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针灸好的打油诗:揭秘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对黄桥决战的报复？

凤凰卫视1月2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从地图上搜索安徽南部，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泾县，正是在这里，70年前的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挥兵8万，把新四军9000余人围困，双方交战了七天七夜，最终新四军寡不敌众，除了约2000人突围之外，其他大部分被俘、失散或者阵亡。关于这一段历史，很多年来都有着不同版本的解读，然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之后所书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时操戈，相煎何急。

解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的国民党与中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将中共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成一个军，于大江南北和闽、浙两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但是国共双方对领导这支队伍的人选争执不下。

汤振华（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长）：当时是统一战线，既要联合抗战，彼此之间是有戒心的。

解说：此时，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还不如采纳属下陈诚的建议，让既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国民党有着较深的渊源，又曾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共产党方面颇得人心的叶挺去当军长。

王徵明（88岁新四军参谋处一科科长）：他去找陈诚，一找陈诚，好，就叫他当新四军的军长，国民党的诠叙厅先批准他当军长。

陈志宏（安徽省泾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周恩来在上海遇见了从澳门回来的叶挺，找到他，找到叶挺欣然同意，当时就接受了，行，我愿意出任这个军长。

王铺一（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叶挺这个时候从国外回来以后，抗日的热情也很高，也很想参加救国的这件大事。

解说：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由叶挺担任军长。

解说：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首先应该和他这个委员长共商后续组建，谁知叶挺在接受任命后，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思，与项英先后到了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共同商讨新四军的组建事宜。

王徵明：他到延安去的时候，他就没有去报告蒋介石，他就自己去了。

王铺一：他是1937年的11月3号到达了，到达了延安，当天毛泽东就跟他谈到了这件事，就谈到他政治态度了，他自己表示呢，他自己还是要在共产党的组织外，就是他不恢复党籍的问题，不重新入党的问题，就是在党组织外，但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汤振华：叶挺也有一番讲话，同志们爬山，走到山顶，我是半路上折回去了，他的意思不就是脱党了嘛，现在我要紧跟共产党，将抗日进行到底，表了态。

解说：这支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的部队，在叶挺看来是希望它能够继承和发扬北伐战争时期新四军的“铁军”风格。

汤振华：新四军的番号由叶挺军长自己提出来的，因为叶挺将军是有名的北伐名将。

王铺一：叶挺提出来要编起来叫一个军，叫什么？因为他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所以这个他提议成立以后，这一个军叫新四军，那么蒋介石一听以后欣然就同意了。

顾雪卿（91岁新四军军部秘书处书记）：新四军不是有一个臂章嘛，臂章上头就是一个新四军拿个步枪向前的，那个臂章，后来叫N4A新四军，New Four Army，是新四军的英语嘛。

解说：新四军经由中共中央提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核定，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汉口召开会议，宣布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汤振华：12月25号等于正式办公，然后呢就元月5号、6号就迁到南昌，迁到南昌，军部迁到南昌，从南昌以后过了几个月到我们歙县的岩寺，就安徽的歙县岩寺进行整编，但是一共改编初期是四个支队，有高敬亭那个支队就没有过来了，只有三个支队在岩寺整编，整编结束以后一个月，整编没有结束的时候，陈毅、粟裕就带领了先遣部队，经过泾县茂林到江苏去了，到江苏成立苏北抗日根据地。

解说：1938年1月6日，由于抗日需要，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2月上旬，江南各游击队奉命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而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集结整编。1938年8月2日，军部进驻安徽省泾县云岭。

陈志宏：军部在云岭，在我们这个云岭，那么一支队在苏南在茅山，这个四支队在合肥，在那个不是高敬亭嘛，二支队和三支队的活动在这个苏南苏北，皖南皖北中间这一带。

汤振华：军部迁到这里来以后，里面下设了政治部，又有组织部，还有一个战地服务团，那是搞文艺工作的，军部还有一个报纸叫《抗敌报》，有政治部，下面还有民运部，还有是敌工部，还有作战科，还有军部就设在这个地方。

解说：短短时间里，新四军先后建立了苏南、皖东、豫皖苏边、苏北等根据地，面积达到了4.4万平方公里，期间，在敌后战场多次展开游击战，消灭日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则从当初组建时候的一万零三百人扩大到了十多万人。

王铺一：当地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情很高，再加上抗日的宣传以后，很快就希望参加新四军了以后，再加上新四军的抗日行动，扩大了影响，很快就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陈安羽（89岁新四军教导中队政治干事）：我们在家看了一些有关共产党，有关新四军、八路军的书籍，所以这样子就离开学校去参加新四军了。

