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疗真的有用吗:(远志转载)中医学的魅力--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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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转载)中医学的魅力--黄煌(2008-02-03 13:40:03)转载 标签:

健康

   中医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医学。以《伤寒论》为例,这是距今1700多年前的一部仅万余字的著作,居然成为历代医学家临床用药的指针,就是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医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一、“一个萝卜一个坑”

——从药证相应谈中医学的严密性

中医学的魅力之一,是其在处方用药上的严密性。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则无是药,药证相应,丝丝入扣,毫无半点含糊。举例而言,张仲景用人参黄芪,各有指征,人参主治“心下痞硬”,黄芪则主治汗出而肿。所谓心下痞硬,为上腹部不适,而且按之硬,缺乏柔软感和弹性,这种腹证,多见于极度消瘦之人,其诱因或经疾病长期折磨,或呕吐剧烈而脱水,或绝食多日,或久泻,或大汗,或大量失血以后。而黄芪的汗出,或为自汗,或为盗汗,或为局限性出汗,或为动辙汗出;肿,为浮肿,或呈浮肿貌,即肌肉松柔者,所谓虚胖者,也属于此例。这类人即所谓的“尊荣人”,即养尊处优,缺乏运动而且体型肥胖的人。显然,就客观指征来看,人参用于瘦人而失水者,而黄芪用于胖人而有水者,两者的应用指征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找不到人参黄芪合用的处方。同样,枳实与厚朴,虽均为理气药,可除胸腹满,但枳实除坚满,厚朴除胀满,厚朴除满不止痛,枳实除满且治痛。其它如黄连、黄芩、黄柏的区别,不仅仅停留在上中下三焦的区别上,更有它严格的应用指征。这种指征,就是药证。

  药证具有客观性,这是中医严密性的基础。阴阳五行,脾虚肾虚、元气等等,看不见,摸不着,那不是组成证的要素。个人的喜恶,也不是证的组成要素。只有体型、肤色、肌肉、口、眼、鼻、舌、唇、脉、腹、喉、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现代检查数据,才是构成药证的主要材料。比如说,来诊者酷暑而厚衣,但肤色红润,两眼有神,所说病情无倦容,而且舌红苔腻者,照样可以服用黄连;有四肢冰冷,而胸中烦热,胸胁苦满者,则当用四逆散,而非四逆汤。尤其是中国人大多喜欢吃热的,虽胃中郁热,烦热舌红,照样有喜食沸汤而舒适者。所以,讲究药证可以排除不少假象,增加用药的严密性。

  药证强调特异性。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味中药一味证”。如黄连除烦热而心下痞,柴胡除往来寒热而胸胁苦满,麻黄除无汗而肿等,这些特异性的指征,反映了药物的特殊功效,徐灵胎所谓的药性专长或专攻。这些药证,不能简单地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或归经来解释。徐灵胎曾举菟丝子汁去面黑为例,提出发人深醒的疑问:“以其辛散耶?则辛散之药甚多;以其滑泽耶?则滑泽之药亦甚多,何以他药皆不能去,而独菟丝能之?”所以,他说“但显于形质气味者可以推测而知,其深藏于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虽圣人亦必试验而知之”(《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强调从实践中发现药物的特性。他认为,作为医生,“终当深知其药专治某病,各有功能,……徒知其气味则终无主见也”(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徐批)。

  从药证也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用药是否一定能从脉舌上找到用药的依据。有的药,应用时应看脉,有的则不当看脉,如用附子应见脉沉弱;而用黄芪,则不看脉。有的药,应用时应看舌,有的则不需看舌。用黄芪,也不看舌,只要属虚胖者,虽舌苔黄腻,照用不误。只有了解药物的专长,了解其特异性的应用指征,我们的中医学才能变得严密辨证论治才能恢复其活力。

 二、 1+1=?

——从药物配伍谈中医学的技术性

  中医的魅力之二,是其极强的技术性。药物的配伍,药物用量的斟酌,煎服法,其中的技术含量极高,中医师水平的高低,也主要反映在这里。下面,仅以配伍与药量为例。

  先谈配伍。1+1=?,配伍得法,可能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配伍不得法,则可能等于零,甚至负一,负二。张仲景方中,有许多经典配伍。如细辛、干姜、五味子,主治咳喘上气,痰清稀如水者,为小青龙汤的主药,具有增效的功效。黄连黄芩,主治烦热而心下痞,仲景必用。是有增效功效。附子干姜甘草,主治下利、脉沉的虚寒证,不仅增效,还能解附子毒。人参干姜半夏甘草大枣,主治心下痞、呕吐不食,是养胃的经典配伍,可以矫味,可以增食欲,可以护胃气,是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的重要配伍。桂枝甘草,治动悸;桂枝甘草茯苓,治眩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则治惊悸;桂枝甘草人参麦冬阿胶,治虚悸。同样治悸,配伍不同,则所治之悸也不同。

  药量:临床用药,剂量上大有文章。比如仲景用药,就极为重视用量。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于温经散寒,附子用1枚。大黄附子细辛汤治胁下偏痛,附子则用3枚,可见附子量越大止痛越好。再如半夏。大剂量(2升)治呕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汤。而小剂量(半升),仅治恶心呕吐或喜吐、咳喘、胸满、噫气、心悸和声哑,方如旋复代赭汤、小险胸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等。再如黄连,大量除烦,方如黄连阿胶汤,量至4两;而小量除痞,方如半夏泻心汤,量为1两。大黄大量(4-6两),治腹痛便秘,其人如狂,配枳实、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气汤;小量(1—2两)治身热、发黄、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方如泻心汤、茵陈蒿汤;中量(3-4两)治少腹急结、经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鳖虫,方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再如厚朴,大量(8两),治腹胀满,方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厚朴三物汤;小量(2-4两)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柴胡大量(半斤)治疗往来寒热,小量治胸胁苦满。可见,在用量上,中医的技术性也相当强。难怪有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

