，其著名哲学学说大多属于知识学。
像F．培根一样，R．笛卡尔对以往的哲学理论特别是神学哲学理论也抱有深刻的怀疑。在开始建构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前，他要运用普遍怀疑法对以往的一切观念和学说进行审查和清理，以便为哲学找到一个稳当的地基。据他自述：我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一切轻率判断和先入之见，除非那些清晰明白地呈现在我心中、使我明确认识到从而不容我怀疑的东西，．我决不认定任何东西是真实的；但我如此普遍地怀疑，．不同于不信一切的绝对怀疑论者为怀疑而怀疑，我的目的是挖掉沙子和浮土，找出岩石和硬地，清除一切虚妄的成见定论，为建构新哲学体系确立坚实可靠的基础。（参见R．笛卡尔《方法谈》(法文本)．载于《方法谈·大气屈光学·几何学》，巴黎：阿尔特姆·法亚尔出版社，1987年，第2l，29页；并参见谈书中译本(名为《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23页。）他所找到的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我疑我思故我在”（Dubif0．cogito，ergosum、)。据他自述：我发现．“我思故我在”（jepense，donciesuis)这条真理是如此确实可靠．以致怀疑派的一切最狂妄的假设都不能使之动摇，所以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接受它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原理；我可以设想我自己没有形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处的世界和场所，却不可以设想我不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依据我想怀疑其他事物的实在性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和确定地推论出我存在，另一方面，只要我停止思考，尽管我想象过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我存在过。（参见上书．，第32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27—28页）这与神学哲学以上帝为绝对无疑的逻辑起点是截然不同的。尽管知识学方面的思想在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中所占比重不是最大的，但其著名哲学学说中多半属于知识学。
对F．培根和R．笛卡尔的评价：
F．培根和R．笛卡尔被哲学史家们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前者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后者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创者。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中虽然不乏知识学思想，在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如智者派、皮浪派)那里，知识学思想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看来，知识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分支。
而自F．培根和R．笛卡尔开始，知识学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韵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惟一主导地位，尽管他们中有些可能称其他哲学分支(如形上学或伦理学)为最重要的哲学部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派系——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就是以知识学中关于知识的根源、限度和标准的两种思潮来命名的。
知识学在近代的兴盛既可以通过哲学家们的主要著作得到佐证，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特色学说得到印证。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代表作中，都有知识学专著或主要属于知识学的著作。例如，
F．培根的《新工具》(1620)，R．笛卡尔的《方法谈》(1637)，B．斯宾诺莎(Baruch[Benedictus]deSpinoza，1632—1677)的《理智改进论》(1661--1662)，J．洛克(JohnLocke．1632J1704)的《人类理智论》(1690)——它是一部代表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知识学专著，G．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YonLeibniz，1646—1716)的针对J．洛克的《人类理智论》写成的《人类理智新论》(1704)——它是一部代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知识学专著，G．贝克莱(GeorgeBerkelev，1685—1753)的《视觉新论》(1709)和《人类知识原理论》(1710)，D．休姆(DavidHume，1711—1776)的《人性论》(1739．．1740)第一卷“论理智”和据此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探究》(1748)，D．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的《对自然的解释》(1754)，E．孔狄亚克(EtienneBonnotdeContillac，1715—1780)的《论人类知识的起源》(1746)和《论感觉》(1754)，I．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它以考察数学的、科学的和形上学的知识是否和如何可能为主旨，J．费希特(JOMnnGottliebFichte，1762--1814)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J．费希特的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名称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译为“知识论”更确切)与作为哲学分支之一的知识学并不同一，尽管他说过其知识学体系以探究知识的一般发生(包括知识发生的方式和条件、知识的要素及其关系等)为要务，A．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1813)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第一篇“世界作为表象初论”，E．马赫(EmstMauch，1838~1916)《感觉的分析》(188s)和《认识与谬误》(1905)，H．柯亨的《康德的经验理论》(1871)和《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E．哈特曼（EduardvonHartmann，l842一l906)的《知识学的基本问题》（1890），R．阿芬那留斯(RichardAvenarius，1843—1896)的《纯粹理性批判》(1888~1890)，H．李凯尔特的《认识的对象》（1892），等等。其中，F．培根的《新工具》、J．洛克的《人类理智论》G．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D．休姆的《人性论》、G．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论》、E．孔狄亚克的《论人类知识的起源》、I．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J．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E．马赫《感觉的分析》、R．阿芬那留斯《纯粹经验批判》等更是各该哲学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MarieArouet]，1694—1778)、J．拉梅特利、C．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elv6tius，1715—1771)、P．一H．霍尔巴劾(Paul—HeinrichDietrichd'Holbach，1723一l789)等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F．施莱尔马赫(FriedrichDanielErnstSchleier．macher，1768—1834)、G．黑格尔、F．谢林、J．赫尔巴特、L．费尔巴哈、R．洛采(RudolfHermannLotze，1817—1881)、W．文德尔班等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J．S．密尔(JohnStuarlMill,1806一．1873)、H．斯宾塞(HerbertSpenter，1820---1903)、Th．格林(ThomasHillGreen，1836~1882)、F．布拉德雷（FrmacisHerbertBradley，1846--1924)等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虽然没有知识学专著，但在各自的哲学著作中都专辟章节考察过某些知识学论题。在近代西方哲学中，许多特色学说属于知识学或与知识学密切相关。例如F．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四假相说(种族的、洞穴的、市场的、剧场的假相)、科学归纳法中的三表法(本质和存在表、类似情形下的缺乏表、程度或比较表)、关于认识方式的蚂蚁蜘蛛蜜蜂之喻，R．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我思故我在、天赋观念说、真理标准论中的清晰明白说，Th．霍布斯(ThomasHobbes，l588一l679)的推理即概念计算，B．斯冥诺莎的二类知识说（感觉和想象的、理智的、直觉的知识)、真理标准论中的内外标志说，J．洛克的关于认识镩源的白板之喻、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说、三级知识说（感觉的论证的和直觉的知识)，G．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关于天赋知识潜能的大理石纹路之喻、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说，G-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对象与感觉同一，D．休姆的简单知觉和复杂知觉说、印象与观念对应、经验推论和抽象推论说、因果律出于习惯性联想，E．孔狄亚克的感性观念和理性观念说，J．拉梅特利的关于感官与外物关系的琴弦琴键之喻、关于感性认识过程的幻灯之喻，C．爱尔维修的判断即感觉，D．狄德罗的关于感性认识方式的蛛网之喻、认识自然三法(观察、思考、实验)，P．一H．霍尔巴赫的感觉是真理的工具，I．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之分、先验综合判断说、先验感性(直观)形式说、先验知性(逻辑)范畴说、先验图式说，J．费希特的自我设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与非我统一，F．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说，G．黑格尔的三段式辩证法(正反合)、思维与存在同一、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说、真理过程说，F．谢林的纯粹自我意识发展四阶段说(感觉、创造性直观、反思、绝对意识活动)，J．赫尔巴特的无意识说，A．叔本华的世界是认识者的表象、知识是意志的高级客观化、充足理由律四重根据说(关于直观经验表象的物理根据、关于抽象概念韵逻辑根据、关于纯粹时空直观的数学根据、关于意志主体的伦理根据)，L．费尔巴哈的主客体统一说、真理标准论中的实践说，J．S．密尔的因果联系五判定法(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H．斯宾塞的认识即分类、三级知识说(最低级知识、科学知识、哲学知识)，Th．格林的自我意识综合说，E．马赫的物即感觉复合、经验要素说、思维经济原则，H．柯亨的物自体表示认识的极限，R·网芬那留斯的经验依附系列和独立系列说、原则同格说，F·布拉德雷的三类经验说(直接经验、相对经验、绝对经验)、直觉是自尽的思维，W．文德尔班的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分，H.李凯尔特的普遍化方法和个别化方法、三个世界说(事实世界、价值世界、内在意义世界)，等等。近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知识学论题有：认识的根源，认识的范围或限度，认识的类别或层次，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能力，认识方式，认识过程，认识规律，各种认知要素(感觉、理智、直觉)之间的关系，各类认识(感性的、理性的、直觉的认识)之间的关系，等。他们大体可分为两派：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一般认为：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根源，未曾在感觉中出现过的东西不可能在理智中出现，天赋观念并不存在，任何认识只有在经过了经验(含实验所得经验)验证之后才能被当作真理。理性主义者一般认为：人类知识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天赋观念，这类知识完全不依赖于感觉经验，来自感觉经验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可靠的、非普遍必然的，一个观念只要清晰自明而无须由经验证实就可以被判定为真理。但是，这两股知识学思潮并非冰炭不容，它们其实达成了若干共识。不论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大多高度肯定人类的认识主体性，而又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他们大多相信直觉知识是最普遍的最可靠的知识，因而是最高级的知识。
西方哲学的第二次大转向是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如仿效对第一次大转向的原因的探讨，我们同样可以从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动力和学术动力四个方面来探讨第二次转向的原因。其中社会动力是最值得重视的原因。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现实基础是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自然科学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勃兴。14世纪初期出现于意国少效几个城邦、而后逐渐蔓延到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给欧洲人带来了艺术(主要是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的复兴，而且给他们带来了科学(主要是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医药学)的复兴。16世纪中叶以来，基于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蓬勃兴起。一百余年内，自然科学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成就，而近代天文学之父、日心说创立者N．哥白尼(NicolausConernicus[KoppernigkJ，1473—1543)，行星运行三定律发现者J．开普勒(JohnnesKepler，1571—1630)等在天文学中，近代物理学之父、发现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等运动规律的G．伽利略(Galile0Galilei，1564—1642)等在物理学中，近代解剖学奠基人A．维萨留斯(AndreasVesalius，1514~1564)、血液循环论创立者W．哈维(WilliamHarvey，1578—1657)等在生理学中，近代医药化学奠基人帕纳塞尔苏斯或Th．霍亨海姆(Paracelsus[TheophrastyonHohenheimJ，约1490_一1541)等在医药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这样一些问题推到了哲学家们面前：人类知识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的范围有多大或它的限度在哪里?它有哪些形式或类别?如何保证其普遍必然的效力?怎样验证其真理性?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或对自然科学颇有研究的哲学家们，不能不思考和解答时代精神向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而当他们深入思考和系统解答它们之际，知识学便开始在近代哲学中崛起。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以往哲学中零散的知识学研究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经验心理学的发展。尽管在远古的和中古的西方哲学中，知识学不受重视，甚至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但是这两个时期的不少哲学家还是对若干知识学问题做过或顺带的或专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颇具特色的零散成果(参见上文)。这些成果对于近代哲学家们的深人系统的知识学研究是有益的。思想的任何创新和进步都建基于学术传统之上。哲学思想的创新和进步尤其如此。在为近代知识学的兴盛奠定理论基础的众多先哲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世纪晚期的具有异端倾向的唯名论者们，如R．培根、J．司各脱、W．奥卡姆，他们对感觉经验的高度重视和对实验科学的大胆倡导，对后来的F.培根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有趣的是，这三位注重感觉经验、推崇实验科学的唯名论者都出生于布列颠，都曾在牛津大学求学，这一事实使人们有理由确认，近代经验主义哲学首先产生于英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在造型艺术和医疗技术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生理学获得长足的发展。而生理学的发展又带动了心理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前期的心理学虽然还处于狭隘经验层面，即完全依赖于极其有限的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他人的观察，但关于某些心理要素和心理现象还是获得了空前地真切和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深化和细化近代哲学家们的知识学研究大有裨益。近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R．笛卡尔、Th．霍布斯、B．斯宾诺莎、G．莱布尼茨、J．洛克、G．贝克莱、D1．休姆、E．孔狄亚克、C．爱尔维修、I．康德、G．黑格尔、J．赫尔巴特、J，S．密尔、H．斯宾塞等，都对心理学问题颇有研究，其中有些还撰写过心理学专著，如J．赫尔巴特的《作为科学的心理学》、H．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等。他们研究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其知识学研究奠立深度理论基础。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社会动力是认识主体性逐渐觉醒的民众要求对—切所谓知识和真理全面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清理。在长达数百年的基督教中世纪里，西方民众被要求先信仰后理解——实质上是只信仰不理解，即毫不怀疑地相信宗教教义和神学教条的真理性，而不管它们是否可以理喻和能否得到证明。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西方民众的长期被压抑和遭蒙蔽的认识主体性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先信仰后理解，不再容忍其理智被蒙骗被愚弄，他们要求对一切以知识名义出现的观念和学说，尤其是所谓神学真理，全面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清理，以甄别哪些是真知灼见而哪些是妄说谬论。F.培根对妨碍真理的四种假象(尤其是剧场假相）的揭露和R.笛卡尔对披沙拣金的普通怀疑原则的倡导．就是l6一l7世纪里西方民众的普遍要求之哲学表达。近代哲学家们顺应了这种普遍民意，于是知识学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脱颖而出。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学术动力是哲学发展到更高程度后必然向哲学家们提出进一步深入系统认识人自身的要求。西方哲学演进到17世纪，步人了其真正的成熟期。如果用人生阶段来类比，那么远古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早熟早慧的童年，中古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迷茫消沉的少年，而近代则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振作奋发的青年。在进入青年期之际，西方哲学必定渴望作为一番，这就要求哲学家们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认识人本身，因为哲学意识到，它在认识自然事物方面愈来愈落后于方兴未艾的自然科学．但是在认识人类事物方面它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它只有在此方面下大功夫方能有所成就。而对人类事物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人生和政治，否则就难以超越先哲们，这样，认识人类的认知(包括其活动和结果)就成为了近代哲学家们的共同选择。这是一一个远古哲学家们发掘得不甚深入的富矿，正待近代哲学家们悉心尽力地开采。F．培根致力于发明“新工具”，就是为了推动“学术的进步”，造就知识的“伟大的复兴”，而这种进步、复兴首先是知识学本身的进步、复兴。他所发出的知识与力量合一(被译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既是当时普通民众的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迫切要求的体现，也是当时哲学家们的建构全新知识学体系的共同愿望的表达。
三、第三次转向——语言哲学的出场
以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的哲学为界，现代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是西方哲学的第三次大转向。它可以被称为丛以形上学和知识学为中心向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与形上学、知识学分庭抗礼转变，简称为语言学转向。如果说语言哲学是彻底反叛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的产物，那么科学哲学则是传统知识学的延伸——科学哲学实质上就是一门特殊知识学即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哲学。语言哲学在20世纪lO年代末即已崛起，而科学哲学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崛起，前者比后者早当道十多年，故而这里主要取例于语言哲学来谈论西方哲学的第三次转向。由于语言哲学在以往西方哲学几乎无迹可寻，因此这次转向显得特别突出，比前两次更加引人注目，以致一提起西方哲学的转向，人们首先想到的、甚至惟一想到的就是语言学转向。尽管第三次转向主要发生在英美哲学中，但欧陆哲学家们中也有些对语言问题颇为重视，如现象学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E．胡塞尔、存在主义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M．海德格尔、解释学最重要代表人物H.一G．伽达默尔(Htans—GeorgGadamer，1900-一)等。
在20世纪以前，西方哲学中没有语言哲学。不过，要在现代以前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找到一些语言哲学观念或学说是可能的。如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该派另一位哲学家高尔吉亚论及语言的可传达性；中世纪唯名论者P．阿伯拉尔(PetrUSAbailardus，1079一1142)、R．培根、J．司各托、W．奥卡姆等论及概念与指称对象的关系；17—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G．维科(GiovanniBattistaVico，1668—1744)、法国哲学家E．孔狄亚克和J．一J．卢梭(Jean—JacqUeSRod8seau，1712—1778)、德国哲学家J．赫尔德(JohannG0t-tfriedvonHerder，1744—1803)从不同角度探究过语言的起源；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K．洪堡(KarlWilhelmyonHumboldt，l767---1835)在研究各民族语言的过程中考察过语言的形成、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形式或结构、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等等。另外，逻辑学中关于概念和命题的部分研究大体上也可以归人语言哲学。
G．黑格尔去世之后，各种改造传统哲学的方案不时显现。它们的共通之点就是试图使哲学科学化——其实，在C．黑格尔之前，也有人试图使哲学科学化，如R．笛卡尔和B。斯宾诺莎就让其哲学仿效几何学。A．孔德(AugusteCorn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是较早的一个方案。19世纪末以来，在科学突飞猛进的凯歌中，哲学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危机，更多的哲学家潜心构思解决方案。G．摩尔(GJeorgeEduardM00re．1873一1958)于1903年发表《驳斥唯心主义》一文，显示了年轻一代英国哲学家欲与传统哲学决裂以摆脱哲学危机的共同信念。B．罗素当然也在此行列中。据他自述，他在剑桥大学求学时被灌的是I．康德和G．黑格尔的哲学，但后来他与G．摩尔等一道弃绝了这两种哲学，而在1899—1900年间采用了逻辑原子主义和数理逻辑中的皮亚诺技术。（参见B．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页。皮亚诺技术一意指意大利国数学家G．皮亚诺(GuiseppePeeno，1858—1932)在分析数学命题和数学推理时所采用的一套表意符号语言和逻辑运算规则）这一转变被他视为其漫长哲学生涯中主要的分界。1912年，一位原本学机械制造和航空工程的奥地利青年来到剑桥大学拜B．罗素为师，他就是L．维特根施坦。在持续三年的师生讨论中，一个宏大的改造传统哲学、摆脱哲学危机的方案——分析哲学计划基本酝酿成熟了。1918年B．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出版，他承认其中很多观念来自他以前的学生L．．维特根施坦或受到过这位亦徒亦友的天才青年的影响。在该书中，B.罗素抱怨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充斥着归咎于不良哲学语法的错误，关于实在或现实的一切见解全都是在符号论上稀里糊涂的产物。他认为，要创立逻辑上完美的理想哲学语言，就必须重建一套精确的哲学语法，而这样的哲学语法只能来自对组成世界的事实的严密逻辑分析。他称最简单的事实为原子事实(atomicfact)，称复杂的事实（主要由原子事实构成)为分子事实(molecularfact)，称表达原子事实和分子事实的命题分别为原子命题(atomicproposition)和分子命题(mokularoroposition)o他倾向于主张，一切哲学观念或学说都应当通过原子命题及其真值函项(truth—function)来表述，这样，哲学就可能避免含混不清而变得清晰明确。（参见B．罗索《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载于J．斯雷托编《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及其他论文集(1914--1919)>，伦敦：乔治·艾伦和安文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第234，166，l76．177，184，186页；并参见该文中译本，苑莉均译，载于R．马施编《逻辑与知识(1905--1950年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26，224．238，239，250，253页）其实，通过基于数理逻辑的语言分析使哲学命题变得清晰明确的设想在他与其导师A．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llead，1861—1947)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_1913)中即已提出，只不过在其《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中被表述得更加明确和具体。1921年，L．维特根施坦的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其本身也充满火药味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在该书中，他批判以往哲学(特别是形上学、伦理学、美学)中大多数问题和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因为它们属于不可思考者和不可言说者之列，出于对语言逻辑的不解或无知。他认为，哲学首先应为思想的表述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线，以区分可思考者与不可思考者亦即可言说者与不可言说者，哲学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分析使思想的逻辑变得明晰，因此可以说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他也倾向于主张，以表达原子事实(Sachverhalt)的基本命题(Elementaratz)及其真值函项(Wahrheitsfunktion)来表述一切哲学观念或学说。（参见L．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德一英对照本)，第52—63，26----27，76---77，102--103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8，20，44---45，57页）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被公认为分析哲学运动的发起者。此外，G．摩尔也被其些人视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因为他不仅在英国哲学界带头反叛以I．康德和G．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哲学，而且在其《伦理学原理》(1903)中把伦理学的任务规定为善之语义分析——如此推而广之，各门哲学分支的任务就是对各自的基本术语的语义分析，进而哲学的首要使命就是对关键概念的语义分析。还有人认为G．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是分析哲学创始人，因为他在其《表意符号》(1879)和《算术基础》(1884)等著作中为分析哲学奠定了数理逻辑基础。尽管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在其哲学著作中没有做过多少语言分析工作，但是他们的呼吁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形式语言学派或理想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等派别的分析哲学家们的热烈响应．而这种响应使得语言哲学迅速在现代哲学中崛起。
现代以前的西方哲学中虽然不乏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但语言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分支出场是现代的事情。在现代哲学中，不能说形上学和知识学等老资历的哲学分支彻底衰落了，但至少可以说它们不像在古典哲学中那样风光了。而语言哲学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哲学虽然并非独领风骚，但至少抢了形上学和知识学的风头，因而比起诸后者来更加夺目耀眼。语言哲学作为一个派别就是分析哲学，或者说分析哲学在学科上主要属于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主要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含维也纳学派、柏林学派和华沙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含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等派别。其创始人之一B．罗素的相关著作有《逻辑原子主义哲学》(1918)、《论命题》(1919)、《逻辑原子主义》(1924)等，另一位创始人L．维特根施坦的相关著作有《逻辑哲学论》(1921)。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MoritzSehlick，1882—1936)，其相关著作有《1926一1936年论文集》(1936)等；该学派主要代表、逻辑经验主义集大成者R．卡尔那普(RudolfCalrnao，1891—1970)，毕生致力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其相关著作有《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哲学与逻辑句法》(1935)、《语义学导论》(1942)、《意义和必然性：语义学和模态逻辑研究》(1947)、《世界的逻辑构造和哲学中的假问题》(1967)等；柏林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H．赖兴巴哈（HansReichenbach，1891—1953)，其相关著作有《符号逻辑原理》(1947)等；华沙学派主要代表、逻辑语义学创始人A．塔尔斯基(AlfredTarsky，1902一l983)，其相关论著钉《形式语言中的真概念》(1933)、《科学语义学的创立》(1935)、《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引论》(1936)、《语义学的真概念与语义学基础》(1944)、《逻辑学、语义学、元数学》(1956)等；早年属于维也纳．纳学派的A．艾耶尔(AlfredJulesAyer，l910---l989)，其相关著作有《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等。日常语言分析的代表人物有：后期L．维特根施坦，其相关著作有《哲学研究》(1953)；剑桥学派主要代表J．威斯顿(JohnWisdom，1904一)，其相关著作有《解释和分析》(1931)、《逻辑构造》(193l—1933)等；牛津学派创始人G．赖尔(GilbertRvle，19001976)，其相关著作有《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1932)、《范畴》(1937)、《心的概念》(1949)、《哲学论证》(1945)等；牛津学派重要代表之一J．奥斯汀(JohnLangshawAustin19ll—1960)，其相关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961)、《如何以言行事》(1962)等；另一位牛津学派重要代表P.斯特劳森(PeterStrawson，1919一)，其相关著作有《论指称》(1950)、《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体：论描述形上学》(1959)等。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上述二派的著名语育哲学家．他们主要是美国学者。例如：以批判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教条，一切有意义命题都等值于某种感觉经验的还原论教条)和提出存在论承诺说(不论哲学命题、数学命题还是自然科学命题都以某种存在论承诺为前提)而著称的W．奎因(WiujamVanOrmanQuine，1908～)，其相关著作有《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语词与对象》(1960)、《逻辑哲学》(1970)、《所指的根源》(1974)等；实在论代表、提出真理一意义融贯论的D．戴维森(I)onaldHerbertDavidson，19l7一)．其相关著作有《真理与意义》(1967)、《自然语言和语义学》(1970)、《保卫约定T》(1973)、《论行动和事件》(1980)、《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1984)等；新实在论代表、提出语言共同体说和直接指称论的H．普特兰(HilarvPutnartI，1926～)．其相关著作有《逻辑哲学》(1971)、《哲学论文集》(1975)；创立转换生成语法论、提出语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说的N．乔姆斯基(NoamChomsky，1928一)，其相关著作有《句法结构》(1957)、《句法理论的若干方面》(1965)、《语言与心理》(1968)、《语言论》(1975)、《规则与表达》(1980)等；创立模态逻辑语义学、提出历史一因果的命名论及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说的S．克里普克(SaulKripke，1941一)，其相关论著有《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研究》(1962)、《模态逻辑语义分析》(1965)、《同一性与必然性》(1971)、《命名与必然性》(1972)、《真理论概要》(1975)、《言说者的指称与语义学的指称(1977)等。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语言哲学论题有：语育的本质、原则、类型、要素、结构、功能，语言与思维、与逻辑的关系，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与对象、与解释者的关系，命题的意义及其与真理的关系，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言语行为，私人语言，等。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几乎都对传统哲学深为不满，因为它缺乏“科学性”，即其语言含糊不清、歧义迭出。他们(或许W．奎因、J．威斯顿、P．斯特劳森等例外)认为，传统哲学中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无意义的伪问题和伪命题，因而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应当被拒斥。他们的共同意图是通过语言分析为哲学创立一门严格的清晰精确的工作语言。但是，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几乎都卷入了对普通语言学问题的哲学的或非哲学的探讨和论争中。这样，理想的哲学语言迄今未被创建起来，而哲学却被推入一种新繁琐哲学的尴尬境地。时至当今，哲学界不得不重新思索这样一些问题：哲学能否科学化（实质上是数学化)?哲学科学化之后是否还是真正的哲学?非精确性和可争论性是否恰是哲学的魅力之源?
