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字的反义词大全:胡佛研究所：美利坚合众国在衰落？

美利坚合众国在衰落？

                            ——Martin& Illie Anderson高级研究员

               这只是个选择，而非命运安排

如果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会终结吗？美国国会预计今年财政赤字将高达1.6万亿。领取食品救济券和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过去两年的失业率几乎从未降至9%以下。住房市场奄奄一息。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为4美金/加仑。美国当前债务总额超过14万亿，比2009年激增5万亿。如果按当前支出速度计算，医疗保险金和社会保险金将很快破产。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西根州和纽约州将几乎破产。

这些令人沮丧的经济指标和拥有十亿人口的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已经使奥巴马政府相信美国已经不再“一枝独秀”，长久以来的领导者地位也将难以为继。“美国衰落”已经替代“美国强盛”成为政府的流行语，正如欧盟内爆的福利国家无法继续承受财富重新分配给其他地中海成员国家一样。

针对这些看法，最近一期《纽约客》的文章引用了总统助理的一段表述,认为奥巴马新外交关系策略是“幕后领导”。某个顾问进一步解释说，美国的衰落和不受欢迎使得其退出世界舞台成为必然。“这与约翰·韦恩所期望那个美国完全不一样，”该顾问说，“我们确实很有必要小心翼翼地度过这个阶段。” 这句话没有说完整，“这个阶段”应该是暗指美国从以前的强盛且有影响力到新世界秩序形成的转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衰落。

观察家Fareed Zakaria和Tom Friedman经常绘声绘色地描述无法避免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据说美国总统本人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有些环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革新主义者甚至欣然接受美国在未来的新角色：降低的世界地位意味着，随着生活方式改变美国无需继续保持二氧化碳低排放量，无需更严厉的政府管制和限制交易立法，无需承受更多的税收和更高的能源价格。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普通的一员，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但是这些悲观主义者并未回答两个关键问题：是否美国将注定走向衰落？美国的领导权下降导致的结果将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美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随着盟军在1945年取得胜利，美国为了应对苏联领导的全世界共产主义崛起而迅速发展。在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美国只是世界多方力量之一，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成为世界领导者。后美国时代的格局就是，美国不再像现如今那样承担更多责任。

大概是八十年前，就是在那个权力真空时期，西方化新潮流涌动，罪恶的反民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占领中国和韩国，勾勒大东亚共荣圈版图。一切都源于在那个全免萧条的年代，濒临破产的美国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意愿在太平洋地区扮演领导者角色。

“美国衰落”已经替代“美国强盛”成为政府的流行语.

记得大多数美国人那时（或现在）就已经厌倦了海外国家各种各样的承诺。我们的祖先曾悲叹，他们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牺牲已被忘恩负义的盟友所漠视，也没有能够阻止欧洲国家新的侵略野心。

此外，从挫折中找回自信、统一团结且日渐强盛的德国对其他欧洲各国愈加不满。德国向那些或真或假处于金融危机的欧盟国家源源不断地进行输血，但是这些善于滥用情感的被救助的欧盟国家既没有分享金融资源也没有承担与其工业生产力相匹配的世界影响力。这是否听上去很耳熟？相反，弱势的英国和法国对其日渐衰退的军事力量几乎失去自信，正如我们在过去两个月内看到的它们在利比亚战争中无能懦弱表现一样。

自负的国际组织如破产的国际联盟，期望像现今腐败不堪的联合国一样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责。欧洲和美洲正逐渐从金融破产的梦魇中走出来，他们不可能完全参与进来，只能尽量赞美国际机构的做法。

正如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侵略集权主义盛行一样，这些所谓的国际团体同样密切关注独裁专制的中国和拥有核威胁的伊朗的发展。如同现在一样，当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听说对他们实行种族灭绝的古怪威胁时，都拼命地，通常也是徒劳地，寻求美国的庇护，只是为了宽慰他们危险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一种虚幻而已。

换言之，奥巴马政府期望“后美国时代”更多地像过去的70年所经历的令人敬畏的“前美国时代”一样。我们究竟为何想回归到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上文所提到的第一点上：对奥巴马政府而言，美国的衰落似乎注定是无法避免的，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也非受意志所控制。