毛维青（89岁新四军军部机要科机要组组长）：我父亲死掉了，死掉了以后，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房子，烧毁了我们的家乡，家，书没有读了，失学了，在社会上没有事情，生活很困难，这种人。那么都想起来参加新四军，求得自己的解放。

陈加鹏（《新四军军史》作者）：1940年的那个时候，已经按照解放军那个军史上面记载的，在皖变以前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已经发展到13万6千人。

陈晓楠：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他们在军队的改编、组建、整训等等工作当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是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是侧重于军事训练、作战指挥。而项英主要管内，和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是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等。

解说：新四军军长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间曾率部北伐，随后又与贺龙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脱离了共产党的关系，辗转隐居澳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担任新四军军长，而在新四军军部云岭，叶挺的特立独行，也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毅生（90岁新四军三支队机要股股长）：叶挺他是比较正规的，那个军装穿得，背了个照相机，我们接触不多，对他印象好像就是个，就是个国民党军官。

毛维青：他骑的高头大马，穿的国民党军装，系了三个皮带，手里拿着stick，据说这个stick里面它还有剑呢，一把剑呢。

王徵明：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厨子，专门一个厨子，一个广东，会做广东菜的就给他做一桌，专门给他做一桌菜，事实上也不能跟现在的，根本不能比了，就是比较正常一点，就叶军长，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其他的都没有。

顾雪卿：平日不多话的，他拿了一根拐棍，拐棍上面可以分开，然后两边插在地上可以坐下来的，叶挺平时在部队里面的时间也不很长，出去搞钱，搞物资，往新四军传。

解说：与叶挺手拿文明棍，头带礼帽截然不同的是，副军长项英是工人出身，早年间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参加在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随后组织南方军民与国民党展开游击战争，工人出身的项英，穿着朴素随便，让他在新四军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亲和力。

顾雪卿：项英从不发脾气，我骑他的马，骑得一身汗，他说哪个，哦，他说马骑得出了汗，要遛遛才行啊，不然要生病的啊，他是这样的。项英是很好的脾气。

邓毅生：项英的服装呢就跟我们穿的就一样，脚上穿的是草鞋，也是草鞋。

王徵明：他一天忙到晚，我就住在他楼上，我们就住在陈家祠堂，他就在楼底下，一个我看顶多八平米吧，这个小房间里头，他的房间一天到晚都是那个香烟的，雾气腾腾的，他抽烟很厉害的。

解说：尽管生活上的项英与普通新四军战士一样，并没有过多要求，但是在工作中，项英却从未放松过对下属的要求，邓毅生作为新四军军部机要科的战士，曾有机会多次接触项英。

邓毅生：我们在机要科翻译电报，有时候项英到机要科来，当时我们机要科不在这个大夫第房子里头，在山脚下面盖了一个草棚，那个草棚盖得比较精致一点，来看，那态度就比较严肃，你们翻译电报一定要仔细，不能弄错一个字，如果关键的字你要错了的话，可能要搞坏大局，务必要百分之百的准确，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态度也比较严肃，那个话讲的，要求要严格。

解说：在新四军中，军长叶挺的职责本应负责新四军的军事工作，项英是副军长，协助军长工作，但是，由于军长叶挺不是共产党员，而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主席，按组织和秘密原则，党的会议叶挺不能参加，很多上级指示也由项英口头传达。

邓毅生：那时候他不是党员，项英呢，项副军长呢，那时候我们三年游击战，很艰苦的奋斗里面出来的，跟国民党是残酷的厮杀过的，因此呢，对这一点是不是党员，这个工作上这个区别是比较明显，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讲项英是大权独揽，所以叶军长在新四军里边呀揽不到大权。

陈安羽：两人威望都不错的，都高的，总得来说还是项英威望高一些，因为项英经常做报告，叶挺他不做报告。

王徵明：项英也是讲话不得了，项英讲一个国际形势，在那个云岭大祠堂，一口气能讲7个钟头。当然了，他是国际国内，这个共产党的过去领导人都是擅长的，从国际到国内，但是呢我在旁边有时候偷偷笑，为什么呢，他这个外国的有几个名字他就讲错了，翻译的名字，法国总理达拉第，他讲成拉达第，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他讲哈利法斯科斯，他讲哈利法斯科斯，但是他这个讲的逻辑很严密，说服性很强。

解说：由于叶挺早在大革命时期脱离了共产党，不能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因此在指挥新四军工作中有着种种不方便，也不能及时参加军中事务的处理，于是更多的时间，叶挺游走于外，为新四军筹集更多的军费与物资装备。