附：科学哲学的崛起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除了语言哲学的崛起这一转向之外，还有科学哲学的崛起亦值得重视。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关系密切，其主要原因有，有些语言哲学家研究过科学哲学，而有些科学哲学家也研究过语言哲学，这是外在的原因；语言哲学家们试图使哲学科学化，而科学哲学家们借鉴语言分析方法考察科学知识，这是内在的原因。科学哲学包括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证实论和证伪论等派系。逻辑主义，源于逻辑经验主义，在研究和评价科学理论时仅仅着眼于其本身的逻辑结构、体系构成和依靠先验原则、普遍标准，而无视其历史背景和建构过程，有绝对主义之嫌。历史主义在研究和评价科学理论时注重其历史背景和建构过程，往往拒斥先验原则、普遍标准，因而不免从情境主义走向极端相对主义。证实论，又称经验证实原则，主张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分界在于科学命题能够被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所证实，而非科学命题则不能。证伪论，又称经验证伪原则，发现很多科学命题不能被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所证实，因此宣称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不在于其命题能否被经验证实而在于其命题能否被经验证伪，科学就是在对假说(或试探性理论)的不断证伪和纠错过程中逐步发展的。16世纪以来，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过若干科学哲学问题，他们可谓科学哲学的先驱者。但科学哲学是在19世纪末形成的，提倡思维经济原则的E．马赫和主张约定论的J．彭加勒(JuleHenriPoillcar,1854～1912)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其奠基人，前者的相关著作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导论》(1883)等，后者的相关论著有《科学与假设》(1902)、《科学的价值》(1905)、《科学与方法》(1908)等。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中叶走向繁盛，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分支。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量子力学家M．普朗克(MaxKarlErnstLudwigPlanck，1858一1947)，其相关著作有《物理学哲学》(1939)、《科学中的伪命题》(1946)：前述创建逻辑经验主义柏林学派的H．赖兴巴哈，其相关著作有《时空观哲学》(1928)、《经验和预测》(1938)、《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1944)、《科学哲学的兴起》(1951)、《现代科学哲学》(1958)等；创立证伪论的K．波普(KarlPopper，1902—1994)，其相关著作有《研究的逻辑》(1933，英译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提出以可转译性标准取代可证实性标准、采历史主义之长弥补逻辑经验主义之短的K．亨佩尔(KarlGustavHempel，1905一)，其相关著作有《科学说明诸方面及其他科学哲学论文》(1965)、《经验科学中概念形成的基础》(1952)、《自然科学的哲学》(1966)等；把证伪论精致化的I．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其相关著作有《证明与反驳》(19631964)、《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0)；倡导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Th．库恩(ThomasSammalKuhn，1922—1997)，其相关著作有《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必要的张力》(1977)；力主多元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的P．费耶阿本德(PaulKarlFeyerabend，19241994)，其相关著作有《反对方法》(1975)、《告别理性》(1987);创立科学合理性网状模型、提出科学研究传统说的L·劳丹（LarryLaudan)其相关著作《进步及其问题：关于科学增长的理论》（1977）、《科学与假设（1981）、《科学与价值：科学的目的及其在科学论争中的作用》（1984）；等等。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科学哲学论题有：科学的分类，各门科学的关系，科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本质、基础、结构、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发展规律，科学真理的标准，科学合理性的根据，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精神，科学史的研究方式等。在其中一些论题上，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如关于科学真理的标准，有人(如E．马赫、J．彭加勒、H．赖兴巴哈、K．亨佩尔)主张证实论，有人(如K．波普、I．拉卡托斯)’则反道而行地标举证伪论。又如关于科学史的研究方式，有人(如H．赖兴巴哈、K．亨佩尔)提倡逻辑主义，有人(M．石里克、R．卡尔那普、Th．库恩、P．费耶阿本德)则针锋相对地奉行历史主义。
西方哲学的第三次大转向同样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产物。参照对第一、二次大转向的原因的探讨，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动力和学术动力四个方面人思。其中社会动功是最直接的和最引人注目的原因。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现实基础是对传统文化(包括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变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思潮。近代以来，每逢世纪之交，人们总是喜好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19世纪晚期，为了设计下个世纪的文化形态，西方民众开始批判地反思他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F．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1844一1900)对西方传统道德(特别是基督教道德)的全盘否定，是当时西方民众批判地反思其传统文化的集中的偏激的体现。与F．尼采在道德领域所掀起的反叛运动差不多同时，象征主义的和表现主义的作家们、印象派的和后印象派的画家们在艺术领域里也发动了针对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叛运动。而最富反思倾向和批判精神的哲学，在一个大反思大批判的时代里肯定是不甘寂莫的。如前所述，在G，黑格尔去世后。各种先是反叛其哲学而后是反叛整个西方古典哲学的新哲学方案不时登台亮相，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在哲学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康德主义耆们和新康德主义者们、黑格尔主义者们和新黑格尔主义者们相继乖老和谢世，意识到若继续枕着I．康德和G．黑格尔的著作入眠就永远也走不出他们的阴影的哲学新秀们，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于是，顺着批判地反思传统文化的滔滔时潮，他们或独自地或三五成群地占据某些未经开垦的山头，插上了他们的色彩鲜明的旗帜。在这些旗帜中，最为耀眼的两面是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的分析哲学之旗与E．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旗，而前者似较后者招展得更出丰采。哲学家本身的创造性对于哲学变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其变革意愿可以从时代精神中获得巨大的支持，那么其创造性将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哲学家们恰好生逢其时，西方民众的批判地反思传统文化的普遍意向成就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哲学伟业。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19世纪晚期以来普通语言学的兴起和数理逻辑的成熟o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当盛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关于一般语言问题的研究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初兴。K.洪堡可以说是普通语言学初创阶段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但正如F．索绪尔(I~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所说，该学派尚未创立真正的语言科学，因为它从来没有下功夫去弄清其对象的本质。（参见F．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l页）他本人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才标志着普通语言学正式形成，其代表作是他去世后由其学生们编定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在此书中，他深入探究了语言的本质和原则、语育的内外要素和共时历时结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的价值、语言的地理差异等一般语言问题。其思想对现代语言学诸流派，如瑞士日内瓦学派、捷克布拉格学派、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述语言学派，都产生过直接影响。19世纪末以来，涉足普通语言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哲学来说是一种直接的理论滋养，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宽广的交叉重合地带——前者的基础部分(普通语义学、普通语用学、普通语形学等)实质上就是语言哲学或者被视为语言哲学。数理逻辑的先驱者是G．莱布尼茨。而其真正创立者是G．弗雷格，他的《表意符号：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纯粹思维的符号语言》(1879)的出版标志着数理逻辑的形成。在该书中，G．弗雷格构造了一个初步自足的逻辑运算系统，它包括三个初始符号(蕴涵、否定、全称)、九个公理和两条变形规则。19世纪末以来，数理逻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20世纪初期跃升为超出普通形式逻辑的主导逻辑。如果说普通语言学为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滋养，那么数理逻辑则为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方法启示。数理逻辑的严密性使一些哲学家看到了摆脱传统哲学危机的出路。他们认为，传统哲学中的绝大多数命题都含糊不清，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概念含糊不清，而数理逻辑却避免了这种含糊性，因此，哲学应当效法数理逻辑，这就要求在严格分析中对哲学语言进行全面的清理，于是，哲学首先变成了语言分析。B．罗素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对数理逻辑颇有创建——独撰《关系逻辑》(1901)、《数学原理》(1903)、《论指称》(1905)、《以类型论为基础的数理逻辑》(1908)并与他人合撰《数学原理》(1910__1913)等数理逻辑论著，L．维特根施坦在受业于B．罗素门下时深入钻研过数理逻辑，这门学科改造和启发了他们两人的哲学观，并对其“逻辑原子主义”产生过实质性影响——这在前者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后者的《逻辑哲学论》中显而易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成熟的数理逻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虽然仍可能在20世纪初期发生．但必定别有一番模样，而且，这种转向很可能不是由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启动了。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社会动力是自然科学的挑战使哲学面临严重的危机。自16世纪实验科学兴起以来．自然科学在短短四个世纪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9世纪里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如电磁理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进化论、细胞学说等等)。相比之下，哲学在二十多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有人感慨：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简直没有进展，而是原地踏步二千多年。有人甚至断言：近代哲学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倒退了，因为它变得愈来愈混乱。对哲学进步的否定就是19世纪末哲学在自然科学的挑战下所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它关系到哲学的前途，关系到哲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或不必要性。某些科学家就公开要求哲学自我了断。而若干衷心眷恋和深切同情这门古老学问的人，特别是一些原先研究数学或自然科学后来转向哲学的人，试图使它摆脱危机。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哲学的状况之所以令人不满，是因为它显得玄奥莫测、含糊不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它之所以如此这般，主要是因为其语言歧义迭出、规则混乱。于是，改造哲学语言就被视为改造哲学使之摆脱危机的先决条件。而要改造哲学语言，先得对语言做一番哲学考察。就这样，语言分析运动兴起来了。简言之，语言哲学是20世纪初哲学意欲通过“科学化”摆脱危机这样一种期望的产物。顺便指出，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意在使哲学摆脱危机的惟一方案，E．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这样一种方案。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学术动力是哲学发展到盛期过后必然向哲学家们提出再进一步深人系统地认识人自身的要求。迨至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可以说发展到了其鼎盛期。它再依照原来的路线前行，就很难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获。山穷水复之处，古典哲学的后继者们必须另辟蹊径，方能柳暗花明。而历史的经验晓谕他们：在人身上总是有文章可做的。于是，比远古和近代的哲学家们再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认识人自身，即从认识人的行为和认知进到认识人的语言。语言是行为的先导，是认知的载体，是行为与认知的中介。从逻辑上讲，哲学本应先考察语言再考察行为。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哲学不可能在远古就开始关注语言。而在现代，哲学有了足够的条件深入研究语言。于是，众多现代哲学家充分利用时代提供的便利条件，在语言哲学领域中悉心耕耘。对语言的哲学关怀尽管姗姗来迟，却正好可以使哲学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当然，希望能否和如何变成现实，这又是一个哲学难题。
四、西方哲学三次转向的启示
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实质上就是哲学对其范围和对象的三次深入的自我开掘，就是哲学的中心区域和重点论题的三次转移。
哲学的可能范围是整个世界，因而是无限的，但是它所能占据的范围受时代状况的制约，因而是有限的。哲学的对象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但它在每个时代所能发掘出来的新对象只有一二类c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能够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和有益的启示。其中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密切相关的有以下三条：
第一，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哲学的演进而变迁。有些人之所以对哲学究竟研究什么感到困惑不解和无所适从，是因为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变化多端，而他们却相信哲学有一成不变的、始终确定的范围和对象、在某种特定的哲学观中，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当然是确定的。可是问题在于，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哲学观。而他们的哲学观之所以不同，内在地是因为他们对哲学本身的兴趣和看法不同，外在地是因为不同时代里学科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对哲学的需求不同。
第二，哲学必须每隔一段时间便开辟和开发新领域，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学术探究犹如采矿，当人们在一个矿场开采得太久时，他们必定要开发新矿场，同理，当学者们在一个领域中探究得太久时，他们必定要开辟新领域。作为思想的采矿者，哲学家们更应当勤于和敏于发现新矿场。开辟和开发新领域，是西方哲学家们的创新意识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西方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种创新意识，因为新领域较之旧领域可以为新发现提供更多的机会。对比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在开辟和开发新领域方面的不同态度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差距，这一启示将会更加令人难以忘怀。
第三，哲学总是可以在人身上大做文章和做大文章。尽管把哲学等于人学(或说思辨人学)是不当的，但是，哲学无疑是以人为中心的。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为哲学是人的哲学，而不是物的哲学或神的哲学。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都是在人身上做文章，即分别就人的行为、人的认知、人的语言做文章。三个时期的西方哲学家们的成功经验值得今人深思和借鉴。由于人作为哲学资源已经被开发了两千多年，因此留给当代哲学研究者仍的处女资源区域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脑筋灵泛的人马上想到了去各个既有区域的交叉地带走一走看一看，他们确实踩到了一好点，如自然与人生之间的生态伦理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自然美学、科学与与社会之间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科学美学等。肯定还有一未被涉足的交叉点。但更重要的是，在人身上发现独立的新区域而非交叉的新地带
第三节 哲学对象之划定及其特性之描述
历史总能给人以启示。通过总观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上述中西哲学家们那里所获得的种种规定，通过纵览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西方哲学史中所经历的三次大转向，我们更有凭依因而更有信心以自己的方式划定哲学的对象，并描述哲学对象的特性。
一、对哲学对象的划定
划定哲学对象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不能局限于哲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也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哲学分支，而应考虑到探究过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各家各派哲学家、哲学史的各个时期和哲学的各个分支。
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派别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不尽相同，彼此有别甚或大相径庭、迥然而异(参见第一节)。哲学不是某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哲学，而是所有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哲学，因此其范围和对象不能仅以某家某派的意见为圭臬。任何人都有权优先喜好和专门关注某个哲学领域或某类哲学论题，但他无权断言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就是他所喜好和关注的那个领域或那类论题。
在世界哲学史的不同时期里，哲学所占有的范围从而它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同的。其总体演变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逐渐失去本不应属于它的一块又一块旧领地，而又开发了它可以在其上大有作为的一块又一块新领地。这样，历史地看，哲学实际据有韵总范围不但没有大量收缩，反而有所拓展。近代以来若干学科从哲学中先后独立出去，这并未大规模地缩小哲学的范围，而只是迫使哲学放弃其部分论题，即把某些传统领域中它不能胜任的论题交托给其他学科。以西方哲学史为例。在远古，西方哲学所占据的范围主要包括自然、人生（或道德）、政治、认知中的思维、艺术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形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逻辑学、美学等构成。在中古，西方哲学所管辖的范围不但没有拓展，反而有所收缩，主要包括宗教、自然、人生、认知中的思维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宗教哲学、形上学、伦理学、逻辑学等构成。在近代，西方哲学所拥有的范围与在中古所管辖的范围相比，大有拓展，主要包括认知(含思维)、自然、人生、艺术、社会中的历史、政治、宗教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知识学、逻辑学、形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构成。在现代，西方哲学占领的范围较之在近代所拥有的范围又有所拓展，主要包括语言、科学、认知(含思维)、人生、艺术、自然、社会(含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形上学、知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构成。哲学不为哲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所独享，而属于全部哲学史，因此不能仅仅依据某个时期的哲学状况来划定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当然，这只是一条抽象的禁令。具体说来，在划定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时，人们不能仅仅依据西方哲学史的远古、中古或近代中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状况。但基本上可以仅仅依据其现代的哲学状况，因为现代哲学的范围比其他任何时期的哲学的范围都要宽广，它几乎囊括了哲学可能涉猎的一切基本领域。
各个哲学分支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就像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一级学科的对象不同一样。譬如，形上学的对象不同于自然哲学的对象，尽管在某些哲学家(如大多数希腊罗马哲学家)那里形上学与自然哲学浑然未分，或者形上学被包容于自然哲学中——这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伦理学的对象不同于美学的对象，尽管它们都是价值哲学；逻辑学的对象不同于语言哲学的对象，尽管它们密切相关，而且很多语言哲学家同时是逻辑学家；政治哲学的对象不同于法律哲学的对象，尽管现代以前的哲学家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法律哲学思想往往混融一团。知识学的对象与逻辑学的对象及科学哲学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严格说来，逻辑学和科学哲学都是特殊的知识学，不过，既然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各自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它们的对象当然也应不同于一般知识学的对象。哲学不等于某个或某些哲学分支，而是所有分支的总和，因此，在划定哲学对象时，人们不能局限于某一或某些哲学分支，哪怕它曾被公认为逻辑上第一的哲学分支(如形上学)或重要性上第一的哲学分支(如伦理学)，而应综合考虑特定时代状况中一切可能的哲学分支。
哲学的可能范围是整个世界，尽管它实际拥有的范围只是世界的某些领域。就对象而言，哲学是探究关于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之究极道理的学问。这里所称世界，不是物理学语义上的世界，也不是心理学语义上的世界，更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语义上的世界，而是形上学语义上的世界，即人类可以思想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世界的各个领域主要指自然、社会含历史)、经济、道德(或人生)、政治、法律、认知(含思维)、语言、艺术(或审美)、宗教、科学、哲学等。社会、经济、道德、政治、法律统属于广义社会，认知(含思维)、语言、艺术、宗教、科学、哲学统属于人类精神。因此，可以说，世界包括自然、广义社会和人类精神三大领域。这与当代中国哲学中盛行的把世界分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不是一回事，因为后一区分中的社会意指的仅仅是人类历史即广义社会的一部分，而思维同样仅仅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普遍根本问题意指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宏观的、总括的和深邃的、持存的问题(详见下文论哲学对象特性部分)。究极道理意指某个学科中前提性的、基础性的或终极性的、超越性的道理。究极道理不同于枝节性的、派生性的、局部性的、特殊性的理论，更不同于仅适用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的个案认识。正因为哲学就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所以它是思辨性的、逻辑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实验性的，它本性上是只需动脑而不必动眼或动手的学问，虽说动眼或动手可能对它有某种益处，它不受时间、地点和外在条件的限制。
基于对哲学对象的上述划定，我们可以分别划定各个主要哲学分支的对象。形上学就整个世界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在所有哲学分支中，其对象是最根本的、最普遍的。不少哲学家称世界方物的总和为存在，因此也可以说形上学就是存在论(或译“本体论")。自然哲学就整个自然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农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这些学科就自然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尽管近代以来各门自然科学先后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但它们与哲学从未彻底分离过，因此在任何时代的自然科学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自然哲学理论。社会哲学就狭义社会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家庭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具体社会学和中国史学、欧洲史学、美国史学、印度史学、阿拉伯史学、非洲史学等具体历史学，这些学科就狭义社会(含历史)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不过，普通社会学和理论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哲学，因此前二者与后者在内容上大面积地交叉重叠是不足为怪的。经济哲学就经济领域中盼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生产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财会学、金融学、证券学等具体经济学，这些学科就经济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但是，经济学原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经济哲学。伦理学就道德或人生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由于道德本质上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因此伦理学也可以被称为人生论(有些哲学家正是如此称谓的）。作为一门形而上的人生论，伦理学不同于营养学、保健学、家政学、优生学等形而下的人生学，尽管诸后者中可能或多或少包含着某些伦理学内容。政治哲学就政治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行政管理学、国际关系学、政党学、领导学等具体政治学，这些学科就政治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众所周知，政治学原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很多名著原本是哲学著作)。法律哲学就法律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程序法学、国际法学等具体法律学，这些学科就法律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同样众所周知，法理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法律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很多名著原本是哲学著作)o知识学就人类认知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感觉心理学、情感心理学、记忆心理学、思维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等心理科学，这些学科就人类认知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p不过，普通心理学或心理学原理中很多内容属于知识学（在实验心理学出现之前，研究心理现象的学者几乎都是哲学家)。作为一门特殊知识学的逻辑学就思维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主要是人类思维的方法和规则)，它包括演绎逻辑学和归纳逻辑学两个传统分支和数理逻辑学、模态逻辑学、多值逻辑学、弗晰逻辑学等现代分支。语言哲学就语言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汉语学、英语学、法语学、德语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具体语言学，这些学科就语言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但是，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学原理中很多内容属于语言哲学(不少语言学
家可以被称为语言哲学家)。美学就艺术或审美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文学学、齿乐学、建筑学、园艺学、雕塑学、绘画学、戏剧学、电影学等部门艺术学．这些学科就艺术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不必说，普通艺：术学或艺术学原理中很多内容属于艺术哲学因而属于美学(不少艺术学家可以被称为美学家)。宗教哲学就宗教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天主教神学、新教神学、伊斯兰教神学、佛学等门派宗教学，这些学科就宗教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然而，各种门派宗教学中都包含着宗教哲学内容。作为一门特殊知识学，科学哲学就科学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包括一般科学哲学(或称科学学)和数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医学哲学等部门科学哲学。元哲学就哲学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是关于哲学本身的哲学，因此又可以被称为哲学学。在此，有必要指陈一种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盛行的哲学对象观的缺失。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真、善、美。这种可能借重于I．康德的说法甚不完整。真、善、美只是哲学的某些分支(知识学、伦理学、美学)的对象的一部分，而非它们的对象的全部，更非整个哲学的对象的全部。
与某些特别的划定相比，我们这里对哲学对象的划定看来并无新意，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吸引力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冲击力。的确，把哲学对象划定为比如人生或价值或认知或语言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更能引起普通理性的注意。而如果有人把哲学对象划定为星相、占卜、潜意识、梦幻、私生活、两性关系或其他任何非常神秘的或特别感性的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必将更加令人难忘。普通理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那些有特色的但并不妥当的意见特加关注和印象深刻，而对那些妥当的但特色不鲜明的学说不予重视和缺乏好感。但是，学术探究的目的不是吸引普通理性的注意力和满足其好奇心，而是发现真知和纠正错误。
就对象而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可以简括为：哲学是逻辑基础，其他各门学科是其应用；其他各门学科是事实前提，哲学是其结论。或者用当代中国哲学界中盛行的说法来表达，哲学为其他各门学科奠立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其他各门学科向哲学供给反思材料和立论依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多种类比来表达：如果说哲学是地基，那么其他各门学科就是其上的建筑；如果说哲学是树根和树干，那么其他各门学科就是其上的枝叶；如果说其他各门学科是溪涧江河，那么哲学就是吸纳百川的大海：如果说其他各门学科是五谷百果，那么哲学就是用谷物水果酿出的醇醪。关于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的关系，我们要以基础论取代至上论，以互补论取代相斥论。哲学不是其他各门科学的最高主宰，而是它们的最深基础，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的科学之王，而是沉潜缄默、冥思苦想的科学设计师。认为科学是哲学之仆、哲学是科学之王、科学应绝对服从于哲学的哲学独裁主义，对科学无益，对哲学终究也无益，因为它激起了科学对哲学的怨恨乃至仇恨。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辅助、相互促进的，而非相互排斥、相互勾斗、相互妨碍的。哲学固不能排斥科学，科学尤不能排斥哲学。认为哲学一无是处、科学无所不能、哲学应当在科学面前自我了断的科学霸权主义，对哲学不利，对科学终究亦不利，因为它将失去必要的引导者和仲裁者。
二、对哲学对象特性的描述
有人说，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不在于考察对象，而在于研究方式。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哲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式上固然不同，而这是由它们在考察对象以及探究目的上的不同决定的。哲学的对象当然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对象。哲学的独特对象体现为其独特问题。因此，哲学对象的特性体现为哲学问题的特性。如前所述，哲学思索整个世界或其各个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由此可以分析出，哲学对象显现出根本性和普遍性，此外它们还呈示出复杂性。
哲学问题进而哲学对象的根本性意指哲学问题总是某个领域里前提性的、基础性的深层问题，它们关涉事物的本原、本质、通式、定型、法则、规律等。它们是恒在的，不会随时空和情形的变化而消失。正因此，现代的哲学家们与远古的哲学家们、东方的哲学家们与西方的哲学家们、民主自由国度里的哲学家们与专制极权国度里的哲学家们可以思索同样的问题。自不必言，哲学问题的恒常性与哲学思想的变动性并不矛盾，因此，不同时代、地区或制度文明中的哲学家们对同一问题完全可能做出不同回答。哲学对事物的外在的、暂时的、偶然的属性和关系不感兴趣，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内在的、恒常的、必然的属性和关系。哲学问题不是表面的和浅显的，而是深邃的乃至本源的，不是多变的和易逝的，而是持存的甚或永恒的，不是细枝末节和随机应景，而是探本溯源和寻根究底，不是无关紧要和可有可无，而是不可回避和必得应对(且往往必得先行解答)。总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体现为哲学问题的深邃性(含本源性)、持存性(含永恒性)、基础性、前提性。哲学虽然着眼于各种现实事物，但却力图使自身避免陷入表浅的问题中。它决不愿意纠缠于纷纭的表象，因为它要透彻事物，把握其内里本真。哲学不会关心花的色彩、草的形状、鸟的喙长、兽的齿数，它关心的是花草鸟兽作为实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作为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作为自然事物与人类的关系、作为受造物与某种至上的神秘存在物(如上帝)的关系；哲学不会关心人们昨天吃什么佳肴、今天穿什么时装、明天到哪里休闲、后天跟谁人拍拖，它关心的是人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人生方式和态度、确立什么人生目的或理想；哲学不会关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花儿作为物在没有人观赏时是否还存在”和“你我他作为人的在世人生情态究竟如何”之类问题；哲学不会关心“玛丽有几只小羊羔”和“约翰打了几只野兔”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人们依据什么原则可以拥有羊羔这样的财富”和“人类是否有权猎杀野兔这样的动物"之类问题。判断一个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根本问题。
