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挤压机:大学管理者：你的孩子去西部就业吗？

大学管理者：你的孩子去西部就业吗？     大学管理者最基本的素质，是不要说违心的话——你有可能在家里劝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西部，却在学校里鼓吹去西部奉献青春是多么高尚——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学会选择，而不是代替学生、强迫学生作出选择。      今天的题目是“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管理选择”，这个题目是很大。应该说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大众化教育，二是高等教育管理，第三是选择。
     今天上午，我跟一所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在一起，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敢说“真话”，你说的也很对，但是我觉得你的有些想法太理想化了，在现实中根本做不到，所以最终大家不会赞同你的说法。“领先”有三种境界，第一是“领先一步”，第二是“领先两步”，第三是“领先三步”。“领先一步”叫“先进”，“领先两步”叫“先驱”，“领先三步”则叫“先烈”。国外办大学，道理很简单，第一，聘任教师的标准很高；第二，收入很不错，可以保证他养活全家4口人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而老是说大学教育的问题，结果会是什么呢？“给你说一个数据，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985’一期中3年获得12亿资助，平均每年4亿，现在‘985’二期来了，在未来的七年中，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只能获得14亿的投资，平均每年降低了两个亿。这就是给你们这些说教育有问题的*害的。政府由此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办得这么差，还给那么多钱干啥？还不如用来发展基础教育、农村教育。可缺钱肯定是造成大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给学校的办学经费，能被我们这么一说，说得少了每年少了2个亿，我们的本事也挺大的。
     屁股指挥脑袋，一点没错，这位校长一直为缺钱而烦恼。他说，教育肯定有问题，但中国投钱出问题的，比教育多了去，教育的问题，只是所有问题的小问题。造一条公路，要倒下多少交通厅长？现在国家立项要建沪杭磁悬浮，这要至少几百亿投资？要建京沪高铁，资金估计上千亿，这些钱的零头投给高等教育，教育会有多大发展。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不重视教育。
     国家不重视教育，这是我们的教育大背景。
     在国家不重视教育的大背景中，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了，这是我们中国大众化教育的特色。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间是2002年，那一年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达到了15％，今年我们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1％，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2300万。
我们的大众化教育是怎么实现的呢？是在过去几年中毛入学率平均每年以2％的速率递增实现的。1998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8％，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1％，2001年13％，两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是出奇的快。
     我们用令世界惊奇的速度，用极少的国家资源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于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教育资源跟不上，教师力量跟不上，教学质量大滑坡，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博士生教育，问题重重。而老百姓则抱怨学费太高，不堪学费重负。     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早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可是，我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稳步发展出来的大众化教育，而我们则是行政命令下突变式的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一个学校只能按照办学的条件来确定办学的规模，但现实却是制订多少办学规模再去考虑创造相应的办学条件。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管理高等教育传统思维的继续。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曾经用过治军的思想、治党的思想、办企业的思想、办政府的思想，可惟独没有治学的思想。     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不一样，于是造成高等教育发展出现很大差距。办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办学办好。可我们真是把学办好么？
     在中国，处处强调“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当然很好，可是我们的“为人民服务”，装点在门面上，在形式上彰显到极却远离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人民真正得到好处，人民真正受益。用法院的“为人民服务”来看中美的制度差异。