毛维青：叶挺呢，外出比较多，他待在部队，待在军队，军里不大待的，都在外面跑的，到三战区呀，跟国民党去打交道去了，武器没有了，弹药没有了，他要去，他要去筹划，钱没有了，啥的，他要去管，他就管。

邓毅生：而且这一点军费还不是按时给你，他有时候给你拖欠好几个月，我们叶军长跑一趟没有要到，第二趟、第三趟，有时候跑好几趟才能要一次。所以这个军费是相当困难的。

唐炎（89岁新四军教导总队一大队军事教员干事）：他不晓得从哪里拿回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军毯还不是中国的，是德国什么关系传过来的，告诉我们好像是经过德国的什么关系，怎么运过来的，军毯加上驳壳枪，那个时候20响的驳壳枪，那时候最先进的，排以上的干部发了支驳壳枪，一条军毯，军毯因为太大，中间裁开，卷起来这么挎，挎起来背。

解说：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与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等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汤振华：黄桥决战我们获得大的胜利，获得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要报复，就是黄桥决战以后，它就很快地就是部署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他们就密谋策划了，而后在宁国开了一个秘密军事会议，实际上就确定了这个方案。

陈加腾：蒋介石就是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去，那么共产党它不同意，这个后来就是做了一个让步，做了一个让步，同意把江南的，就新四军军部直属的这些部队，北移到长江以北来。

王铺一：1940年的11月3号中央发电报给谁，给项英东南局，就告诉中央确定这次要让步，要撤，要撤出皖南，要撤，当然这个部署定了以后，项英他们研究，拥护中央这个决策，同时也提出要做好哪些准备的问题也提了意见。

解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皓电”受令者名义覆“佳电”，驳斥了国民党政府，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可以把皖南的部队全部北调，同意讲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

邓毅生：那么我们党中央后来跟蒋介石来来回回，这个交涉的结果，最后我们党作为一个退步，照顾统一战线，作为一个退步，就是答应长江一南的新四军的武装力量，迁到江北。这样子最后蒋介石点了头。

汤振华：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做了一点小小的让步，也就是将皖南新四军转移到苏北，转移到江北，所以才同意这样，这样做的。

解说：对皖南的新四军来说，根据地如何北移，成为中共中央的首要问题，自从1938年新四军进入皖南后，皖南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当国共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这个抗战基地该如何转移，都尖锐地摆在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面前。

王铺一：不是一个简单走的问题，而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而是实际上，要新四军准备要走，但是什么时候走，走和不走，都要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情况的变化而定，所以这个不是有些人说的，怎么叫你走你还不走，不是说叫你走不走的问题。所以这个有一个当时斗争当中看看双方高层领导怎么定的问题。

解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对整个华中的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皖南地处蒋介石后方，当时的中共中央希望以皖南的让步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换取停止国民党汤恩伯和李品仙的20万大军反共。

陈加腾：为什么不要走呢，因为这个时候在江北的时候，大概国民党有20万部队，在打江北的新四军，因为你干韩德勤，他要干他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作为一个筹码，谈判的筹码，就是我这个北移可以，但是你要把你那20万人撤下来，不要打我江北的新四军、八路军。

毛维青：粮食不够，武器不够，一路打过去要碰到日本人了，军饷也不够，困难很多呢，一个部队要移动的话呢，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吧。加上从皖南要搬到苏北去，那么要经过长江，那么容易走的啊。

康锡祥（安徽省科学院历史研究员）：这里多好，鱼米之乡，有吃有喝，环境又好，不想走，项英也不想走。

解说：1940年11月15日项英收到毛泽东电报，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动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实际上，皖南北移作为谈判条件，并没有阻止汤恩伯和李品仙的部队东进。至此，皖南部队进一步准备开动北移。

毛维青：一个是走的时间问题，一个路线的问题，是不是啊，争论嘛，一个是走的时间，什么时候走，那么中央几次三番地催，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不要失掉有利时机，不要失掉这个机会。

解说：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由北向云岭、经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至皖东，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日本敌占区，向东是由皖南新四军驻地经苏南北渡，这条线路所经之地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的交错防区，而向南是从驻地经茂林、三溪、旌德绕道苏南，然后伺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而蒋介石则让新四军渡江，经过日军防线北移。

陈志宏：那么最近的应该是怎么走呢，走南陵、走北贡，走南陵，然后从那边，从繁昌那边过江，但是不行，这个江面上全部是日伪的舰艇重兵把守。

邓毅生：难度很大，首先我们能想到的，一个我这个部队北上，我要通过日占区，要跟日本人发生战斗，弹药不够，部队转移这个军费不够。