哲学可能因其问题的根本性而被指责为玄虚空洞、不切实际。但是哲学必须只关注根本问题，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高深学问。正因为哲学问题具有根本性，各个哲学分支才成为相应领域里其他各门学科共同的逻辑基础。有人反对哲学的本质主义(或称逻各斯主义)，认定哲学并不能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凭着经验而且是哲学家个人的狭隘经验极其有限地认识事物的表象。这种论调毕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况且，哲学能否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是一回事，哲学是否试图这样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试图把握他们各自所研究的领域里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的。
哲学问题的进而哲学对象的普遍性意指哲学问题总是某个领域里宏观性的、总括性的公共问题，它们关涉特定范围内同类事物的属性和关系。它们是普在的，不会随个别事物、特殊情景的变化而置换。正因此，某个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固然要研究，其他相关专家们也要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研究。哲学对任何个别事物的哪怕是内在的、恒常的、必然的属性和关系也不感兴趣，它关注的是特定范围内所有同类事物的这样的属性和关系。哲学问题不是微观的和琐细的，而是宏观的和综合的，不是特例的和个案的，而是总括的和整体的。总之，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体现为宏观性、综合性、整体性、总括性。哲学虽然着眼于各种现实事物，但是却力图使自身避免陷入琐细的问题中。哲学绝不愿意纠缠于繁琐的细节，因为它要总揽事物，把握其全局总体哲学所寻求的道理不足局部的和团体的，更不是个别的和一己的。自然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某一类甚至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自然哲学家们探究的足整个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某一类甚至某一个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而社会哲学家们探究的是整个社会(或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其他各个哲学分支所探究的都是相应领域里的普遍道理。哲学不会关心天气如何变化、草木如何生长、动物如何繁殖、人类如何发育，它关心的是自然万物乃至世界万物的生成原因和变动规律；哲学不会关心这个人或那个人如何认识一株草、一棵树、一匹马、一头牛，它关心的是人类如何认识事物；哲学不会关心“尧舜是否实有其人”、“汉武帝为何迷恋仙术”、“成吉思汉埋骨何处”、“乾隆是否民妇所生”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人类文明史如何起源”、“文化与武力究竟哪个威力更强大”、“必死的人生应当如何度过”、“君主世袭制是否合理”之类问题；哲学不会关心“企业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效益”、“商家可以采取哪些促销策略”、“顾客杀价有什么绝招”、“消费者在自己的正当权益受损时如何索赔”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商业道德的基本规范有哪些”、“交换正义如何加以保障”、“矫正正义怎样才能实现”之类问题。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哲学问题，除了要看它是不是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根本问题外，还要看它是不是其中的普遍问题。
哲学可能因其问题的普遍性而被指责为空泛无边、大而不当。但哲学必须只关注普遍问题，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博大智慧。正因为哲学问题具有普遍性，各门哲学分支才成为相应领域里其他各门学科通用的理论平台。有人反对普遍主义，认定共相、共性只是人类思维的假设，而非事物的真实，哲学根本不应研究什么共相、共性，只应力所能及地考察具体事物的殊相、个性。这种论调同样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事物之有共相、共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包括哲学家们）对此认识不一，那是因为他们的认识能力、认识手段和认识方式不同同，而并非因为事物的共相、共性子虚乌有。
哲学所思索的问题是根本的和普遍的，因而必定是复杂的。哲学问题的进而哲学对象的复杂性意指，哲学问题在探究方式上是无规则的、多种多类的，在最后结论上是无定论的、各式各样的。哲学道理总是非终极的，即永远尚待发展，总是非绝对的，即总是可以争论。对哲学问题的探究，不像对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有确定的规则(方法、程序、模型)可以遵循。哲学问题的答案，也不像自然科学问题的答案，有惟一正确的结论。1+1=2、23=8、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梯形的面积等于上底与下底之和乘以高度的一半，这些虽然在世界的某个领域即数学领域中是根本的和普遍的，却不是哲学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惟一的、绝对的。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探究同一哲学问题，并且得出各有其理的不同结论。如关于人性，人们可以从伦理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坚持性善论、性恶论、性非善非恶论、性亦善亦恶论或性善情恶论等。又如关．于人生方式，人们可以信奉享乐主义、中道主义或温和节制主义、严格节制主义甚或禁欲主义。再如关于人生意义，人们可以主张享乐说、无谓说、献身上帝说、自我实现说或社会奉献说等。复如关于人我群己关系，人们可以倡导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己他两利主义(或互利主义)、有限利他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或集体主义等。在哲学探究中，无所谓惟一可行的方法，无所谓惟一正确的结论。哲学中只有思路更合乎逻辑与不合逻辑之别，只有理由更充分与不充分之别。应当承认，从人类普遍价值观角度看，有些哲学观念或学说是非常可取的或较为可取的．也有些是较不可取的或很不可取的。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哲学问题，除了要看它是否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根本的和普遍的问题，还要看它是不是其中的复杂问题。
哲学并非有意要使问题及其答案复杂化，而是致力于在原本复杂的问题中寻求更加合理的答案。世界本身是繁复的，万物本身是艰深的，哲学不避繁复、不畏艰深，苦苦求索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哲学的崇高之所在。有人对同一哲学问题的答案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深感不满，视之为传统哲学的沉疴痼疾，并企望创立命题精确的、答案惟一的科学化哲学。就哲学语言应当力求明确清晰而言，这种主张不无价值，但试图把所有哲学家的思想统一到一个范式中，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应当说是害多益少的。严格科学化的哲学不再是智慧，而变成了技术——现代某些逻辑学派别的和语言哲学派别的情形就是如此。
综合哲学对象的上述三个特征，可以说，哲学是就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领域中的根本的、普遍的、复杂的问题思辨地陈述的根本的、普遍的、复杂的高明意见。哲学是一种意见，而不是一种严格语义上的知识，更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最高级的知识，不过，哲学是最高级的意见，是一切意见中最高深的、最广博的、最高明的意见。承认哲学是意见而非知识，这并未贬低哲学的地位和否认哲学的作用，因为人类世界既需要真正的知识也需要高明的意见，丽在前者积累到．定程度后，更加迫切地器要后者。
第四节 哲学基本问题略议
哲学对象就是哲学问题集合。在众多哲学问题中，有些相对而言更为根本更为普遍因而更为重要。最根本最普遍因而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被惯称为哲学基本问题。如果说哲学对象是元哲学问题中的首要问题，那么哲学基本问题则是有关哲学对象的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不像有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的选择视角或视点的转换而变化的。从不同的哲学体系出发，从不同的哲学分支出发，从哲学史的不同时期或时代出发，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可能甚或必定不同。就偏爱某个哲学派别而不偏重任何哲学分支或不偏向哲学史的任何时期的人而言，选择何者为哲学基本问题取决于他们最喜爱哪个哲学派别。譬如，喜爱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者与喜爱黑格尔主义者或新黑格尔主义者，喜爱实证主义者与喜爱意志主义者，喜爱现象学者与喜爱解释学者，喜爱存在主义者与喜爱分析哲学者，他们各自的选择可能不同。就偏重某个哲学分支而不偏爱任何哲学派别或不偏向哲学史的任何时期的人而言，选择何者为哲学基本问题取决于他们最看重哪个哲学分支。譬如，重视形上学者与重视知识学者，重视自然哲学者与重视社会哲学者，重视伦理学者与重视美学者，重视语言哲学者与重视科学哲学者，他们各自的选择必然有别。就偏向哲学史的某个时期而不偏重任何哲学分支或不偏爱任何哲学派别的人而言，选择何者为哲学基本问题则取决于他们最推崇哲学史的哪个时期。譬如，推崇希腊罗马哲学的人与推崇中世纪哲学的人，推崇近代西方哲学的人与推崇现代西方哲学的人，他们各自的选择定当不一。
一、从不同哲学体系出发的不同选择
很多哲学家们是从各自的哲学体系出发来选择哲学基本问题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形形色色。其中，有些措词上不同但实质上一致，有些不仅措词上不同实质上也有异。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著作残篇中的学说表明，他们选择万物的本原或始基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学说几乎都是有关万物的本原或始基的，如泰勒斯的水本原说，阿纳克西曼德的无限者说，阿纳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毕达戈拉派的数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活火说，巴门尼德的存在说，阿纳克萨戈拉的种子说，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四根说，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说等。
柏拉图无疑以理念与事物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理念论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础，而理念与事物的关系是其理念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其理念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答可知世界中的理念怎样为可见世界中的事物所拥有、前者如何决定后者而后者如何体现前者这些问题。他提出的基本学说就是分享说，即可见世界中的每一类事物相应于可知世界中的一个理念，前者通过分享后者而成为真实的事物。譬如，事物因分享了美理念而成为美的，因分享了公正理念而成为公正的，因分享了大理念或小理念而成为大的或小的，因分享了一理念或多理念而成为单一的或复多的，因分享了类似理念或不似理念而成为类似的或不似。（参见柏拉图《巴门尼德篇》(希—．英对照本)，H．N．福勒译，载于《柏拉图文集》第六卷，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有限公司／纽约：G．P．帕特南氏兄弟出版公司，1926年，第206-207，212-213页；并参见该文中译本(名为《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8，57页。）
亚里斯多德以实体的本原和原因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作为他所云第一学科的主要部分的实体论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础，而实体的本原和原因又是其实体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在其《形上学》第四卷中，他明确提出，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实体的本质(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固有属性，就是研究实体的本原和原因。（参见亚里斯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62，66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57，61页）关于实体的固有属性，他主要论及了两个：先在性和自存性。原初实体在时间、认识和言说中都是第一位的，即在物理时间中它先于其他东西而存在，在认识过程中它先于其他东西被认识，在概念定义中它先于其他范畴被言说；每个原初实体都是独立自存的，不依赖于或不包含于任何其他东西。(参见上书，第130---131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125—126页)关于实体的原因，他阐述了四因说，即实体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四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见亚里斯多德《物理学》(希一英对照本)上卷，Ph．威克斯梯德译，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有限公司／纽约：G．P．帕特南氏兄弟出版公司．1929年，第164一165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
Th．阿奎那当然以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为哲学基本问题(其他中古神学哲学家亦如此)。因为他说过形上学或第一哲学的主要对象是上帝，而在关于上帝的诸问题中，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是首要的。他对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和对上帝属性的多种描述不仅是其《神学大全》的起始部分，而且是其整个神学哲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其五种证明可分别被概称为关于事物运动或变化的第一推动者说、关于事物动力或成因的终极致动因说、关于事物存在样态(或然性和必然性)的自因必然性说、关于事物完善程度的最高完善性说、关于事物秩序或目的的终极目的性说。（参见Th．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卷第一部分，载于A．佩吉斯编注《圣托马斯·阿奎那基本著作》(英译本）上卷，第22-23页）他描述过的上帝属性依次是：至善、无限、普在、不变、永恒、统一。（参见上书．第51---90页）
I．康德在其中年时所撰《纯粹理性批判》中申明，他的哲学沉思所关注的_切问题可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其完整的表述是如果我做我所当做，那么我可以因此期望什么”)。他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单纯思辨的，属予理论哲学或知识学；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属于实践哲学或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属于宗教哲学或神学。（参见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德文本)，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三卷，莱比锡：雷奥泼尔德．佛斯出版社，1867年，第532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54页）在其晚期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出他的哲学沉思所火注的第四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属于人类学。他认为，由于前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都密切相关，因此它们都可被视为人类学论题。可见，在I．康德看来，不同哲学分支有不同的基本问题。不过，就其哲学体系而言，他实际上把人类知识的条件和限度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其最重要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形上学知识何以可能的一种系统探讨。其基本观念是，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都以先验综合判断(synthetischesUrtheilaDriori)为原则，作为数学知识的先验综合判断出自纯粹感性直观形式(reineFormsinnlicherAnschauungen)即先验时间感和先验空间感，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验综合判断出自超验图式(tratls8cendentalesSchema)对经验直观材料与纯粹知性概念(reinerVerstandesbegriff)的统合。（参见上书。第42-45，55-57，140--146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8—40，49-51．143一150页）但形上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并未解决。
F．谢林在其《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提出，如果哲学是至高无上的学科，那么其首要任务就是解答这一问题：与作为第一位的绝对的东西的主观者(Subjektive)相一致的客观者(Obiektive)何以会归依于它?或日，从作为第一位的绝对的东西的主观者中，客观者如何产生出来？（参见F．谢林《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德文本)，第12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8一9页）换言之，在他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就是自然如何从精神中产生或物质如何从意识中产生。这一问题属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过它所追问的不是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它本身就预设了精神先于物质而存在），而是精神如何产生物质，因此它是一个规定了世界观立场的问题。
G．黑格尔既然把绝对理念的演化历程当作其哲学的对象那么他必定把绝对理念的演化规律确定为哲学基本问题。在其《哲学全书纲要》导论中，他称绝对理念的演化规律为真理，宣称哲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这种真理，而他本人的全部哲学劳作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关于这种真理的科学知识。（参见G．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德文本)第一卷，第4l，14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7，5页）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理念从逻辑经自然到精神的漫长演化过程的辩证展开、伽所找到的绝对理念的普遍演化规律就是体现为正反合三段式的否定之否定(NegationderNegation)——这可以从其哲学体系建构方法中见出o
F．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宣称，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Denken)与存在(Sein)的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尽管思维只是意识的一部分，存在不等于物质，但在F．恩格斯那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基本上等同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本人有时也用后一种关系代替一种关系）。前苏联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大多因承F．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与精神(或物质与意识)的先后关系，其二是思维与存在(或认识与对象)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对前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依据。凡认定自然先于精神而存在(戡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世界观学说属于唯物主义；反之，‘凡认定精神先于自然而存在(或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的世界观学说属于唯心主义。对后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认识论中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依据。凡认定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人类认识能够够把握对象的本体和实质的认识论学说属于可知论；反之，凡认定思维与存在之，闯不具同一性，人类认识不能把握对象的本体和实质的认识论学说属于不可知论。有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三部分构成，提出F．恩格斯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还包括第三个方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并认为对此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依据。凡认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历史观学说属于唯物史观；反之，凡认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产物的历史观学说属于唯心史观。
E．胡塞尔，像I．康德一样，以人类认识的可能性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过，I．康德以先验理性主义的逻辑学方法探讨这一问题，而E．胡塞尔以先验直觉主义的现象学方法探讨这一问题。其现象学方法主要包括对纯粹意识做本质直观(Wesenser．schauung)和先验还原(transzendentaleReduktion．)。因此，E．胡塞尔所选择的哲学基本问题可以被表述为经由纯粹意识认识事物本质的可能性。本质直观，又称现象学直观，相对于经验直观或个别直观，意指借助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理念(Eidos)或纯粹本质(reinesWesen)。欲达此目的，需要把关于认识对象实在或定在的信念悬置起来，直面原初给予或直接呈现的纯粹意识，在自由想象对纯粹意识的反复置换中把握事物的不变的规定性。（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51-54，94-98，99-101页）先验还原，又称现象学还原，相对于经验还原，意指通过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把认识者还原为纯粹自我而把认识对象还原为纯粹意识。欲达此目的，需要放弃自然态度(或独断论态度)而采取哲学态度(或现象学态度)，不仅把关于认识对象实在或定在的信念而且把关于认识者实在或定在的信念悬置起来，视认识者仅仅为执行意识活动(N0esis)的纯粹自我，视认识对象仅仅为对意识活动与意识内容(Noema)之间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aet)的纯粹意识。（参见E．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498，150—161，223-236页）
B．罗素和L．维特根坦无疑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更具体地说，命题与事实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在其《逻辑原子主义》中，B．罗素宣称，哲学工作本质上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逻辑综合，而语言由命题构成，命题是对事实或事件的表达，事实或事件构成世界。这样，在他看来，弄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抛弃一切形上学假设(包括概念和观念)，建立逻辑上完美的理想语言，为哲学奠定科学基础，就成为哲学事业的首要使命。（参见B．罗素《逻辑原子主义》，苑莉均译，载于R．马施编《逻辑与知识(190l—1950年论文集)》，第414，401-402．41l-_412页）在其《逻辑哲学论》中，L．维特根施坦提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逻辑批判，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陈述，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这样，对他而言，弄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划清可思考者与不可思考者、可言说者与不可言说者，抛弃一切伪问题和伪命题而专注于真问题和真命题，就成为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参见L．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德一英对照本)，第62---63，60--6l，30一一31，74--7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8，37，1，44-45页）受他们二人影响，大多数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倾向于认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或语词与事物的关系是哲学基本问题。
M．海德格尔以存在的意义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他把哲学对象划定为存在，而关于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在其俦在与时间》中，他明确提出，惟有对存在意义(sinnVonSein)的追问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他甚至认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阐明存在的意义并把这种阐明理解为其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占有多么丰富和紧凑的范畴体系，它仍将在根本上是盲目的和背离其最本己意图的。(参见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本)，第5，ll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6，13页）他批判自阿纳克萨戈拉至F．尼采的传统形上学仅仅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而他的哲学使命就是通过此来探究存在的意义。其《存在与时间》的既成部分正是就此对这类特殊存在者来探究存在的意义，这种探究被他称为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ie)。
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谈论过哲学基本问题，此不俱陈。
二、从不同哲学分支出发的不同选择
从不同哲学分支出发，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必然不同。从形上学(或存在论)出发，人们可能会选择世界万物的本原、存在的本质或意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或心物关系)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自然哲学出发，人们可能会选择宇宙的起源、整个自然的演化规律、自然万物的目的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社会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社会发展的动因和目的、历史的演进规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此问题也可以归属于自然哲学)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经济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所有制和分配制的形式和理想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伦理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善之本质、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道德与经济的关系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从政治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政体的形式和理想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法律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法律的本源和目的、法律的原则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知识学(或认识论)出发，人们可能选择人类认识的根源和限度、知识可能性的前提和条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逻辑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思维的形式和规则、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此问题也可以归属于语言哲学)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语言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语言的本质和形式、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或语词与事物的关系)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美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美之本质和形式、美感的根源和标准、艺术的本质和类别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从宗教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神灵的存在和属性、神灵与世界的关系、神人关系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科学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科学的判准、科学与社会或人生的关系等问题为哲学基本问题；从元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哲学的对象和特性、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为哲学基本问题。
尽管人们实际上不会从所有哲学分支出发选择哲学基本问题，但他们从形上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知识学、语言哲学等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却是事实。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R．笛卡尔、B．斯宾诺莎、F．谢林、G．黑格尔等在形上学中，苏格拉底、大多数斯多亚派哲学家等在伦理学中，A．奥古斯丁、Th．阿奎那和其他许多基督教神学哲学家在宗教哲学中，J．洛克、D．休姆、I．康德、J．费希特等在知识学中，B．罗素、L．维特根施坦和其他一些分析哲学家在语言哲学中，选取各自的哲学基本问题。针对上述种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形上学中心论者可能争辩道，形上学被公认为第一哲学，一向是最重要的哲学分支，因此哲学基本问题必须在此中寻找，必须是某个形上学问题，例如世界万物的本原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但这种意见必定遭到伦理学中心论者(或实践哲学中心论者或价值哲学中心论者)、宗教哲学中心论者、知识学中心论者、语言哲学中心论者的反驳。他们也会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应是他们各自所最看重的那一哲学分支中的某个问题。
三、从不同哲学时期出发的不同选择
像哲学对象一样，哲学基本问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甚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这里仅以西方哲学史为例。在其四个时期里，哲学基本问题明显地转换过多次。
在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基本问题无疑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此期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都探究过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其世界本原论在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自不必言，他们的重要的甚至惟一的现存学说就属于世界本原论。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斯多德的实体论和四因说、普洛丁的太一说和流溢说等属于形上学的学说，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中最为引人注目。伊壁鸠鲁派和前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们虽然更加重视伦理学，但他们也都专门探究过形上学问题，诸前者的原子说和偏斜说较之其快乐主义、简单生活说、死不足惧说，诸后者的普纽玛说和巨火轮回说较之其严格节制主义、顺应自然说、不动心说，在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中并不逊下多少。惟有在苏格拉底、西塞罗、皮罗派和后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们那里，形上学未获青睐，或者至少不如知识学或伦理学那样受重视。
在基督教中世纪，哲学基本问题当然是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此期绝大多数神学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上帝的存在和属性问题，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和对上帝属性的描述成为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最主要内容。在以A．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家们那里，上帝创世、上帝属性、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关系等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对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这表明了其时神学哲学家们对此问题的普遍兴趣。在Th．阿奎那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最受关注，至少在中世纪里是这样的。历时近千年、众多著名神学哲学家卷入其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名义上是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争论，根本上是关于上帝作为一种终极共相是否实在的争论。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确实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心物关系。不过，这一问题应当从知识学角度来理解，即把它理解为作为认识主体的思维或心灵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存在或外物的关系。因此，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更明确地说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它具体化为人类认识的根源、前提、限度、标准等问题。如前所述，知识学在近代非常繁盛，其时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专门探讨过人类认识，其中大多撰写过知识学专著，对于认识主客关系这一知识学基本问题，他们不能不多少有所论说。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认识主客关系的思想令人瞩目，甚至成为其标志性学说——如F．培根的四假相说和归纳三表法，R．笛卡尔和G．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B．斯宾诺莎的真理内外标志说，J．洛克的白板说，G．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之说，D．休姆的习惯性联想因果观，I．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说、先验感性直观形式说、先验知性逻辑范畴说、先验图式说，J.费希特的自我设立自我和自我设立非我之说，G．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之说，J．S．密尔的归纳五法，E．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R.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说等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因派别而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哲学派别纷呈，而各派关注焦点不同。因此．欲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寻找众所公认的哲学基本问题，或恐徒劳。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们必定就此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于语言分析哲学家们，它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进一步说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或更进一步说语词与事物的关系；对于科学哲学家们，它是科学知识的判准；对于现象学哲学家们，它是经由纯粹意识把握事物本质的可能性；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它是人生在世的处境和意义；等等。有人可能提出，语言分析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阵容最大和最受关注的派别，因此其基本问题可以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这样的提议必定遭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等哲学派别的喜好者和同情者否决。