     我们的法院是很为人民服务的，很多法院除了高悬“秉公执法”的牌子，还贴着毛主席苍劲有力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虽然过往几年错案冤案一件接一件——在“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法院推出了院长接待日、庭长接待日、审判长接待日，认为这样一接待，就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了。
     这种情况，在美国不但不允许，而且明文规定是犯法的。美国的法官，要单独和当事人见面，是绝对不允许的。老百姓私下里要见法官，沟通情感，诉说冤屈，送点烟酒茶，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美国犯法的事，在中国却被鼓励着、宣传着。
     美国的制度，是希望从根本上遏制法官办案徇私舞弊——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免有私交，有私交就难保办案时的情感偏向。
     而中国的制度，则把“铁面无私”，演绎成法官的高尚情操——因为有太多的“私”，所以“铁面”太难，所以“铁面无私”太可贵。
中国的制度，还营造出法官老百姓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民间有言：大沿帽两边翘，吃完原告吃被告。而据说，这种法官还是比较“好”的，两边都吃，利益最终还是平衡——只吃一边，结果就很坏了。
     什么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不是节假日送温暖在电视里拉着孤老的手平易近人地话家常，平时却任凭老百姓朝不保夕没有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国家标准；不是到电台接热线听老百姓公交煤气电力投诉，却让公共服务电老大铁老大老是垄断市场；不是大力宣讲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却让教育的投入水平一直处于全世界最低国家之列；不是流着眼泪感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让贫穷老百姓跟着流泪，却不在社会公正公平基础上社会保障体系作根本改革……
     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更不是形式。为人民服务，根本上应体现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口号式的为人民服务，只能让政府的诚信形象受到损害。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在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中——人民办就是人民掏钱，为“人民”是为了哪些人民大家也很清楚——国家一直垄断着教育资源，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日所有的教育问题。国家把高等教育资源垄断在自己手中，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好，却又不愿意放手。
     高等教育管理选择，因此首先就应该是政府的管理选择，必须回归大学的办学属性，按办学机构来管理高等教育，高等学校不是军队，不是党，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他就是学校。如果一直以行政的方式，治党的方式，机关的方式来治理学校，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会举步维艰。
     其次，就是办学者的选择。
     虽然有不少学者指出，如果国家还是把大学当成一个学术非学术，企业非企业，政府非政府的这样一个四不像的最终“又是学校，又是企业，又是政府”的机构，又有企业的功能，又是政府的职能，又有学术的任务，学校是难以真正获得发展的。学校将无所作为。
但我认为，学校的管理者们，如果一心想把学校办好，仍然有自身的选择空间，我们的学校管理者，你是在做官，做领导还是作为一个服务者，这就是选择。很多人在大学里面，首先把自己定义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在官场上混的的人，这就使得大学极度官场化、官僚化。     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次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这就是美国大学的观念。大学校长虽有很大的领导权力，但从观念上来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一样，只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
     这就是美国和我们中国的差别。我国的公立学校，现在也许无法摆脱部级、局级、处级的诱惑和制约，那么我们的民办学校，没有这样的官衔约束，应该能彻底打破官本位意思，做出“管理选择”。
     大学的管理，最根本的是定位问题。发展定位不准，会出大问题。我知道一所学校，前两年刚升本，这所学校在高职高专里面曾经非常出色，很有特色，但是他们的领导一心想把学校升为本科。办专科时可谓鹤立鸡群，如鱼得水。可进入本科，却成为最低层次，每年招生招不满。可他为什么老想本科？我们知道，本科以上是局级单位，专科是副局级单位。领导希望通过学校的升级，一下子把所有的干部包括自己都升一个半级——配车也高级一些，这是一个原动力。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国家对各层次办学的规定，导向学校一心升本。其实，层次如何并非关键，倒是学校的特色，才是生命力所在。     可能有人讲，杨院长(托普学院院长)如果能把托普在三年时间内从专科层次升为本科层次，将是他任期内很大的功劳。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好事。更大的办学成绩是，别人提起这个学院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说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某方面特别强，特别牛，相关企业争相来要学生，这才是真本事。我们的大学纷纷求大、求全、求高，也纷纷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大学定位之后的管理，则涉及教学、科研、学生管理。
