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烧灼感怎么回事:鲁迅的骨头很硬，心很软

鲁迅的骨头很硬，心很软
鲁迅是诗人
鲁迅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在他身上，既有着李白的激越与孤傲，又有着杜甫的沉郁与悲悯。可见他笔下的《野草》也是有根的。但我们经常只注意到他的硬骨头，却忽略了他深藏不露的菩萨心肠。这就是鲁迅：骨头很硬，心很软。他的杂文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那是因为他自己首先伤心了。
李白是酒，鲁迅是药。鲁迅的药，在中国的坛坛罐罐里熬了数十年，还是那么苦。某些人是皱着眉头喝下去的。这是一位比李时珍重要得多的“老中医”。他的杂文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属于民间偏方一类?他死了，对手却依然存在，那就是我们民族躯体里乃至性格中顽固不化的病毒。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诗人小说”堪称一种小传统。仅仅凭着那部散文诗集《野草》，鲁迅在我眼中就是个大诗人，他的小说也是“野草”，在《野草》的基础上长出的“野草”，以野火为燃料、《野草》为肥料而春风吹又生的“野草”。
鲁迅与北京大学
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大学教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
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皇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
想当年鲁迅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鲁迅与北京的图书馆
汪曾祺曾描述北京这块地面上图书馆的兴衰变迁：“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鲁迅时为北洋政府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改任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专门负责图书馆、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应该说专业还挺“对口”的。他除了对中国历史博物馆等之建立有汗马功劳，及为头发胡同的通俗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还花了大力气促成京师图书馆的改组、搬迁、建立分馆、健全借阅制度、拓宽使用功能。“这些事务性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却为他借阅图书，继续完成《唐宋传奇集》的纂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苦闷和沉郁之中，南京清凉山下的江南图书馆曾经给过他几许安慰，而今的京师图书馆更是他聊以慰藉苦闷心灵的最后家园……他把这些画谱、杂记、诗话、史典，以及收藏它们的散发着陈旧气息的图书馆譬作一座古代的荒冢，将自己掩埋，以免自己抬起头来便会听见外面令人厌恶的嘈杂的尘嚣。”(钮岱峰语) 看来北京的图书馆，曾经是这位未来的斗士蛰伏时期的“避难所”或避风港。
鲁迅对长城的诅咒
献给长城的赞美诗是不计其数的，唯独鲁迅曾在20世纪初别出心裁地评价：“……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他对长城实用价值的怀疑并未真的影响到长城在今天——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的审美价值。凡是来过北京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去看长城的。人们仍然在忙于修补长城，不是为了防御战乱，而仅仅为了纪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城已被神化了。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象征着对历史的崇拜与信仰。长城的影响是穿透时空的。也许每位中国人都会像鲁迅那样，“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不管你是感到安全抑或制约。这或许就是传统吧。在长城脚下生活，在传统的影响下顺从或者叛逆，彷徨或者呐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北京是离长城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是受传统的影响最深远的城市，所以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朝代的首都。鼎立于长城脚下，但它不是传统文化盲目的顺民，亦有着自身的思辨与判断——对传统进行着消化抑或抵触。所以北京也是历朝历代政治气氛最浓郁、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座个性化城市——尤其近代以来表现得愈加明显。譬如，鲁迅对长城的那段诅咒，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写出的，他一气之下将长城作为封闭、保守、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的替身或象征物而加以批判。实质上长城本身倒是无辜的。
鲁迅还在菜市口的绍兴会馆写出了《呐喊》，隐忍与缄默的长城脚下，终于出现了充满反叛意识的呐喊之子。呐喊的声音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荡着，历史并未感到陌生——鲁迅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呐喊者与叛逆者。绵延且郁积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建设者是伟大的，但其破坏者同样是富于勇气的——长城刀光剑影的传记，恰恰是长城内外固执的守卫者与不懈的进攻者共同写下的。或者说，他们共同创造了历史。
长城则是中国人亲手缔造的一个神话。前者出自天意，后者出自人为——甚至今人对长城的维护都堪称一项修补神话的工程。很少有谁敢于怀疑长城的不朽——除了鲁迅曾为抗议黑暗的世纪而选择过那偏激的立论。鲁迅是有勇气的。但不管怎么说，长城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它最初的建造者的想象——尤其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结束之后，它的防御功能早已退化了。长城所记载的那些胜利抑或失败，都已构成历史。
鲁迅与广和居、琉璃厂
菜市口的广和居，以擅长烹饪山东菜而出名，引来过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等无数名流光顾，也只是一套大四合院：“临街房三间，南山半间为门洞，其门面磨砖刻花，如今尚有磨面刻花的小门楼旧迹可寻。门洞正对着院内南房的西山墙，墙上的招牌是砖刻制的，好似影壁院内设前后相通的两进北房，靠东侧设一月亮门，门内南北房是为雅座成一体。院内各房，皆分大小，或独饮，或小聚、或大宴，皆尽其妙。”根据穆雪松先生的描绘，我们大致能猜测出旧京老餐馆的格局与情调。然而可别小瞧了：“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当于官场的外延。清末书法家何绍基与广和居为邻，落魄时像孔乙己一样在这里赊账，店主把他打的欠条当宝贝一般装裱起来，以展览其铁划银勾。后来，那位塑造了孔乙己的鲁迅，也寄宿于附近的绍兴会馆，常“夜饮于广和居”(在其日记里有记载)，借酒浇愁，并且最终爆发出一声《呐喊》。
鲁迅曾经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在书信中评价：“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这部用宣纸、木版、水墨套印的笺谱，是在琉璃厂请人镌刻、印刷的。鲁迅对琉璃厂的水墨刻印信笺情有独钟，多次去选购。他1933年还函告同仁：“去年冬季回到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琉璃厂是很让鲁迅先生牵挂的地方。
鲁迅与砖塔胡同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有一条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称，元朝时就流行了。这确实是一条700多岁的胡同。得名来自于胡同东口有一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山门石额上至今仍可辨认出“元万松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过这条胡同的黄金时代：元大都城是北方杂剧的中心，而它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史书上所称“勾阑”、“瓦舍”地带)，堪称“中心中的中心”了。不知关汉卿是否曾在砖塔胡同登台亮相，但砖塔胡同肯定上演过他创作的戏曲，《窦娥冤》啊什么的。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是鲁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湾后，即改住砖塔胡同，并且在低矮的北房里写下《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砖塔胡同，会记得他的祝福的。
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比关汉卿要厚重——虽然他们一今一古。他是不会为太平盛世锦上添花的，他在胡同深处的那尊青砖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枪、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呐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师的证人。鲁迅是藏身陋巷、卧薪尝胆的文字刺客。由于砖塔胡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含量，我个人想把它命名为北京城里的1号胡同。因为像这样自元代保持名称至今的古老胡同，已屈指可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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