在当代，世界哲学的形成言之尚早，不过各主要文化圈中的哲学家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同感兴趣的论题，并就之展开了不同范围、程度和方式的对话。在这些公共论题中，最受关注者似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称天人关系)。各国哲学家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基于当代精神，从各自的原则和理念出发，深入系统地探究这一古老问题，阐发了诸多值得注意的学说，其中尤以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新自然主义为最。天人关系问题落实到现实层面就是环境保护或生态平衡问题，而这是当代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说对时代课题的关注是哲学的使命，那么对天人关系的关注就是当代哲学的根本使命。在此语义上，可以说，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这个问题不单属于某个哲学分支，而可以被归入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多个哲学分支中。因此，它之被推选为当代世界哲学的基本问题更具可接受性。
不像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必须综合考虑各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各个哲学分支的和哲学史的各个时期的情形，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完全可以因时因地因情而异，也就是说，在不同时代里，在不同领域里，处于不同的基本意图，为了不同的终极目的，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对象问题是首要的元哲学问题。”（《元哲学初论》第12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因：“一门学科之所以称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元哲学初论》第12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注意：对象不同于范围。所谓“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320页左一）。
所谓“范围”，是指“①周围界限；②<书>限制；概括”（《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352页左）
“譬如，空间是哲学和几何学共有的范围，但二者的对象是不同的，几何学的对象是空间中的点、线、面、体的具体性质和数量关系，而哲学的对象是空间中的一般性质（如广延性、绝对性或相对性、客观性或主观性、有限性或无限性）和一般关系（如空间与物体的关系、空间与运动的关系、空间与认识的关系、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第一节 知识网络图
“哲学”一词的来历：（《元哲学初论》第13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西方，哲学一词的来历：
在希腊语中，ψιλοσοψια（哲学）由ψιλεω（热爱、亲近、友好、善待）和σοψια（智慧、知识、机智、技能）组合演变而成，其原意为“对知识的热爱”、“对智慧的亲近”。在希腊思想中，知识或智慧是指对事物的本原（αρχη原义为起始、根基）和实质（ονσια原义为实体、实在）的普遍必然的认识，不同于众说纷纭的反复无常的意见（δοξα）。（注：“知识”与“意见”之分在智者派和苏格拉底那里已经出现，但最早明确谈论二者的区别的人是柏拉图。在其《国家篇》（又译《理想国》）中，他把人类认识分为知识和意见两类，前者是关于数理对象和理念的理性认识，后者是对现实事物和影像的感性认识。）而当时从事知识或智慧研究的人大多是哲学家，所以，爱智者大体上就是哲学家，热爱智慧大体上就是哲学的态度。可见，从西语词源角度来看，“哲学”原义为指导人们追求和获取知识或智慧的学问。这种原义与哲学在希腊时期作为几乎无所不包的学问是一致的。
在中国，哲学一词的来历：
在古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是有“哲人”、“哲王”、“哲将”、“哲思”等词。作为名词，“哲”原义为智慧、知识。作为形容词，“哲”原义为明智的、聪慧的。故此，从汉语词源学角度看，“哲学”原义为“使人明智或聪慧的学问”。中国的“哲学”一词来源于近代日本。
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
“尽管西方哲学早在前7、6世纪之交即已开始，但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没有尚未反思哲学本身，因而没有思考过哲学的范围和对象问题。”（《元哲学初论》第14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下面这张表格是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元哲学初论》第14~28页杨方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哲学家
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
评价
苏格拉底
人生和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把哲学的范围局限于社会和人生，是偏颇的。
柏拉图
理念。理念在他那里可以是自然事物的理念，也可以是社会事物的理念。
不是宇宙、社会、人生中的现实事物，而是其中的理念。
“理念说”整体上是神秘主义的，不能令理性说服，但是以理念为哲学对象则包含着一个可取的观念：哲学的对象不再是某个事物的各种具体的和偶然的性质，而是某类事物的共同的和根本的性质即共性和本质。这一点成为了后来各种哲学观中的共同观念。
亚里士多德
“有一门学科，对作为实体的实体（即本质）及固有的属性做理论研究，它不同于任何其主题被限定为实体的特殊方面的学科。”（亚里士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61页以及中译本3-4页）
第一个提出哲学对象问题并做过充分探讨的哲学家。他的“实体”，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既可以是宇宙或自然中的，也可以是社会和人生中的。就其同为事物的本质而言，“理念”和“实体”是同一概念，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见解有一致之处。不过，理念由神灵创设，而实体出于自然创造、人工制作或自发生成，这就是在世界观上造成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分。
阿奎那
在存在上不依赖于物质而在概念上也往往不依赖于物质的事物，其中主要是上帝
Th.阿奎那所云在存在上不依赖于事物和在概念上不依赖于事物，就是亚里士多德所云不变动的和独立的，因此前者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基本上是同于后者。
只不过，阿奎那作为神学哲学家突出上帝在哲学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作为世俗哲学家没有为诸神在哲学中留下任何独特的位置。
霍布斯
生成的、可比较的、能组合和分解的物体的生成和特性、原因和结果。
最早提出哲学对象问题并做过具体研究的人。
霍布斯的哲学对象的划定清除了中古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们对哲学对象与神学对象的混同，基本上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划定，因为前者的“物体”与后者的“实体”是非常接近的。
然而，霍布斯没有说明哲学是探讨物体的一切原因、生成、特征和结果还是仅仅研究事物的某些原因、生成、特征和结果，就是没有把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区分开来，因为，天文学、物理学等等自然学科也研究物体的原因、生成、特征和结果。
康德
自然现象、道德现象和审美现象(主要是艺术审美现象)。
I．康德对哲学范围的划定是从其特定哲学体系(由纯粹理论理性批判、纯粹判断力批判和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三部分构成)出发而做出的。这种划定对于他本人的哲学体系可能是够用的，但对于整个哲学显得有点狭窄。其实，他全部哲学著作中的思想所涉及的领域不限于自然现象、道德现象和审美现象，还有政治现象、法律现象、宗教现象等。至于整个哲学所涉及的领域，还要宽广一些。
F．谢林
有关认识、道德、自然、艺术(或审美)的普遍原理。
在其哲学生涯的不同时期(自然哲学时期、同一哲学时期
和启示哲学时期)里对哲学对象的划定不同。这种观念相对于他本人的哲学体系而言可能是充分的，但相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状况而言则多有遗漏。
黑格尔
绝对理念(absoluteIdee）的演变历程。
他为其哲学体系的三大部分
分别划定的对象：逻辑学研究作为纯粹概念的绝对理念，自然哲学研究外化为自然的绝对理念，精神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绝对理念。
G．黑格尔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划定，因为前者的“绝对理念”与后者的“理念”在措词上和实质上都是非常近似的，，两种划定的区别要在于，前者比后者多了一层辩证色彩和一种历史意识，也就是说，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永恒的和不变的，而在G．黑格尔这里，理念是不断地自我演进和自我上升的。
W．文德尔班
哲学绝对不能脱离价值(Wert)观念，哲学就是普通价值论(algemeineWerttheorie)，其使命是通过对知识的评价在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他赞赏I．康德通过论证在具体科学之外或之上对世界做形上学探究的不可能性，把哲学的范围缩小到理性的自我批判。⑧理性的自我批判，在W．文德尔班看来，主要体现为价值反思。
明确地把价值纳入哲学的范围中，这是弗莱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的独特之处，值得重视。不过，普通价值论，像美学和伦理学这些部门价值学科一样，都只是哲学的一部分。
E．胡塞尔
纯粹意识
E．胡塞尔主张哲学应把其关注焦点集中于跟经验意识相对的纯粹意识(reinesBewusstsein)，运用现象学方法直观纯粹意识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把纯粹意识的外在相关物“悬置”(epoch6)起来不予理会。他强调这种现象学悬置不是诡辩术式的否认自然世界的存在，也不是怀疑论式的怀疑自然世界的真实性，而只是一种在不受时空事实性存在干扰的情形中对先验意识做本质直观得以可能的方法。（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7-100页。）
把哲学的范围完全限制在人类意识领域，而且是其中的先验意识层面，哲学的活动空间变得太过狭窄了。因为人类意识仅仅是整个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先验意识又仅仅是人类意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外在世界的各个领域被各门具体学科瓜分之后，寻找尚未被占据的领域作为哲学的范围是很自然的事情。E．胡塞尔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纯粹意识属于此类尝试，之前，W．文德尔班和H．李凯尔特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价值属于此类尝试，之后，L．维特根施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语言还是属于此类尝试。
L．维特根施坦
在他看来，哲学的范围只能是表达思想的语言，哲学只能是语言哲学，而形上学、
伦理学、美学等传统哲学分支中的问题和命题几乎全都属于不可言说的伪问题和毫无意义的伪命题。
L．维特根施坦突出地把语言纳入哲学的范围，这是值得重视的，但他对哲学范围的划定显然太过狭窄。另外，他对以往哲学的评价也太过偏激和笼统。受L．维特根施坦影响，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哲学只能是语言批判或语言逻辑分析，形上学是伪科学，形上学的一切问题和命题都是伪问题和伪命题。
M．海德格尔
他的划定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①前期：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者的存在，它就此在探究存在特别是存在的意义。
②后期：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者的所是，它就存在者的存在来探究存在者的所是。
M．海德格尔在前期和在后期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能否一致，取决于他所云存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的所是是否一致。存在者的存在，依他之见，是非给定的、不断生成着的，而存在者的所是，依他所认同的亚里斯多德之见，是给定的、不变的。这样，他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就不能一致。
胡适
哲学的对象是关于宇宙、知识、人生、教育、政治、宗教等的普遍根本问题。
这种划定是较为宽广的，但仍然有重要遗漏(如经济、法律、艺术、科学、语言)。而把教育纳入哲学范围——这显然受到J．杜威(JohnDewey，1859—1952)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冯友兰(1895—1990)
在不同年代的著作中，冯友兰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是不一的。（具体见冯友兰的著作论证）
冯友兰对哲学范围的第三、四种划定局限于世界的某个领域(人生或认识)，因而过于狭窄。其第一种划定较第三、四种划定虽远为宽广，但尚未囊括哲学的全部范围。其第二种划定是最宽广的，就其实质而言，与亚里斯多德的划定是一致的。
前苏联和当代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
哲学是理论化的系统化的世界观，而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总体看法或根本见解。（在前苏联和当代中国，还有少数哲学研究者提出：哲学的范围是知识(或认识)，哲学就是知识学(或认识论)）但世界观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总体看法或根本见
解，从这一哲学定义中不得而知。于是，出现了补充性的哲学定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普遍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他们把哲学对象划定为世界三个领域中的普遍规律。
这种划定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F．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那里找到部分依据。他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规律的学科，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于自然的和人类历史的运动还是对于思维的运动必定是同样适用的；辩证法的规律正是关于自然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思维本身的发展的最普遍规律。（参见F．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译者不详，载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5，484页）F．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界定之所以被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视为对哲学的一种定义，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包括唯物辩证的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把哲学对象划定为世界某些领域里的普遍规律，并非始于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而是可以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找到源头。他所云一切存在或实体的普遍的本原和原因，就包括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在内。说哲学研究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是不错的，但把普遍规律限制在自然、社会(被理解为历史)和思维中是不妥的。这是因为：首先，人生这一重要的世界维度被忽略了。被理解为历史的社会是不包括人生的。其次，思维仅仅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其中还有意志、情感、感觉等方面。尽管从理性主义的视点来看，思维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方面，但是无论如何，思维不能代表人类精神世界整体。正是由于这两种忽略，在前苏联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伦理学和美学等传统哲学分支的应有的地位，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不乏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思想。
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有关的相关著作及其中的论证：
苏格拉底：
色诺芬（Χευοψωυ，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在其《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中记述，这位哲人认为哲学应当关注“人间的事物”而非“天上的事物”，因为后者的学问既不切实际又纷争不断，而关于前者的学问至少还切合实际。（参见《回忆苏格拉底》，吴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P4~5）他所云的“天上的事物”是指宇宙的本原、宇宙的存在状态、天体的成因、天体的运行规律等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中的问题，而他所云的“人间的事物”是指正义的标准、各种德行的规定、国家和政府的本质、政治家应有的品格和风度等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参见上书第五页）
柏拉图：
在其《国家篇》第六卷中，他论及了人类认识的两个类别和四个层次：两个类别即意见和认识，四个层次即属于意见的幻觉和感觉，以及属于知识的数学和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
在其《形上学》中，他多次言及哲学的对象。在该书第一卷中，他比较哲学与技术时指出，智慧是关于原因和本原的理性知识，哲学就是关于原因和本原的理论学科。也就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事物的本原和原因。他是这样讲的：“有一门学科，对作为实体的实体（即本质）及固有的属性做理论研究，它不同于任何其主题被限定为实体的特殊方面的学科。”（亚里士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61页以及中译本3-4页）
Th.阿奎那：
阿奎那因为继承亚里斯多德，而把理论学科分为物学、数学和神学。在他的作品《波爱修<论三位一体>注释》中，他提出，神学（或形上学、第一哲学）的对象是在存在上不依赖于物质而在概念上有时依赖于、有时不依赖于物质的事物。（《波爱修<论三位一体>注释》，载于王太庆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6页）
他解释道，第三门理论学科之所以被称为神学，是因为其对象主要是上帝；之所以被称为形上学，是因为其对象在物学对象之后，因而它超越了物学（阿奎那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在古希腊语中，形上学（ταμεταταψυσμκα）的原义就是“物学之后”或“超越物学）；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是因为其为了其他学科都从之获取基本原理，因而都得跟踪它。（上书，第266~267页）
霍布斯：
纯化哲学，基于他对哲学对象的划定，Th.霍布斯把一切伪科学和伪学科都排除在哲学之外：
哲学排除关于永恒的、非生成的、不可思议的上帝的学说；
哲学排除关于不能组合或分解，增加或减少的天使及一切既非物体本身也非其特性的东西的学说；
排除出于经验或权威，而非出于推理的历史（包括政治史和自然史）；
排除一切并非由理性引导给人们的，而是凭借神赐予的灵感或者启示或者某种超自然的感觉获得的知识；
排除错误的或者没有确凿根据的学说（如星相学和占卜术）；
排除不是通过自然理性，而是通过教会权威得来的敬神学说。（参见霍布斯《论物体》，齐良骥译，载于《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64-65页）
I．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
在其《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提出，人类的心灵机能可分为三种，相应地，哲学的领域有三个：
①相应于认识机能(ErkenntnisveI'moegen)即知性(VeI'Stand)的自然概念领域；②相应于欲求机能(Begehrungsvermoegen)即理性(Vernunft)的自由概念领域；③相应于愉快或不快情感(GefuehlderLustundUnlust)的体验机能即判断力(Urteilskraft)的艺术领域o（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德文本），载于《康德著作集》第六卷，莱比锡：因瑟尔出版社，1921年，第47，21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15页）而哲学的领域永远只能限于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之总和，即不能超出现象(Erscheinung)而通达自在之物(Dingansich)。
F．谢林(FriedrichWilhelmJosephyonSchelling，1775—1854）：
在属于其自然哲学时期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他把哲学的对象划定为认知本身(WissenSell)st)或认知一般(WissenueberhauDt)。他所云，认知，包括普通的科学认知、道德认知、宗教认知和审美认知等在内。这从他的哲学分类(理论哲学、实践哲学、自然目的哲学、艺术哲学)中可以见出。
G.黑格尔：
G．黑格尔关于哲学对象有多种措辞不同但观念相通的表述。在其《哲学全书纲要》的“导论”中，他声称，哲学以最高意义上的真理(Wahrheit)即神为对象，此外它还处理自然和人类精神、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与神的关系。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他断言，对(Absolute)就是哲学的对象，哲学史就是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发现史。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论”中，他提出，哲学的课题和任务是揭示出理念(Idee)以各种形态和范畴在不同阶段和环节推演的必然过程。
W．文德尔班：
W．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的“绪论”中一开始就转述了当时流行的哲学定义：对世界观(Weltan．schauung)和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中的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说。他认为，对哲学的这种理解虽然可以接受，但还不太明确。
在其《哲学导论》中，他强调，哲学绝对不能脱离价值(Wert)观念，哲学就是普通价值论(algemeineWerttheorie)，其使命是通过对知识的评价在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胡塞尔：
E．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其《哲学作E．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一方面提出，把意识、观念、规范、理想自然化的“自然主义”哲学以及带有相对主义倾向和怀疑主义倾向的“历史主义"哲学都不是严格的科学，哲学欲成为严格的科学，必须有意识地放弃对世界观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万物的本原、起源的根本性的学科。（参见E．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粱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69页。）如果这两个观念应当是一致的，那么他就不是反对一切世界观，而仅仅反对传统形上学中的世界观，因为关于万物的本原、起源的学问恰恰就是世界观。
L．维特根施坦：
L．维特根施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宣称：以往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无意义，出于对语言逻辑(SDFaChlogik)的不理解；全部哲学只能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其目的是使表达思想的命题在逻辑上变得明晰。（参见L．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德一英对照本)，c．H．奥格登译，伦敦：罗特利奇和凯根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第62-63，76一7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8-44页。）他强调，哲学应当划清可思考者(Denkbare)与不可思考者(Undenkbale)的界限，可思考者即可言说者(Sagbare)，不可思考者即不可言说者(Unsagbare)；对于不能言说者，人们应当保持沉默，即便硬说也说不清楚。（参见上书，第76---77，188--189，26---2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45，97，20页。L·维特根施坦所云“可思考者”、“不可思考者”、“可言说者”、“不可言说者”应分别被理解为可清晰地被思考者、不可清晰地被思考者、可清晰地被言说者、不可清晰地被言说者。而他所意指的请晰即合乎语育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的界限、逻辑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参见上书，第148-149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79页。），语言和逻辑不能通达的领域就是哲学的禁区。他认为，世界观、伦理学、美学等之中的问题几乎都不可言说，因而无法解答。（参见上书，第179-18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94-97页。）
M．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
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在前期与在后期有所不同。
①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他不满于传统形上学仅关注存在者(Seiende)而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Sein)，强调形上学应当就此在(Dasein)这种在存在者层面上和在存在论层面上都具有优越地位的特殊存在者，探究一般存在者的存在特别是存在的意义(SinnvonSein)。（参见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本)，哈雷：马克斯·尼迈尔出版社，1931年，第11．13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3，16页）
②在l955年发表的题为《哲学——这是什么?》的一篇讲演稿中，基于对“哲学”的古希腊语词源学的解析，M．海德格尔提出，哲学是就存在者的存在来探究存在者的所是(Wasdasist，或译“本质”，在古希腊语中为τιτοον）（参见M．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载于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96页）。他以不同的措辞多次表述了这一观念：哲学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把存在者纳入视域，就存在者的存在洞察存在者的所是；哲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Entsprechen)；哲学以响应方式存在，其相应乃是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协调一致。（参见上书，第598，<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60l，605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者的所是，它就存在者的在来探究存在者的所是。而据M．海德格尔解释，他所云存在者的所是，就是亚里斯多德所云存在者的本原和原因。
这样，前者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就与后者的无异：存在者的本原和原因。M．海德格尔在前期和在后期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能否一致，取决于他所云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的所是是否一致。存在者的存在，依他之见，是非给定的、不断生成着的，而存在者的所是，依他所认同的亚里斯多德之见，是给定的、不变的。这样，他对哲学对象的两种划定就不能一致。
胡适：
胡适(1891—1962)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把哲学界定为，从根本上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以寻求根本的解决的学问（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他以善恶问题为例对此定义做了说明。胡适所云人生的切要问题，不能如常地被理解为人生哲学问题，而应被理解为与人生直接或间接地相关的一切哲学问题。这可以从其哲学分类论得到依据。他提到了以下哲学门类：关于天地万物产生的宇宙论，关于知识的范围、作用和方法的知识论和逻辑学，关于人生行为的伦理学，关于知识和道德之教育的教育哲学，关于国家之组织和管理的政治哲学，关于人生归宿的宗教哲学（参见上书。第1—2页）。
冯友兰：
在不同年代的著作中，冯友兰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是不一的：
①在1930年首版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他提出，哲学的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目的分别是关于世界[应被理解为宇宙]、人生和知识的道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这表明，他把哲学的范围划定为宇宙、人生和知识，哲学在他看来就是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综合。
②在1938年首版的《新理学》中，他论及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一门科学只关涉宇宙间的一部分事物，而哲学则关涉宇宙全体；哲学一般只对“真际”或“本然”做形式上的肯定，而不对“实际”或“自然”做事实上的肯定，而科学则对“实际"或“自然"做事实上的肯定。（参见冯友兰《新理学>，载于《贞元六书》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11页）这表明，他把哲学的对象划定为宇宙全体的“真际”或“本然”。换言之，在他看来，哲学的对象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本质、真相、真理。
③在1947年首版的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中，他认为，哲学就是关于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这表明，他把哲学的范围限定为人生，在他看来，哲学就是人生论。
④在1980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全书绪论”中，在回答“什么是哲学”时，他宣称：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而由于人类精神主要是认识，因此哲学也可以说就是对认识的认识或对认识的反思。他补充道，哲学并不等于通常所说的认识论，因为这种认识论仅涉及认识的形式而不涉及认识的内容，而哲学既反思认识的形式也反思认识的内容。（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各个时代的大哲学家们的哲学，都是以当时的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知识为根据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哲学是凌驾于那些知识之上的“太上科学”，或是从那些知识中拼凑出来的“科学大纲"，他们的哲学是人类精神对那些知识的反思。（参见上书，第14页）这些表明，他把哲学的范围限定为包括一切科学知识在内的认识，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广义认识论。
总之。冯友兰对哲学范围的第三、四种划定局限于世界的某个领域(人生或认识)，因而过于狭窄。其第一种划定较第三、四种划定虽远为宽广，但尚未囊括哲学的全部范围。其第二种划定是最宽广的，就其实质而言，与亚里斯多德的划定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哲学家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提出了各个相同的看法：
①J．拉梅特利(JulienOffraydelaMettrie,1709-1751)
认为哲学的范围是自然，哲学应像女儿听从母亲一样地听从自然，对自然死心塌地、惟命是从。这种观念回到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只不过J．拉梅特利对自然的理解较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宽泛一些而已。
②L．费尔巴哈(LudwigAndreas．Feuerbach，1804—1872)
宣称人和自然是他的人学唯物主义哲学的范围，他把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惟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这种观念是对偏重自然与偏重人两种倾向的综合，但依然未囊括哲学的应有范围。并非自然的全部和人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对象，只有自然的某些部分和人的某些方面才是哲学的对象。
③H．柯亨(HermannCohen，1842-1918)
以科学认识为哲学的范围，他强调，哲学不研究宇宙，只研究认识，它就是科学之自我意识，就是纯粹知识学。这种观念是片面强调I.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知识学部分的结果，它是后来颇为盛行的哲学就是知识学(又译“认识论”)之论断的先声。
④R.奥伊肯(RudolfEucken,1846)
以精神生活为哲学的范围，他提出,哲学不是对世界的纯粹理论解说，而是根植于精神生活中的人生智慧，就是精神生活启示录。这种观念可以说回到了苏格拉底，尽管R．奥伊肯所云精神生活只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人生的一部分。
第二章哲学家们的诸种划定综论