然而,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的衰落将一定会在该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上有所体现。公元前338年的雅典也没有理由一定会在Chaironeia战争中输给马其顿的菲利普，甚至也没有理由表明这场战争的失败意味着希腊城邦自由的终结。公元前480年的一个半世纪前，波斯力量从北方而至，攻打更为弱小的雅典，结果以失败而告终。马其顿只不过是强大的波斯力量的一小股势力而已。文化层面而言，没有法律法条规定俄瑞斯忒亚、俄狄浦斯、阿贾克斯、酒神巴克斯之女伴和美狄亚等戏剧必须要让位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新喜剧和较小的情景喜剧。与其说是环境灾难、外来侵略和金融破产导致了国力的衰减，还不如说是自满及信心地丧失、富足、安逸和糟糕的领导才能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而后者正是社会对自然或人为挑战丧失信心的症状。

我们当前绝望的情绪可以被立即扭转—如果我们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的变化。

我们可以借鉴1945年9月战胜国英国为例。英格兰保持了比德国和日本更为完好的工业设施基础，自1939年以来英格兰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打击也远比战败的邪恶轴心列国小很多。如今这些优势荡然无存，英国国家意识形态破产，国民被全世界所轻蔑。

英国诞生过伟大人物丘吉尔，在战时制造的四引擎炸弹集群能力令对手望尘莫及；在喷气式飞机未出现时，英国所制造的喷火式战斗机质量远胜过日本制造和德国制造。几十年后，当奔驰、雷克萨斯横扫全球汽车市场、捷豹汽车却滞销时，为这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为什么战时遭受轰炸的兰克福和日本（仅1945年3月死亡人数高达20万）比损毁相对较小的利物浦（闪电战中死亡4000人）和其他曼彻斯特前工业港口更快地恢复正常生产？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英国选择了相对谨慎的紧缩发展路径，实行再分配性的大政府、高税收和社会主义分配的政策，而那时遭受打击、垂头丧气的德国和日本却没有这么做。

如果在公元前五世纪，罗马帝国就注定走向衰落，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的辉煌又持续了1000年之久？为什么1978年的美国与1985年或者1996年的美国截然不同呢？在里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苏联解体、财政收支平衡、高新技术复兴，为什么煤气管道、经济滞涨和吉米卡特总统的“隐忧演讲”会导致里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美国蓬勃发展的信心？

无论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目前这个年代都是属于美国的时代。已知的矿石燃料储备猛涨；不断有新的煤矿、天然气、石油、焦油砂和油页岩被发现；人口数量也在增长。相比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正面临紧缩，对人口老龄化、独子家庭及外来移民潮束手无策。美国仍旧属于宗教自由的社会；相反，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家，欧洲提倡不可知论，而中东则是不容异己。

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罢工，没有像中东那样的暴力，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政府压迫。俄罗斯是一个失败的国家，靠石油收入和西方石油技术和高科技的支撑而生活。印度有宗教、社会以及美国人陌生的种姓制度。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讨论非洲或巴西的发展潜力，而非现实 。

在当今全世界粮食危机凸显的时代，美国拥有这个地球上最富产的农场。我们的农场主理所当然是最有天赋、最具创新精神的。美国拥有广阔且先进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责任是改进并继续开拓，而不必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白手起家，建造胡佛水坝、州际铁路和奥克兰的港口设施。

无论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目前这个年代都是属于美国的时代。

谷歌，iPhone，脸书以及微软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产品。建筑工程、计算机、石油钻井设备以及炼油都是美国的高新技术。就中国而言，它需要至少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具备制造10架航母集群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其效仿西方的结果，尤其是美国。

我们从利比亚战事上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参与，欧洲各国就像没头的苍蝇找不到北。日本由于人口密集，交通、居民区和工业区非常集中，因此一旦自然灾害来临所受到的损害尤其严重，如最近日本所经历的海啸和核泄漏事件。某种程度而言，地幅广阔和分散度很高的美国就安全很多。

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愿意在国内外表达并接受美国将衰落和紧缩的言论呢？这种不确定性是否只是一种意愿而非叙述性质的评估？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各界流传的美国面临的几个困境，事实上这些困难是非常容易克服的。