     所有的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最终体现的就是对老师的聘任和使用、考核。哪些教师有上课资格，老师们应该怎么样上课，对老师的课程怎样评价，这就是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也是一样，如何给教师创造条件，怎样评价他的科研成果。我们的所有管理，现今都只见物不见人，只见规章不见人文。考核一个老师是不是优秀，现在是看你有多少论文，有多少专利，有多少科研经费，上了多少课时的课，就这些，全部量化，一下子就看出高低来了，但是这能考核出好老师来吗？不能。其实应该怎么考核？方法很简单。检查上课好不好？到课堂上听4次，一个月听一次，不就行了？科研也很简单，深入到一线团队，看他们的投入状态，不就明了？我们也知道，这样做很“累”，还不如交一个表格，年终的时候，开一个总结会就好了，其实现在我们年终会都懒得开。领导应付上面的领导还来不及，那有时间去听课？这样的管理很不到位。     现在对教师的评价，有一条标准，是写多少论文。这股风气，已经蔓延到幼儿园。幼儿园老师评“职称”也要写论文，于是，很多幼儿园阿姨硬着头皮写，写好后四处托人找关系，找杂志发表。有必要吗？能写幼儿教育专业论文，不一定就能把幼儿带好——写专业论文，那是搞幼儿教育理论的事。有一个幼儿园老师，很讨厌下班了家长还不来接孩子，弄得她老是晚下班，于是她就在孩子中进行比赛，谁的爸爸妈妈第一个来接你，就表扬他一个小红花，孩子就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你要第一个来接我，我这样就能得到一个小红花，一次有个孩子家长过了5：00还不来接孩子，她把孩子独自放在教室里，就自行走了，结果出了事。这样的老师，也许能写出不少幼儿教育论文，可是本身没有爱心的教育，有那么多论文又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的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的构成，最多30％是专任教师，其中包括很多行政服务人员，30％来自其他学校退休老教师，还有30％是其他学校教师或者研究生、博士生兼职。这样的教师队伍，对民办学校来说，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大学，必须形成他的校园文化，而教师是传承大学精神文化的最好载体，在很多著名大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老教授，从20岁进入学校，一直到退休60岁，他知道这个学校的文化传统，本身也就是这所文化传统的体现。如果仅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建设教师队伍，学校发展到一定时期，将遭遇瓶颈。
     对于学生的管理，我认为，淘汰制度十分关键。
     我们现在有几类学生。一类把大学当成学店，大约有10％，觉得考大学就是为了一张文凭。一上大学之后就开始玩，等着发文凭，考试的时候突击复习，考试不过千万百计找老师，恨不得学校直接把文凭给他。第二类是希望真正学到东西的，这些学生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自己希望通过获取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过程中，这类学生日益增多。第三类是不想上学，认为文凭也没啥重要，只是在家长的要求下来上学，彻底混日子。我们要通过非常严格的管理，让那些认为大学是“学店”的学生，不再认为是“学店”，让那些准备混日子的学生不好混日子。前提是，你这所大学本就不是学店，如果办学者将其作为“学店”，兜售文凭和学历，问题就更复杂了。
     有人讲哈佛商学院非常好，但是也有人对我说，那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很多人不是怕考试放弃，学院里没有什么考试，而是经受不起严格的过程训练，学生几乎每天都要结合讲课参加项目训练，早上去找资料，下午开讨论会，晚上还要做演讲，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名校要有淘汰，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力。
     对于目前的民办学校来说，有人很担心淘汰——淘汰会影响财政计划，影响学校的收入，于是不淘汰。也许淘汰15%，让15%的学生不毕业，短期看对收取学费来说很不利，但是反过来越是要求严，证明你的学校品牌越好，毕业的学生都是货真价实的，如果没有淘汰率，也许很多是水货，反过来市场不承认你。
     在大学里，学生该学什么，学生应该读什么，学生能做什么，学生可以和那些人接触，学生未来是什么？不知道我们的“管理者”对此能说出多少？有人说中国的大学，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四流的校长。管理的水平取决于管理者的素质，如果你们不了解大学的理念，怎么能进行真正的大学管理，学习一些高等教育的知识和理念，这是必须的。可是大部分人不读书。上班开会，下班喝酒。他还看什么书啊？而且，不仅行政人员不读书，就连我们的教师也不读书。
     大学管理者最基本的素质，是不要说违心的话，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学会选择，而不是代替学生作出选择。我认识一位领导，他曾经做过宣传工作，他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我说的都是我信的，我信的不一定都说”——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有一次某校请他去和学生座谈，组织会议的老师对他说，能不能和学生讲一下，鼓励他们去西部就业，因为现在政府有一个西部就业计划，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到西部去实现自己的青春抱负。他说，这句话我不想讲，因为我都不希望我的孩子到西部去。政府现在有这样的政策导向，学生会自己作出他的判断。我个人觉得这是很好的做法——让学生作出自我的选择。而不是对他的选择横加指责。
      高等教育管理，肯定有选择。国家的选择，办学者的选择，每个“管理人员”的选择——如果大学把行政人员定义为管理人员的话——都可以进行。国家的选择是前提，是大背景，国家不作选择，不作改变，办学者的选择，只是局部的，甚至是无效的。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能不做违心的事，不说违心的话，你们也就作出了自己的管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