不同哲学家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各个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哲学本身不断地变化着。社会需要的变化和学科的分化等造成了哲学本身的变化，主要体现之一即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不同列代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是一切知识或智慧的总汇，几乎包罗了数学、医学、农学之外的各门可理论化的、可体系化的学科(在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那里，甚至数学也属于哲学)，其范围极其广阔。在基督教中世纪，哲学连同其他一些学科，如Th．阿奎那所称，沦为至高无上的神学的下属和奴婢（参见Th．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卷第一部分，译者不详，载于A．佩吉斯编注《圣托马斯.阿奎那基本著作》(英译本)上卷．伦敦：兰登书屋公司，1945年，第9页。），那些无助于论证神学教条的哲学分支有意无意地被抛弃了，哲学的范围明显窄化。在近代，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先后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的范围变得愈来愈窄，哲学开始感觉到丧失领土的危机。迨至现代，随着学科分化加剧，随着自然科学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优势地位不断巩固，哲学的范围更形狭窄了，以致有些哲学家惊呼“哲学的终结”（在英国剑桥MIT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哲学之后：终结还是转型?》的书中，十四位哲学家应邀撰文谈论他们对哲学前途的jI法。他们的基本共识是：哲学前逾未卜，它也许有出路，也许没有出路。而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来了）。正是由于哲学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占有大小不等的范围，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对其对象的划定才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为恰如G．黑格尔所云，哲学置身于其特定时代中，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对各自时代的精神实质的一种把握（参见G．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6-57页）。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之总体变化趋势是，愈是属于后续时期的哲学家，其划定愈显狭窄。换言之，总体上，现代的哲学家比近代的、近代的哲学家比中古的、中古的哲学家比远古的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依次或多或少狭窄一些(这并不排除某些近代的和现代的哲学家试图建立包罗广博的哲学体系)。
其次，哲学家们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多种多样。有些哲学家(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把“哲学”非常狭隘地理解为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有些哲学家（如Th.阿奎那）把它较狭隘地理解为理论哲学(包括形上学、自然哲学、知识学等）；有些哲学家(如I．康德)把它理解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等)之综合；也有些哲学家(如多位中国现代哲学家)把它理解为宇宙论(含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人生论(含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和知识论(含知识学和逻辑学)的总称；还有些哲学家(如亚里斯多德)较宽泛地把它理解为各种理论学科(包括数学、含自然哲学在内的物学、形上学)，实践学科(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和创制学科(包括诗学、修辞学等)的统称；甚至还有个别哲学家(如G．黑格尔)最宽泛地把它理解为几乎一切学科的总和。对“哲学”概念的外延的规定不同，必然导致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有别，即便划定者们面临同样的哲学境况。
再次，哲学家们的哲学兴趣和哲学体系各不相同。虽然有些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甚或完全相同的，但由于他们的哲学兴趣和哲学体系各不相同，而他们又从各自的哲学兴趣和哲学体系出发思考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因此，他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往往不同。智者派哲学家们的哲学兴趣主要在宇宙或自然方面，苏格拉底的哲学兴趣则根本不在宇宙或自然方一面，而完全在人生和社会方面，因此后者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必定不同于诸前者的，尽管他们都面临着希腊早中期过渡阶段的哲学境况。E．胡塞尔的哲学兴趣在于对纯粹意识做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L．维特根施坦的哲学兴趣在于对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做语言一逻辑分析，因此他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当然是有别的，尽管他们都处于现代哲学境况中，且都对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深感不满。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以理念为逻辑原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以实体为逻辑原点，因此前者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必定不同于后者的，尽管他们都面临着希腊文明中期的哲学境况，且都非常宽泛地理解“哲学”。I.康德的哲学体系以批判地分析人类的科学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条件和限度为宗旨，G．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以辩证地推演绝对理念从逻辑阶段经自然阶段回归到精神阶段的漫长7万程为宗旨，他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当然是有别的，尽管他们都处于近代后期的哲学境况中。哲学兴趣的差异和哲学体系的差异可以共同导致，也可以分别导致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之划定中的分歧。在更多的情形中，它们共同导致这种结果。
哲学家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的共性：
尽管上述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是不尽相同的甚或迥然而异的，但他们持有一种基本的共识：哲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或某些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它寻求的是关于这些普遍根本问题的究极道理。就那些主张哲学关涉世界的多个领域的哲学家而言，他们大多提到宇宙、人生和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把哲学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宇宙论包括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狭义的仅指自然哲学；广义的人生论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实践哲学，狭义的仅指伦理学；广义的知识论包括知识学、逻辑学等，狭义的仅指知识学。
一些对哲学对象的划分的消极观念：
有人从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纷纭众说中得出消极的结论：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是不可划定的，从而哲学是不可定义的。不必说初涉哲学的好疑青年可能这样认为，就是严肃的哲学家也可能这样认为。譬如W．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中就流露出这样的观念。他断言，鉴于“哲学”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人们要想从历史的比较中获得普遍的哲学概念是不切实际的。（参见w．文德尔斑<哲学史教程>上卷，第ll页）消极对待思想遗产不是哲学所推荐态度。哲学从来就没有允诺过就任何问题提出数学公理般的确定不移的答案。有耐心的理性懂得，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以往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各种划定是必要的。这种划定的复杂多样性提醒人们：不能仅以某家某派的意见为圭臬而把其他一切意见斥为谬论；应当尽可能兼容并包诸家诸派的观念或学说；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应然与实然应当统一起来；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境况应当综合考虑。这些启示对于我们重新划定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是有益的。
不少人抱怨过哲学从来“一无所成”，他们没有意识到，哲学的作用之一恰恰在于就任何重要问题呈示多种多样的答案以供人选择和启人思致，使人们避免陷人单一化和教条化。这一点，B．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在其《哲学问题》中论及哲学的价值时谈得较精辟：哲学之当学，并不在于它能够对所设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通常不可能知道什么确定的答案是真确的)，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因为它们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的想象力，减少我们的教条式的自信，从而解除禁锢我们的思维的各种羁绊。（B．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页）关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多种多样的见解就是如此，它们可以破除教条主义的和独断主义的成见，丰富后学们的相关认识，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促使他们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深入思索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们的哲学研究对象的狭隘性和我们学习哲学的广泛性：
上述哲学家们中，有些(如苏格拉底、H．柯亨、R．奥伊肯、W．文德尔班和H．李凯尔特、E．胡塞尔、L．维特根施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M．海德格尔等)所谈论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哲学应当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非哲学本身实际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后者比前者宽广得多。哲学家们对哲学应当研究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几乎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哲学观或哲学体系出发的，因而只考虑了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兴趣，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和兴趣。
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说哲学应当研究这个领域或这类事物，另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说哲学应当研究那个领域或那类事物，哲学在听了诸家诸派的意见之后说：你们都有理由，但我们不能仅仅听取你们中任何一方的意见，我们得通盘考虑。你们干完各自的事情之后就可以放心走了，而我们则要对一切相关工作负全部责任。
以上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对象观。
从西方哲学三次转向看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之演变
西方哲学在其演进历程的每个时期或每个重要时代里都经历了一次转变。
在这些转变中，有三次特别值得重视：
1.发生在远古的实践哲学的兴起；
2.发生在近代的知识学的繁盛；
3.发生在现代的语言哲学的出场。
它们可以被合称为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哲学的形成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次大转向，即从本己的自在的哲学向神学化的异在的哲学转变。但是由于这次转向对于哲学本身主要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因此它没有也不应得到哲学史家们的青昧）
一、第一次转向——实践哲学的兴起
前苏格拉底哲学：
是以形上学(存在论或本体论)和自然哲学(狭义宇宙论)为中心的。在米利都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约前624一前547)、阿纳克西曼德(约前6ll—前546)和阿纳克西美尼(约前586-前525)那里，在毕达戈拉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毕达戈拉(约前570---前490)那里，在赫拉克利特（约前483)那里，在爱利亚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约前515一前445)和芝诺(约前490---前426)等人那里，在阿纳克萨戈拉(约前500-_前428)那里，在恩培多克勒(约前492一前432)那里，在智者派主要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约前480---前399)等人那里，总之，在前苏格拉底各家各派那里，绝大部分思想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最著名的观念或学说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他们中仅有部分人零散地思考过若干伦理问题和政治哲学问题，其他人则似乎未曾把实践哲学问题纳入其哲学探究中，至少从其现存著作残篇来看如此。
萌芽：
这种转向可以在智者派最重要代表人物普罗塔泰拉(II~raTopas，约前485-一前4lO)那里找到其萌芽，他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预示着希腊哲学开始意识到人本身和属人事物在哲学范围中的重要性。不过，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智者派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还是自然或宇宙中的问题而非人生和社会中的问题。
概述这次转向：
苏格拉底所实现的转向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大转向。这次大转向可以被称为从以形上学和自然哲学为中心向伦理学、政治哲学与形上学、自然哲学并重转变，简称伦理学转向。考虑到形上学和自然哲学属于亚里斯多德所谓理论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属于他所谓实践哲学，这次转向也可以被称为从以理论哲举为中心向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并重转变。（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分是成问题的．因为一切哲学分支部属于理论学科。但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我们姑且采用这种区分）
转向标志：以苏格拉底哲学为界，希腊罗马哲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向。
苏格拉底的哲学兴趣是不同于以往希腊哲学家们的。据其弟子们记述，苏格拉底对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缺乏兴趣，他关注的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用他本人的话语来说，他关注的不是“天上的事物”而是“人间的事物”，他宣称，那些精通有关人间事物的问题的人值得尊重，而哪不懂这类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被视为不比奴隶强多少。（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5页）他对同时代的智者派哲学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天上的事物”上表示不满。他所云“天上的事物”是指宇宙的本原是什么，它是单一的还是复多的、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天体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运行是否遵循规律、遵循什么规律等有关自然或宇宙的问题；而他所云“人间的事物”是指做什么事是虔敬的或不虔敬的、适当的或不当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正义的或不义的，什么是勇敢或怯懦、坚毅或脆弱，什么是国家和政府，英明的统治者应具什么品格而优秀的政治家应有什么风度等有关人生和政治的问题。（参见上书．第4-5页）在其哲学思想中，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没有任何观念和学说值得注意，而其值得注意的观念和学说几乎全都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亚里斯多德在追溯到柏拉图为止的希腊哲学史时谈到了其师祖的这一特点：苏格拉底忙于探讨伦理，而不关心整个自然，在寻求普遍的伦理真理时，他开始借助定义明确思想。（参见亚里士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19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16页）苏格拉底之所以对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据色诺芬记述，主要是因为这类问题既不切实际又纷争无定。他指出，有关“天上的事物”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研究者们意见不一、争执激烈，如关于世界万物的本性，一些人认为一切存在是统一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存在着无数世界；一些人认为万物永恒运动着，另一些人则认为无物运动；一些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生灭，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任何东西生灭。他还讽刺地诘问，那些研究“天上的事物”的人，是否像掌握了实用技艺的人那样，为了自己的或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的本领付诸实践呢?是否在发现了万物的规律之后，希望制造出风雨、节气或其他可欲求的自然事物呢?还是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实践和希望，而仅仅满足于知道这类事物?（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4—5页）要求哲学思想有益于社会和人生是正当的，但要求哲学思想有定论无争端是不当的。苏格拉底陷入了双重错误观念中：一方面，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非对社会和人生毫无益处，尽管它们离社会和人生较远；另一方面，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固然对社会和人生有益，却并非不可争论．实际上，关于伦理问题和政治哲学问题的争论在数量和程度上绝不亚于关于形上问题和自然哲学问题的争论。
苏格拉底以来：
实践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在希腊罗马哲学中占有了与理论哲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哲学家那里甚至占有超出理论哲学的至上地位。
德摩克利特：
在苏格拉底的同辈人、原子派最著名代表人物德摩克利特(约前460一前370)那里，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思想固然丰富，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同样丰富，他的某些实践哲学观念或学说(如行为的正当与否取决于它能够带来快乐、在民主国度里受穷胜过在专制国度里享福)像他的原子说等理论哲学学说一样引人注目。
小苏格拉底学派：
在三个小苏格拉底学派——欧克莱德(约前450一前374)创始的麦加拉派、安提斯泰涅(约前435一前370)创始的居尼克派(又称犬儒派)和阿里斯提普(约前435—前360)创始的居勒尼派(又称快乐派)——的代表人物们那里，人们所得知的大多是伦理思想。
在远古哲学的两座商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及各自所创立的学派学园派和逍遥派那里：
在远古哲学的两座高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及各自所创立的学派学园派和逍遥派那里，形上学和自然哲学虽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不再独占主导地位，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占有至少同等重要的甚至稍胜一筹的地位。
在柏拉图的代表作中，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比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巴门尼德篇》、《提迈欧篇》更受重视，其中《国家篇》更是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
在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中，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优代莫伦理学》、《政治学》与属于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形上学》、《物理学》同样受重视。
在晚期希腊哲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伊壁鸠鲁(前34l一前270)创始的花园派(又称伊壁鸠鲁派)和芝诺(Ζευωυοs，约前336-一前264)创始的斯多亚派(又称芝诺派)——的代表人物们那里，伦理学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分支，它们的哲学思想的主体部分就是伦理思想。大多数斯多亚派哲学家通过多种类比表明他们视伦理学为他们的哲学体系(由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构成)中最重要的或最显著的分支：在动物之喻中，伦理学是外显的肌肉（在中文节译中，物理学(或自然哲学)被类比于肌肉，伦理学被类比于灵魂。此处据希腊文一英文对照本改为：物理学(或自然哲学)被类比于灵魂，伦理学被类比于肌肉）；在鸡蛋之喻中，伦理学是营养价值高的蛋白；在果园之喻中，伦理学是最受瞩目的果实；在城邦之喻中，伦理学是凭借智慧治理城邦的统治者。（参见D．拉尔修斯(约200-250)《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希一英对照本)下卷，R．D．希克斯译．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有限公司／纽约：G．P．帕特南氏兄弟出版公司．1931年．第150---15l页）
在希腊晚期哲学的另一个知名流派——皮罗(IIvρρωυ，约前360--前270)创始的怀疑派(又称皮罗派)那里，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地位固然不甚突出，而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地位也不甚突出，因为该派关注的是知识学和逻辑学。
伊壁鸠鲁哲学的罗马传人卢克莱修(TitusLu—cretiusCarus，约前98一前55)的惟一著作《物性论》(凡六卷)主要是一部形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但其中第三、四、五卷涉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在折衷派最著名代表人物西塞罗(Marcu8TilliusCicero，前106一前43)那里，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方面的思想占据了他几乎全部重要著作（如《论义务》、《论目的》、《论友谊》、《论老年》、《论共和国》、《论法律》)。
在罗马斯多亚派代表人物们——一如赛涩卡（LuciusAnnaeusSeneca，约前4—65年)、爱皮克泰特（Epictetus,约55-135)、奥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121-180)——那里，伦理思想无疑是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部分，他们中有人（如塞涅卡)明确提出逻辑学和物理学从属于伦理学，有人(如奥勒留)毕生只关注伦理问题。惟独在新柏拉图主义派代表人物们——如普洛丁(Plotinos，205—270)——那里，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地位明显不如形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地位。这些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伦理论题有德性、幸福、德福关系、正义、人生态度人生理想等。他们大多甚至全都认为，人应当重视德性的修养．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人性的完善和人生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感官享乐而是精神愉悦，道德与幸福是一致的，正义要求每个人，得其所应得，人应当节制欲望和控制激情，人在世上应当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在他们的伦理思想中，可以发现朴素的人道主义、内涵不同的温和个体主义、程度不等的节制主义、样式不一的精神至上主义等普遍倾向。这些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政治哲学论题有国家的起源、本质目的、功能，政体的类型及其理想，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及其间关系，政治家的素质和品格等。他们大多或全都认为，国家是民众出于某一或某些意图而结成的，国家以俘护民众的共同利益为己任，政体可以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类(其中每一类都有其变种)，国家成员可以被分为多个阶级或阶层，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乃至拥有不同的人格地位，政治家应当是明智的和公正的。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可以发现目的不同的民本主义、强度不等的等级观念、立场不一的精英意识等共同特征。
西方哲学在希腊文明中期发生第一次大转向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非仅仅是苏格拉底想如此便如此。他只是民众满足其深层精神需要和哲学实现其内在发展要求的一个出色的媒介或载体而已。分析起来，这次转向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有其社会动力和学术动力。其中最直接的因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学术动力。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现实基础是希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已发展到较高程度。大约前9世纪，希腊人进入城邦社会。至前5世纪，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道德生活和政治事务)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就当时的世界状况而言，可以说是最高的程度。这种发展的根本表征是：希腊人就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和应当修养的德性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如道德原则方面的人道主义、温和个体主义、节制主义、精神至上主义，德性方面的明智、勇敢、节制、公正(合称四主德)；希腊人创立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如梭伦(Σωλον，约前638一前559)变法和伯里克利(Περικληs，约前495一前429)改革所确立的雅典政法制度。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定程度的发达为思想家们从哲学高度探究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早期希腊诗人们和哲人们对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探究已积累了较长时间。尽管在苏格拉底以前实践哲学不受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希腊人根本没有思考过实践哲学问题。实际上，希腊文明早期的诗人们和哲人们对若干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做过或多或少的、或深或浅的探讨。如在荷马（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9---前8世纪)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在赫西俄德(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8世纪)的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在伊索(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6世纪)的寓言中，在索伦．萨福(Σαπψο，生卒年不详，生存于前7一前6世纪)、希摩尼德斯(约前556一前467)、品达罗斯(约前518一前438)等的抒情诗中，在埃斯库罗斯(Αισχλοs，约前525一前456)、索福克勒斯(Σοψοκεηs，约前496一前406)、欧里庇德斯(Ευριπιηs,约前400——前406）等的悲剧和阿里斯托芬(Aριστοανηs，约446一前385)的喜剧中，不少伦理观念(特别是希腊人共同推崇的德性观念和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在毕达戈拉派那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在某些智者派哲学家特别是在普罗泰戈拉那里，很多伦理观念或学说和少数政治哲学观念或学说得到阐述，有时还是较深入的阐述。这些观念和学说，尽管不系统且往往不深人，但毕竟为苏格拉底以来的希腊哲学家们从事伦理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探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社会动力是文明趋近成熟的希腊人希望有系统的哲学理论指导其社会实践。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民众必定萌生创立哲学的要求。而当一个有哲学的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民众必定要求有系统的哲学理论指导其实践活动。前5世纪的希腊人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实践(特别是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因此他们必定呼唤系统的实践哲学理论出场。这种内心的呼唤，成为了希腊文明中期实践哲学崛起的巨大的社会动因。而此时的哲学家们，以苏格拉底为起始，响应民众热切的呼唤，致力于创立各自的实践哲学体系。
西方哲学第一次大转向的学术动力是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哲学必然向哲学家们提出深入系统地认识人本身的要求。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哲学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为了它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它必定向哲学家们提出由物及人、由外向内、深入系统地认识人本身的要求。希腊哲学演进到前5世纪，达到了其初步成熟期一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哲学，它当然会要求哲学家们关注人本身，而首先是关注人的社会行为，特别是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这种内在地要求，成为了希腊文明中期实践哲学兴盛的直接的学术助力。苏格拉底所发出的“认识你自己”的倡议(据说这原本是德尔斐神庙中的一句铭柱箴言)，只不过是当时的希腊哲学的内在要求的表达，是当时的希腊哲学的觉醒了的自我意识的呼声。
二、第二次转向——知识学的繁盛
以F．培根(FrancisBacon，l561～1626)和R．笛卡尔(Ren6Descartes，1596~1650)的哲学为界，西方近代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次大转向。它可以被称为从以形上学为中心向知识学超出形上学转变，简称为知识学转向。这次转向比第一次转向更受哲学史家们青睐。
F．培根和R．笛卡尔以前的西方哲学无疑是以形上学为中心的，伦理学、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亦在其中占有不同程度的重要位置，但知识学在其中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尽管不少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如恩培多克勒、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德摩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皮罗派、西塞罗、普洛丁、A．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_430)、Th．阿奎那、R．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2)、J．司各托(JohannesDunsScotus，约1265—1308)、W．奥卡姆(GuillelmusWilliamdeOckham，约1290l-1349)、M．蒙泰涅(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N．库萨(NicolausdeCusanus，1401~1464)、G．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等，或多或少思考过一些知识学问题，如认识的根源、认识的类别或层次、认识能力、认识过程、感觉与理智的关系、理智与信仰的关系、真理的标准、所谓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或科学真理的关系等。他们就这些论题阐发了一批在西方哲学史中值得注意的观念或学说，如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所包含的相对主义，高尔吉亚的“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所包含的不可知论，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说。德摩克利特的影像说，柏拉图的两类四级知识说（两类：意见和知识，四级：感觉、幻觉、数学、辩证法)或关于理念与认识关系的洞穴之喻和回忆说，亚里斯多德的关于认识根源的白板之喻和关于认识方式的蜡块之喻，斯多亚派的真理标准论中的符合说，伊壁鸠鲁派的感觉无误说，皮罗派的对立判断可以并存和悬置一切判断等观念所显露出来的彻底怀疑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西塞罗的真理标准论中的清晰观念说，普洛丁的心灵之眼说，A．奥古斯丁的内外感觉说和关于神启与认识关系的光照之喻，Th．阿奎那的触觉中心论和双重真理说，R．培根的真理四障碍说和实验科学论，J．司各托的演绎知识与归纳知识之分，W．奥卡姆的关于认识原则的剃刀之喻和证据知识与自明知识之分，M．蒙泰涅的怀疑增进知识和知识变动不居等观念所显示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N．库萨的有学问无知说和四级认识能力说(感觉和想象、知性、理性、直觉)，G．布鲁诺的三级认识能力说(感觉、理性、智慧)，等等，但是近代以前没有一部真正的知识学专著，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学体系。知识学甚至没有被近代以前的哲学家们视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几乎都是顺带论及知识学问题的。在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如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那里，知识学甚至没有独立的地位，而隶属于逻辑学。
作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F．培根和R．笛卡尔的哲学兴趣明显不同于中世纪神学哲学家们。他们重点关注的不再是神学哲学中那些广泛被探讨和被争论的问题，如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上帝，世界的关系、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理智与信仰先后之争、自由意志论与上帝决定论之争、教权与王权高低之争及若干教义(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原罪、赎救、末日审判、千年王国)，等等，而是本己哲学问题特别是知识学问题，如知识的根源、知识的范围或限度、知识的类别或层次、获取知识的方法、妨碍认识的原因、对待既有学说的态度、检验真理的标准等。
F．培根对以往的哲学体系都不满意，认为它们不是独断诡辩的就是狭隘经验的或是宗教迷信的。（①参见F．墙根《新工具》，许宝马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435页）他称它们为“剧场假相”：剧场假相是由各式各样的哲学教条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一切公认的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舞台戏剧，表演着人们依照虚构布景的样式创造出来的世界，这样的戏剧不仅包括古代的和时兴的各种哲学体系，而且包括以后还会出现的基于同类脚本和同样的造作方式排演出来的更多的哲学体系。（参见上书，第21页）他以发明一种不同于亚里斯多德的演绎逻辑的“新工具”(NovumOrganum)即科学归纳法(他本人称之为“真正归纳法")以促成学术的复兴为自己的毕生使命，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新工具》、《学术的进步》)就属于这一伟大的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他打算撰写一套总题为“伟大的复兴"的六卷本丛书，惜仅完成其中前二卷。在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中，知识学方面的思想占大部分，其著名哲学学说大多属于知识学。