 三、 “人的病”与“病的人”

——从张仲景的辨体用药谈中医学整体性

  中医学的魅力,在体现在整体性上。这个整体性,就是“人”。如果说,西医是治“人的病”,那么,中医是治“病的人”。这个“人”,就是整体,就是全身。中医没有剖开独自肚子去寻找在器官细胞水平上的病理变化,也无法看到天地间的各种致病的微生物,但我们的先人却能从宏观上把握住集体的变化,寻到消除病痛的办法。清代的伤寒家钱潢说的好,“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这就使中医学的疾病观。这个“发”,是“人”在疾病中出现的全身性反应。中医治病注重整体,注重全身的道理也在这里。那么,如何着眼于“病的人”呢?张仲景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望形。仲景书中的所谓尊荣人、失精家、湿家、强人、羸人等均有明显的外观特征。如尊荣人骨弱肌肤盛,即为缺少运动、肌肉松软,稍动即易汗出伤风的体质类型。失精家则多为男子,面色白、肌肤柔薄,瘦弱,脉大而无力等。而湿家,多面黄而形肿,鼻塞身痛等。

  二是切脉。脉浮,脉沉、脉微细、脉沉迟等,并不表示某种病,而是患者全身状态的反映。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脉象,主要是用于辨“病的人”,而不是辨“人的病”。

  三是抓基本症状。张仲景所着眼的,都是一些人体基本生理活动变化情况,如恶寒与恶热,口渴与口不渴,小便利与不利,不大便与下利不止,能食与不能食、烦还是但欲寐等。

  以上是张仲景常用的方法,其实,后世的腹诊和舌诊,也是辨“病的人”的重要方法。所以说,辨体,是寻找体质与疾病的易感性,寻找疾病之间的联系以及共同的体质基础。更为实用的,是寻找药物与体质的对应关系,叫作“药人相应,方人相应”。我发现,麻黄类方、桂枝类方、柴胡类方、大黄类方、黄芪类方等,均有相应的体质。辨清体质以后,对提高临床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大黄还是那个大黄”

——从中药谈中医学的自然性

  中医学的魅力,还体现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药上。中药的特性,一是延续。从神农尝百草到现在,中国人依靠天然药物治病,已经不知多少年。但是,大黄还是哪个大黄,黄连还是哪个黄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化学药物每年要更新和淘汰,但是,天然药物,就像大米、小麦一样,不需要淘汰,仅仅是品种的改良而已。二是亲和。就是这些树皮草根,我们的祖先服用过,所以,我们对中药具有一种天然的、深层的亲和力。那种气味,那种感觉,使您感到熟悉而神秘。三是缓和。这是来自天然的药物,甚至来源于厨房,作用当然是缓和的,平和的,没有或较少副作用。再加上名医的配伍,则更是安全无毒,而且有效。四是道地。天然药物完全是一种自然药物,所以对天地的依赖性极为强烈。所谓的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理。黄芪须内蒙的、枸杞是宁夏的、大黄是西宁的,菊花是安徽的、黄连是四川的……,必须道地。

  天然的中药,使中医学具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氛围。并使中医学强化了他的实用性和经验性,以及对自然经济的依赖性。当然,魅力在此,与现代科学的距离也在此。

 五、 孟河名医冠吴中

——从师承授受谈中医学的经验性

  由于中医学的自然性、严密性、整体性以及技术性,又决定了中医学的经验性。在这里,我想起了孟河名医。这是江苏南部的一个小镇,在清代末期,这里蕴育了一代名医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余听鸿、贺季衡等一批名中医,成为名医的摇篮。当时有“吾吴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说法。孟河没有学校,只有师承授受的传统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非常适合中医学的人才培养。原因何在?就在于中医的经验性极强,这些经验需要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口授心传,通过临床的面授,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较好地传下去。所以,鼓励老中医带徒弟,敦促青年中医虚心向老中医学习,拜师学艺,尤为必要。

  中医学的经验,除了拜师以外,认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著作,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古典,本是在师徒相授时的教材,最适合于在临床上讲和学。因为,很多讲的是“所当然”,讲的是“是什么”,所以,在临床上抓实例,识证认方,尤为适宜。

经验性强,也使中医学变得内容十分丰富。各家的学说,各家的经验,有的用药峻重,有的处方平正,有的擅用寒凉,有的则擅用温热。这无疑给中医学平添了几分魅力。

 六、 “随俗而变”

——从扁鹊行医谈中医学的社会性及文化性

  古代名医扁鹊,是善于适应社会需求的典范。他过邯郸时,听说那里重视妇人,他便为带下医;过洛阳,听说那里重视老人,便为耳目医;入咸阳,知秦人爱小儿,便为小儿医。大史学家司马迁将他这种行医原则,称之为“随俗而变”。这正是中医学的社会性及文化性的概括。

  中医的诊疗范围要适应社会需求,这是随俗而变。中医的理论也必须让社会承认,至少要让现代人听得懂,这也是随俗而变。社会文化变了,中医学必须相应变化。随俗而变,是中医学最具魅力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