1、 债务。1999年，美国人曾一度对巨额债务表示担忧，期望从债务人转变成为债权人。这个国家每年生产数  万亿美元财富；我们只需将经济从消费转为储蓄、由分配财富转为创造财富即可扭转这个局面。2004年至2005年，联邦政府预算只有2.3万亿美元，美国显得很富足。那个时候的支出水平可以使政府平衡财政预算。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愿意削减政府开支并忽略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政府的财政盈余将会迅速增加。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选择财富再分配，衰落并不是因为国内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匮乏、罢工和党派斗争。

2、   能源。已知的天然气储备量仍然在保持增长。即使当前汽车越来越高效，新混合动力车也更实用，南达科他州、德克萨斯州、阿拉斯加州和近海的石油储量还在继续保持上升。我们的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储备足够使我国的海上舰队连续航行一个多世纪。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开采和利用天然气用于交通燃料，将会有数百万从事绿色工作的劳动力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在能源领域做出一番伟绩。我们自己生产石油而不是靠从沙特阿拉伯进口意味着美国将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工作岗位，国家安全也将更有保障。我们坚持认为石油开采和供应不会影响价格并要求巴西或沙特阿拉伯政府多开采石油，这些表明美国更愿意举债和依赖他人。当然，这些只是一种选择，而非我们必须那样做。

3、 国家安全。尽管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基地组织的话题，布什政府制定的反恐协议—奥巴马政府对此先是嘲笑然后接收最后是扩张—和我们对安巴尔省、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组织的巨额投入，说明当今伊斯兰极端组织势力已经远不如2001年，而我们却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本拉登已经被炸死，基地组织内部也一片混乱。我们的国防开支始终保持在GDP5%以下。如果我们对盟友及与我们有相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友国保持一贯的政策，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恢复战略领导地位，而不是“幕后领导”。

4、 移民。在讨论其他外来移民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严守边境。我们需要制定法规，对违法用工的雇主罚款，加强边境守护。我们不能够因为某人种族关系、区域近缘关系或在美亲属数量而给予其合法移民地位，而是要视其所能带来的技术和资本而定。如果我们将25万名拥有学识和专业技术知识、而不是因为民族信仰、近邻或亲属关系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者取代50万民非法入境者，美国必定将经历一次文艺复兴。移民应该成为国家最强大力量之一，而不是为了巩固政治选民的支持。显然，来自全世界拥有不同信仰、但自立、自信且拥有高学历的移民者并没有成为本届政府的结构之一，因而他们也没有任何政治价值。

5、   权利。不管我们是采取Simpson-Bowles（赤字委员会）的建议提高退休年龄，还是遵循Paul Ryan的意见，经讨论的事实情况是：经过合理改革，我们可以解决社会安全问题并保证退休的市民比十年前享受更好的退休待遇。借贷消费是一种情绪、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宣告死刑。

 “幕后领导”政策就像一个人选择在家工作一样，偶尔会被安排做一些事，大多数时间是被忽视的。这只是一种主观选择，而不是我们注定如此。总之，我们当前绝望的情绪可以立即得到扭转，如果我们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的变化。

我们可能会衰落，交给我们下一代的将是一个相对虚弱、分裂、资不抵债且处于危险之中的美国。但是那只是我们主观选择，并不是我们注定如此。历史上许多曾经繁荣，但争论不断和疲态的社会—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公元前五世纪的罗马、50年代的英国 和70年代的美国—都宁愿选择将财富重新分配也不创造财富；宁愿包容对他人的羡慕而不像其他群体那样靠模仿取得成功；宁愿抱怨不被他人喜欢也不假装成世界领导者的姿态。作为一个领导者通常都不受欢迎，也常常遭到他人嫉妒。当那些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社会谈及有限资源、深知自己什么力所不能及（而不是力所能及）时，当他们就代与代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民族派别之间利益分配发起争论而不是信心满满追求新的财富增长点时，承认衰落是他们的选择。

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美国选择对外默默无闻、对内实行财富再分配而不是发展成为生产型社会。如果我们选择如此，美国将更加衰落而世界将更加危险。

本文作者Victor Davis Hanson是胡佛研究院Martin& Illie Anderson高级研究员，著名的战争史专家，“国家评论在线”和其他国际出版媒体特约撰稿人。他创作和修订了20本书，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屠杀与文化：西方强权崛起过程中的几个标记性战役》。他执笔的《斯巴达的末日》一书将于2011年出版。2007年，布什总统授予其国家人文奖章；2008年获得“布兰得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