像F．培根一样，R．笛卡尔对以往的哲学理论特别是神学哲学理论也抱有深刻的怀疑。在开始建构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前，他要运用普遍怀疑法对以往的一切观念和学说进行审查和清理，以便为哲学找到一个稳当的地基。据他自述：我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一切轻率判断和先入之见，除非那些清晰明白地呈现在我心中、使我明确认识到从而不容我怀疑的东西，．我决不认定任何东西是真实的；但我如此普遍地怀疑，．不同于不信一切的绝对怀疑论者为怀疑而怀疑，我的目的是挖掉沙子和浮土，找出岩石和硬地，清除一切虚妄的成见定论，为建构新哲学体系确立坚实可靠的基础。（参见R．笛卡尔《方法谈》(法文本)．载于《方法谈·大气屈光学·几何学》，巴黎：阿尔特姆·法亚尔出版社，1987年，第2l，29页；并参见谈书中译本(名为《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23页。）他所找到的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我疑我思故我在”（Dubif0．cogito，ergosum、)。据他自述：我发现．“我思故我在”（jepense，donciesuis)这条真理是如此确实可靠．以致怀疑派的一切最狂妄的假设都不能使之动摇，所以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接受它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原理；我可以设想我自己没有形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处的世界和场所，却不可以设想我不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依据我想怀疑其他事物的实在性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和确定地推论出我存在，另一方面，只要我停止思考，尽管我想象过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我存在过。（参见上书．，第32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27—28页）这与神学哲学以上帝为绝对无疑的逻辑起点是截然不同的。尽管知识学方面的思想在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中所占比重不是最大的，但其著名哲学学说中多半属于知识学。
对F．培根和R．笛卡尔的评价：
F．培根和R．笛卡尔被哲学史家们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前者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后者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创者。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中虽然不乏知识学思想，在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如智者派、皮浪派)那里，知识学思想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看来，知识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分支。
而自F．培根和R．笛卡尔开始，知识学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韵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惟一主导地位，尽管他们中有些可能称其他哲学分支(如形上学或伦理学)为最重要的哲学部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派系——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就是以知识学中关于知识的根源、限度和标准的两种思潮来命名的。
知识学在近代的兴盛既可以通过哲学家们的主要著作得到佐证，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特色学说得到印证。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代表作中，都有知识学专著或主要属于知识学的著作。例如，
F．培根的《新工具》(1620)，R．笛卡尔的《方法谈》(1637)，B．斯宾诺莎(Baruch[Benedictus]deSpinoza，1632—1677)的《理智改进论》(1661--1662)，J．洛克(JohnLocke．1632J1704)的《人类理智论》(1690)——它是一部代表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知识学专著，G．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YonLeibniz，1646—1716)的针对J．洛克的《人类理智论》写成的《人类理智新论》(1704)——它是一部代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知识学专著，G．贝克莱(GeorgeBerkelev，1685—1753)的《视觉新论》(1709)和《人类知识原理论》(1710)，D．休姆(DavidHume，1711—1776)的《人性论》(1739．．1740)第一卷“论理智”和据此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探究》(1748)，D．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的《对自然的解释》(1754)，E．孔狄亚克(EtienneBonnotdeContillac，1715—1780)的《论人类知识的起源》(1746)和《论感觉》(1754)，I．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它以考察数学的、科学的和形上学的知识是否和如何可能为主旨，J．费希特(JOMnnGottliebFichte，1762--1814)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J．费希特的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名称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译为“知识论”更确切)与作为哲学分支之一的知识学并不同一，尽管他说过其知识学体系以探究知识的一般发生(包括知识发生的方式和条件、知识的要素及其关系等)为要务，A．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1813)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第一篇“世界作为表象初论”，E．马赫(EmstMauch，1838~1916)《感觉的分析》(188s)和《认识与谬误》(1905)，H．柯亨的《康德的经验理论》(1871)和《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E．哈特曼（EduardvonHartmann，l842一l906)的《知识学的基本问题》（1890），R．阿芬那留斯(RichardAvenarius，1843—1896)的《纯粹理性批判》(1888~1890)，H．李凯尔特的《认识的对象》（1892），等等。其中，F．培根的《新工具》、J．洛克的《人类理智论》G．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D．休姆的《人性论》、G．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论》、E．孔狄亚克的《论人类知识的起源》、I．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J．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E．马赫《感觉的分析》、R．阿芬那留斯《纯粹经验批判》等更是各该哲学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MarieArouet]，1694—1778)、J．拉梅特利、C．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elv6tius，1715—1771)、P．一H．霍尔巴劾(Paul—HeinrichDietrichd'Holbach，1723一l789)等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F．施莱尔马赫(FriedrichDanielErnstSchleier．macher，1768—1834)、G．黑格尔、F．谢林、J．赫尔巴特、L．费尔巴哈、R．洛采(RudolfHermannLotze，1817—1881)、W．文德尔班等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J．S．密尔(JohnStuarlMill,1806一．1873)、H．斯宾塞(HerbertSpenter，1820---1903)、Th．格林(ThomasHillGreen，1836~1882)、F．布拉德雷（FrmacisHerbertBradley，1846--1924)等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虽然没有知识学专著，但在各自的哲学著作中都专辟章节考察过某些知识学论题。在近代西方哲学中，许多特色学说属于知识学或与知识学密切相关。例如F．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四假相说(种族的、洞穴的、市场的、剧场的假相)、科学归纳法中的三表法(本质和存在表、类似情形下的缺乏表、程度或比较表)、关于认识方式的蚂蚁蜘蛛蜜蜂之喻，R．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我思故我在、天赋观念说、真理标准论中的清晰明白说，Th．霍布斯(ThomasHobbes，l588一l679)的推理即概念计算，B．斯冥诺莎的二类知识说（感觉和想象的、理智的、直觉的知识)、真理标准论中的内外标志说，J．洛克的关于认识镩源的白板之喻、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说、三级知识说（感觉的论证的和直觉的知识)，G．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关于天赋知识潜能的大理石纹路之喻、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说，G-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对象与感觉同一，D．休姆的简单知觉和复杂知觉说、印象与观念对应、经验推论和抽象推论说、因果律出于习惯性联想，E．孔狄亚克的感性观念和理性观念说，J．拉梅特利的关于感官与外物关系的琴弦琴键之喻、关于感性认识过程的幻灯之喻，C．爱尔维修的判断即感觉，D．狄德罗的关于感性认识方式的蛛网之喻、认识自然三法(观察、思考、实验)，P．一H．霍尔巴赫的感觉是真理的工具，I．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之分、先验综合判断说、先验感性(直观)形式说、先验知性(逻辑)范畴说、先验图式说，J．费希特的自我设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与非我统一，F．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说，G．黑格尔的三段式辩证法(正反合)、思维与存在同一、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说、真理过程说，F．谢林的纯粹自我意识发展四阶段说(感觉、创造性直观、反思、绝对意识活动)，J．赫尔巴特的无意识说，A．叔本华的世界是认识者的表象、知识是意志的高级客观化、充足理由律四重根据说(关于直观经验表象的物理根据、关于抽象概念韵逻辑根据、关于纯粹时空直观的数学根据、关于意志主体的伦理根据)，L．费尔巴哈的主客体统一说、真理标准论中的实践说，J．S．密尔的因果联系五判定法(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H．斯宾塞的认识即分类、三级知识说(最低级知识、科学知识、哲学知识)，Th．格林的自我意识综合说，E．马赫的物即感觉复合、经验要素说、思维经济原则，H．柯亨的物自体表示认识的极限，R·网芬那留斯的经验依附系列和独立系列说、原则同格说，F·布拉德雷的三类经验说(直接经验、相对经验、绝对经验)、直觉是自尽的思维，W．文德尔班的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分，H.李凯尔特的普遍化方法和个别化方法、三个世界说(事实世界、价值世界、内在意义世界)，等等。近代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知识学论题有：认识的根源，认识的范围或限度，认识的类别或层次，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能力，认识方式，认识过程，认识规律，各种认知要素(感觉、理智、直觉)之间的关系，各类认识(感性的、理性的、直觉的认识)之间的关系，等。他们大体可分为两派：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一般认为：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根源，未曾在感觉中出现过的东西不可能在理智中出现，天赋观念并不存在，任何认识只有在经过了经验(含实验所得经验)验证之后才能被当作真理。理性主义者一般认为：人类知识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天赋观念，这类知识完全不依赖于感觉经验，来自感觉经验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可靠的、非普遍必然的，一个观念只要清晰自明而无须由经验证实就可以被判定为真理。但是，这两股知识学思潮并非冰炭不容，它们其实达成了若干共识。不论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大多高度肯定人类的认识主体性，而又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他们大多相信直觉知识是最普遍的最可靠的知识，因而是最高级的知识。
西方哲学的第二次大转向是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如仿效对第一次大转向的原因的探讨，我们同样可以从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动力和学术动力四个方面来探讨第二次转向的原因。其中社会动力是最值得重视的原因。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现实基础是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自然科学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勃兴。14世纪初期出现于意国少效几个城邦、而后逐渐蔓延到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给欧洲人带来了艺术(主要是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的复兴，而且给他们带来了科学(主要是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医药学)的复兴。16世纪中叶以来，基于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蓬勃兴起。一百余年内，自然科学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成就，而近代天文学之父、日心说创立者N．哥白尼(NicolausConernicus[KoppernigkJ，1473—1543)，行星运行三定律发现者J．开普勒(JohnnesKepler，1571—1630)等在天文学中，近代物理学之父、发现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等运动规律的G．伽利略(Galile0Galilei，1564—1642)等在物理学中，近代解剖学奠基人A．维萨留斯(AndreasVesalius，1514~1564)、血液循环论创立者W．哈维(WilliamHarvey，1578—1657)等在生理学中，近代医药化学奠基人帕纳塞尔苏斯或Th．霍亨海姆(Paracelsus[TheophrastyonHohenheimJ，约1490_一1541)等在医药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自然科学的发展把这样一些问题推到了哲学家们面前：人类知识的根源究竟在何处?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的范围有多大或它的限度在哪里?它有哪些形式或类别?如何保证其普遍必然的效力?怎样验证其真理性?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或对自然科学颇有研究的哲学家们，不能不思考和解答时代精神向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而当他们深入思考和系统解答它们之际，知识学便开始在近代哲学中崛起。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以往哲学中零散的知识学研究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经验心理学的发展。尽管在远古的和中古的西方哲学中，知识学不受重视，甚至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但是这两个时期的不少哲学家还是对若干知识学问题做过或顺带的或专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颇具特色的零散成果(参见上文)。这些成果对于近代哲学家们的深人系统的知识学研究是有益的。思想的任何创新和进步都建基于学术传统之上。哲学思想的创新和进步尤其如此。在为近代知识学的兴盛奠定理论基础的众多先哲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世纪晚期的具有异端倾向的唯名论者们，如R．培根、J．司各脱、W．奥卡姆，他们对感觉经验的高度重视和对实验科学的大胆倡导，对后来的F.培根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有趣的是，这三位注重感觉经验、推崇实验科学的唯名论者都出生于布列颠，都曾在牛津大学求学，这一事实使人们有理由确认，近代经验主义哲学首先产生于英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在造型艺术和医疗技术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生理学获得长足的发展。而生理学的发展又带动了心理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前期的心理学虽然还处于狭隘经验层面，即完全依赖于极其有限的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他人的观察，但关于某些心理要素和心理现象还是获得了空前地真切和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深化和细化近代哲学家们的知识学研究大有裨益。近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R．笛卡尔、Th．霍布斯、B．斯宾诺莎、G．莱布尼茨、J．洛克、G．贝克莱、D1．休姆、E．孔狄亚克、C．爱尔维修、I．康德、G．黑格尔、J．赫尔巴特、J，S．密尔、H．斯宾塞等，都对心理学问题颇有研究，其中有些还撰写过心理学专著，如J．赫尔巴特的《作为科学的心理学》、H．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等。他们研究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其知识学研究奠立深度理论基础。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社会动力是认识主体性逐渐觉醒的民众要求对—切所谓知识和真理全面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清理。在长达数百年的基督教中世纪里，西方民众被要求先信仰后理解——实质上是只信仰不理解，即毫不怀疑地相信宗教教义和神学教条的真理性，而不管它们是否可以理喻和能否得到证明。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来，西方民众的长期被压抑和遭蒙蔽的认识主体性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先信仰后理解，不再容忍其理智被蒙骗被愚弄，他们要求对一切以知识名义出现的观念和学说，尤其是所谓神学真理，全面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清理，以甄别哪些是真知灼见而哪些是妄说谬论。F.培根对妨碍真理的四种假象(尤其是剧场假相）的揭露和R.笛卡尔对披沙拣金的普通怀疑原则的倡导．就是l6一l7世纪里西方民众的普遍要求之哲学表达。近代哲学家们顺应了这种普遍民意，于是知识学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脱颖而出。
西方哲学第二次大转向的学术动力是哲学发展到更高程度后必然向哲学家们提出进一步深入系统认识人自身的要求。西方哲学演进到17世纪，步人了其真正的成熟期。如果用人生阶段来类比，那么远古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早熟早慧的童年，中古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迷茫消沉的少年，而近代则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振作奋发的青年。在进入青年期之际，西方哲学必定渴望作为一番，这就要求哲学家们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认识人本身，因为哲学意识到，它在认识自然事物方面愈来愈落后于方兴未艾的自然科学．但是在认识人类事物方面它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它只有在此方面下大功夫方能有所成就。而对人类事物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人生和政治，否则就难以超越先哲们，这样，认识人类的认知(包括其活动和结果)就成为了近代哲学家们的共同选择。这是一一个远古哲学家们发掘得不甚深入的富矿，正待近代哲学家们悉心尽力地开采。F．培根致力于发明“新工具”，就是为了推动“学术的进步”，造就知识的“伟大的复兴”，而这种进步、复兴首先是知识学本身的进步、复兴。他所发出的知识与力量合一(被译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既是当时普通民众的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迫切要求的体现，也是当时哲学家们的建构全新知识学体系的共同愿望的表达。
三、第三次转向——语言哲学的出场
以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的哲学为界，现代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是西方哲学的第三次大转向。它可以被称为丛以形上学和知识学为中心向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与形上学、知识学分庭抗礼转变，简称为语言学转向。如果说语言哲学是彻底反叛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的产物，那么科学哲学则是传统知识学的延伸——科学哲学实质上就是一门特殊知识学即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哲学。语言哲学在20世纪lO年代末即已崛起，而科学哲学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崛起，前者比后者早当道十多年，故而这里主要取例于语言哲学来谈论西方哲学的第三次转向。由于语言哲学在以往西方哲学几乎无迹可寻，因此这次转向显得特别突出，比前两次更加引人注目，以致一提起西方哲学的转向，人们首先想到的、甚至惟一想到的就是语言学转向。尽管第三次转向主要发生在英美哲学中，但欧陆哲学家们中也有些对语言问题颇为重视，如现象学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E．胡塞尔、存在主义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M．海德格尔、解释学最重要代表人物H.一G．伽达默尔(Htans—GeorgGadamer，1900-一)等。
在20世纪以前，西方哲学中没有语言哲学。不过，要在现代以前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找到一些语言哲学观念或学说是可能的。如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该派另一位哲学家高尔吉亚论及语言的可传达性；中世纪唯名论者P．阿伯拉尔(PetrUSAbailardus，1079一1142)、R．培根、J．司各托、W．奥卡姆等论及概念与指称对象的关系；17—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G．维科(GiovanniBattistaVico，1668—1744)、法国哲学家E．孔狄亚克和J．一J．卢梭(Jean—JacqUeSRod8seau，1712—1778)、德国哲学家J．赫尔德(JohannG0t-tfriedvonHerder，1744—1803)从不同角度探究过语言的起源；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K．洪堡(KarlWilhelmyonHumboldt，l767---1835)在研究各民族语言的过程中考察过语言的形成、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形式或结构、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等等。另外，逻辑学中关于概念和命题的部分研究大体上也可以归人语言哲学。
G．黑格尔去世之后，各种改造传统哲学的方案不时显现。它们的共通之点就是试图使哲学科学化——其实，在C．黑格尔之前，也有人试图使哲学科学化，如R．笛卡尔和B。斯宾诺莎就让其哲学仿效几何学。A．孔德(AugusteCorn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是较早的一个方案。19世纪末以来，在科学突飞猛进的凯歌中，哲学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危机，更多的哲学家潜心构思解决方案。G．摩尔(GJeorgeEduardM00re．1873一1958)于1903年发表《驳斥唯心主义》一文，显示了年轻一代英国哲学家欲与传统哲学决裂以摆脱哲学危机的共同信念。B．罗素当然也在此行列中。据他自述，他在剑桥大学求学时被灌的是I．康德和G．黑格尔的哲学，但后来他与G．摩尔等一道弃绝了这两种哲学，而在1899—1900年间采用了逻辑原子主义和数理逻辑中的皮亚诺技术。（参见B．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页。皮亚诺技术一意指意大利国数学家G．皮亚诺(GuiseppePeeno，1858—1932)在分析数学命题和数学推理时所采用的一套表意符号语言和逻辑运算规则）这一转变被他视为其漫长哲学生涯中主要的分界。1912年，一位原本学机械制造和航空工程的奥地利青年来到剑桥大学拜B．罗素为师，他就是L．维特根施坦。在持续三年的师生讨论中，一个宏大的改造传统哲学、摆脱哲学危机的方案——分析哲学计划基本酝酿成熟了。1918年B．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出版，他承认其中很多观念来自他以前的学生L．．维特根施坦或受到过这位亦徒亦友的天才青年的影响。在该书中，B.罗素抱怨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充斥着归咎于不良哲学语法的错误，关于实在或现实的一切见解全都是在符号论上稀里糊涂的产物。他认为，要创立逻辑上完美的理想哲学语言，就必须重建一套精确的哲学语法，而这样的哲学语法只能来自对组成世界的事实的严密逻辑分析。他称最简单的事实为原子事实(atomicfact)，称复杂的事实（主要由原子事实构成)为分子事实(molecularfact)，称表达原子事实和分子事实的命题分别为原子命题(atomicproposition)和分子命题(mokularoroposition)o他倾向于主张，一切哲学观念或学说都应当通过原子命题及其真值函项(truth—function)来表述，这样，哲学就可能避免含混不清而变得清晰明确。（参见B．罗索《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载于J．斯雷托编《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及其他论文集(1914--1919)>，伦敦：乔治·艾伦和安文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第234，166，l76．177，184，186页；并参见该文中译本，苑莉均译，载于R．马施编《逻辑与知识(1905--1950年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26，224．238，239，250，253页）其实，通过基于数理逻辑的语言分析使哲学命题变得清晰明确的设想在他与其导师A．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llead，1861—1947)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_1913)中即已提出，只不过在其《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中被表述得更加明确和具体。1921年，L．维特根施坦的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其本身也充满火药味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在该书中，他批判以往哲学(特别是形上学、伦理学、美学)中大多数问题和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因为它们属于不可思考者和不可言说者之列，出于对语言逻辑的不解或无知。他认为，哲学首先应为思想的表述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线，以区分可思考者与不可思考者亦即可言说者与不可言说者，哲学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分析使思想的逻辑变得明晰，因此可以说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他也倾向于主张，以表达原子事实(Sachverhalt)的基本命题(Elementaratz)及其真值函项(Wahrheitsfunktion)来表述一切哲学观念或学说。（参见L．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德一英对照本)，第52—63，26----27，76---77，102--103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8，20，44---45，57页）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被公认为分析哲学运动的发起者。此外，G．摩尔也被其些人视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因为他不仅在英国哲学界带头反叛以I．康德和G．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哲学，而且在其《伦理学原理》(1903)中把伦理学的任务规定为善之语义分析——如此推而广之，各门哲学分支的任务就是对各自的基本术语的语义分析，进而哲学的首要使命就是对关键概念的语义分析。还有人认为G．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是分析哲学创始人，因为他在其《表意符号》(1879)和《算术基础》(1884)等著作中为分析哲学奠定了数理逻辑基础。尽管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在其哲学著作中没有做过多少语言分析工作，但是他们的呼吁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形式语言学派或理想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等派别的分析哲学家们的热烈响应．而这种响应使得语言哲学迅速在现代哲学中崛起。
现代以前的西方哲学中虽然不乏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但语言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分支出场是现代的事情。在现代哲学中，不能说形上学和知识学等老资历的哲学分支彻底衰落了，但至少可以说它们不像在古典哲学中那样风光了。而语言哲学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哲学虽然并非独领风骚，但至少抢了形上学和知识学的风头，因而比起诸后者来更加夺目耀眼。语言哲学作为一个派别就是分析哲学，或者说分析哲学在学科上主要属于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主要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含维也纳学派、柏林学派和华沙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含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等派别。其创始人之一B．罗素的相关著作有《逻辑原子主义哲学》(1918)、《论命题》(1919)、《逻辑原子主义》(1924)等，另一位创始人L．维特根施坦的相关著作有《逻辑哲学论》(1921)。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MoritzSehlick，1882—1936)，其相关著作有《1926一1936年论文集》(1936)等；该学派主要代表、逻辑经验主义集大成者R．卡尔那普(RudolfCalrnao，1891—1970)，毕生致力于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其相关著作有《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哲学与逻辑句法》(1935)、《语义学导论》(1942)、《意义和必然性：语义学和模态逻辑研究》(1947)、《世界的逻辑构造和哲学中的假问题》(1967)等；柏林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H．赖兴巴哈（HansReichenbach，1891—1953)，其相关著作有《符号逻辑原理》(1947)等；华沙学派主要代表、逻辑语义学创始人A．塔尔斯基(AlfredTarsky，1902一l983)，其相关论著钉《形式语言中的真概念》(1933)、《科学语义学的创立》(1935)、《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引论》(1936)、《语义学的真概念与语义学基础》(1944)、《逻辑学、语义学、元数学》(1956)等；早年属于维也纳．纳学派的A．艾耶尔(AlfredJulesAyer，l910---l989)，其相关著作有《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等。日常语言分析的代表人物有：后期L．维特根施坦，其相关著作有《哲学研究》(1953)；剑桥学派主要代表J．威斯顿(JohnWisdom，1904一)，其相关著作有《解释和分析》(1931)、《逻辑构造》(193l—1933)等；牛津学派创始人G．赖尔(GilbertRvle，19001976)，其相关著作有《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1932)、《范畴》(1937)、《心的概念》(1949)、《哲学论证》(1945)等；牛津学派重要代表之一J．奥斯汀(JohnLangshawAustin19ll—1960)，其相关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961)、《如何以言行事》(1962)等；另一位牛津学派重要代表P.斯特劳森(PeterStrawson，1919一)，其相关著作有《论指称》(1950)、《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体：论描述形上学》(1959)等。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上述二派的著名语育哲学家．他们主要是美国学者。例如：以批判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教条，一切有意义命题都等值于某种感觉经验的还原论教条)和提出存在论承诺说(不论哲学命题、数学命题还是自然科学命题都以某种存在论承诺为前提)而著称的W．奎因(WiujamVanOrmanQuine，1908～)，其相关著作有《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语词与对象》(1960)、《逻辑哲学》(1970)、《所指的根源》(1974)等；实在论代表、提出真理一意义融贯论的D．戴维森(I)onaldHerbertDavidson，19l7一)．其相关著作有《真理与意义》(1967)、《自然语言和语义学》(1970)、《保卫约定T》(1973)、《论行动和事件》(1980)、《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1984)等；新实在论代表、提出语言共同体说和直接指称论的H．普特兰(HilarvPutnartI，1926～)．其相关著作有《逻辑哲学》(1971)、《哲学论文集》(1975)；创立转换生成语法论、提出语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说的N．乔姆斯基(NoamChomsky，1928一)，其相关著作有《句法结构》(1957)、《句法理论的若干方面》(1965)、《语言与心理》(1968)、《语言论》(1975)、《规则与表达》(1980)等；创立模态逻辑语义学、提出历史一因果的命名论及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说的S．克里普克(SaulKripke，1941一)，其相关论著有《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研究》(1962)、《模态逻辑语义分析》(1965)、《同一性与必然性》(1971)、《命名与必然性》(1972)、《真理论概要》(1975)、《言说者的指称与语义学的指称(1977)等。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语言哲学论题有：语育的本质、原则、类型、要素、结构、功能，语言与思维、与逻辑的关系，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与对象、与解释者的关系，命题的意义及其与真理的关系，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言语行为，私人语言，等。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几乎都对传统哲学深为不满，因为它缺乏“科学性”，即其语言含糊不清、歧义迭出。他们(或许W．奎因、J．威斯顿、P．斯特劳森等例外)认为，传统哲学中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无意义的伪问题和伪命题，因而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形上学)应当被拒斥。他们的共同意图是通过语言分析为哲学创立一门严格的清晰精确的工作语言。但是，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几乎都卷入了对普通语言学问题的哲学的或非哲学的探讨和论争中。这样，理想的哲学语言迄今未被创建起来，而哲学却被推入一种新繁琐哲学的尴尬境地。时至当今，哲学界不得不重新思索这样一些问题：哲学能否科学化（实质上是数学化)?哲学科学化之后是否还是真正的哲学?非精确性和可争论性是否恰是哲学的魅力之源?
附：科学哲学的崛起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除了语言哲学的崛起这一转向之外，还有科学哲学的崛起亦值得重视。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关系密切，其主要原因有，有些语言哲学家研究过科学哲学，而有些科学哲学家也研究过语言哲学，这是外在的原因；语言哲学家们试图使哲学科学化，而科学哲学家们借鉴语言分析方法考察科学知识，这是内在的原因。科学哲学包括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证实论和证伪论等派系。逻辑主义，源于逻辑经验主义，在研究和评价科学理论时仅仅着眼于其本身的逻辑结构、体系构成和依靠先验原则、普遍标准，而无视其历史背景和建构过程，有绝对主义之嫌。历史主义在研究和评价科学理论时注重其历史背景和建构过程，往往拒斥先验原则、普遍标准，因而不免从情境主义走向极端相对主义。证实论，又称经验证实原则，主张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分界在于科学命题能够被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所证实，而非科学命题则不能。证伪论，又称经验证伪原则，发现很多科学命题不能被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所证实，因此宣称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不在于其命题能否被经验证实而在于其命题能否被经验证伪，科学就是在对假说(或试探性理论)的不断证伪和纠错过程中逐步发展的。16世纪以来，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过若干科学哲学问题，他们可谓科学哲学的先驱者。但科学哲学是在19世纪末形成的，提倡思维经济原则的E．马赫和主张约定论的J．彭加勒(JuleHenriPoillcar,1854～1912)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其奠基人，前者的相关著作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导论》(1883)等，后者的相关论著有《科学与假设》(1902)、《科学的价值》(1905)、《科学与方法》(1908)等。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中叶走向繁盛，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分支。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量子力学家M．普朗克(MaxKarlErnstLudwigPlanck，1858一1947)，其相关著作有《物理学哲学》(1939)、《科学中的伪命题》(1946)：前述创建逻辑经验主义柏林学派的H．赖兴巴哈，其相关著作有《时空观哲学》(1928)、《经验和预测》(1938)、《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1944)、《科学哲学的兴起》(1951)、《现代科学哲学》(1958)等；创立证伪论的K．波普(KarlPopper，1902—1994)，其相关著作有《研究的逻辑》(1933，英译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提出以可转译性标准取代可证实性标准、采历史主义之长弥补逻辑经验主义之短的K．亨佩尔(KarlGustavHempel，1905一)，其相关著作有《科学说明诸方面及其他科学哲学论文》(1965)、《经验科学中概念形成的基础》(1952)、《自然科学的哲学》(1966)等；把证伪论精致化的I．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其相关著作有《证明与反驳》(19631964)、《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0)；倡导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Th．库恩(ThomasSammalKuhn，1922—1997)，其相关著作有《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必要的张力》(1977)；力主多元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的P．费耶阿本德(PaulKarlFeyerabend，19241994)，其相关著作有《反对方法》(1975)、《告别理性》(1987);创立科学合理性网状模型、提出科学研究传统说的L·劳丹（LarryLaudan)其相关著作《进步及其问题：关于科学增长的理论》（1977）、《科学与假设（1981）、《科学与价值：科学的目的及其在科学论争中的作用》（1984）；等等。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科学哲学论题有：科学的分类，各门科学的关系，科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科学知识的本质、基础、结构、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发展规律，科学真理的标准，科学合理性的根据，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精神，科学史的研究方式等。在其中一些论题上，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如关于科学真理的标准，有人(如E．马赫、J．彭加勒、H．赖兴巴哈、K．亨佩尔)主张证实论，有人(如K．波普、I．拉卡托斯)’则反道而行地标举证伪论。又如关于科学史的研究方式，有人(如H．赖兴巴哈、K．亨佩尔)提倡逻辑主义，有人(M．石里克、R．卡尔那普、Th．库恩、P．费耶阿本德)则针锋相对地奉行历史主义。
西方哲学的第三次大转向同样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产物。参照对第一、二次大转向的原因的探讨，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动力和学术动力四个方面人思。其中社会动功是最直接的和最引人注目的原因。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现实基础是对传统文化(包括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变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思潮。近代以来，每逢世纪之交，人们总是喜好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19世纪晚期，为了设计下个世纪的文化形态，西方民众开始批判地反思他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F．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1844一1900)对西方传统道德(特别是基督教道德)的全盘否定，是当时西方民众批判地反思其传统文化的集中的偏激的体现。与F．尼采在道德领域所掀起的反叛运动差不多同时，象征主义的和表现主义的作家们、印象派的和后印象派的画家们在艺术领域里也发动了针对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叛运动。而最富反思倾向和批判精神的哲学，在一个大反思大批判的时代里肯定是不甘寂莫的。如前所述，在G，黑格尔去世后。各种先是反叛其哲学而后是反叛整个西方古典哲学的新哲学方案不时登台亮相，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在哲学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康德主义耆们和新康德主义者们、黑格尔主义者们和新黑格尔主义者们相继乖老和谢世，意识到若继续枕着I．康德和G．黑格尔的著作入眠就永远也走不出他们的阴影的哲学新秀们，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于是，顺着批判地反思传统文化的滔滔时潮，他们或独自地或三五成群地占据某些未经开垦的山头，插上了他们的色彩鲜明的旗帜。在这些旗帜中，最为耀眼的两面是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的分析哲学之旗与E．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旗，而前者似较后者招展得更出丰采。哲学家本身的创造性对于哲学变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其变革意愿可以从时代精神中获得巨大的支持，那么其创造性将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哲学家们恰好生逢其时，西方民众的批判地反思传统文化的普遍意向成就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哲学伟业。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19世纪晚期以来普通语言学的兴起和数理逻辑的成熟o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当盛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关于一般语言问题的研究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初兴。K.洪堡可以说是普通语言学初创阶段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但正如F．索绪尔(I~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所说，该学派尚未创立真正的语言科学，因为它从来没有下功夫去弄清其对象的本质。（参见F．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l页）他本人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才标志着普通语言学正式形成，其代表作是他去世后由其学生们编定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在此书中，他深入探究了语言的本质和原则、语育的内外要素和共时历时结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的价值、语言的地理差异等一般语言问题。其思想对现代语言学诸流派，如瑞士日内瓦学派、捷克布拉格学派、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述语言学派，都产生过直接影响。19世纪末以来，涉足普通语言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哲学来说是一种直接的理论滋养，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宽广的交叉重合地带——前者的基础部分(普通语义学、普通语用学、普通语形学等)实质上就是语言哲学或者被视为语言哲学。数理逻辑的先驱者是G．莱布尼茨。而其真正创立者是G．弗雷格，他的《表意符号：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纯粹思维的符号语言》(1879)的出版标志着数理逻辑的形成。在该书中，G．弗雷格构造了一个初步自足的逻辑运算系统，它包括三个初始符号(蕴涵、否定、全称)、九个公理和两条变形规则。19世纪末以来，数理逻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20世纪初期跃升为超出普通形式逻辑的主导逻辑。如果说普通语言学为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滋养，那么数理逻辑则为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方法启示。数理逻辑的严密性使一些哲学家看到了摆脱传统哲学危机的出路。他们认为，传统哲学中的绝大多数命题都含糊不清，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概念含糊不清，而数理逻辑却避免了这种含糊性，因此，哲学应当效法数理逻辑，这就要求在严格分析中对哲学语言进行全面的清理，于是，哲学首先变成了语言分析。B．罗素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对数理逻辑颇有创建——独撰《关系逻辑》(1901)、《数学原理》(1903)、《论指称》(1905)、《以类型论为基础的数理逻辑》(1908)并与他人合撰《数学原理》(1910__1913)等数理逻辑论著，L．维特根施坦在受业于B．罗素门下时深入钻研过数理逻辑，这门学科改造和启发了他们两人的哲学观，并对其“逻辑原子主义”产生过实质性影响——这在前者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后者的《逻辑哲学论》中显而易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成熟的数理逻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虽然仍可能在20世纪初期发生．但必定别有一番模样，而且，这种转向很可能不是由B．罗素和L．维特根施坦启动了。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社会动力是自然科学的挑战使哲学面临严重的危机。自16世纪实验科学兴起以来．自然科学在短短四个世纪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9世纪里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如电磁理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进化论、细胞学说等等)。相比之下，哲学在二十多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有人感慨：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简直没有进展，而是原地踏步二千多年。有人甚至断言：近代哲学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倒退了，因为它变得愈来愈混乱。对哲学进步的否定就是19世纪末哲学在自然科学的挑战下所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它关系到哲学的前途，关系到哲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或不必要性。某些科学家就公开要求哲学自我了断。而若干衷心眷恋和深切同情这门古老学问的人，特别是一些原先研究数学或自然科学后来转向哲学的人，试图使它摆脱危机。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哲学的状况之所以令人不满，是因为它显得玄奥莫测、含糊不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它之所以如此这般，主要是因为其语言歧义迭出、规则混乱。于是，改造哲学语言就被视为改造哲学使之摆脱危机的先决条件。而要改造哲学语言，先得对语言做一番哲学考察。就这样，语言分析运动兴起来了。简言之，语言哲学是20世纪初哲学意欲通过“科学化”摆脱危机这样一种期望的产物。顺便指出，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意在使哲学摆脱危机的惟一方案，E．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这样一种方案。
西方哲学第三次大转向的学术动力是哲学发展到盛期过后必然向哲学家们提出再进一步深人系统地认识人自身的要求。迨至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可以说发展到了其鼎盛期。它再依照原来的路线前行，就很难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获。山穷水复之处，古典哲学的后继者们必须另辟蹊径，方能柳暗花明。而历史的经验晓谕他们：在人身上总是有文章可做的。于是，比远古和近代的哲学家们再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认识人自身，即从认识人的行为和认知进到认识人的语言。语言是行为的先导，是认知的载体，是行为与认知的中介。从逻辑上讲，哲学本应先考察语言再考察行为。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哲学不可能在远古就开始关注语言。而在现代，哲学有了足够的条件深入研究语言。于是，众多现代哲学家充分利用时代提供的便利条件，在语言哲学领域中悉心耕耘。对语言的哲学关怀尽管姗姗来迟，却正好可以使哲学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当然，希望能否和如何变成现实，这又是一个哲学难题。
四、西方哲学三次转向的启示
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实质上就是哲学对其范围和对象的三次深入的自我开掘，就是哲学的中心区域和重点论题的三次转移。
哲学的可能范围是整个世界，因而是无限的，但是它所能占据的范围受时代状况的制约，因而是有限的。哲学的对象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但它在每个时代所能发掘出来的新对象只有一二类c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能够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和有益的启示。其中与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密切相关的有以下三条：
第一，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哲学的演进而变迁。有些人之所以对哲学究竟研究什么感到困惑不解和无所适从，是因为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变化多端，而他们却相信哲学有一成不变的、始终确定的范围和对象、在某种特定的哲学观中，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当然是确定的。可是问题在于，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哲学观。而他们的哲学观之所以不同，内在地是因为他们对哲学本身的兴趣和看法不同，外在地是因为不同时代里学科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对哲学的需求不同。
第二，哲学必须每隔一段时间便开辟和开发新领域，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学术探究犹如采矿，当人们在一个矿场开采得太久时，他们必定要开发新矿场，同理，当学者们在一个领域中探究得太久时，他们必定要开辟新领域。作为思想的采矿者，哲学家们更应当勤于和敏于发现新矿场。开辟和开发新领域，是西方哲学家们的创新意识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西方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种创新意识，因为新领域较之旧领域可以为新发现提供更多的机会。对比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在开辟和开发新领域方面的不同态度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差距，这一启示将会更加令人难以忘怀。
第三，哲学总是可以在人身上大做文章和做大文章。尽管把哲学等于人学(或说思辨人学)是不当的，但是，哲学无疑是以人为中心的。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为哲学是人的哲学，而不是物的哲学或神的哲学。西方哲学的三次大转向，都是在人身上做文章，即分别就人的行为、人的认知、人的语言做文章。三个时期的西方哲学家们的成功经验值得今人深思和借鉴。由于人作为哲学资源已经被开发了两千多年，因此留给当代哲学研究者仍的处女资源区域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脑筋灵泛的人马上想到了去各个既有区域的交叉地带走一走看一看，他们确实踩到了一好点，如自然与人生之间的生态伦理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自然美学、科学与与社会之间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科学美学等。肯定还有一未被涉足的交叉点。但更重要的是，在人身上发现独立的新区域而非交叉的新地带
第三节 哲学对象之划定及其特性之描述
历史总能给人以启示。通过总观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上述中西哲学家们那里所获得的种种规定，通过纵览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在西方哲学史中所经历的三次大转向，我们更有凭依因而更有信心以自己的方式划定哲学的对象，并描述哲学对象的特性。
一、对哲学对象的划定
划定哲学对象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不能局限于哲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也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哲学分支，而应考虑到探究过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各家各派哲学家、哲学史的各个时期和哲学的各个分支。
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派别对哲学的范围和对象的划定不尽相同，彼此有别甚或大相径庭、迥然而异(参见第一节)。哲学不是某个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哲学，而是所有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哲学，因此其范围和对象不能仅以某家某派的意见为圭臬。任何人都有权优先喜好和专门关注某个哲学领域或某类哲学论题，但他无权断言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就是他所喜好和关注的那个领域或那类论题。
在世界哲学史的不同时期里，哲学所占有的范围从而它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同的。其总体演变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逐渐失去本不应属于它的一块又一块旧领地，而又开发了它可以在其上大有作为的一块又一块新领地。这样，历史地看，哲学实际据有韵总范围不但没有大量收缩，反而有所拓展。近代以来若干学科从哲学中先后独立出去，这并未大规模地缩小哲学的范围，而只是迫使哲学放弃其部分论题，即把某些传统领域中它不能胜任的论题交托给其他学科。以西方哲学史为例。在远古，西方哲学所占据的范围主要包括自然、人生（或道德）、政治、认知中的思维、艺术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形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逻辑学、美学等构成。在中古，西方哲学所管辖的范围不但没有拓展，反而有所收缩，主要包括宗教、自然、人生、认知中的思维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宗教哲学、形上学、伦理学、逻辑学等构成。在近代，西方哲学所拥有的范围与在中古所管辖的范围相比，大有拓展，主要包括认知(含思维)、自然、人生、艺术、社会中的历史、政治、宗教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知识学、逻辑学、形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构成。在现代，西方哲学占领的范围较之在近代所拥有的范围又有所拓展，主要包括语言、科学、认知(含思维)、人生、艺术、自然、社会(含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领域，因此其时的哲学主要由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形上学、知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构成。哲学不为哲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所独享，而属于全部哲学史，因此不能仅仅依据某个时期的哲学状况来划定哲学的范围和对象。当然，这只是一条抽象的禁令。具体说来，在划定哲学的范围和对象时，人们不能仅仅依据西方哲学史的远古、中古或近代中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状况。但基本上可以仅仅依据其现代的哲学状况，因为现代哲学的范围比其他任何时期的哲学的范围都要宽广，它几乎囊括了哲学可能涉猎的一切基本领域。
各个哲学分支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就像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一级学科的对象不同一样。譬如，形上学的对象不同于自然哲学的对象，尽管在某些哲学家(如大多数希腊罗马哲学家)那里形上学与自然哲学浑然未分，或者形上学被包容于自然哲学中——这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伦理学的对象不同于美学的对象，尽管它们都是价值哲学；逻辑学的对象不同于语言哲学的对象，尽管它们密切相关，而且很多语言哲学家同时是逻辑学家；政治哲学的对象不同于法律哲学的对象，尽管现代以前的哲学家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与法律哲学思想往往混融一团。知识学的对象与逻辑学的对象及科学哲学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严格说来，逻辑学和科学哲学都是特殊的知识学，不过，既然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各自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它们的对象当然也应不同于一般知识学的对象。哲学不等于某个或某些哲学分支，而是所有分支的总和，因此，在划定哲学对象时，人们不能局限于某一或某些哲学分支，哪怕它曾被公认为逻辑上第一的哲学分支(如形上学)或重要性上第一的哲学分支(如伦理学)，而应综合考虑特定时代状况中一切可能的哲学分支。
哲学的可能范围是整个世界，尽管它实际拥有的范围只是世界的某些领域。就对象而言，哲学是探究关于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之究极道理的学问。这里所称世界，不是物理学语义上的世界，也不是心理学语义上的世界，更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语义上的世界，而是形上学语义上的世界，即人类可以思想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世界的各个领域主要指自然、社会含历史)、经济、道德(或人生)、政治、法律、认知(含思维)、语言、艺术(或审美)、宗教、科学、哲学等。社会、经济、道德、政治、法律统属于广义社会，认知(含思维)、语言、艺术、宗教、科学、哲学统属于人类精神。因此，可以说，世界包括自然、广义社会和人类精神三大领域。这与当代中国哲学中盛行的把世界分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不是一回事，因为后一区分中的社会意指的仅仅是人类历史即广义社会的一部分，而思维同样仅仅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普遍根本问题意指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宏观的、总括的和深邃的、持存的问题(详见下文论哲学对象特性部分)。究极道理意指某个学科中前提性的、基础性的或终极性的、超越性的道理。究极道理不同于枝节性的、派生性的、局部性的、特殊性的理论，更不同于仅适用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的个案认识。正因为哲学就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所以它是思辨性的、逻辑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实验性的，它本性上是只需动脑而不必动眼或动手的学问，虽说动眼或动手可能对它有某种益处，它不受时间、地点和外在条件的限制。
基于对哲学对象的上述划定，我们可以分别划定各个主要哲学分支的对象。形上学就整个世界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在所有哲学分支中，其对象是最根本的、最普遍的。不少哲学家称世界方物的总和为存在，因此也可以说形上学就是存在论(或译“本体论")。自然哲学就整个自然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农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这些学科就自然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尽管近代以来各门自然科学先后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但它们与哲学从未彻底分离过，因此在任何时代的自然科学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自然哲学理论。社会哲学就狭义社会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家庭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具体社会学和中国史学、欧洲史学、美国史学、印度史学、阿拉伯史学、非洲史学等具体历史学，这些学科就狭义社会(含历史)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不过，普通社会学和理论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哲学，因此前二者与后者在内容上大面积地交叉重叠是不足为怪的。经济哲学就经济领域中盼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生产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财会学、金融学、证券学等具体经济学，这些学科就经济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但是，经济学原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经济哲学。伦理学就道德或人生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由于道德本质上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因此伦理学也可以被称为人生论(有些哲学家正是如此称谓的）。作为一门形而上的人生论，伦理学不同于营养学、保健学、家政学、优生学等形而下的人生学，尽管诸后者中可能或多或少包含着某些伦理学内容。政治哲学就政治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行政管理学、国际关系学、政党学、领导学等具体政治学，这些学科就政治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众所周知，政治学原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很多名著原本是哲学著作)。法律哲学就法律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程序法学、国际法学等具体法律学，这些学科就法律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同样众所周知，法理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法律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很多名著原本是哲学著作)o知识学就人类认知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感觉心理学、情感心理学、记忆心理学、思维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等心理科学，这些学科就人类认知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p不过，普通心理学或心理学原理中很多内容属于知识学（在实验心理学出现之前，研究心理现象的学者几乎都是哲学家)。作为一门特殊知识学的逻辑学就思维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主要是人类思维的方法和规则)，它包括演绎逻辑学和归纳逻辑学两个传统分支和数理逻辑学、模态逻辑学、多值逻辑学、弗晰逻辑学等现代分支。语言哲学就语言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汉语学、英语学、法语学、德语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具体语言学，这些学科就语言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但是，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学原理中很多内容属于语言哲学(不少语言学
家可以被称为语言哲学家)。美学就艺术或审美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文学学、齿乐学、建筑学、园艺学、雕塑学、绘画学、戏剧学、电影学等部门艺术学．这些学科就艺术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不必说，普通艺：术学或艺术学原理中很多内容属于艺术哲学因而属于美学(不少艺术学家可以被称为美学家)。宗教哲学就宗教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不同于天主教神学、新教神学、伊斯兰教神学、佛学等门派宗教学，这些学科就宗教领域的某个部分中的问题探究特殊原理。然而，各种门派宗教学中都包含着宗教哲学内容。作为一门特殊知识学，科学哲学就科学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包括一般科学哲学(或称科学学)和数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医学哲学等部门科学哲学。元哲学就哲学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探索究极道理，它是关于哲学本身的哲学，因此又可以被称为哲学学。在此，有必要指陈一种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盛行的哲学对象观的缺失。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真、善、美。这种可能借重于I．康德的说法甚不完整。真、善、美只是哲学的某些分支(知识学、伦理学、美学)的对象的一部分，而非它们的对象的全部，更非整个哲学的对象的全部。
与某些特别的划定相比，我们这里对哲学对象的划定看来并无新意，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吸引力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冲击力。的确，把哲学对象划定为比如人生或价值或认知或语言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更能引起普通理性的注意。而如果有人把哲学对象划定为星相、占卜、潜意识、梦幻、私生活、两性关系或其他任何非常神秘的或特别感性的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必将更加令人难忘。普通理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那些有特色的但并不妥当的意见特加关注和印象深刻，而对那些妥当的但特色不鲜明的学说不予重视和缺乏好感。但是，学术探究的目的不是吸引普通理性的注意力和满足其好奇心，而是发现真知和纠正错误。
就对象而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可以简括为：哲学是逻辑基础，其他各门学科是其应用；其他各门学科是事实前提，哲学是其结论。或者用当代中国哲学界中盛行的说法来表达，哲学为其他各门学科奠立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其他各门学科向哲学供给反思材料和立论依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多种类比来表达：如果说哲学是地基，那么其他各门学科就是其上的建筑；如果说哲学是树根和树干，那么其他各门学科就是其上的枝叶；如果说其他各门学科是溪涧江河，那么哲学就是吸纳百川的大海：如果说其他各门学科是五谷百果，那么哲学就是用谷物水果酿出的醇醪。关于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的关系，我们要以基础论取代至上论，以互补论取代相斥论。哲学不是其他各门科学的最高主宰，而是它们的最深基础，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的科学之王，而是沉潜缄默、冥思苦想的科学设计师。认为科学是哲学之仆、哲学是科学之王、科学应绝对服从于哲学的哲学独裁主义，对科学无益，对哲学终究也无益，因为它激起了科学对哲学的怨恨乃至仇恨。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辅助、相互促进的，而非相互排斥、相互勾斗、相互妨碍的。哲学固不能排斥科学，科学尤不能排斥哲学。认为哲学一无是处、科学无所不能、哲学应当在科学面前自我了断的科学霸权主义，对哲学不利，对科学终究亦不利，因为它将失去必要的引导者和仲裁者。
二、对哲学对象特性的描述
有人说，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不在于考察对象，而在于研究方式。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哲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式上固然不同，而这是由它们在考察对象以及探究目的上的不同决定的。哲学的对象当然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对象。哲学的独特对象体现为其独特问题。因此，哲学对象的特性体现为哲学问题的特性。如前所述，哲学思索整个世界或其各个领域中的普遍根本问题。由此可以分析出，哲学对象显现出根本性和普遍性，此外它们还呈示出复杂性。
哲学问题进而哲学对象的根本性意指哲学问题总是某个领域里前提性的、基础性的深层问题，它们关涉事物的本原、本质、通式、定型、法则、规律等。它们是恒在的，不会随时空和情形的变化而消失。正因此，现代的哲学家们与远古的哲学家们、东方的哲学家们与西方的哲学家们、民主自由国度里的哲学家们与专制极权国度里的哲学家们可以思索同样的问题。自不必言，哲学问题的恒常性与哲学思想的变动性并不矛盾，因此，不同时代、地区或制度文明中的哲学家们对同一问题完全可能做出不同回答。哲学对事物的外在的、暂时的、偶然的属性和关系不感兴趣，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内在的、恒常的、必然的属性和关系。哲学问题不是表面的和浅显的，而是深邃的乃至本源的，不是多变的和易逝的，而是持存的甚或永恒的，不是细枝末节和随机应景，而是探本溯源和寻根究底，不是无关紧要和可有可无，而是不可回避和必得应对(且往往必得先行解答)。总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体现为哲学问题的深邃性(含本源性)、持存性(含永恒性)、基础性、前提性。哲学虽然着眼于各种现实事物，但却力图使自身避免陷入表浅的问题中。它决不愿意纠缠于纷纭的表象，因为它要透彻事物，把握其内里本真。哲学不会关心花的色彩、草的形状、鸟的喙长、兽的齿数，它关心的是花草鸟兽作为实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作为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作为自然事物与人类的关系、作为受造物与某种至上的神秘存在物(如上帝)的关系；哲学不会关心人们昨天吃什么佳肴、今天穿什么时装、明天到哪里休闲、后天跟谁人拍拖，它关心的是人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人生方式和态度、确立什么人生目的或理想；哲学不会关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花儿作为物在没有人观赏时是否还存在”和“你我他作为人的在世人生情态究竟如何”之类问题；哲学不会关心“玛丽有几只小羊羔”和“约翰打了几只野兔”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人们依据什么原则可以拥有羊羔这样的财富”和“人类是否有权猎杀野兔这样的动物"之类问题。判断一个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根本问题。
哲学可能因其问题的根本性而被指责为玄虚空洞、不切实际。但是哲学必须只关注根本问题，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高深学问。正因为哲学问题具有根本性，各个哲学分支才成为相应领域里其他各门学科共同的逻辑基础。有人反对哲学的本质主义(或称逻各斯主义)，认定哲学并不能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凭着经验而且是哲学家个人的狭隘经验极其有限地认识事物的表象。这种论调毕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况且，哲学能否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是一回事，哲学是否试图这样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试图把握他们各自所研究的领域里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的。
哲学问题的进而哲学对象的普遍性意指哲学问题总是某个领域里宏观性的、总括性的公共问题，它们关涉特定范围内同类事物的属性和关系。它们是普在的，不会随个别事物、特殊情景的变化而置换。正因此，某个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固然要研究，其他相关专家们也要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研究。哲学对任何个别事物的哪怕是内在的、恒常的、必然的属性和关系也不感兴趣，它关注的是特定范围内所有同类事物的这样的属性和关系。哲学问题不是微观的和琐细的，而是宏观的和综合的，不是特例的和个案的，而是总括的和整体的。总之，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体现为宏观性、综合性、整体性、总括性。哲学虽然着眼于各种现实事物，但是却力图使自身避免陷入琐细的问题中。哲学绝不愿意纠缠于繁琐的细节，因为它要总揽事物，把握其全局总体哲学所寻求的道理不足局部的和团体的，更不是个别的和一己的。自然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某一类甚至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自然哲学家们探究的足整个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某一类甚至某一个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而社会哲学家们探究的是整个社会(或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其他各个哲学分支所探究的都是相应领域里的普遍道理。哲学不会关心天气如何变化、草木如何生长、动物如何繁殖、人类如何发育，它关心的是自然万物乃至世界万物的生成原因和变动规律；哲学不会关心这个人或那个人如何认识一株草、一棵树、一匹马、一头牛，它关心的是人类如何认识事物；哲学不会关心“尧舜是否实有其人”、“汉武帝为何迷恋仙术”、“成吉思汉埋骨何处”、“乾隆是否民妇所生”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人类文明史如何起源”、“文化与武力究竟哪个威力更强大”、“必死的人生应当如何度过”、“君主世袭制是否合理”之类问题；哲学不会关心“企业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效益”、“商家可以采取哪些促销策略”、“顾客杀价有什么绝招”、“消费者在自己的正当权益受损时如何索赔”之类问题，它关心的是“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商业道德的基本规范有哪些”、“交换正义如何加以保障”、“矫正正义怎样才能实现”之类问题。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哲学问题，除了要看它是不是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根本问题外，还要看它是不是其中的普遍问题。
哲学可能因其问题的普遍性而被指责为空泛无边、大而不当。但哲学必须只关注普遍问题，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博大智慧。正因为哲学问题具有普遍性，各门哲学分支才成为相应领域里其他各门学科通用的理论平台。有人反对普遍主义，认定共相、共性只是人类思维的假设，而非事物的真实，哲学根本不应研究什么共相、共性，只应力所能及地考察具体事物的殊相、个性。这种论调同样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事物之有共相、共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包括哲学家们）对此认识不一，那是因为他们的认识能力、认识手段和认识方式不同同，而并非因为事物的共相、共性子虚乌有。
哲学所思索的问题是根本的和普遍的，因而必定是复杂的。哲学问题的进而哲学对象的复杂性意指，哲学问题在探究方式上是无规则的、多种多类的，在最后结论上是无定论的、各式各样的。哲学道理总是非终极的，即永远尚待发展，总是非绝对的，即总是可以争论。对哲学问题的探究，不像对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有确定的规则(方法、程序、模型)可以遵循。哲学问题的答案，也不像自然科学问题的答案，有惟一正确的结论。1+1=2、23=8、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梯形的面积等于上底与下底之和乘以高度的一半，这些虽然在世界的某个领域即数学领域中是根本的和普遍的，却不是哲学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惟一的、绝对的。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探究同一哲学问题，并且得出各有其理的不同结论。如关于人性，人们可以从伦理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坚持性善论、性恶论、性非善非恶论、性亦善亦恶论或性善情恶论等。又如关．于人生方式，人们可以信奉享乐主义、中道主义或温和节制主义、严格节制主义甚或禁欲主义。再如关于人生意义，人们可以主张享乐说、无谓说、献身上帝说、自我实现说或社会奉献说等。复如关于人我群己关系，人们可以倡导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己他两利主义(或互利主义)、有限利他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或集体主义等。在哲学探究中，无所谓惟一可行的方法，无所谓惟一正确的结论。哲学中只有思路更合乎逻辑与不合逻辑之别，只有理由更充分与不充分之别。应当承认，从人类普遍价值观角度看，有些哲学观念或学说是非常可取的或较为可取的．也有些是较不可取的或很不可取的。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哲学问题，除了要看它是否整个世界或其某个领域中的根本的和普遍的问题，还要看它是不是其中的复杂问题。
哲学并非有意要使问题及其答案复杂化，而是致力于在原本复杂的问题中寻求更加合理的答案。世界本身是繁复的，万物本身是艰深的，哲学不避繁复、不畏艰深，苦苦求索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哲学的崇高之所在。有人对同一哲学问题的答案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深感不满，视之为传统哲学的沉疴痼疾，并企望创立命题精确的、答案惟一的科学化哲学。就哲学语言应当力求明确清晰而言，这种主张不无价值，但试图把所有哲学家的思想统一到一个范式中，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应当说是害多益少的。严格科学化的哲学不再是智慧，而变成了技术——现代某些逻辑学派别的和语言哲学派别的情形就是如此。
综合哲学对象的上述三个特征，可以说，哲学是就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领域中的根本的、普遍的、复杂的问题思辨地陈述的根本的、普遍的、复杂的高明意见。哲学是一种意见，而不是一种严格语义上的知识，更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最高级的知识，不过，哲学是最高级的意见，是一切意见中最高深的、最广博的、最高明的意见。承认哲学是意见而非知识，这并未贬低哲学的地位和否认哲学的作用，因为人类世界既需要真正的知识也需要高明的意见，丽在前者积累到．定程度后，更加迫切地器要后者。
第四节 哲学基本问题略议
哲学对象就是哲学问题集合。在众多哲学问题中，有些相对而言更为根本更为普遍因而更为重要。最根本最普遍因而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被惯称为哲学基本问题。如果说哲学对象是元哲学问题中的首要问题，那么哲学基本问题则是有关哲学对象的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不像有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的选择视角或视点的转换而变化的。从不同的哲学体系出发，从不同的哲学分支出发，从哲学史的不同时期或时代出发，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可能甚或必定不同。就偏爱某个哲学派别而不偏重任何哲学分支或不偏向哲学史的任何时期的人而言，选择何者为哲学基本问题取决于他们最喜爱哪个哲学派别。譬如，喜爱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者与喜爱黑格尔主义者或新黑格尔主义者，喜爱实证主义者与喜爱意志主义者，喜爱现象学者与喜爱解释学者，喜爱存在主义者与喜爱分析哲学者，他们各自的选择可能不同。就偏重某个哲学分支而不偏爱任何哲学派别或不偏向哲学史的任何时期的人而言，选择何者为哲学基本问题取决于他们最看重哪个哲学分支。譬如，重视形上学者与重视知识学者，重视自然哲学者与重视社会哲学者，重视伦理学者与重视美学者，重视语言哲学者与重视科学哲学者，他们各自的选择必然有别。就偏向哲学史的某个时期而不偏重任何哲学分支或不偏爱任何哲学派别的人而言，选择何者为哲学基本问题则取决于他们最推崇哲学史的哪个时期。譬如，推崇希腊罗马哲学的人与推崇中世纪哲学的人，推崇近代西方哲学的人与推崇现代西方哲学的人，他们各自的选择定当不一。
一、从不同哲学体系出发的不同选择
很多哲学家们是从各自的哲学体系出发来选择哲学基本问题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形形色色。其中，有些措词上不同但实质上一致，有些不仅措词上不同实质上也有异。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著作残篇中的学说表明，他们选择万物的本原或始基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学说几乎都是有关万物的本原或始基的，如泰勒斯的水本原说，阿纳克西曼德的无限者说，阿纳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毕达戈拉派的数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活火说，巴门尼德的存在说，阿纳克萨戈拉的种子说，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四根说，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说等。
柏拉图无疑以理念与事物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理念论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础，而理念与事物的关系是其理念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其理念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解答可知世界中的理念怎样为可见世界中的事物所拥有、前者如何决定后者而后者如何体现前者这些问题。他提出的基本学说就是分享说，即可见世界中的每一类事物相应于可知世界中的一个理念，前者通过分享后者而成为真实的事物。譬如，事物因分享了美理念而成为美的，因分享了公正理念而成为公正的，因分享了大理念或小理念而成为大的或小的，因分享了一理念或多理念而成为单一的或复多的，因分享了类似理念或不似理念而成为类似的或不似。（参见柏拉图《巴门尼德篇》(希—．英对照本)，H．N．福勒译，载于《柏拉图文集》第六卷，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有限公司／纽约：G．P．帕特南氏兄弟出版公司，1926年，第206-207，212-213页；并参见该文中译本(名为《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8，57页。）
亚里斯多德以实体的本原和原因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作为他所云第一学科的主要部分的实体论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础，而实体的本原和原因又是其实体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在其《形上学》第四卷中，他明确提出，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实体的本质(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固有属性，就是研究实体的本原和原因。（参见亚里斯多德《形上学》(英译本)，第62，66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57，61页）关于实体的固有属性，他主要论及了两个：先在性和自存性。原初实体在时间、认识和言说中都是第一位的，即在物理时间中它先于其他东西而存在，在认识过程中它先于其他东西被认识，在概念定义中它先于其他范畴被言说；每个原初实体都是独立自存的，不依赖于或不包含于任何其他东西。(参见上书，第130---131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125—126页)关于实体的原因，他阐述了四因说，即实体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四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见亚里斯多德《物理学》(希一英对照本)上卷，Ph．威克斯梯德译，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有限公司／纽约：G．P．帕特南氏兄弟出版公司．1929年，第164一165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
Th．阿奎那当然以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为哲学基本问题(其他中古神学哲学家亦如此)。因为他说过形上学或第一哲学的主要对象是上帝，而在关于上帝的诸问题中，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是首要的。他对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和对上帝属性的多种描述不仅是其《神学大全》的起始部分，而且是其整个神学哲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其五种证明可分别被概称为关于事物运动或变化的第一推动者说、关于事物动力或成因的终极致动因说、关于事物存在样态(或然性和必然性)的自因必然性说、关于事物完善程度的最高完善性说、关于事物秩序或目的的终极目的性说。（参见Th．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卷第一部分，载于A．佩吉斯编注《圣托马斯·阿奎那基本著作》(英译本）上卷，第22-23页）他描述过的上帝属性依次是：至善、无限、普在、不变、永恒、统一。（参见上书．第51---90页）
I．康德在其中年时所撰《纯粹理性批判》中申明，他的哲学沉思所关注的_切问题可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其完整的表述是如果我做我所当做，那么我可以因此期望什么”)。他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单纯思辨的，属予理论哲学或知识学；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属于实践哲学或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属于宗教哲学或神学。（参见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德文本)，载于《康德著作全集》第三卷，莱比锡：雷奥泼尔德．佛斯出版社，1867年，第532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54页）在其晚期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出他的哲学沉思所火注的第四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属于人类学。他认为，由于前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都密切相关，因此它们都可被视为人类学论题。可见，在I．康德看来，不同哲学分支有不同的基本问题。不过，就其哲学体系而言，他实际上把人类知识的条件和限度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其最重要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形上学知识何以可能的一种系统探讨。其基本观念是，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都以先验综合判断(synthetischesUrtheilaDriori)为原则，作为数学知识的先验综合判断出自纯粹感性直观形式(reineFormsinnlicherAnschauungen)即先验时间感和先验空间感，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验综合判断出自超验图式(tratls8cendentalesSchema)对经验直观材料与纯粹知性概念(reinerVerstandesbegriff)的统合。（参见上书。第42-45，55-57，140--146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8—40，49-51．143一150页）但形上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并未解决。
F．谢林在其《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提出，如果哲学是至高无上的学科，那么其首要任务就是解答这一问题：与作为第一位的绝对的东西的主观者(Subjektive)相一致的客观者(Obiektive)何以会归依于它?或日，从作为第一位的绝对的东西的主观者中，客观者如何产生出来？（参见F．谢林《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德文本)，第12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8一9页）换言之，在他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就是自然如何从精神中产生或物质如何从意识中产生。这一问题属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过它所追问的不是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它本身就预设了精神先于物质而存在），而是精神如何产生物质，因此它是一个规定了世界观立场的问题。
G．黑格尔既然把绝对理念的演化历程当作其哲学的对象那么他必定把绝对理念的演化规律确定为哲学基本问题。在其《哲学全书纲要》导论中，他称绝对理念的演化规律为真理，宣称哲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这种真理，而他本人的全部哲学劳作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关于这种真理的科学知识。（参见G．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德文本)第一卷，第4l，14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7，5页）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理念从逻辑经自然到精神的漫长演化过程的辩证展开、伽所找到的绝对理念的普遍演化规律就是体现为正反合三段式的否定之否定(NegationderNegation)——这可以从其哲学体系建构方法中见出o
F．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宣称，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Denken)与存在(Sein)的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尽管思维只是意识的一部分，存在不等于物质，但在F．恩格斯那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基本上等同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本人有时也用后一种关系代替一种关系）。前苏联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大多因承F．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与精神(或物质与意识)的先后关系，其二是思维与存在(或认识与对象)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对前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依据。凡认定自然先于精神而存在(戡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世界观学说属于唯物主义；反之，‘凡认定精神先于自然而存在(或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的世界观学说属于唯心主义。对后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认识论中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依据。凡认定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人类认识能够够把握对象的本体和实质的认识论学说属于可知论；反之，凡认定思维与存在之，闯不具同一性，人类认识不能把握对象的本体和实质的认识论学说属于不可知论。有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三部分构成，提出F．恩格斯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还包括第三个方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并认为对此方面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依据。凡认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历史观学说属于唯物史观；反之，凡认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产物的历史观学说属于唯心史观。
E．胡塞尔，像I．康德一样，以人类认识的可能性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过，I．康德以先验理性主义的逻辑学方法探讨这一问题，而E．胡塞尔以先验直觉主义的现象学方法探讨这一问题。其现象学方法主要包括对纯粹意识做本质直观(Wesenser．schauung)和先验还原(transzendentaleReduktion．)。因此，E．胡塞尔所选择的哲学基本问题可以被表述为经由纯粹意识认识事物本质的可能性。本质直观，又称现象学直观，相对于经验直观或个别直观，意指借助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理念(Eidos)或纯粹本质(reinesWesen)。欲达此目的，需要把关于认识对象实在或定在的信念悬置起来，直面原初给予或直接呈现的纯粹意识，在自由想象对纯粹意识的反复置换中把握事物的不变的规定性。（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51-54，94-98，99-101页）先验还原，又称现象学还原，相对于经验还原，意指通过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把认识者还原为纯粹自我而把认识对象还原为纯粹意识。欲达此目的，需要放弃自然态度(或独断论态度)而采取哲学态度(或现象学态度)，不仅把关于认识对象实在或定在的信念而且把关于认识者实在或定在的信念悬置起来，视认识者仅仅为执行意识活动(N0esis)的纯粹自我，视认识对象仅仅为对意识活动与意识内容(Noema)之间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aet)的纯粹意识。（参见E．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498，150—161，223-236页）
B．罗素和L．维特根坦无疑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更具体地说，命题与事实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在其《逻辑原子主义》中，B．罗素宣称，哲学工作本质上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逻辑综合，而语言由命题构成，命题是对事实或事件的表达，事实或事件构成世界。这样，在他看来，弄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抛弃一切形上学假设(包括概念和观念)，建立逻辑上完美的理想语言，为哲学奠定科学基础，就成为哲学事业的首要使命。（参见B．罗素《逻辑原子主义》，苑莉均译，载于R．马施编《逻辑与知识(190l—1950年论文集)》，第414，401-402．41l-_412页）在其《逻辑哲学论》中，L．维特根施坦提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逻辑批判，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陈述，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这样，对他而言，弄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划清可思考者与不可思考者、可言说者与不可言说者，抛弃一切伪问题和伪命题而专注于真问题和真命题，就成为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参见L．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德一英对照本)，第62---63，60--6l，30一一31，74--77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38，37，1，44-45页）受他们二人影响，大多数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倾向于认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或语词与事物的关系是哲学基本问题。
M．海德格尔以存在的意义为哲学基本问题。因为他把哲学对象划定为存在，而关于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在其俦在与时间》中，他明确提出，惟有对存在意义(sinnVonSein)的追问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他甚至认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阐明存在的意义并把这种阐明理解为其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占有多么丰富和紧凑的范畴体系，它仍将在根本上是盲目的和背离其最本己意图的。(参见M．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本)，第5，ll页；并参见该书中译本，第6，13页）他批判自阿纳克萨戈拉至F．尼采的传统形上学仅仅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而他的哲学使命就是通过此来探究存在的意义。其《存在与时间》的既成部分正是就此对这类特殊存在者来探究存在的意义，这种探究被他称为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ie)。
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谈论过哲学基本问题，此不俱陈。
二、从不同哲学分支出发的不同选择
从不同哲学分支出发，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必然不同。从形上学(或存在论)出发，人们可能会选择世界万物的本原、存在的本质或意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或心物关系)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自然哲学出发，人们可能会选择宇宙的起源、整个自然的演化规律、自然万物的目的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社会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社会发展的动因和目的、历史的演进规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此问题也可以归属于自然哲学)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经济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所有制和分配制的形式和理想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伦理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善之本质、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道德与经济的关系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从政治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政体的形式和理想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法律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法律的本源和目的、法律的原则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知识学(或认识论)出发，人们可能选择人类认识的根源和限度、知识可能性的前提和条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逻辑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思维的形式和规则、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此问题也可以归属于语言哲学)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语言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语言的本质和形式、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或语词与事物的关系)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美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美之本质和形式、美感的根源和标准、艺术的本质和类别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从宗教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神灵的存在和属性、神灵与世界的关系、神人关系等为哲学基本问题；从科学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科学的判准、科学与社会或人生的关系等问题为哲学基本问题；从元哲学出发，人们可能选择哲学的对象和特性、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为哲学基本问题。
尽管人们实际上不会从所有哲学分支出发选择哲学基本问题，但他们从形上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知识学、语言哲学等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却是事实。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R．笛卡尔、B．斯宾诺莎、F．谢林、G．黑格尔等在形上学中，苏格拉底、大多数斯多亚派哲学家等在伦理学中，A．奥古斯丁、Th．阿奎那和其他许多基督教神学哲学家在宗教哲学中，J．洛克、D．休姆、I．康德、J．费希特等在知识学中，B．罗素、L．维特根施坦和其他一些分析哲学家在语言哲学中，选取各自的哲学基本问题。针对上述种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形上学中心论者可能争辩道，形上学被公认为第一哲学，一向是最重要的哲学分支，因此哲学基本问题必须在此中寻找，必须是某个形上学问题，例如世界万物的本原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但这种意见必定遭到伦理学中心论者(或实践哲学中心论者或价值哲学中心论者)、宗教哲学中心论者、知识学中心论者、语言哲学中心论者的反驳。他们也会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应是他们各自所最看重的那一哲学分支中的某个问题。
三、从不同哲学时期出发的不同选择
像哲学对象一样，哲学基本问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甚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这里仅以西方哲学史为例。在其四个时期里，哲学基本问题明显地转换过多次。
在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基本问题无疑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此期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都探究过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其世界本原论在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自不必言，他们的重要的甚至惟一的现存学说就属于世界本原论。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斯多德的实体论和四因说、普洛丁的太一说和流溢说等属于形上学的学说，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中最为引人注目。伊壁鸠鲁派和前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们虽然更加重视伦理学，但他们也都专门探究过形上学问题，诸前者的原子说和偏斜说较之其快乐主义、简单生活说、死不足惧说，诸后者的普纽玛说和巨火轮回说较之其严格节制主义、顺应自然说、不动心说，在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中并不逊下多少。惟有在苏格拉底、西塞罗、皮罗派和后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们那里，形上学未获青睐，或者至少不如知识学或伦理学那样受重视。
在基督教中世纪，哲学基本问题当然是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此期绝大多数神学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上帝的存在和属性问题，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和对上帝属性的描述成为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最主要内容。在以A．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家们那里，上帝创世、上帝属性、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关系等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对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这表明了其时神学哲学家们对此问题的普遍兴趣。在Th．阿奎那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最受关注，至少在中世纪里是这样的。历时近千年、众多著名神学哲学家卷入其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名义上是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争论，根本上是关于上帝作为一种终极共相是否实在的争论。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确实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心物关系。不过，这一问题应当从知识学角度来理解，即把它理解为作为认识主体的思维或心灵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存在或外物的关系。因此，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更明确地说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它具体化为人类认识的根源、前提、限度、标准等问题。如前所述，知识学在近代非常繁盛，其时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专门探讨过人类认识，其中大多撰写过知识学专著，对于认识主客关系这一知识学基本问题，他们不能不多少有所论说。在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认识主客关系的思想令人瞩目，甚至成为其标志性学说——如F．培根的四假相说和归纳三表法，R．笛卡尔和G．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说，B．斯宾诺莎的真理内外标志说，J．洛克的白板说，G．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之说，D．休姆的习惯性联想因果观，I．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说、先验感性直观形式说、先验知性逻辑范畴说、先验图式说，J.费希特的自我设立自我和自我设立非我之说，G．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之说，J．S．密尔的归纳五法，E．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R.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说等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因派别而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哲学派别纷呈，而各派关注焦点不同。因此．欲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寻找众所公认的哲学基本问题，或恐徒劳。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们必定就此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于语言分析哲学家们，它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或进一步说命题与事实的关系或更进一步说语词与事物的关系；对于科学哲学家们，它是科学知识的判准；对于现象学哲学家们，它是经由纯粹意识把握事物本质的可能性；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它是人生在世的处境和意义；等等。有人可能提出，语言分析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阵容最大和最受关注的派别，因此其基本问题可以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这样的提议必定遭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等哲学派别的喜好者和同情者否决。
在当代，世界哲学的形成言之尚早，不过各主要文化圈中的哲学家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同感兴趣的论题，并就之展开了不同范围、程度和方式的对话。在这些公共论题中，最受关注者似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称天人关系)。各国哲学家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基于当代精神，从各自的原则和理念出发，深入系统地探究这一古老问题，阐发了诸多值得注意的学说，其中尤以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新自然主义为最。天人关系问题落实到现实层面就是环境保护或生态平衡问题，而这是当代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说对时代课题的关注是哲学的使命，那么对天人关系的关注就是当代哲学的根本使命。在此语义上，可以说，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这个问题不单属于某个哲学分支，而可以被归入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多个哲学分支中。因此，它之被推选为当代世界哲学的基本问题更具可接受性。
不像对哲学对象的划定必须综合考虑各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各个哲学分支的和哲学史的各个时期的情形，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选择完全可以因时因地因情而异，也就是说，在不同时代里，在不同领域里，处于不同的基本意图，为了不同的终极目的，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